不信马列却在共产党旗帜下宣誓
是谁抽走了中国社会的道德脊梁？是走资派们经四十多年的打着共产党的旗号，谎称“改革开放“，实则《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还号称“信仰“马列主义的谎话，以假乱真颠倒黑白，以精致的绝对的利己主义者，两面派机会主义手段抽走了中国社会的道德脊梁。
正是大批走资派们既不信马列却仍要在共产党旗帜下宣誓的官员，蛀倒了支撑社会核心价值的脊梁。要嘛真心信仰共产党, 要嘛信仰资本主义私有大方方向全世界宣布, 现在这样人不是人, 鬼不是鬼, 挂羊头卖狗肉, 打着红旗反红旗误导胡弄百姓一时还可以, 长久欺骗将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恶果将会遗臭万年的! 几十年来真是这批一代接一代继承着抽走了中国社会的道德脊梁!
在曾经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改革开放后的官员说一套，做一套，何其可怕：买官卖官，骄奢淫逸，官商勾结互动……当达到一定社会普遍性，以示范、以感染、以传递，「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是看一个人权力的大小和金钱的多少」社会之风就会流行；「一切向钱看，唯利是图，甚至不惜生命」的社会风气就会形成。事实上，道德的形成既发生在个体间传递，也发生在社会机制对个体的影响与转化。
公平正义的社会容易培养品行兼优的公民，不公平不正义的社会，公民不会认同社会价值观，相反容易滋生灰暗心理报复社会。什么抽去了我们社会道德的脊梁，是这样人不是人, 鬼不是鬼, 挂羊头卖狗肉, 打着红旗反红旗误导胡弄百姓因而没建成和维持好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不公平不正义」一点点蚕食掉社会核心价值的支架。
这些年，上层头头们打着红旗反红旗误导胡弄百姓, 人们利用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改革，无意成了权益集团假改革之手，行集团利益最大化之实，诸多改革，受益的总是体制内，受害的总是百姓。至以造成底层人对改革的恐惧症－今人感叹的是，就在今日今时，还能见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官员吗? 还能见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贫下中农当家作主的影子吗?
「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如此庸俗化的「功利主义道德观」作为理论，作为一个政党的指导思想, 作为一个国家的建国方针简直可笑到了极点! 而「共同富裕」的「约定」却被「淡化」：一方面GDP至上，透支环境，透支后代，甚至采取了不公平不道德损害百姓利益手段；另一方面，只讲“抓老鼠”不讲“合理分配老鼠”，一个资源属于全民的国家，极少数人利用资源垄断或权力，获取绝大部分利益，寻常百姓只得到小部分利益或无利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老百姓“生不起，读不起，娶不起，住不起，死不起”，而要全民经商全民竞争, 在窘迫的生存空间中，每个人都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因而弱肉强食丛林法则, 完全走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化的道路, 而口头上宣称是共产党的信仰, 实际上做的是另一套! 人世间最可恨的就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大骗子!
共产党是自认为是相信唯物主义同时又崇尚科学的，然而，改革开放后的民俗民风又恢复到旧社会的四旧之中, 很多政府官员如同普通民众一般烧香拜佛算命相凤水成风, 因此各类大师前仆后继层出不穷, 婚丧黑白大操大办.........搞得整个社会污烟障气俗不可耐! 全社会道德无底线出现了许多如黑砖窑童工, 有毒奶粉, 猪瘦肉精……，假, 诈, 骗，......遍地开花。
源自共产党信仰的道德，连结文化、政治，其实也关联经济。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多年里提供了最重要的动力，促进了社会主义理性化发展，那么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来，一个抽去脊梁而坍塌的社会道德体系，只能阻碍国家经济的理性发展。当人们憎恨官员说谎话、空话，痛恨餐饮业无良，抱怨制造业浮燥时，无妨看一看前三十年的所作所为! 从现实来看，做正确的事比做不正确、不符合道德的事更难。
现在我们除了钱外什么都没有，精神确实很虚无。道德连结文化、政治，是大命题，忙碌于生计的百姓不会对之做学究式探求，只会感知现实来调节自身的道德底线，重要的，他们是以各种管道来相互传递各自生存法则。以职业道德为例，在《社会主义职业道德》书里，对道德「传递性」给予了大致如下的描述：
一个受到领导不公平对待的医生，可能将怨气撒给病人；一个满腹怨气的售票员，可能将怨气撒向乘客；一个有怨气的老师，有可能将怨气撒向学生…
今天的现实恐怕远比上述图像恶劣：一个爱受贿的领导干部，他手下的医生可能敢向病人索贿；一个被索贿的老师，可能坦然接受学生家长行贿……所有「被潜规则」的人，都可能要去「潜规则」他人；当占有社会主体的岗位任何人都能腐败时，全民道德崩塌危机就在眼前。
中国共产党有政治信念的政党，政治信念是对政治体系及其理论认同、敬仰基础上，形成的自己言行价值观，并且身体力行。按说，透过制度推行的信仰，能发挥对社会的凝聚、导向和感召力。
想其初，不正是中国人在蒙昧中得到的信仰，如同饥不择食时得到的一杯羹，冲着未来美好的生活前景，百姓才用最后一个儿子，用最后一颗粮，用小推车，去换一个新国家吗。
然而，情何以堪，一个有着政治终极追求的中国共产党，由改革开放后在”猫论” ”先富论” ”摸石头论”......谎言下一直衍化到今天社会道德大滑坡！
我们没有上帝，我们有5000年的古代文明，其核心儒家思想对后代影响最大。始终走不出封建专制循环的中国，让许多新旧知识分子愤怒异常，有道是“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
缺德的人和事首先出现在新闻里，几乎所有的新闻都是无聊或搞笑。政治可以编段子，有人把新闻联播概括为：前 十分钟领导人接见，访问; 中间十分钟中国人民生活很幸福; 后十分钟，国内外的搞笑和国外的普世价值。在经济数据新闻里几乎多是谣言，一会儿房价一定要降，另一会儿房价必定要降，房价不降，......房价还在涨，......谁看见了真相? 新闻就像电视剧，年季有影帝。
缺德的人和事其次出现在各级各类谋体上的是阴暗，愤怒。官员腐败，金融大鳄又侵吞巨款逃离大陆，演艺明星二胎，裸照，窃听门，黄赌毒，网瘾…
缺德的人和事再次出现在各级各类谋体上的是无情，寒冷。老人倒了不敢扶，装死装病碰瓷，计程车司机奸奸女学生，小学生跳楼，教师自杀，井底住了二十年…
所有的新闻谋体报导的多是负面讯息，给人负面感受。人看着这些讯息，心里可不是滋味了。
回顾改革开放几十过去的历史，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句是「民心倒了，就扶不起来了」。民心为什么倒了?
还有早年的一句，「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人心为什么散了? 这都是谁闹的?
从建国到文革结束，三大改造，生产队，合作社，人民公社…哪一步不是党和人民齐心协力奔向社会主义?!
从八一年的三中全会为拐点，改革开放吹响了号角，特区破冰；到大刀阔斧鼓励走出去，引进来，城镇化; 到进一步深化改革，杀出一条血路; 到铁路私有化，外资进入国命脉产业; 到农民分田到户......一路走来越来越背离了共产党的初心, 人心散了, 民心散心, 还能扶起来吗?
天 下为公，世界大同，正是为公，才有无数先烈为公有、共产主义抛头颅，洒热血!
正是为公，那个时代才涌现出了无数的公仆，党员，劳模！正是为公，才从一穷二 白的烂摊子上，营造出骄人的业绩;
正是为公，人们才不敢也不愿腐败;
正是为公，才让跪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人，站了起来! 正是为公，人们有信仰 ，有理想，才有了让人无限怀念的那个时代! 人心为公，天下大同!
而今，私字当头。
要问什么是万恶之源，有人说，金钱不是，金钱只是私字利用的掩护工具。私字才是万恶之源。
私字闹得人心倒了，私有闹得人心散了! 那么民心散了, 民心倒了, 共产党无根而为能不倒吗?
私有化观念，就像毒蛇，紧紧缠着人心。
因为私有化，国企宣布破产，工人解散下岗;
因为私有化，该退休的 老人不能退休，继续打工，该上岗的青年，无岗可上;
因为私有化，黄赌毒重返华夏，被打倒的牛鬼蛇神再次活跃;
因为私有化，人心膨胀， 物欲横流;
因为私有化，七、八十岁的老人被迫卖菜、蹬三轮;
因为私有化，才有了党员忘记党章党纲，官员忘记为人民服务，人民活的没有尊严;
因为私有化，才有了农民 工辛苦一年讨薪无果痛哭流涕，服务员离乡打工无故失踪;
因为私有化，中国人民肩上又担负起一座座大山;
因为私有化，才有 了贫富悬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因为私有化，中国人才活不起，死不起，生不起，病不起，一心只为人民币;
因为私有化，才有了白领每月赚万元觉得不够花， 有危机感，过劳死;
因为私有化，中国才成了人们口中的“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中美两国是夫妻关系”；
因为私有化，站直了的中国人为了钱，为了生计，又跪了下去…
痛哉中华!
