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瑟瑟发抖的会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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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瑟瑟发抖的会是《谁？》

“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

“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



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

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

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

《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 (2023)》透露了这样一组数据：2023年全国查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27件，罚没金额21.63亿元。其中，涉及医药领域案件7件，所涉罚没金额约17.72亿元，占比超过8成。

流转过票、层层加价……见不得光的操作，被掀开一角。


垄断原料药，虚增成本数百倍

此次公布的一众案件，涉及东北制药、天津金耀、远大医药、武汉汇海、江西祥宇、上药生化等多家企业。其中，仅上药生化等四家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就罚没超12亿元，这一案例也堪称“经典”——一家企业以原料药垄断为起点，最终撬动整个药品生产、购销链条的巨额利润。

罚近18亿!一份报告，揭开医药领域垄断黑幕

敲警钟！医药反腐风暴仍在持续

2023年的医药反腐风暴让整个医药产业经历了一次“刮骨疗伤”。进入2024年，官方的一系列动作都在提醒，这场风暴仍在持续。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公安局透露，该局成功破获一起医药领域特大虚开发票案，抓获犯罪嫌疑人32名，该案价税合计高达50亿元。

另外，据中新健康不完全统计，截至6月18日，今年至少已有超150名医药卫生系统“关键少数”被查，范围涵盖地方卫健、医保、药监领域“一把手”以及医院、药企、高校管理层。

官方组合拳围剿，《下一个瑟瑟发抖的会是谁？》

下一个瑟瑟发抖的会是《谁？》？下一个瑟瑟发抖的会是《谁？》？下一个瑟瑟发抖的会是《谁？》？

会是《谁？》？又会是《谁？》？靠走资派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反腐？能反得了吗？


“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

转载《罚近18亿!一份报告，揭开医药领域垄断黑幕》

文章来源: 新闻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反垄断局）发布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 (2023)》透露了这样一组数据：2023年全国查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27件，罚没金额21.63亿元。其中，涉及医药领域案件7件，所涉罚没金额约17.72亿元，占比超过8成。

流转过票、层层加价……见不得光的操作，被掀开一角。


01

一桩典型大案背后：

垄断原料药，虚增成本数百倍

此次公布的一众案件，涉及东北制药、天津金耀、远大医药、武汉汇海、江西祥宇、上药生化等多家企业。其中，仅上药生化等四家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就罚没超12亿元，这一案例也堪称“经典”——一家企业以原料药垄断为起点，最终撬动整个药品生产、购销链条的巨额利润。

罚近18亿!一份报告，揭开医药领域垄断黑幕


截图自《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 (2023)》

案件中涉及的硫酸多黏菌素B原料药是生产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的必需原材料，中国没有企业生产该原料药，只能从境外进口。看到“商机”的武汉汇海方开始入局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

2010年4月，武汉汇海与丹麦雅赛利签订了《原料药供货协议》，成为丹麦雅赛利中国市场代理商。2013年11月，丹麦雅赛利获得原料药《进口药品注册证》。2016年开始，汇海方给予丹麦雅赛利中国区销售负责人好处费，要求其利用职权不向其他企业销售硫酸多黏菌素B原料药。

根据官方公布的调查，2015年以来，丹麦雅赛利将向中国出口的硫酸多黏菌素B原料药总量的98%销售给了汇海方或者汇海方指定的企业；其余2%销售给了医疗器械研发公司，未用于生产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也就是说，汇海方控制了中国硫酸多黏菌素B原料药供应。

为达到以高价销售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获取垄断利润的目的，汇海方在上药生化配合下，在原料药销售环节安排38家医药经销公司流转过票、层层加价，将从丹麦雅赛利处73-94元/克采购的原料药，逐步推高至1.8万-3.5万元/克销售给上药生化用以生产制剂。


根据第三方统计数据，2017年以来，在与中国市场销售量接近的美国、印度、俄罗斯市场，同规格或者相近规格的制剂销售价格折合人民币为47-183元/支，中国市场2303-2918元/支的价格是该价格的12-62倍。

2023年7月31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上药生化立案调查，而在此之前不久，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的挂网价从2303元/支骤降为270元/支。

此后，国家医保局再次约谈上药生化，上药生化承诺将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挂网价格从270元/支进一步降低至123元/支，并保证稳定供应。

02

敲警钟！医药反腐风暴仍在持续


2023年的医药反腐风暴让整个医药产业经历了一次“刮骨疗伤”。进入2024年，官方的一系列动作都在提醒，这场风暴仍在持续。

5月27日，国家卫健委等14部门发布《2024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该文件从持续规范医药生产流通秩序、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纠治行业乱象、切实维护医保基金安全、深化巩固集中整治工作成效5个方面提出15条具体要求，其中就明确提到重点关注推高药品价格、扰乱药品流通秩序的不法行为。

医药领域特大虚开发票案部分涉案物品。乌兰浩特市公安局供图

就在几天前，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公安局透露，该局成功破获一起医药领域特大虚开发票案，抓获犯罪嫌疑人32名，该案价税合计高达50亿元。

另外，据中新健康不完全统计，截至6月18日，今年至少已有超150名医药卫生系统“关键少数”被查，范围涵盖地方卫健、医保、药监领域“一把手”以及医院、药企、高校管理层。


官方组合拳围剿，下一个瑟瑟发抖的会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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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创立了《死缓》刑名







毛泽东时代新中国建国之初提出了清理内部反革命分子的办法。

新中国建国之初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就提醒各级党委领导同志，一定要注意清理在我们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2月18日，毛泽东提出划分外、中、内三层，并且提醒全党特别注意清理中层和内层后，许多地方党委并未对内部的反革命予以高度重视。毛泽东发现这一现象后，于3月11日，在一个批语中指出：“我们认为在一切军事机关学校部队中引起注意镇压反革命分子问题，并作出正确的处理，是目前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凡对此任务忽视者，应当受到批评。”