公有，私有，公道自在人心。
不信马列却在共产党旗帜下宣誓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亦兵亦学亦工》三线建设学生
读到一篇论文《亦兵亦学亦工 —襄渝铁路学兵连研究（1970-1973年）》 作者：李德英 1 蔡艺雯 2 刘 凡【转载】 来自：《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10月第39卷第5期。
【摘要】襄渝铁路学兵连是襄渝铁路建设的一只重要力量，这些学兵绝大多数初中毕业，年龄在 16-26 岁。经陕西省革委会动员，西安、咸阳等城市和地区 1969、1970 年两届初中应届毕业生和部分社会青年 25 000余人，到襄渝铁路陕西段参与建设，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思想改造和劳动锻炼，工程结束后，这批学兵由陕西省相关部门统一安排了工作。这些学兵既是民兵又不同于民兵、既是知青又不同于知青，亦兵亦学亦工的复杂身份使他们的三线生活既艰苦又难忘，饥饿、危险、死亡与革命荣誉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那段往事的基调。
近年来，关于三线铁路网的规划、布局、建设、影响等问题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但对于铁路工程参与群体的研究较少。尤其是襄渝铁路学生民兵这一群体，尚未有深入的学术研究成果出现。尽管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群特殊的知识青年仍未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文学工作者及原学兵连成员以襄渝铁路学兵连为历史原型，创作了不少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⑤ 。这些亲历者的记录，为学兵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记忆资料，为襄渝铁路学兵连的历史研究奠定了基础。本文拟对襄渝铁路学兵连组织动员、编制待遇、工地生活和学兵记忆做一探析，以便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学兵们在三线建设中所面临的困窘以及他们克服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
襄渝铁路东起襄樊，西至重庆，全长915.6公里，是连接三线重点地区四川省、陕西省与我国中部地区的交通大动脉，在铁路交通网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 。襄渝铁路共分三段：东段在湖北，西段在四川，中段也称陕西段，包括胡家营至达县部分（含陕西省和四川东部部分地区）。西段于1968年4月开工，东段于1969 年3月开工，中段于1970年3月开工。至1970年二季度，铁道兵部队已先后调动23.6万兵力进入襄渝铁路工程施工，但劳动力仍然有缺口 。经国务院批准，四川省和湖北省分别动员30万和14万民兵支援，然而，陕西省由于阳安铁路及宝鸡峡、冯家山、王瑶等水利工程的修建占用了大量民工，可以投入襄渝铁路建设的人力严重不足。
1970年，陕西段开始动工并急需青壮年劳力时，恰逢1969届和1970届初中生刚毕业，尚未上山下乡。时任陕西省革委会主任的李瑞山提议让这批学生以“劳动锻炼”的形式参与支援三线铁路建设，陕西省革委会通过了从这两届学生中选调部分人员参与襄渝铁路陕西段建设施工的方案。1970年6月，负责领导襄渝铁路陕西段工程的2107工程陕西省建设指挥部成立，经陕西省革委会、陕西省军区和铁道兵东段指挥部共同研究决定，“从一九六九、一九七〇届中学毕业生中选调十六周岁以上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的学生一万名（女学生不超过百分之十五），由铁道兵部队带领，并配一定数量地方干部，参加施工，争取八月份上齐。施工任务完成后，由省劳动部门统一分配工作”[3]3 。随着襄渝铁路陕西段修建工程展开，劳动力需求持续扩大，陕西省革委会决定，除1970年动员约 10000名学生赴三线支援外，1971年再次选调15000名学生参与襄渝铁路陕西段工程建设 。陕西省2107指挥部将其命名为“学生民兵”，在建设工地上，学生民兵连，被简称为“学生连”或“学兵连”，学生民兵连队退场后，政府和社会上称之为“三线学生连”或“三线学兵连” 。
学兵的动员工作由陕西省革委会总负责，各地方的城市人口下放疏散办公室直接领导，并由铁道兵协助完成。其动员范围为“陕西省内家居城镇吃商品粮的1969届、1970届中学毕业生，社会青年和应下乡而未下乡的‘前三届’毕业生”。此外，咸阳地区要求原分配到各军队农场的初中毕业学生和中央、省属驻地县的厂矿企业单位的子弟也加入其中。
在面向学生的动员工作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令学生及家长理解支援三线建设的意义：第一、认清形势，加强战备；第二、修建襄渝铁路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决策之一；第三、知识青年参加三线建设，是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的极好机会。“
知识青年参加修建襄渝铁路工程是在解放军的直接组织领导下进行的，可以亲身受到解放军的教育和培养”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指示是“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这里的宣传动员则强调知识青年“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显然是对毛泽东指示精神的进一步引申，将参与襄渝铁路建设作为知识青年接受思想改造的一个途径，可以说，学生参加铁路建设其实是知识青年改造思想和世界观的另一种方式，与上山下乡殊途同归。
除精神动员之外，三线建设政治动员还有另外两个特色，即制度动员和物质动员[9] 。制度动员具有强制性，而物质动员则是通过为被动员者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或给出承诺来完成。对于青年学生和家长而言，他们最为关心的是前途问题。对此，动员单位进行了引导，并给出了承诺。据学兵刘某某回忆，动员条件中，对他们来讲最有吸引力的一条就是：支援襄渝铁路的这两届学生，不必参与上山下乡，“去三线就属于分配工作”“铁路工程完工后也会重新安排工作”。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相关文件明确指出：“施工任务完成后，由省劳动部门统一分配工作。”这让学生和家长消除了顾虑，不必再上山下乡，就可走上工作岗位，何乐而不为。
另外，动员工作中铁道兵部队的军代表直接表明，“我们这次招去的学兵除了不带领章、帽徽，什么都和当兵的一样”。这使学生有了一种加入学兵，就等于成为军人的感觉。有学兵称“做梦都想当女兵”，参与襄渝铁路的修建工程，当上一名“不穿军装的女兵”同样也是一件很“神气”的事。
通过讲形势、树理想、许前途等方式的宣传动员，绝大多数青年学生对参与三线建设表现相当踊跃，参与修建铁路的意愿强烈。最终，有25809名1969届、1970届初中毕业生，分两批送往秦巴山区的施工地参与襄渝铁路工程的修建工作。
学兵的粮食、户籍关系到达驻地后全部转入襄渝铁路修建指挥部。按照有关规定，学兵参与襄渝铁路工程时的粮食均由驻地供应，每人每月45斤；工资为每人每月28元，按月发放；商品供应和棉花供应均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对待；学兵每月工资的28元中，需要上缴15元作为每月伙食费，可供自己开销的有 13元。
而同样被抽调修建襄渝铁路陕西段的民兵和普通工人的工资则是每人每月38元，技术工人44元。据襄渝铁路的民兵回忆，“民兵每个月六七八三个标准，吃饭不交钱。同时，部队按照每人每月38元交给地方，是民兵所在生产队的每月工分钱”。除了作为工分计算工作量之外，民兵可以得到每个月8元的零花钱。
由此可见，尽管学兵被称为“学生民兵连”，是民兵的一种类型，但其待遇，与一般民兵有所不同。究其原因，估计与学兵参加筑路工作的性质有关。进行学兵动员时，已经强调学兵到襄渝铁路，是作为上山下乡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为了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因此，其身份既是特殊的“知青”，又是特殊的民工，陕西省革委会等机构在考虑学兵的工资待遇时，主要从接受锻炼和教育出发，能够维持生活即可。
经过陕西省革委会等机构精心组织和护送，25809名学兵分批、分次来到位于紫阳、安康、旬阳、白河境内的施工地，141个学生连队在全长近300公里的襄渝铁路陕西段上铺开，与铁道兵战士和民兵一起，参与了铁路修建的所有工种和环节，并成为桥梁和隧道施工的主力军。
根据档案资料记载，在工地上，铁道兵官兵对学兵很照顾，并积极教育，“对学生绝不能简单的当作劳动力来使用，而是一切着眼于用毛泽东思想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每个连队派两名军代表，“有的还把军代表派到排、班，对学生连的组织管理教育，一律和解放军一样，对知识青年从政治上关心，劳动上帮助，生活上照顾，真正做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耐心细致的育”。
在铁道兵指战员的教育和帮助下，学兵们培养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作风。“不仅学会了砍柴做饭，自己料理日常生活，并且遵照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教导，用自己的双手在高山峻岭上披荆斩棘，开出平地，搭起帐篷，盖起营房，种上蔬菜，养起猪羊”。
在参与襄渝铁路建设四个月时，就已涌现出不少先进集体和个人，据某部队统计，在该部队参加三线建设的3000多名知识青年中，有800多人被评为五好战士，300多人受到行政嘉奖，评出16个四好排，评出40多个四好班，80%以上的知识青年都写了入团申请书，有100多人加入了共青团。因而，
1971年2月，陕西省相关机构认为组织知识青年参加三线建设很有必要，同时认为这是知识青年改造世界观、实现革命化的重要途径。