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仍然没有引起一些地方的高度重视。结果，1951年3月13日发生了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被反革命分子王聚民枪杀事件。

王聚民出身于恶霸地主家庭，对共产党和新中国十分仇恨。但他隐藏很深，一直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还当上了山东惠民军分区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长。3月13日他在一次会议上当场开枪打死了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然后开枪自杀。

毛泽东3月18日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震惊，当天就代中央写了一份通报稿。

毛泽东在这份通报稿中写道：“必须认识党与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考查可疑的分子，聚集材料。在地委及专署一级以上机关内，军分区及师一级以上的机关内，城市则为市区两级机关内，特别注意考查这类可疑的分子，一有材料，就应做适宜的处置，保障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纯洁和安全，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是为至要。”

1951年3月20日，毛泽东在转发一份报告时写道： “请你们根据此项经验，着手布置清理自己所属的军政机关，财政机关，政法机关和文教机关，先作重点布置，取得经验，再行推广，尽今年一年初步地普遍地清理一次。”

1951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他亲自写的一份电报稿中特别强调，镇压反革命要重视对内部的反革命的清理和打击。

毛泽东发出这些指示后，全国各地普遍注意了清理内部反革命的工作。经过清理内部的反革命工作，在全国各地党政军机关内挖出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纯洁了内部，巩固了人民政权。

毛泽东创立了“死缓”刑名。

随着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开展，一些地方出现了扩大死刑范围的偏向。

毛泽东发现后，及时指出，一定不可捕错杀错。而在错捕错杀中，他又更重视错杀的问题。他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杀人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再长出来，而人被杀了头，就再也长不出来了。

1951年3月30日，毛泽东指出，“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

1951年4月3日，毛泽东在一则批语中写道：“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

毛泽东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是把捕人杀人的批准权控制在一定级别领导机关的手中。在当时，毛泽东认为，控制在地委市委一级比较合适。

1951年4月2日，毛泽东在一则批语中写道：“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最重要的是捕人杀人名单的批准权必须控制在地委市委一级手里。”隔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发现，杀人权掌握在地委市委一级仍然不太合适。

1951年5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批语：“兹定于六月一日起全国除现行犯外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专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办理。各地一律照此执行。”同时规定，清理积案时间，亦即停止捕人时间，有少数要犯须逮捕者须报请中央局批准。

在捕人杀人中，毛泽东特别对杀人持慎重态度，他考虑到：光是把杀人权限提到由省一级掌握还不够，还必须明确杀人不能太多的原则，提出杀人要控制数字、掌握界限的问题。他于1951年4月30日在一则批语中明确写道：“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损失劳动力。”

毛泽东还考虑到，在杀人问题上，必须提出具体的政策界限。他准确地抓到了一个关键点是：怎样从有可杀之罪的人中分离出一部分不杀之人的问题。

为此，毛泽东在前述同一批示中首次提出了可以有“死缓”刑名的设想。

毛泽东写道：“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如他们在劳动中能改造，则第二步可改判无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这样，主动权抓在我们手里，尔后要怎样办都可以。”

毛泽东感到，提出这一设想，事关重大，因此他提出：这个问题可以在5月10日召开的公安会议上讨论，并作出决定。他还向下边提出：对这个设想，“你们有何意见，可告你们那里来京开会的公安人员带来，或打电报来。”

在全国公安会议召开前，毛泽东把他关于设立“死缓”刑名的设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了出来。中央政治局讨论时，大家都同意毛泽东的这一设想。这样，在中央内部，就很快形成了设立“死缓”刑名的统一意见，并于1951年5月上旬作出决定。

1951年5月8日，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这个决定中写道：“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

毛泽东估计，这个政策的实行，可以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而对其中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采取更加谨慎的政策，“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按照当时的情况，这个决定又具体规定了判处“死缓”的比例。这个比例，在应杀的反革命分子中，只把十分之一二列为可判死刑者，而把十分之八九列为可判“死缓”的比例。为什么要这样规定？

毛泽东在这个决定中这样写道：上层的反革命分子，“和农村中的匪首、惯匪、恶霸不同，也和城市的恶霸、匪首、惯匪、大流氓头及会道门大首领不同，也和某些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特务不同，即没有引起群众痛恨和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他们损害国家利益的程度是严重的，但还不是最严重的。他们犯有死罪，但群众未直接受害。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杀了，群众是不容易了解的，社会人士是不会十分同情的，又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又不能起分化敌人的作用，而且我们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

“死缓”刑名，是毛泽东的一个创造。此前，在古今中外的法典里，找不到这个刑名。这个刑名既属于死刑范围，又与死刑有重要区别。主要体现了一个少杀的方针，既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也是对劳动力的保存，实际上是在特定领域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方针。