与上山下乡、需要“扎根农村”的知识青年相比，参与襄渝铁路修建的学兵，从1973年3月开始，到7月中旬，2107工程陕西省建设指挥部分两批完成了学兵的分配工作。实际参与分配的学兵为24742名，其中69届9668名（包括选干524人），70届15074名（包括选干461人）。学生分配去向，基本上按照 1972年当年的劳动计划执行，按部门分：分配国防工办系统2934名，中央其他单位4380名，省属单位11193名，地、市单位5860名，省军区及驻陕部队3267名；按地区分：分配到西安市9653名，宝鸡市4352名，铜川市622名，咸阳地区、渭南地区2863名，商洛地区175名，安康地区103名[13]5 。据袁培力等人考证，“汉中地区和省外也分配了一部分三线学生”。至此，陕西省相关部门兑现了动员时安排这些学兵工作的承诺。
襄渝铁路“学生民兵连”成为那个时代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既是民兵，又与普通民兵有所不同，与民兵同工不同酬，“所抽调之民兵、普工每人每月三十八元，技工四十四元，学生每人每月二十八元，实行按月发放”。根据“农忙少上、农闲多上”的原则，民兵由各地区组织，民兵有轮换回家参与农活的机制，而学兵连探亲假都没有；当然，民兵与学兵的前途也不同，工程结束后，民兵继续回乡务农，学兵则统一分配工作，所以他们既是民兵，又非民兵。同时，学兵被组织送往襄渝铁路工地参与建设，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种形式，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因而他们既是知青，又不同于普通知青。
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希望知识青年在农村的广阔天地，将知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同时接受思想和世界观的改造。陕西省在组织动员学生参与铁路建设时，进一步引申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意义，从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发展为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因而将组织学生参加铁路建设以弥补劳动力不足的行为，升华为组织学生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积极进行思想和世界观改造的行为，从而与党中央毛主席保持一致。
既然都是知识青年，都要接受思想改造，改造的地点可以是农村，也可以是工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知青。但他们与普通知青最大的区别在于安排工作的承诺，“施工任务完成后，由省劳动部门统一分配工作”。这是普通知青所没有的，当普通知青被要求扎根农村干革命时，他们在铁路建设工地上只干了两年多，就统一安排了工作，即使普通知青也有推荐上学、招工、招干的机会，但这么大规模的统一安排，绝无可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又不是知青。由此，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些青年人：民兵，又非民兵；知青，亦非知青。
铁路学兵连是襄渝铁路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些亦兵亦学亦工的学生绝大多数初中毕业，年龄在16-25岁。他们在铁路工地上得到了锻炼，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很多学兵认为，正是因为他们历经了铁路建设艰苦工作的锻炼，才塑造成了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军人品格”。学兵们艰苦奋斗的历史，可以进一步弘扬“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建设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和理解前辈的奋斗及意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贡献。
读到一篇论文《亦兵亦学亦工 —襄渝铁路学兵连研究（1970-1973年）》 作者：李德英 1 蔡艺雯 2 刘 凡【转载】 来自：《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10月第39卷第5期。
【摘要】襄渝铁路学兵连是襄渝铁路建设的一只重要力量，这些学兵绝大多数初中毕业，年龄在 16-26 岁。经陕西省革委会动员，西安、咸阳等城市和地区 1969、1970 年两届初中应届毕业生和部分社会青年 25 000余人，到襄渝铁路陕西段参与建设，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思想改造和劳动锻炼，工程结束后，这批学兵由陕西省相关部门统一安排了工作。这些学兵既是民兵又不同于民兵、既是知青又不同于知青，亦兵亦学亦工的复杂身份使他们的三线生活既艰苦又难忘，饥饿、危险、死亡与革命荣誉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那段往事的基调。
近年来，关于三线铁路网的规划、布局、建设、影响等问题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但对于铁路工程参与群体的研究较少。尤其是襄渝铁路学生民兵这一群体，尚未有深入的学术研究成果出现。尽管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群特殊的知识青年仍未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文学工作者及原学兵连成员以襄渝铁路学兵连为历史原型，创作了不少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⑤ 。这些亲历者的记录，为学兵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记忆资料，为襄渝铁路学兵连的历史研究奠定了基础。本文拟对襄渝铁路学兵连组织动员、编制待遇、工地生活和学兵记忆做一探析，以便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学兵们在三线建设中所面临的困窘以及他们克服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
襄渝铁路东起襄樊，西至重庆，全长915.6公里，是连接三线重点地区四川省、陕西省与我国中部地区的交通大动脉，在铁路交通网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 。襄渝铁路共分三段：东段在湖北，西段在四川，中段也称陕西段，包括胡家营至达县部分（含陕西省和四川东部部分地区）。西段于1968年4月开工，东段于1969 年3月开工，中段于1970年3月开工。至1970年二季度，铁道兵部队已先后调动23.6万兵力进入襄渝铁路工程施工，但劳动力仍然有缺口 。经国务院批准，四川省和湖北省分别动员30万和14万民兵支援，然而，陕西省由于阳安铁路及宝鸡峡、冯家山、王瑶等水利工程的修建占用了大量民工，可以投入襄渝铁路建设的人力严重不足。
1970年，陕西段开始动工并急需青壮年劳力时，恰逢1969届和1970届初中生刚毕业，尚未上山下乡。时任陕西省革委会主任的李瑞山提议让这批学生以“劳动锻炼”的形式参与支援三线铁路建设，陕西省革委会通过了从这两届学生中选调部分人员参与襄渝铁路陕西段建设施工的方案。1970年6月，负责领导襄渝铁路陕西段工程的2107工程陕西省建设指挥部成立，经陕西省革委会、陕西省军区和铁道兵东段指挥部共同研究决定，“从一九六九、一九七〇届中学毕业生中选调十六周岁以上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的学生一万名（女学生不超过百分之十五），由铁道兵部队带领，并配一定数量地方干部，参加施工，争取八月份上齐。施工任务完成后，由省劳动部门统一分配工作”[3]3 。随着襄渝铁路陕西段修建工程展开，劳动力需求持续扩大，陕西省革委会决定，除1970年动员约 10000名学生赴三线支援外，1971年再次选调15000名学生参与襄渝铁路陕西段工程建设 。陕西省2107指挥部将其命名为“学生民兵”，在建设工地上，学生民兵连，被简称为“学生连”或“学兵连”，学生民兵连队退场后，政府和社会上称之为“三线学生连”或“三线学兵连” 。
学兵的动员工作由陕西省革委会总负责，各地方的城市人口下放疏散办公室直接领导，并由铁道兵协助完成。其动员范围为“陕西省内家居城镇吃商品粮的1969届、1970届中学毕业生，社会青年和应下乡而未下乡的‘前三届’毕业生”。此外，咸阳地区要求原分配到各军队农场的初中毕业学生和中央、省属驻地县的厂矿企业单位的子弟也加入其中。
在面向学生的动员工作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令学生及家长理解支援三线建设的意义：第一、认清形势，加强战备；第二、修建襄渝铁路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决策之一；第三、知识青年参加三线建设，是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的极好机会。“
知识青年参加修建襄渝铁路工程是在解放军的直接组织领导下进行的，可以亲身受到解放军的教育和培养”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指示是“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这里的宣传动员则强调知识青年“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显然是对毛泽东指示精神的进一步引申，将参与襄渝铁路建设作为知识青年接受思想改造的一个途径，可以说，学生参加铁路建设其实是知识青年改造思想和世界观的另一种方式，与上山下乡殊途同归。
除精神动员之外，三线建设政治动员还有另外两个特色，即制度动员和物质动员[9] 。制度动员具有强制性，而物质动员则是通过为被动员者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或给出承诺来完成。对于青年学生和家长而言，他们最为关心的是前途问题。对此，动员单位进行了引导，并给出了承诺。据学兵刘某某回忆，动员条件中，对他们来讲最有吸引力的一条就是：支援襄渝铁路的这两届学生，不必参与上山下乡，“去三线就属于分配工作”“铁路工程完工后也会重新安排工作”。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相关文件明确指出：“施工任务完成后，由省劳动部门统一分配工作。”这让学生和家长消除了顾虑，不必再上山下乡，就可走上工作岗位，何乐而不为。
另外，动员工作中铁道兵部队的军代表直接表明，“我们这次招去的学兵除了不带领章、帽徽，什么都和当兵的一样”。这使学生有了一种加入学兵，就等于成为军人的感觉。有学兵称“做梦都想当女兵”，参与襄渝铁路的修建工程，当上一名“不穿军装的女兵”同样也是一件很“神气”的事。
通过讲形势、树理想、许前途等方式的宣传动员，绝大多数青年学生对参与三线建设表现相当踊跃，参与修建铁路的意愿强烈。最终，有25809名1969届、1970届初中毕业生，分两批送往秦巴山区的施工地参与襄渝铁路工程的修建工作。
学兵的粮食、户籍关系到达驻地后全部转入襄渝铁路修建指挥部。按照有关规定，学兵参与襄渝铁路工程时的粮食均由驻地供应，每人每月45斤；工资为每人每月28元，按月发放；商品供应和棉花供应均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对待；学兵每月工资的28元中，需要上缴15元作为每月伙食费，可供自己开销的有 13元。
而同样被抽调修建襄渝铁路陕西段的民兵和普通工人的工资则是每人每月38元，技术工人44元。据襄渝铁路的民兵回忆，“民兵每个月六七八三个标准，吃饭不交钱。同时，部队按照每人每月38元交给地方，是民兵所在生产队的每月工分钱”。除了作为工分计算工作量之外，民兵可以得到每个月8元的零花钱。
由此可见，尽管学兵被称为“学生民兵连”，是民兵的一种类型，但其待遇，与一般民兵有所不同。究其原因，估计与学兵参加筑路工作的性质有关。进行学兵动员时，已经强调学兵到襄渝铁路，是作为上山下乡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为了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因此，其身份既是特殊的“知青”，又是特殊的民工，陕西省革委会等机构在考虑学兵的工资待遇时，主要从接受锻炼和教育出发，能够维持生活即可。
经过陕西省革委会等机构精心组织和护送，25809名学兵分批、分次来到位于紫阳、安康、旬阳、白河境内的施工地，141个学生连队在全长近300公里的襄渝铁路陕西段上铺开，与铁道兵战士和民兵一起，参与了铁路修建的所有工种和环节，并成为桥梁和隧道施工的主力军。
根据档案资料记载，在工地上，铁道兵官兵对学兵很照顾，并积极教育，“对学生绝不能简单的当作劳动力来使用，而是一切着眼于用毛泽东思想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每个连队派两名军代表，“有的还把军代表派到排、班，对学生连的组织管理教育，一律和解放军一样，对知识青年从政治上关心，劳动上帮助，生活上照顾，真正做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耐心细致的育”。
在铁道兵指战员的教育和帮助下，学兵们培养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作风。“不仅学会了砍柴做饭，自己料理日常生活，并且遵照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教导，用自己的双手在高山峻岭上披荆斩棘，开出平地，搭起帐篷，盖起营房，种上蔬菜，养起猪羊”。
在参与襄渝铁路建设四个月时，就已涌现出不少先进集体和个人，据某部队统计，在该部队参加三线建设的3000多名知识青年中，有800多人被评为五好战士，300多人受到行政嘉奖，评出16个四好排，评出40多个四好班，80%以上的知识青年都写了入团申请书，有100多人加入了共青团。因而，
1971年2月，陕西省相关机构认为组织知识青年参加三线建设很有必要，同时认为这是知识青年改造世界观、实现革命化的重要途径。
与上山下乡、需要“扎根农村”的知识青年相比，参与襄渝铁路修建的学兵，从1973年3月开始，到7月中旬，2107工程陕西省建设指挥部分两批完成了学兵的分配工作。实际参与分配的学兵为24742名，其中69届9668名（包括选干524人），70届15074名（包括选干461人）。学生分配去向，基本上按照 1972年当年的劳动计划执行，按部门分：分配国防工办系统2934名，中央其他单位4380名，省属单位11193名，地、市单位5860名，省军区及驻陕部队3267名；按地区分：分配到西安市9653名，宝鸡市4352名，铜川市622名，咸阳地区、渭南地区2863名，商洛地区175名，安康地区103名[13]5 。据袁培力等人考证，“汉中地区和省外也分配了一部分三线学生”。至此，陕西省相关部门兑现了动员时安排这些学兵工作的承诺。
襄渝铁路“学生民兵连”成为那个时代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既是民兵，又与普通民兵有所不同，与民兵同工不同酬，“所抽调之民兵、普工每人每月三十八元，技工四十四元，学生每人每月二十八元，实行按月发放”。根据“农忙少上、农闲多上”的原则，民兵由各地区组织，民兵有轮换回家参与农活的机制，而学兵连探亲假都没有；当然，民兵与学兵的前途也不同，工程结束后，民兵继续回乡务农，学兵则统一分配工作，所以他们既是民兵，又非民兵。同时，学兵被组织送往襄渝铁路工地参与建设，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种形式，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因而他们既是知青，又不同于普通知青。
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希望知识青年在农村的广阔天地，将知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同时接受思想和世界观的改造。陕西省在组织动员学生参与铁路建设时，进一步引申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意义，从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发展为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因而将组织学生参加铁路建设以弥补劳动力不足的行为，升华为组织学生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积极进行思想和世界观改造的行为，从而与党中央毛主席保持一致。
既然都是知识青年，都要接受思想改造，改造的地点可以是农村，也可以是工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知青。但他们与普通知青最大的区别在于安排工作的承诺，“施工任务完成后，由省劳动部门统一分配工作”。这是普通知青所没有的，当普通知青被要求扎根农村干革命时，他们在铁路建设工地上只干了两年多，就统一安排了工作，即使普通知青也有推荐上学、招工、招干的机会，但这么大规模的统一安排，绝无可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又不是知青。由此，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些青年人：民兵，又非民兵；知青，亦非知青。
铁路学兵连是襄渝铁路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些亦兵亦学亦工的学生绝大多数初中毕业，年龄在16-25岁。他们在铁路工地上得到了锻炼，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很多学兵认为，正是因为他们历经了铁路建设艰苦工作的锻炼，才塑造成了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军人品格”。学兵们艰苦奋斗的历史，可以进一步弘扬“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建设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和理解前辈的奋斗及意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贡献。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人性中《私》《公》即阶级斗争
拿人性中的《私》是人皆有之为借口，大兴《私》的言行为“合法合利“化，这是中国走资派四十多年中以“改革开放“的核心价值，激发人皆有之的《私》，使之发挥至絕对精致，如“让少数人先富“，“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学校里培养“絕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等等，一切价值观道德观都以“自私“，“自我“，“自家“为首，为先。以至于人人都以”自私自利“为核心价值观。造成今日之中国社会之乱象。
人性中的《私》和《公》之间的斗争即《阶级斗争》。一讲到《阶级斗争》，有人总是误导说是“穷人“和“富人“，因而有点钱的“富人“就十二万份地抗拒《阶级斗争》。其实《阶级斗争》泛指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富人参加共产党的有之。穷人掌握权力后反共产党的不少。同一个人中一段时间信仰共产党，另一段时间为活命可以背叛共产党的。例如老走资派参加《长征》时会想“让少数人先富“吗？新走贤派将军部长入党宣示时，想到用军队的高级机密出卖给美国吗？同一个人在不同人生阶段的内心存在《私》和《公》之间的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文革》中为啥要斗私批修？！
要问什么是万恶之源，有人说，金钱不是，金钱只是被《私》字利用的掩护工具。私字才是万恶之源。
私字闹得人心倒了，私有闹得人心散了! 那么民心散了, 民心倒了, 私有化观念，就像毒蛇，紧紧缠裹着人心。
前三十年没有妓女吸毒的, 难道没有人想吸毒嫖妓女的! ....... 那时代三反五反文革.....贪腐的官员就少......这就是大环境对个人的关系和影响!
对道德的“传递性”如......是人性的生理反映, 是观察到的一种现象! 在这儿没有说是对的是提倡的更沒有讲是什么理论! 请看清楚了并且看懂了理解了再发声行吗?! 所举的例子 "在公司受了老板的气，回家就可以揍婆娘？ “难道在现实生活中沒有吗? 不是常有人劝说别把”在公司受了老板的气”带回家不就是一种制止吗! 还弄个什么"鸡生蛋，蛋生鸡”显得不简单有学问? 好笑不!
然而，情何以堪，一个有着政治终极追求的中国共产党，由改革开放后在”猫论” ”先富论” ”摸石头论”......谎言下一直衍化到今天社会道德大滑坡！
想其初，不正是中国人在蒙昧中得到的信仰，如同饥不择食时得到的一杯羹，冲着未来美好的生活前景，百姓才用最后一个儿子，用最后一颗粮，用小推车，去换取一个新国家吗。
首先搞清楚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历史事实再来发声! 笼通地指责是说不通的! 有人总是口口声声喊着民主, 民主不就是人民作主! 那么就去仔细观察研究各个时期各个国家的政府的所作作为是否民主了再来指责吼骂也不晚!