毛泽东提出镇压反革命也要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镇压反革命，是一场严峻的阶级斗争，对于反革命，必须镇压，丝毫不能手软。在执行这一原则的过程中，毛泽东又考虑到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即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考虑到，要改善监狱情况，“克服监狱拥挤、营养不良，医药不足，发生疾病死亡等不良情况，应当仿照北京的办法，立即使他们离开监狱，参加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听候判决。对于判刑在一年以下的犯人，在多数群众同意的条件下，可以采取缓刑或假释的办法，交群众负责管制。”毛泽东的这条意见也写进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之中，实际上，这个意见，是后来我国实行缓刑、保外就医等政策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提出了做反革命分子家属工作的意见。他提出：对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必须进行适当的工作，以减轻或消除他们和人民的对立情绪，并争取其拥护政府的措施，应当向他们说明，政府的政策是只惩办反革命罪犯本人，并不株连其未积极参预反革命活动的家属，使其了解政府的宽大处置，并各安生业。在没收反革命分子的财产时，必须留给其家属以足够维持生活的财产。其财产较少者，一般可免予没收，以示宽大。毛泽东的这一意见，也写进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中。这一政策的实行，对于争取反革命家属，团结更多的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国民党留在大陆上的潜伏特务基本被清理出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消灭了200万土匪的同时，把有着久远历史和社会根源的匪患从根本上消除了。城乡里的黑社会、恶霸势力被摧毁，一批仇恨共产党，反对人民政权，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被法办。外国特务，特别是美国特务基本被挖了出来。在毛泽东领导下，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新中国出现了社会安定、政权巩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效保护的好局面。人民群众交口称赞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称赞毛泽东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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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党来比母亲你要剿杀共产党







《我》把党来比母亲。《你》要剿杀共产党。《我》和《你》各自代表不同的《阶级》。有《阶级》，必存在《阶级斗争》。《共产党》是一群人组成的一个《政党》，《我》把党来比母亲。《你》要剿杀共产党。这是事实存在的。在《我》和《你》各自代表不同的《阶级》上，能有“共识“吗？能是“命运共同体“吗？而又能互相让步吗？

《你》要剿杀共产党。自共产党成立第一天起至今日今时，《你》要剿杀共产党的信仰放弃过吗？而那些《我》把党来比母亲的人，能让他（她）们不把共产党比母亲吗？这些《我》中有农奴、下岗工人和农民以及到此流浪讨生活的农民工和底层劳动人民。

例如《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姚筱舟16岁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五分校，后入朝作战回国，被分配到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姚筱舟被誉为“矿工诗人”，他在焦坪煤矿工作了28年，写下了大量以矿山、矿工为主题的诗歌、散文。

焦坪煤矿大部分矿工，新中国成立前都曾在私人小煤窑中采过煤，受尽苦难和折磨。他们对共产党充满深情与感激，有的工友发自内心地说：“共产党是妈，矿是咱的家，咱听妈的话，建设好咱的家。”姚筱舟与矿工们朝夕相处，心灵受到了强烈震撼。

1958年，姚筱舟创作诗歌《唱支山歌给党听》，诗的全文是：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心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姚筱舟不敢署自己的名字，就以单位名称的谐音“蕉萍”为笔名投稿，后来这首诗被发表在《陕西文艺》杂志“总路线诗传单”专栏里，“总路线诗传单”是由陕西省民歌整理小组编印的一张小报。

《唱支山歌给党听》后来被中国青年出版社汇编在《新民歌三百首》一书中出版发行。

1960年1月，雷锋在读书时偶然看到了这首诗，被诗中字句的真诚、质朴的情感所打动。回想起自己苦难的童年和翻身解放的日子，雷锋不禁感慨万千。他怀着自己对党的感情，将“母亲只能生我身”一句改为“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将“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并省略了最后四句，整齐地抄录在了自己的日记本中。

雷锋逝世后，《雷锋日记》被编印成册全国发行。1963年，上海实验歌舞剧院著名作曲家朱践耳在书中读到了雷锋抄下的这一段文字，被深深感动，于是为其谱曲，歌曲由任桂珍首唱。当时正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藏族学生才旦卓玛在校园广播里听到了这首歌，作为农奴的后代，这首歌的歌词让才旦卓玛深受触动。回想自己的身世经历和翻身解放后的幸福生活，才旦卓玛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她主动找到自己的恩师、声乐教育家王品素，要求学唱这首歌。王品素被才旦卓玛的真情所打动，便费尽周折找到曲谱，一字一句地教她汉语歌词。

1963年“上海之春”音乐节舞台上，这首由姚筱舟原创歌词、雷锋改动抄录、朱践耳深情谱曲的歌曲，经过藏族学生才旦卓玛的出色演唱和电台的录制播放传遍大江南北，直至今日，经久不衰，成为几代人心中最熟悉的红色经典旋律之一。

一首歌曲几经辗转，流传于世。是共产党的深情感染，姚筱舟将情义抒写；是歌词动人，雷锋同志将它记录；是故事感人，朱践耳将它谱曲；是情真意切，才旦卓玛将它唱响。正是因为它是人民自己的歌，是人民群众心中的歌，才能过去这么多年始终深入人心。它饱含人民群众对党的一往情深，它必会被中华儿女世代传唱，万古流芳。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几十年来，《唱支山歌给党听》激荡过几代人的心扉，它的歌词质朴感人，旋律动人心弦，表达了人民对共产党的深情，是流淌在人们心中的歌、难忘的旋律。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全国各地群众《唱支山歌给党听》，用歌声发自肺腑的歌词和感人至深的旋律，让人久久难忘。为什么这首歌曲能经久不衰，历久弥新，传唱至今。

提起这首歌，人们很自然地把它与雷锋联系在一起。1963年，雷锋逝世后的第二年，毛泽东同志为雷锋题词，并号召全国上下向雷锋同志学习，掀起了一场学习雷锋的热潮。也是在那一年，雷锋日记里一首名为《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曲传唱大江南北。

一开始，大家还以为歌词就是雷锋所写，后来经过考证认为，歌词仅仅是雷锋从报纸上摘抄的一首诗歌。几经周折，有关部门终于获悉，歌词系陕西省铜川市焦坪煤矿一位技术员姚筱舟（笔名“蕉萍”）所写。

《唱支山歌给党听》演唱者：才旦卓玛。

1937年6月，才旦卓玛出生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一个农奴家庭。当时农奴的家庭生活十分困苦。从小，她就喜欢唱歌，小时侯给农奴主放羊，经常和身边的人一起唱西藏民歌。

1951年，共产党解放军进驻西藏，包括日喀则，面临藏族民众的误解和恐惧。然而，共产党解放军的公正和友善行为让才旦卓玛等藏民改变了看法，并与之亲近。才旦卓玛因对唱歌的热爱，被解放军文工团吸引，并最终加入其中。之后，她有机会代表西藏青年赴内地参观，访问了北京、上海等地，拓展了视野 。

1956年，才旦卓玛去拉萨参加第一届西藏青年代表大会，那时候连演出服也没有，穿着一套借来的牧民服装，上台唱了一首《献给毛主席》 。

1958年，才旦卓玛成为了文工团一名歌唱演员。不久，才旦卓玛被选派进入陕西咸阳的西藏公学院（现西藏民族大学）里学习。按特长，才旦卓玛被分在声乐班学习声乐。在这里，才旦卓玛开始认识汉字，并学习到基础的文化知识。1958年底，上海音乐学院办少数民族声乐班，组织推荐才旦卓玛去了上海，师从声乐教育家王品素教授 。

1959年，才旦卓玛被选中演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反映西藏巨变的纪录片《今日西藏》主题歌《翻身农奴把歌唱》，该曲由纪录片的编导李堃与作曲家阎飞合作而成，影片上映后，这首歌迅速风靡海内外，才旦卓玛也一曲成名。

1961年，才旦卓玛在第二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独唱了由肖冷改编的歌曲《东方升起吉祥的太阳》，独具特色的歌喉令观众印象深刻 ，同年，还在读书的才旦卓玛在王品素老师的引领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学生党员。

1962年，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参加了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演出。

1963年，才旦卓玛再次登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舞台，演唱了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该作品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播放。同年，她为电影《农奴》演唱了插曲《阿哥，你何须说（一支无字的歌）》 。

1964年10月2日，才旦卓玛在北京参加了由周恩来总理倡导编排的戏曲片《东方红》并演唱了歌曲《毛主席，祝你万寿无疆》。

1965年，演唱由李堃作词，阎飞作曲的歌曲《翻身农奴把歌唱》，该曲入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推荐的100首爱国歌曲” 。同年，才旦卓玛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听了周总理的一席话，回到西藏，加入西藏歌舞团。在团期间，才旦卓玛走过了很多城镇、农村、牧场、厂矿、高山哨所为牧民群众、工人和人民子弟兵演唱歌曲。

1967年7月，才旦卓玛在海拔4700米的定日县古措兵站为1000多人举行了文艺演出，不顾疲劳和高原反应，连续献唱5首。演出后，她还特意为炊事班的8位同志补唱。此后，她坚持进行慰问演出，无论生病还是环境恶劣都从未停歇 。

1972年，演唱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歌曲《北京的金山上》。1974年，任西藏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 。

1978年，江村罗布与才旦卓玛率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出访北欧五国，旨在通过艺术表演消除西方对西藏的误解。他们作为中国文化使者，展现了西藏独特的音乐舞蹈，深受欢迎 。为了更好地宣传西藏，让世界了解西藏，在国务院和中宣部、文化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等中央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她先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使者、中国艺术访问团团长等身份出访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30多个国家 。

1980年1月，参加西藏电视台播出的第一个小型电视晚会；9月，参加第1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 。1981年，担任西藏文联主席、党组副书记 。198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前夕，她在拉萨举办了个人独唱音乐会，演唱的31首歌中，有27首是藏族歌曲 。1986年，才旦卓玛参加由中国音协表演艺术委员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少数民族声乐学会联合举办的王品素教授从事艺术教学四十年学生音乐会。

1988年，当选中国音协副主席。1988年至1993年，担任西藏文联主席、党组书记，西藏政协副主席、中国音协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五届副主席、西藏文联名誉主席 。1989年，获得第1届中国金唱片奖、“五洲杯金曲奖”、西藏首届“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基金奖”等 。

1994年，由才旦卓玛率领的西藏艺术团到澳门进行演出，藏族音乐的独特魅力立刻征服了澳门的观众。在澳门同胞的资助下，一个以弘扬藏民族的表演艺术，培养和奖励西藏中青年优秀艺术人才为宗旨的“才旦卓玛艺术基金”建立了 。1995年，西藏文艺代表团参加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 。1996年，参加“才旦卓玛艺术基金奖”歌曲新作演唱评奖暨电视颁奖晚会 ；同年，发行群星专辑《20世纪中华歌坛名人百集珍藏版》；12月，担任中国文联第六届副主席，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

1998年，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与克里木、德德玛等联唱歌曲《往日情怀》。1999年，发行个人作品精选专辑《才旦卓玛名歌经典》；同年，随西藏艺术团访澳并演唱歌曲《北京的金山上》。

2002年，发行精选集《才旦卓玛》，同年，才旦卓玛专门从拉萨飞到北京，在第十届“哈药六杯”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对西藏年轻的歌唱选手索朗旺姆进行支持 ，同年，才旦卓玛受邀在“五个一工程”颁奖晚会上演唱了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的歌曲《一个妈妈的女儿》，该曲由著名军旅作家和诗人杨星火作词，国家一级作曲家阿金作曲 。2003年，才旦卓玛举办了“奇正藏药大型巡回演唱会”，足迹遍及上海、南京等几大城市。演唱会上，她把西藏的中青年歌唱演员带给了内地观众 。