什么是人民？人民，就是组织起来的群众。
共产党将群众组织起来，群众就变成了人民，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后来，有人将人民去组织化，人民又还原成了群众。当人民还原成了群众，共和国也就变成了民国。民国之民，一盘散沙，任人凌辱；民国之国，一块豆腐，任人宰割。毋庸质疑，利益集团怕人民，帝国主义怕人民，他们一定会变着花样将人民还原成群众。
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4]，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今天，重温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哲理思想，对毛泽东不论是站在朋友、对手还是敌人的立场上，不论你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评论功过是非，都无法推翻超凡脱俗的“为人民服务”的哲理思想，也无法推翻毛泽东历史伟人的地位，因为，毛泽东不但创造了一个新时代，而且修正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官之道改革思想，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将长久地影响着世世代代的人、世世代代的统治者。而且，超凡脱俗的“为人民服务”的哲理思想，既是前无古人，同时后来者也将难以突破！
在今日的为官之道上，尽管不少的为官者不要说没有毛泽东超凡脱俗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就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官之道都做不到，反而高高在上地享受“先天下之乐而乐”。由此可见，近年来官场的招聘会出现众多趋之若骛者究竟为了啥？这就更值得全社会深思了。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一名普通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发表了一篇重要讲演《为人民服务》。从那以后，“为人民服务”不但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更重要的是“为人民服务”这五个文字不但包含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超凡”为民思想，而且去掉了“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享受”思想影子。由此可见，“为人民服务”就是超凡脱俗的为官之道思想，这一思想的最高境界就是：人民始终是父母，官员始终是公仆！几千年高高在上的帝王号令天下贱民的思想理念从此被毛泽东终结在了毛泽东时代，“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思想也同时把毛泽东推向了超凡脱俗的历史伟人的位置上。
真正共产党的为官之道“为人民服务”就是超凡脱俗的为官之道思想，这一思想的最高境界就是：人民始终是父母，官员始终是公仆！
为人民服务彻底走了。
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却如火如荼。
共产党的初心变了，把为人民服务变成为人民币服务了。
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样两段话：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 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 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们要在一九七五年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这样就可以为在一九八○年以前实现上述的第一步设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础。从国内国际的形势看，今 后的十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的十年。在这个时期内，我们不仅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要向实现第二步设想的宏伟目 标前进。国务院将按照这个目标制订十年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直到工矿企业和生产队等基层单位，都要发动群众，经过充分讨论，制订自己的计划，争取提前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从这两段话中，你看到了什么？难道不是万众一心、所向无敌吗？？有了这一点，还有什么奇迹不可以创造呢？有了这一点，就足够了！
为人民服务：
“人民”就是以工农为主体的劳动群众。
为人民服务的出发点，就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阶级斗争，去提高人们的阶级觉悟，去密切联系群众，去促成工农群众的大团结，从而突出工农群众的社会地位。
工农群众有了社会地位，这是天翻地覆的大事情，这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于是官民平等、同甘共苦、万众归心、群策群力、群情振奋、希望无限、社会和谐。
让少数人先富起来：
众所周知，自从这个事实上的毫不动摇地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特色理论问世以来，不仅从未有过它明确而严格的概念，并且，在事实上还有着这样的强制措施：要不管黑猫白猫的、不问姓公姓私的、不问姓社姓资的、第一桶金原罪不究的、一切向钱看的、一把手说了算的、不换思想就换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有了如此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出发点，就理所当然的会伴随着这样的过程：千方百计地取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阶级斗争，千方百计地去 麻痹人们的阶级觉悟，千方百计地去利用和纵容“名人”、“精英”们为所欲为 ，千方百计地去限制工农群众的大团结，千方百计地把工农群众变成了弱势群体。
至此，工农群众哪里还会有事实上的政治地位？而工农群众一旦失去了事实上的政治地位，哪里还会得到事实上的服务和利益？所能够有的，只能是依靠出卖劳动力谋生而已。
于是，便自然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两极分化、官民对立、离心离德、民怨沸腾、治安混乱、外敌入侵。
拿人性中的《私》是人皆有之为借口，大兴《私》的言行为“合法合利“化，这是中国走资派四十多年中以“改革开放“的核心价值，激发人皆有之的《私》，使之发挥至絕对精致，如“让少数人先富“，“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学校里培养“絕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等等，一切价值观道德观都以“自私“，“自我“，“自家“为首，为先。以至于人人都以”自私自利“为核心价值观。造成今日之中国社会之乱象。
人性中的《私》和《公》之间的斗争即《阶级斗争》。一讲到《阶级斗争》，有人总是误导说是“穷人“和“富人“，因而有点钱的“富人“就十二万份地抗拒《阶级斗争》。其实《阶级斗争》泛指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富人参加共产党的有之。穷人掌握权力后反共产党的不少。同一个人中一段时间信仰共产党，另一段时间为活命可以背叛共产党的。例如老走资派参加《长征》时会想“让少数人先富“吗？新走贤派将军部长入党宣示时，想到用军队的高级机密出卖给美国吗？同一个人在不同人生阶段的内心存在《私》和《公》之间的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文革》中为啥要斗私批修？！
要问什么是万恶之源，有人说，金钱不是，金钱只是被《私》字利用的掩护工具。私字才是万恶之源。
私字闹得人心倒了，私有闹得人心散了! 那么民心散了, 民心倒了, 私有化观念，就像毒蛇，紧紧缠裹着人心。
前三十年没有妓女吸毒的, 难道没有人想吸毒嫖妓女的! ....... 那时代三反五反文革.....贪腐的官员就少......这就是大环境对个人的关系和影响!
对道德的“传递性”如......是人性的生理反映, 是观察到的一种现象! 在这儿没有说是对的是提倡的更沒有讲是什么理论! 请看清楚了并且看懂了理解了再发声行吗?! 所举的例子 "在公司受了老板的气，回家就可以揍婆娘？ “难道在现实生活中沒有吗? 不是常有人劝说别把”在公司受了老板的气”带回家不就是一种制止吗! 还弄个什么"鸡生蛋，蛋生鸡”显得不简单有学问? 好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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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其初，不正是中国人在蒙昧中得到的信仰，如同饥不择食时得到的一杯羹，冲着未来美好的生活前景，百姓才用最后一个儿子，用最后一颗粮，用小推车，去换取一个新国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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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人民？人民，就是组织起来的群众。
共产党将群众组织起来，群众就变成了人民，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后来，有人将人民去组织化，人民又还原成了群众。当人民还原成了群众，共和国也就变成了民国。民国之民，一盘散沙，任人凌辱；民国之国，一块豆腐，任人宰割。毋庸质疑，利益集团怕人民，帝国主义怕人民，他们一定会变着花样将人民还原成群众。
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4]，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今天，重温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哲理思想，对毛泽东不论是站在朋友、对手还是敌人的立场上，不论你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评论功过是非，都无法推翻超凡脱俗的“为人民服务”的哲理思想，也无法推翻毛泽东历史伟人的地位，因为，毛泽东不但创造了一个新时代，而且修正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官之道改革思想，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将长久地影响着世世代代的人、世世代代的统治者。而且，超凡脱俗的“为人民服务”的哲理思想，既是前无古人，同时后来者也将难以突破！
在今日的为官之道上，尽管不少的为官者不要说没有毛泽东超凡脱俗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就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官之道都做不到，反而高高在上地享受“先天下之乐而乐”。由此可见，近年来官场的招聘会出现众多趋之若骛者究竟为了啥？这就更值得全社会深思了。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一名普通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发表了一篇重要讲演《为人民服务》。从那以后，“为人民服务”不但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更重要的是“为人民服务”这五个文字不但包含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超凡”为民思想，而且去掉了“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享受”思想影子。由此可见，“为人民服务”就是超凡脱俗的为官之道思想，这一思想的最高境界就是：人民始终是父母，官员始终是公仆！几千年高高在上的帝王号令天下贱民的思想理念从此被毛泽东终结在了毛泽东时代，“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思想也同时把毛泽东推向了超凡脱俗的历史伟人的位置上。
真正共产党的为官之道“为人民服务”就是超凡脱俗的为官之道思想，这一思想的最高境界就是：人民始终是父母，官员始终是公仆！
为人民服务彻底走了。
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却如火如荼。
共产党的初心变了，把为人民服务变成为人民币服务了。
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样两段话：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 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 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们要在一九七五年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这样就可以为在一九八○年以前实现上述的第一步设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础。从国内国际的形势看，今 后的十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的十年。在这个时期内，我们不仅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要向实现第二步设想的宏伟目 标前进。国务院将按照这个目标制订十年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直到工矿企业和生产队等基层单位，都要发动群众，经过充分讨论，制订自己的计划，争取提前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从这两段话中，你看到了什么？难道不是万众一心、所向无敌吗？？有了这一点，还有什么奇迹不可以创造呢？有了这一点，就足够了！
为人民服务：
“人民”就是以工农为主体的劳动群众。
为人民服务的出发点，就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阶级斗争，去提高人们的阶级觉悟，去密切联系群众，去促成工农群众的大团结，从而突出工农群众的社会地位。
工农群众有了社会地位，这是天翻地覆的大事情，这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于是官民平等、同甘共苦、万众归心、群策群力、群情振奋、希望无限、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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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自从这个事实上的毫不动摇地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特色理论问世以来，不仅从未有过它明确而严格的概念，并且，在事实上还有着这样的强制措施：要不管黑猫白猫的、不问姓公姓私的、不问姓社姓资的、第一桶金原罪不究的、一切向钱看的、一把手说了算的、不换思想就换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有了如此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出发点，就理所当然的会伴随着这样的过程：千方百计地取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阶级斗争，千方百计地去 麻痹人们的阶级觉悟，千方百计地去利用和纵容“名人”、“精英”们为所欲为 ，千方百计地去限制工农群众的大团结，千方百计地把工农群众变成了弱势群体。
至此，工农群众哪里还会有事实上的政治地位？而工农群众一旦失去了事实上的政治地位，哪里还会得到事实上的服务和利益？所能够有的，只能是依靠出卖劳动力谋生而已。
于是，便自然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两极分化、官民对立、离心离德、民怨沸腾、治安混乱、外敌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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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不改悔走资派是不反洋奴哲学
一九七六年《红旗》第四期发表了张春桥的文章，《中国人要反对洋奴哲学》，深刻批判邓小平的洋奴哲学。
全文如下：
《中国人要反对洋奴哲学》