2005年，发行个人专辑《才旦卓玛从艺50周年极品CD珍藏》；同年，才旦卓玛到青藏铁路建设工地慰问铁路建设者。2007年，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并演唱歌曲《雪莲献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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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资派改开后哪个行业不是生意







走资派改开后哪个行业不当生意？如同资本主义社会里一样，各行各业都可以进行卖买赚钱做生意。但是，中国的走资派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改开后，要比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更加生意化，更恶劣的初期的资本主义化。

例如，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在马列主义运动高潮时，引进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可负担住房等民生行业还是坚持到现在。虽然，靠税收支出的财政巨大，不知能维持多久，起码今日今时还存在。

而在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的当下如何：

说说《医疗》。病人看病，必须先付钱再看病。需要化验检查住院拿药开刀等沒付清钱只得等待。沒钱，这单“生意“就不成交。而需要各种特殊治疗的又要送红包。制药厂及中间销售商都要回报，药价都成天价。这中间每一个节点都存在着“生意“买卖，有人从中赚钱发财先富成为获利者。而病人成了被宰的羔羊。

穿上白大褂就敢当“神医”？就能是“生意人“。就能当“老扳“资本家。例如一些养生馆、按摩店等养生保健机构里的没有学过医的“神医”，个个都成了能赚钱的“生意人“。只因人们越来越重视健康，对养生保健服务的需求也水涨船高。

中医在实践方面注重“防病”，有自己一套独具特色的养生理念和方法，很容易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比如，通过按摩等舒筋活血的方法，的确能够缓解病痛，很多爱运动的人都有一定的体验。因而，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行业得以迅速发展。统计显示，中国走资派特色社会里的健康养生市场规模已超万亿元。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现实中，很多养生保健手段与中医疗法并无清晰的界线，一些养生馆由此嗅到了商机，常常越界做起“看病”的生意来了。真是“经营者有多大胆，服务就有多广”。

有的宣称能够治疗椎间盘突出，有的提供针灸、灌肠等医疗服务，还有的上来就给客人“号脉”，口中念念有词：女士往往“气血不足”，男士多是“肝肾阴虚”，“治疗”方法都是推拿、拔火罐、刮痧等。可以说，人的一身从头到脚、从里到外，这些养生保健机构的服务无所不包。事实上，养生保健机构的不少从业人员，基本没有系统学习过中医的理论，或者半路出家懂点皮毛，常挂在嘴边的穴位、经络等名词，都是用来忽悠消费者的。

骗人钱财着实可恨，伤人身体孰不可忍。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并非无所不能，“没有金刚钻儿，就不能揽瓷器活儿”。以看似简单的推拿为例。病人在医院做推拿前，医生会先诊断再治疗；而在养生馆，技师往往没多少医学常识，客人哪里不适就按哪里，这很容易出现危险。在网上随便搜索一下，就可以看到不少因为推拿不当导致消费者身体受到伤害的案例。至于那些更为复杂的医疗手段，让一些披着中医外衣的“二把刀”在消费者的身体上“实验”，后果不堪设想。

医学是一门严肃的科学，从业人士都需要经过多年学习实践才能给患者看病，而对于病情的判断，同样不是“门外汉”可以做的。所谓“民间高手”，不要指望在这个领域里出现。技师包装成医师，保健上升为诊疗，如此越界“看病”的生意该终止了。

更严重的是：《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 (2023)》透露了这样一组数据：2023年全国查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27件，罚没金额21.63亿元。其中，涉及医药领域案件7件，所涉罚没金额约17.72亿元，占比超过8成。流转过票、层层加价……见不得光的操作，被掀开一角。垄断原料药，虚增成本数百倍。

此次公布的一众案件，涉及东北制药、天津金耀、远大医药、武汉汇海、江西祥宇、上药生化等多家企业。其中，仅上药生化等四家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就罚没超12亿元，这一案例也堪称“经典”——一家企业以原料药垄断为起点，最终撬动整个药品生产、购销链条的巨额利润。罚近18亿!一份报告，揭开医药领域垄断黑幕。敲警钟！医药反腐风暴仍在持续发生着。这是一门“大生意“。

说说《教育》。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有了这些玩意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不难看出，教育领域的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一句很难得的真话。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走资派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统治者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宣传，公然要青年人树立“合理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并且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学习、掌握知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钱的贮钱匣”。既然“知识”、“文凭”、“学衔”都可以用金钱买来。

那么，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当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亏本的生意谁会去做？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阶级的接班人。

教育领域这种新行业，闹得乌烟瘴气，引起了劳动人民的愤怒，于是走资派官方报纸也不得不说上几句对此表示不满的话。这当然只是装装样子、骗骗群众而已。他们心里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点儿浮油，根本不可能触伤老爷们那肥胖的躯体。那些真正敢于揭露这种丑恶现象的社会根源的，不仅文章登不出，恐怕连作者都早已被关进了“疯人院”。

《生意》的本质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商品（服务）卖出去之后，立马收到现金。再来算算成本和利润，购买原材料花了多少钱，人工成本是多少？期间费用是多少？扣除各项成本之后，利润是多少？这里面的成本、利润等，更多的体现在报表上。

有句说得好，普通人看利润，高手看的是现金流。一笔生意赚了多少钱？并不是完全等于扣除成本后收到多少现金，还可以是应收账款等。公司要赚钱，一定要拿到手才算赚到了，如果没有现金流就是一潭死水。利润，赚钱，这是做生意的目的。

自从走资派篡权复辟资本主义后，为了要将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各行各业都当作“生意“来做，制造了无数的谎话，造谣千万篇来丑化抹黑毛泽东时代的各行各业，用一个新名字“产业化“来忽悠，其实质复辟私有化，买卖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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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中国平民教育重大贡献






毛泽东率先开办农民夜校。扫盲。工农兵大学生。

从《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自修大学作为一种平民的大学。

自修大学学生研究学问的主脑，是‘自己看书，自己思索’。

自修大学学生，于自己看书自己思索之外，又有‘共同讨论共同研究’。

自修大学虽然不要灌注食物式的教员，但也要有随时指导的人做学生自修的补助。

自修大学以学科为单位，学生研究一科也可，研究数科也可，每科研究的时间和范围，都听学生依自己的志愿和程度去定。

自修大学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湔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


转《毛泽东对中国教育的重大贡献》

教育兴则国家兴。在毛泽东那里，教育极为重要。毛泽东首先是革命导师，也是出色的教育家，他教会了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者成功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为加快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兴办教育。离开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我们很难解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何会较快胜利，也难以理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制度、教育方针和方法。

毛泽东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湖南一师”），这种教育经历为他成为教育家奠定了良好基础。在校期间他对教育有深入的思考，还主持办过工人夜学。毛泽东对教育的思考范围广博，包括学校类型、办学宗旨、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教学方针与教学管理、课程设置与学科分类、教学方法、教师责任与师生关系、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等等。

时代使毛泽东成为大革命家，也让他成为大教育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革命到哪里就把学校办到哪里。如果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创办各类学校，就不能提高革命干部与战士的文化水平与思想水平，就不能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不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全国政权后也不能有大量优秀、称职的人才管理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是教育方针和教育路线的总体设计者，他始终密切关注整个教育工作，并在很大程度上指导与实施一些重大教育政策。

直至今天，我们对作为大教育家的毛泽东的贡献研究还远远不够。全面研究毛泽东的教育思想、重视毛泽东对中国教育的重大贡献极为重要。本文认为，作为大教育家的毛泽东，对中国教育作出的非常重要的贡献至少有十一方面，并且在作出这些重要贡献时，毛泽东往往是领人之先的。对此，本文将逐一加以概述。

01、办工人夜学培养工人的文化与政治觉悟为民主革命做准备

早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在担任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时就主办过工人夜学。他认为工人、农民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但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没有文化知识，要唤醒他们的觉悟，就应帮助他们学习文化知识。湖南一师附近有铜元局、黑铅炼厂、电灯公司等工厂，也是铁路工人、人力车夫、蔬菜小贩和其他苦力聚居的地方。住在这些地方的人多半过着穷苦生活，是文盲和半文盲。毛泽东非常同情他们的处境，满腔热忱地主办工人夜学、免收学费。由于毛泽东的努力，以前湖南一师未办好的工人夜学正式办起来了，且相当成功。

为招收工人入学，毛泽东也颇费心思。他用白话写的《夜学招生广告》通俗易懂：“列位最不便益的是甚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教的是写信、算帐，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经过悉心宣传，3天后有120多个工人报名参加学习。夜学设在就一师附属初级小学内，开设国文、算术、常识3种课。毛泽东自己担任历史教师，“教以历史之大势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所以粗养其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

1917年冬，毛泽东在《夜学日志首卷》记载：一师夜学创设的目的，就是让“社会之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之国民”有机会受到教育，“社会与学校团结一气”，“久之，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之大学校”。

1920年9月，毛泽东受聘担任一师附小主事后，又在附小的初小部创办了平民夜校，后还在高小部办了一个补习班，招收18岁以上的失学青年，以补习国文、算术为主。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1921年冬，毛泽东与李立三等来安源开展工人运动，他们同时办起平民小学，免费招收工人子弟入学。1922年，安源的第一所路矿工人补习学校（夜校）创办起来。夜校教科书介绍自然科学、生活常识、阶级斗争等各方面知识，通俗易懂，使工人大受教育和启发。同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后，工人夜校已发展到七所，学员一千余人，同时还设立了补习部、子弟部、妇女职业部及阅报室、图书馆，各工作处还设立了读书处，备有《工人周刊》《劳动周刊》《大公报》等报刊，供工人业余时间自由阅览。

由此可见，毛泽东是利用办工人夜学培养工人的文化与政治觉悟、以为民主革命做准备的革命教育开拓者。

02、最早提出共产党夺取教育权的主张

共产党夺取教育权的主张，是毛泽东关于武装夺取全国政权思想的前导。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教育权的主张，受到了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影响。1920年冬，罗素在长沙讲演《布尔札维克与世界政治》时，毛泽东不仅到现场听，还参与对讲演稿记录版本的选择和修订工作。

罗素在《布尔札维克与世界政治》讲演中赞赏“布尔什维克主义”。他说：“布尔札维克是应世界的潮流而生的”，“布尔札维克想把世界变成共产主义的世界，我觉得资本主义已到了末路，世界的将来，布尔札维克正好发展，推倒资本主义。”“共产党既想鼓吹人民，于是不得不藉报纸及各机关传布他们的思想，但他们无此种机关，所以想用强硬手段来夺取，他们的手段就是用革命。”“马氏想用多数工人推倒资本家，布党则以利用少数有知识的工人行此事。这些少数人拿重要的政治机关，把布尔札维克主义输入于青年的脑袋中，到了几十年后，布尔札维克自然就能实行了。”罗素还联系中国和俄国说明科学的共产主义之成功。

毛泽东从罗素那里得到的最大启发是：走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革命道路，夺取政权后掌握教育权，把共产主义理想灌输给青少年。但毛泽东不同意罗素中国先发展实业、教育资本家的主张。1920年12月，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等的信中说：“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故此，毛泽东对蔡和森主张成立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总之，罗素的讲学激发毛泽东悟出了在中国先通过革命夺取政权以掌握教育权的道理。而在同蔡和森的通信中，毛泽东明确地表达了组织共产党、实行劳农专政、掌握教育权的主张。