作者：张春桥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原则分歧，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去年夏季前后，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一切为了现代化”的幌子下，又大肆贩卖洋奴哲学。他公开主张把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外国，叫嚷“要拿出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还说什么“这是最可靠的”，而且是“一个大政策”。
一时，祟洋迷外之风又刮起来了。
国内劳动群众的创造受到议论讥笑，坚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受到非难攻击，似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对了，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反而有理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力量。只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完全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建设起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与此相反，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鼓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推行一条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完全对立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看不见人民群众的力量，根本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他们拜倒在西方资产阶级的面前，甘心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甚至主张卖国投降，靠向外国乞讨过活。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国人民扬眉吐气，发奋图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
人造地球卫星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新的石油勘探开采技术的采用，大型内燃机车、大容量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百万次电子计算机、电子扫描显微镜、各种类型数控机床等新产品试制成功，都表明我们在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道路上正凯歌行进。
我们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四个现代化”，而在于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究竟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点放在那里。
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是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一条根本原则，是战胜一切困难夺取胜利的可靠保证。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
在革命战争胜利以后，我们又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依靠自力更生，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刁难破坏，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但是，我们面临的任务仍然是很艰巨的。完成艰巨的任务靠什么？基本的一条就是靠充分动员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离开这一条，我们就不可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因此，我们更要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绝对不能离开这个基点。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我们既不能掠夺别国人民的财富，也不能依赖任何外国的力量来搞建设。吃现成的要受气，依赖别人是建设不成社会主义的。
只有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充分利用和挖掘本国的资源和潜力，才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们的国家更能经受风险，立于不败之地。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唱反调，到处叫嚷要千方百计出口，去“换回好多好东西回来”。据说这样就能加快资源的开发，加快工业的技术改造，加快科研的步伐，真是妙不可言。
世上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
国际上存在阶级斗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工人群众从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很懂得这一点，他们说：“我们决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系在别人的腰带上”。这句话尖锐地指出要注意被别人卡住脖子，牵着鼻子走的危险。
如果不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样样靠引进，为了引进，甚至把发展经济主要立足于国内市场的社会主义原则丢在一边，无原则地以出口换进口，势必造成那么一种状况：自己能生产的无限制地进口；国内很需要的又无限制地出口；买人家先进的，自己造落后的，甚至把矿山资源的开采主权也让给人家。
这样下去，岂不是要把我国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倾销商品的市场、原料基地、修配车间和投资场所吗？那里还有什么工业化的速度，那里还谈得上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只能作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
经济上丧失独立，政治上也就不可能自主。
中国人民在历史上遭受过的创痛是很深的。
一百多年前，清朝洋务派头子李鸿章、曾国藩，不就是鼓吹“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吗？这伙洋奴汉奸，一味想买外国的“制器之器”，搞所谓“自强”。
结果呢，中国非但没有因此强盛起来，反而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才能真正赢得高速度。
这已经为二十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无数事实所证明。我们的石油工业近十五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靠的是自力更生，其速度之快，连我们的敌人也无法否认。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的造船工业的发展速度也很快。
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宣扬“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机引进，船买进，眼睛盯着外国的一点技术专利，国产的货轮和船用柴油机长期得不到发展。
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人群众、干部批判了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才改变了面貌。
一九七〇年，上海工人开始打造船工业翻身仗，到一九七五年的六年中，船舶的吨位和柴油机的马力都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总和。
文化大革命前只造了一艘万吨轮，而这六年中万吨级以上的船舶就造了四十四艘。到底是自力更生快，还是搞洋奴哲学快，不是很清楚吗？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口口声声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却偏偏闭住眼睛不看事实，真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搞社会主义，首先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和道路。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打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旗号，到处鼓吹只要拿到先进的技术、设备，不管走什么路，用什么方法都可以。
毛主席最近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按照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一套办，必然把我国经济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其实，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依靠外国，也不可能真正发展自己的独立经济。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有自己的独立的经济体系，只能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离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但搞不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且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复辟资本主义，靠向外国乞讨过活。
苏修就是一面镜子。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之后，官僚垄断资本向西方垄断资本买专利权，借贷款，甚至不惜把未开发的资源拿去作抵押。自称有强大工业基础的超级大国，外债却越背越重，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上半年，向西方国家乞求贷款竟达一百六十叁亿美元。一手向人家掠夺，一手又向人家乞讨，这是苏修叛徒集团搞假共产主义的一大特色。
我们提倡自力更生，并不是拒绝学习和研究外国的经验，包括好的经验和坏的经验。我们也不是反对引进某些确实有用的外国技术、设备。但是，对待外国的经验以及技术、设备，都要具体分析，加以鉴别，“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使其为我所用。学习要和独创结合，立足予超。决不能生吞活剥地照抄照搬，不管好的和坏的、成功的和失败的，适合我国需要的和不适合我国需要的，一古脑儿统统搬来。
毛主席历来号召我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批判那种认为“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圆”的洋奴哲学。因为这些东西是窒息人民群众的革新创造精神、束缚人民群众手脚的精神枷锁。洋教条、洋偶像不扫荡，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焕发不出来。
那些盲目崇拜外国的人，看不起本国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在“洋”人面前矮半截，以为事事不如人，连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都不如。
清代的学者严复就很赞赏“学我者病，来者方多”的说法，不主张生搬硬套，懂得后来可以居上的道理。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
我们要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
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工厂试制成功的新产品、新材料，有不少就是工人群众发奋图强、土法上马搞出来的。工人们豪迈地说：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东方无产阶级也一定能办到。而且办得更好；西方资产阶级办不到的，我们东方的无产阶级也能办到。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把中外资产阶级的东西奉若神物，对于我国人民群众的创造从来看不上眼，只许永远跟着别人爬行。
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从来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历来奉行洋奴哲学。民族资产阶级先天就有软弱性，既怕民众，也怕帝国主义。它同帝国主义有矛盾的一面，在一个时期里有可能与民众结成统一战线去反对帝国主义，但它又有依附于帝国主义经济的一面，常常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崇洋迷外。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党内的资产阶级。 在民主革命阶段，他们就是带着资产阶级的这种劣根性跑进党内来的。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没有把立足点移过来，仍然代表资产阶级。他们害怕群众、害怕帝国主义的劣根性愈来愈发作，就不能不同广大人民群众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
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是一对孪生兄弟。对内搞阶级投降，对外必然要搞民族投降，鼓吹洋奴哲学。 洋奴哲学，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我国的精神产物。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洋奴哲学的幽灵总会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徘徊。
因此，批判洋奴哲学，是个长期的斗争任务，必须反复地进行下去。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洋奴哲学，更加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七六年《红旗》第四期发表了张春桥的文章，《中国人要反对洋奴哲学》，深刻批判邓小平的洋奴哲学。
全文如下：
《中国人要反对洋奴哲学》
作者：张春桥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原则分歧，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去年夏季前后，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一切为了现代化”的幌子下，又大肆贩卖洋奴哲学。他公开主张把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外国，叫嚷“要拿出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还说什么“这是最可靠的”，而且是“一个大政策”。
一时，祟洋迷外之风又刮起来了。
国内劳动群众的创造受到议论讥笑，坚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受到非难攻击，似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对了，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反而有理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力量。只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完全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建设起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与此相反，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鼓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推行一条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完全对立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看不见人民群众的力量，根本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他们拜倒在西方资产阶级的面前，甘心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甚至主张卖国投降，靠向外国乞讨过活。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国人民扬眉吐气，发奋图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
人造地球卫星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新的石油勘探开采技术的采用，大型内燃机车、大容量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百万次电子计算机、电子扫描显微镜、各种类型数控机床等新产品试制成功，都表明我们在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道路上正凯歌行进。
我们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四个现代化”，而在于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究竟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点放在那里。
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是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一条根本原则，是战胜一切困难夺取胜利的可靠保证。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
在革命战争胜利以后，我们又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依靠自力更生，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刁难破坏，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但是，我们面临的任务仍然是很艰巨的。完成艰巨的任务靠什么？基本的一条就是靠充分动员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离开这一条，我们就不可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因此，我们更要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绝对不能离开这个基点。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我们既不能掠夺别国人民的财富，也不能依赖任何外国的力量来搞建设。吃现成的要受气，依赖别人是建设不成社会主义的。
只有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充分利用和挖掘本国的资源和潜力，才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们的国家更能经受风险，立于不败之地。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唱反调，到处叫嚷要千方百计出口，去“换回好多好东西回来”。据说这样就能加快资源的开发，加快工业的技术改造，加快科研的步伐，真是妙不可言。
世上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
国际上存在阶级斗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工人群众从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很懂得这一点，他们说：“我们决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系在别人的腰带上”。这句话尖锐地指出要注意被别人卡住脖子，牵着鼻子走的危险。
如果不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样样靠引进，为了引进，甚至把发展经济主要立足于国内市场的社会主义原则丢在一边，无原则地以出口换进口，势必造成那么一种状况：自己能生产的无限制地进口；国内很需要的又无限制地出口；买人家先进的，自己造落后的，甚至把矿山资源的开采主权也让给人家。
这样下去，岂不是要把我国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倾销商品的市场、原料基地、修配车间和投资场所吗？那里还有什么工业化的速度，那里还谈得上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只能作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
经济上丧失独立，政治上也就不可能自主。
中国人民在历史上遭受过的创痛是很深的。
一百多年前，清朝洋务派头子李鸿章、曾国藩，不就是鼓吹“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吗？这伙洋奴汉奸，一味想买外国的“制器之器”，搞所谓“自强”。
结果呢，中国非但没有因此强盛起来，反而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才能真正赢得高速度。
这已经为二十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无数事实所证明。我们的石油工业近十五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靠的是自力更生，其速度之快，连我们的敌人也无法否认。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的造船工业的发展速度也很快。
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宣扬“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机引进，船买进，眼睛盯着外国的一点技术专利，国产的货轮和船用柴油机长期得不到发展。
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人群众、干部批判了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才改变了面貌。
一九七〇年，上海工人开始打造船工业翻身仗，到一九七五年的六年中，船舶的吨位和柴油机的马力都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总和。
文化大革命前只造了一艘万吨轮，而这六年中万吨级以上的船舶就造了四十四艘。到底是自力更生快，还是搞洋奴哲学快，不是很清楚吗？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口口声声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却偏偏闭住眼睛不看事实，真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搞社会主义，首先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和道路。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打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旗号，到处鼓吹只要拿到先进的技术、设备，不管走什么路，用什么方法都可以。
毛主席最近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按照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一套办，必然把我国经济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其实，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依靠外国，也不可能真正发展自己的独立经济。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有自己的独立的经济体系，只能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离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但搞不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且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复辟资本主义，靠向外国乞讨过活。
苏修就是一面镜子。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之后，官僚垄断资本向西方垄断资本买专利权，借贷款，甚至不惜把未开发的资源拿去作抵押。自称有强大工业基础的超级大国，外债却越背越重，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上半年，向西方国家乞求贷款竟达一百六十叁亿美元。一手向人家掠夺，一手又向人家乞讨，这是苏修叛徒集团搞假共产主义的一大特色。
我们提倡自力更生，并不是拒绝学习和研究外国的经验，包括好的经验和坏的经验。我们也不是反对引进某些确实有用的外国技术、设备。但是，对待外国的经验以及技术、设备，都要具体分析，加以鉴别，“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使其为我所用。学习要和独创结合，立足予超。决不能生吞活剥地照抄照搬，不管好的和坏的、成功的和失败的，适合我国需要的和不适合我国需要的，一古脑儿统统搬来。
毛主席历来号召我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批判那种认为“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圆”的洋奴哲学。因为这些东西是窒息人民群众的革新创造精神、束缚人民群众手脚的精神枷锁。洋教条、洋偶像不扫荡，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焕发不出来。
那些盲目崇拜外国的人，看不起本国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在“洋”人面前矮半截，以为事事不如人，连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都不如。
清代的学者严复就很赞赏“学我者病，来者方多”的说法，不主张生搬硬套，懂得后来可以居上的道理。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
我们要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
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工厂试制成功的新产品、新材料，有不少就是工人群众发奋图强、土法上马搞出来的。工人们豪迈地说：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东方无产阶级也一定能办到。而且办得更好；西方资产阶级办不到的，我们东方的无产阶级也能办到。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把中外资产阶级的东西奉若神物，对于我国人民群众的创造从来看不上眼，只许永远跟着别人爬行。
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从来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历来奉行洋奴哲学。民族资产阶级先天就有软弱性，既怕民众，也怕帝国主义。它同帝国主义有矛盾的一面，在一个时期里有可能与民众结成统一战线去反对帝国主义，但它又有依附于帝国主义经济的一面，常常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崇洋迷外。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党内的资产阶级。 在民主革命阶段，他们就是带着资产阶级的这种劣根性跑进党内来的。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没有把立足点移过来，仍然代表资产阶级。他们害怕群众、害怕帝国主义的劣根性愈来愈发作，就不能不同广大人民群众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
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是一对孪生兄弟。对内搞阶级投降，对外必然要搞民族投降，鼓吹洋奴哲学。 洋奴哲学，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我国的精神产物。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洋奴哲学的幽灵总会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徘徊。
因此，批判洋奴哲学，是个长期的斗争任务，必须反复地进行下去。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洋奴哲学，更加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旧中国》与新中国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时代全面禁绝毒品。
在旧中国，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向中国输入大量毒品。以鸦片为主要的毒品泛滥成灾，严重摧残着国人的体质，毒害和吞噬着国人的身体，成千上 万的人死于毒品，中国人也被外国人讥笑为“东亚病夫”，使其侵略者在中国大地上横行。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作出了在全国范围内禁止毒品的输入、生 产、销售和食吸，取缔了所有毒品经营场所，并严厉打击毒品贩卖者和食吸者。禁绝毒品，在世界各国包括美、英、法等国都不能做到的，只有毛泽东时代做到了。
毛泽东时代消除赌博恶习。
在旧社会，赌博这一恶习使很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卖儿卖女、家破人亡。
全国解放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作出了在全国范围内 禁止赌博，取缔了所有赌场，并纳入公安机关的打击对象，从而从根本上消除了赌博这一恶习。消除赌博恶习，只有毛泽东时代做到了。
毛泽东时代根除丑恶现象。
妓女以卖淫为生，是社会的丑恶现象。在旧中国，妓院遍布全国各地，政府还将其列为税收范围。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扫黄活动，关闭了所有的妓院，并将妓女统一组织起来，将其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中国再也没有妇女卖淫这种丑恶现 象，只有毛泽东时代做到了。
毛泽东时代取缔黑帮组织。
在旧社会，具有黑社会性质的黑帮组织遍布全国各地，他们与官府勾结，纠集打手各霸一方横行城乡，欺行霸市、烧杀抢掠、草菅人命、滥杀无 辜、无恶不作，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是社会的一个毒瘤。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取缔和彻底捣毁了各种形形色色的黑帮组 织，黑帮老大及其成员统统纯之以法。
黑帮组织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上千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是依靠黑帮 组织屠杀了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
具有黑社会性质的黑帮组织在中国的消失，只有毛泽东时代做到了。
毛泽东时代彻底剿灭匪患。
土匪就是一些打败了的蒋介石残兵败将,山林强盗纠集一伙好吃懒做和好逸恶劳之徒占山为王，打家劫舍、绑架人质、敲诈勒索、拦路抢劫、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无恶不作。
由于土匪遍布全国山林，官府派兵围剿，他们躲进深山，中国历朝历代都拿土匪没有办法，致使匪患猖獗，老百姓深恶痛绝。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打败了蒋 介石军队后，大量残兵败将退居山林与土匪勾结，妄图卷土重来，土匪更是肆无忌惮，严重威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生的红色政权。