03、最早创办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专门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大学

1921年，毛泽东作为湖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到长沙后，他旋即于8月在长沙正式创办湖南自修大学。这所大学主要立足中国社会现实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培养人才。这也是毛泽东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一次巨大飞跃，也让他成为一名出色的教育家。

毛泽东与何叔衡等拟定《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最早发表于1921年湖南《大公报》），清楚说明了创办大学的指导思想。《大纲》共13章31条，相当完备。其第一章“宗旨及定名”的第一条是，“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点，釆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材，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因流于社会”。《大纲》表明，毛泽东创办的是一所有“自治规约”的新型大学，并且还想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它是一所有着自己办学理念和风格的大学——学习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现实并革新是其重要任务。

从《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办学宗旨进一步的学理解释。毛泽东用较大篇幅对比分析了书院与学校的各自利弊，说明湖南自修大学完全是一所新时代的学校，进而说明：自修大学作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其内容“大略于下”：“第一，自修大学学生研究学问的主脑，是‘自己看书，自己思索’。自修大学里面的‘图书馆’，就是专为这一项用的。第二，自修大学学生，于自己看书自己思索之外，又有‘共同讨论共同研究’。各种研究会的组织，就是专为这一项而设的。第三，自修大学虽然不要灌注食物式的教员，但也要有随时指导的人做学生自修的补助。第四，自修大学以学科为单位，学生研究一科也可，研究数科也可，每科研究的时间和范围，都听学生依自己的志愿和程度去定。第五，自修大学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湔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

湖南自修大学的创办，在当时颇有影响，更起到了示范作用。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在《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中指出：“湖南学者乃有自修大学之创设。购置书器，延聘导师，因缘机会，积渐扩张。要以学者自力研究为本旨，学术以外无他鹄的。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吾实在觉得他们自修大学的组织，可以为各省的模范。”另一位著名教育家李石曾在《祝湖南自修大学之成功》中说：“自修大学果能得适宜之发展，诚足为一新教育制度之纪元，而成学术之普及。”从二人的赞誉与希望可以看出，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顺应了社会发展潮流，也遵循了教育的一般规律，所制订的自修大学办学方针是切合实际的，对教育发展具有引导作用。

湖南自修大学的特殊使命，是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培养人才——总共培养了200余名学生。湖南自修大学图书馆新置的书刊中，“马克思主义著作译本有：《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等；介绍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著作有：李汉俊《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邵飘萍《新俄国之研究》、恽代英《阶级争斗》、李达《唯物史观解说》、李季《社会主义史》等”。期刊“有《共产党》、《新青年》”等。还有贺民范私人寄存书籍“其中有马克思主义著作译本和进步书刊多种”。并且，从湖南自修大学所购置的书刊和《新时代》发刊词等文章可见，它的使命是要对中国社会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改造而培养人才。

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在毛泽东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发展历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成型。毛泽东在民主革命和战争年代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红军学校，办党校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办教育事业，都是基于湖南自修大学这种极其重要的经验。

04、率先开办农民夜校并结合 开展农民运动

1925年1月，毛泽东因病从上海回韶山后不久，即组织秘密农协，经常召集农协骨干开会，讲述土豪劣绅如何压迫、剥削农民，农民应当怎样向土豪劣绅开展斗争等。同年４月，毛泽东通过李耿侯与妻子杨开慧等人发动进步教师，利用原来的公立学校、族校、祠堂等，在韶山一带创办农民夜校。夜校除教农民识字、学珠算，还讲三民主义、国内外大事等。毛泽东常去夜校察看，提出夜校讲课要通俗易懂，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东”，这样农民才容易明白。夜校学员大都成为秘密农协的骨干分子，夜校场所一般即是秘密农协会址。到7月间，夜校发展到二十多所。同年７月30日，毛泽东参加在郭氏祠堂召开的西二区公私学校教育会会员大会，改组教委会（掌管行政）、学委会（掌管经济），共产党员庞叔侃、李耿侯等被选为两会执行委员，10多个公立和私立学校校长也都由进步教师担任。

毛泽东不仅把农民夜校教育与农民运动紧紧结合在一起，还领导农民开展平粜、阻禁谷米出境，开展夺取乡村教育权等斗争，使韶山成为全省农民运动开展得最好的地区之一。在韶山办农民夜校、开展农民运动，为湘区委领导农民运动积累了经验，也为毛泽东此后培养全国农运干部积累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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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








“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

1867年4月中旬的一天，伦敦通往汉堡的航线上，狂风肆作，呼啸的海风卷起汹涌的海浪拍击着轮船，船上的桌椅噔噔作响。马克思紧紧靠着船舷上的栏杆站着。他晕船，但是他还是和几个旅客聚在一起饮酒作乐、相谈甚欢，他感到船上的生活是相当的有趣、相当的愉快。

这也难怪，毕竟，在伦敦“离群独居”、闭关写作《资本论》（第一卷）接近20年后，他终于可以满意地将它交付出版。这一刻，如他自己形容的那样，他“痛快得无以复加”，虽然他曾预言，这部著作甚至不会给他带来写作时所吸香烟的钱。
　　
如果他能穿越到2008年10月17日的法兰克福的一家书店——这家书店叫“卡尔·马克思书店”，他不得不承认，被自己的这个预言打脸了。因为这天，《资本论》（第一卷）在这家书店宣告暂时脱销。2008年9月14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前后仅半年时间，华尔街排名前五名的投资银行竟然垮掉了三家，新一轮世界经济危机由此拉开序幕。《资本论》再次成为人们寻找危机根源的指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资本论》（第一卷）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这部著作属于“人类的记忆”。