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宁，毛泽东果断地作出了“清匪 反霸”的战略决策，派出大批解放军和公安部队进山清剿，全部剿灭了中国境内的土匪，彻底清除了匪患，全国人民拍手称快。
从新中国诞生至今60多年来，中国 再也没有土匪出现，人们不再提心吊胆。彻底剿灭土匪，中国历朝历代没有做到的事，只有毛泽东时代做到了。
毛泽东时代铲除军阀割据。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诸侯各霸一方，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在中国近代史上，又出现了军阀割据，由于军阀混战，社会更加动荡， 人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苦不堪言。
在中华民国时期，虽然蒋介石表面上统一了军阀，并把军阀部队收编为国民革命军，但却是面和心不和，经常还是发生战争。蒋介石肆无忌惮严重威胁新生的中国共产党。
为了人民和平安宁，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三年解放战争，彻底打败了蒋介石领导的八百万军队。随着国民党统治的推翻，军阀割据的土壤也随之消失。新型的人 民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国家统一编制、组建、领导和指挥，中国大陆境内不再有私人军队，军阀割据已经成为历史，中国大陆没有了内战，真正实现了人民 安居乐业，享受太平盛世。中国大陆没有军阀割据，不再有内战，只有毛泽东时代做到了。
毛泽东时代全面禁绝毒品。
在旧中国，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向中国输入大量毒品。以鸦片为主要的毒品泛滥成灾，严重摧残着国人的体质，毒害和吞噬着国人的身体，成千上 万的人死于毒品，中国人也被外国人讥笑为“东亚病夫”，使其侵略者在中国大地上横行。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作出了在全国范围内禁止毒品的输入、生 产、销售和食吸，取缔了所有毒品经营场所，并严厉打击毒品贩卖者和食吸者。禁绝毒品，在世界各国包括美、英、法等国都不能做到的，只有毛泽东时代做到了。
毛泽东时代消除赌博恶习。
在旧社会，赌博这一恶习使很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卖儿卖女、家破人亡。
全国解放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作出了在全国范围内 禁止赌博，取缔了所有赌场，并纳入公安机关的打击对象，从而从根本上消除了赌博这一恶习。消除赌博恶习，只有毛泽东时代做到了。
毛泽东时代根除丑恶现象。
妓女以卖淫为生，是社会的丑恶现象。在旧中国，妓院遍布全国各地，政府还将其列为税收范围。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扫黄活动，关闭了所有的妓院，并将妓女统一组织起来，将其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中国再也没有妇女卖淫这种丑恶现 象，只有毛泽东时代做到了。
毛泽东时代取缔黑帮组织。
在旧社会，具有黑社会性质的黑帮组织遍布全国各地，他们与官府勾结，纠集打手各霸一方横行城乡，欺行霸市、烧杀抢掠、草菅人命、滥杀无 辜、无恶不作，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是社会的一个毒瘤。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取缔和彻底捣毁了各种形形色色的黑帮组 织，黑帮老大及其成员统统纯之以法。
黑帮组织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上千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是依靠黑帮 组织屠杀了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
具有黑社会性质的黑帮组织在中国的消失，只有毛泽东时代做到了。
毛泽东时代彻底剿灭匪患。
土匪就是一些打败了的蒋介石残兵败将,山林强盗纠集一伙好吃懒做和好逸恶劳之徒占山为王，打家劫舍、绑架人质、敲诈勒索、拦路抢劫、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无恶不作。
由于土匪遍布全国山林，官府派兵围剿，他们躲进深山，中国历朝历代都拿土匪没有办法，致使匪患猖獗，老百姓深恶痛绝。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打败了蒋 介石军队后，大量残兵败将退居山林与土匪勾结，妄图卷土重来，土匪更是肆无忌惮，严重威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生的红色政权。
为了人民的和平安宁，毛泽东果断地作出了“清匪 反霸”的战略决策，派出大批解放军和公安部队进山清剿，全部剿灭了中国境内的土匪，彻底清除了匪患，全国人民拍手称快。
从新中国诞生至今60多年来，中国 再也没有土匪出现，人们不再提心吊胆。彻底剿灭土匪，中国历朝历代没有做到的事，只有毛泽东时代做到了。
毛泽东时代铲除军阀割据。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诸侯各霸一方，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在中国近代史上，又出现了军阀割据，由于军阀混战，社会更加动荡， 人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苦不堪言。
在中华民国时期，虽然蒋介石表面上统一了军阀，并把军阀部队收编为国民革命军，但却是面和心不和，经常还是发生战争。蒋介石肆无忌惮严重威胁新生的中国共产党。
为了人民和平安宁，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三年解放战争，彻底打败了蒋介石领导的八百万军队。随着国民党统治的推翻，军阀割据的土壤也随之消失。新型的人 民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国家统一编制、组建、领导和指挥，中国大陆境内不再有私人军队，军阀割据已经成为历史，中国大陆没有了内战，真正实现了人民 安居乐业，享受太平盛世。中国大陆没有军阀割据，不再有内战，只有毛泽东时代做到了。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毛泽东诗词欣赏
《清平乐.六盘山 》 (1935.10)
作者：毛泽东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白话译文：
长空高阔白云清朗， 南飞的大雁已望到了天边。不登临长城关口绝不是英雄， 算下来已征战了二万。
六盘山上雄峰再拔， 烈烈西风漫卷着红旗。今天我长绳之武装紧握手中， 哪一天才会将那蒋家狂龙捆缚？
【注释】
六盘山：宁夏南部，甘肃东部。
红旗：一九五七年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时作「旄头」。一九六一年九月为宁夏干部书写此词时改为“红旗”，手迹发表在该年十月七日的《光明日报》。
长缨：见《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注释。
苍龙：《后汉书·张纯传》，「苍龙甲寅」。注曰，「苍龙，太岁也」。古时以
太岁为凶神恶煞，太岁在地上，与天上岁星相应。
《清平乐·六盘山》是现代思想家、革命家、诗人毛泽东于1935年创作的一首词。此词上阕从眺望远景起笔，写了登上六盘山所见到的北国清秋的景色，回顾了长征的胜利，表达了红军北上抗日的坚强意志；下阕则写近处，如火的红旗在高山之巅，迎着西风舒卷，烘托了红军将士胜利的英姿。上下两阕相对独立，却又紧密相连、一脉相承；在表现手法上，全词景中有情，情中有景，达到了情景交融、刚柔相济的妙境。
1935年8月，毛泽东主席粉碎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路线后，率红一方面军继续向陕北根据地挺进。9月中旬，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奇迹般越过岷山草地，进入甘肃南部。10月7日，红军在宁夏六盘山的青石嘴，又击败了前来堵截的敌骑兵团，扫清了阻碍，摆脱了追敌，当天下午，一鼓作气，翻越了六盘山。此词即是作者翻越六盘山时的咏怀之作。此词最早发表于《诗刊》1957年1月号。
这首词回顾了万里长征的行程，表达了红军战士们勇往直前的钢铁意志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这是一首在战斗中前进的胜利曲，是一篇振奋人心，激扬斗志的宣言书。
上阕“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起笔境界辽阔，写站在六盘山高峰之上仰望所见。两句词紧扣十月天空景象：天空净朗，云层疏淡，大雁往南飞。“望断”二字涵义丰富，寄意尤深。“望断”，指望了又望，直到不见还望。因为大雁到了秋天，就要由北向南，到南方去过冬。看到南去的大雁自然就会勾起作者和红军对南方革命根据军民和故乡父老乡亲的无限思念，所以才有望断的神情。这两句虽是写景，但景中寓情。接下来“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两句，抒情显得十分自豪。作者屈指一算，红军所行的路程已经两万里前面已经没有险峻的高山了，预定目的地是一定会到达的。“不到长城非好汉”，还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北上去抗日前线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只有北上抗日，才是真正的好男儿。
下阕的结构同上阕一样，也是前两句写景，后两句抒情。“六盘山上高峰”，点明六盘山题意，并告诉读者，作者当时是在六盘山高峰之上。高峰是作者描写的一个大的背景，这个背景前面的景物很特别：“红旗漫卷西风”。红军的红旗漫卷于西风之中，这个特别的景物，象征着胜利。从画面中能体现出红军将士的豪壮之情，这就是景中寓情。“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是直接抒情。意思是长征胜利了，革命的主动权已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缚住苍龙”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作者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全词大气磅礴，雄浑豪放，隽异挺拔，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
“全词造语朴实自然，意境高远，感情充沛而又生动形象。毛泽东用高妙的手法轻松写出了自己悠闲中又有些沉重、自信中又有些悲凉的复杂情绪。”
“《清平乐·六盘山》生动地表现了毛泽东及其统率下的英雄红军胜利地登上六盘山后，远望云天，抒发了彻底打垮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坚强决心，发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壮志豪情。”
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笔名子任。生于湖南湘潭韶山一个农民家庭。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诗人、书法家。被《时代》杂志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100人”之一，被视为现代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代表作品有《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沁园春·雪》等，有《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诗词欣赏
《清平乐.六盘山 》 (1935.10)
作者：毛泽东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白话译文：
长空高阔白云清朗， 南飞的大雁已望到了天边。不登临长城关口绝不是英雄， 算下来已征战了二万。
六盘山上雄峰再拔， 烈烈西风漫卷着红旗。今天我长绳之武装紧握手中， 哪一天才会将那蒋家狂龙捆缚？
【注释】
六盘山：宁夏南部，甘肃东部。
红旗：一九五七年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时作「旄头」。一九六一年九月为宁夏干部书写此词时改为“红旗”，手迹发表在该年十月七日的《光明日报》。
长缨：见《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注释。
苍龙：《后汉书·张纯传》，「苍龙甲寅」。注曰，「苍龙，太岁也」。古时以
太岁为凶神恶煞，太岁在地上，与天上岁星相应。
《清平乐·六盘山》是现代思想家、革命家、诗人毛泽东于1935年创作的一首词。此词上阕从眺望远景起笔，写了登上六盘山所见到的北国清秋的景色，回顾了长征的胜利，表达了红军北上抗日的坚强意志；下阕则写近处，如火的红旗在高山之巅，迎着西风舒卷，烘托了红军将士胜利的英姿。上下两阕相对独立，却又紧密相连、一脉相承；在表现手法上，全词景中有情，情中有景，达到了情景交融、刚柔相济的妙境。
1935年8月，毛泽东主席粉碎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路线后，率红一方面军继续向陕北根据地挺进。9月中旬，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奇迹般越过岷山草地，进入甘肃南部。10月7日，红军在宁夏六盘山的青石嘴，又击败了前来堵截的敌骑兵团，扫清了阻碍，摆脱了追敌，当天下午，一鼓作气，翻越了六盘山。此词即是作者翻越六盘山时的咏怀之作。此词最早发表于《诗刊》1957年1月号。
这首词回顾了万里长征的行程，表达了红军战士们勇往直前的钢铁意志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这是一首在战斗中前进的胜利曲，是一篇振奋人心，激扬斗志的宣言书。
上阕“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起笔境界辽阔，写站在六盘山高峰之上仰望所见。两句词紧扣十月天空景象：天空净朗，云层疏淡，大雁往南飞。“望断”二字涵义丰富，寄意尤深。“望断”，指望了又望，直到不见还望。因为大雁到了秋天，就要由北向南，到南方去过冬。看到南去的大雁自然就会勾起作者和红军对南方革命根据军民和故乡父老乡亲的无限思念，所以才有望断的神情。这两句虽是写景，但景中寓情。接下来“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两句，抒情显得十分自豪。作者屈指一算，红军所行的路程已经两万里前面已经没有险峻的高山了，预定目的地是一定会到达的。“不到长城非好汉”，还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北上去抗日前线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只有北上抗日，才是真正的好男儿。
下阕的结构同上阕一样，也是前两句写景，后两句抒情。“六盘山上高峰”，点明六盘山题意，并告诉读者，作者当时是在六盘山高峰之上。高峰是作者描写的一个大的背景，这个背景前面的景物很特别：“红旗漫卷西风”。红军的红旗漫卷于西风之中，这个特别的景物，象征着胜利。从画面中能体现出红军将士的豪壮之情，这就是景中寓情。“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是直接抒情。意思是长征胜利了，革命的主动权已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缚住苍龙”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作者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全词大气磅礴，雄浑豪放，隽异挺拔，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
“全词造语朴实自然，意境高远，感情充沛而又生动形象。毛泽东用高妙的手法轻松写出了自己悠闲中又有些沉重、自信中又有些悲凉的复杂情绪。”
“《清平乐·六盘山》生动地表现了毛泽东及其统率下的英雄红军胜利地登上六盘山后，远望云天，抒发了彻底打垮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坚强决心，发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壮志豪情。”
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笔名子任。生于湖南湘潭韶山一个农民家庭。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诗人、书法家。被《时代》杂志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100人”之一，被视为现代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代表作品有《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沁园春·雪》等，有《毛泽东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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