《资本论》包含三卷，约230万字，这是什么概念呢？这大约相当于一个人完成了20本今天中国的社会科学类的博士学位论文。这部巨著从开始研究到完成撰写，马克思用了他近半生的时间！
　　
马克思说：“我为了为工人争得每日8小时的工作时间，我自己就得工作16小时”，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夜间紧张工作，一种叫做“痈”的病痛复发严重，差一点送了马克思的命。在1866年2月，他写信告诉恩格斯说：“‘坐’自然谈不上，这在目前对我说来自然很困难，白天哪怕只有短暂的时间，我也还是躺着继续苦干”。

马克思为什么如此死磕于《资本论》的写作？据1834年的统计，利物浦工人的平均寿命只有15岁。19世纪40年代，法国工人的平均寿命不超过30岁，并且工厂中大量存在雇佣童工的情况，许多工人每天需要劳动达18小时，工人厌恶劳动、捣毁机器、遭受惩罚的状况屡见不鲜。为什么大多数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生活处境还是这么的艰难？这个疑问，盘亘于中学时就立志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马克思心中。古典政治经济学说依靠“看不见的手”，人们就可以过上美好生活；启蒙运动说要实现“自由、民主、平等”；现在看来，都是别人家的美好生活。现实和理论出现了强烈的悖反！
　　
而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约1个半世纪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人们又抗议道：“我们代表99%的人口，反对那些掌握40%财富的1%的人！” HISTORY REPEATS！无怪乎《资本论》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再度热销！
　　
那让我们来听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诊断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毛病吧！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广大工人没有生产资料，可是每个人不都得吃饭、穿衣、养活家庭以及向往过上美好生活嘛？于是，工人就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作为少数人的资产阶级，运用他们手中的资本，购买生产资料、雇佣工人，从而进行生产。对于资本家来说，一个工人没有了、还有千千万万个工人，更何况还可以通过使用机器来替代工人；而对于工人来说，他们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外，别无选择。
　　
马克思问，工人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在你每天辛苦“搬砖”的那么多个小时中，有多少小时是为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而工作，又有多少个小时是为资本家在战斗呢？假设，维持你和家人一天的生活只需要付出6个小时的工作，但是你每天必须得工作10小时甚至更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多出来的4小时是在为资本家生产价值，这就是剩余价值。于是资本家犯了狂想病，假设工人工作6个小时工资是24元，工作10小时工资也是24元，如果可能的话，资本家希望工人一天可以工作25小时、一年工作366天！这样，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就更多了！

没错，经过工人的长期斗争，好不容易争取来了8小时工作制，但是，工作强度的提高，使得工人变成了流水线上的卓别林。后来，资本家还给工人配上了电脑，好让工人回家也可以继续干活儿。造成这种地位不平等的原因在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这就是所谓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而工人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
　　
恩格斯说：“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
　　
马克思说，工人朋友们，资本家赚取了剩余价值，使得他们越来越富有、你们却越来越贫困，后果是很严重的！为什么呢？只需追问一个问题：工人越来越贫困，那么生产出来的产品谁来买呢？资本家吗？可是资本家每天也只能喝的下两杯牛奶，他们生产牛奶的初衷就不是为自己饮用而生产的，而是为了追逐利润！多出来的牛奶就只能倒掉了，这就是为什么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发生资本家将过剩的牛奶倒向密西西比河的原因。

为什么不把牛奶分给工人们呢？这时，资本家却对工人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马克思认为，商品生产出来还不能成为到手的利润，要成为真金白银，还需要商品卖得出去，按照这种工人越来越贫困的趋势推算，商品总是会出现相对过剩的，因此，马克思把商品出售环节称为“惊险的跳跃”。
　　
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小女孩问她爹：“家里为啥这么冷啊？”她爹说“咱家没有煤了。”小女孩又问：“为啥没有煤？”她爹答道：“我失业了。”小女孩继续追问“那为什么你失业了？”她爹回答道“因为煤太多了”。

后来，资本家为了使这一跳跃不那么惊险，发明了消费信贷，资本通过在消费领域的扩张，将原本已经分配给劳动者的、由劳动者自己争取而来的剩余价值又吸收了回去，劳动者好不容易分享到劳动果实，瞬间在高昂的物价和贷款利息面前消失殆尽。
　　
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大家一定都听过。“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
　　
资本为了追逐利润，总是有能力提高生产力，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资本有它天使的一面，也有它魔鬼的一面。资本的天使，使人类社会能冲破落后的封建社会枷锁，资本的魔鬼则使他成为自己的枷锁。所以，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这就是马克思给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判决书。
　　
经过一个半世纪以后，资本主义依然存在，于是，一些人对《资本论》的科学性产生了疑问。可是，马克思是个预言家，他预言的是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和未来走向，他不是算命先生，不可能为资本主义的终日确定一个时间表。
　　
实际上，资本主义一个半世纪以来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说引入“看得见的手”、股权分享、实行高福利。可以说《资本论》中描述的那种资本主义的丧钟其实早已敲响，通过各种修正手段，资本主义试图自我修复，但是，每一次修正都更加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距离《资本论》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1.0版本更加遥远。

《资本论》的出版是人类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1871年4月25日，李卜克内西写信告诉马克思：“在全德国人们都在读着根据你的《资本论》所作的关于剩余价值和标准工作日的报告”。在马克思诞辰100周年之时，李大钊曾经撰文说：“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
　　
《资本论》从无产者的立场解释世界，振聋发聩！四年后，法国人民想要改变世界，1871年春天的巴黎，一场革命就要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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