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资派邓小平从苏修那里搬不少
教育领域这种新行业，闹得乌烟瘴气。走资派中国特色政府也不得不说上几句对此表示不满的话。这当然只是装装样子、骗骗群众而已。他们心里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点儿浮油，根本不可能触伤老爷们那肥胖的躯体。
那些真正敢于揭露这种丑恶现象的社会根源的，不仅文章登不出，恐怕连作者都早已被关进了“疯人院”。
而经过精心筛选后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痒、避而不谈问题实质的文章，简直无异于街头的广告，对这种行业只能起到提倡、鼓励以至“介绍经验”的作用。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走资派邓小平们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
走资派邓小平们统治者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宣传，公然要青年人树立《上大学改变命》，大学里培养“絕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并且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学习、掌握知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钱的立即变现的贮钱匣”。
既然“知识”、“文凭”、“学衔”都可以用金钱买来，那么，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当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亏本的生意谁会去做？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阶级的接班人。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转载《1975年人民日报：苏联社会弊病丛生》
近年来，在苏修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这种新行业，虽然没有被苏修叛徒集团列入他们“巨大成就”的栏目内，但倒真的搞得不坏，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发达”起来。这里，且举这种行业的几个小例子，使读者开开眼界。
先看“私人授课”业。此业现在盛行苏联全国，据说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私人授课每小时可得五至十个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资。在莫斯科街头，“圆柱上”、“墙壁上”，“大门道里”，到处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再看“代人考试”业。据《莫斯科晚报》载，有一种“代人考试组织”，专门代人投考大专学校。这种组织业务繁忙，应接不暇。有一个成员上午到食品工业专门学校代人考试，下午又到纺织工业大学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学代人投考经济系。考取后，每位收取代考费五百卢布。
其次看“论文出售”业。《共青团真理报》载，罗斯托夫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有一种“联合组织”，专门“帮人做毕业设计、学习论文、测验作业、实验室作业”。一份设计，售价九十卢布，有的一百五十卢布。
再其次看“毕业证书制造”业。《消息报》介绍的一个“毕业证书制造所”，一张毕业证书售价一千卢布，两年中他们就销售了五十六张这样的毕业证书。
若问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苏修的教育制度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许多材料证明，大学文凭是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有此文凭，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无此文凭，即使你是“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从战争年代起”就做某项工作，并且“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最后是“被裁掉”！勃列日涅夫的话以及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这种新行业。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你说考试吧，“中学课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学“考试中应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学毕业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业，苏联的资产阶级新贵们就不怕。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补习班”之类。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上述行业。
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有了这些玩艺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不难看出，苏修教育领域的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苏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报纸吐出来的一句很难得的真话。当然，苏修统治者“标准的提法”可不是这样。因为这么说，他们那个冒牌的“社会主义”不就露了底？你听，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们自己对新西伯利亚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按照苏修的“立法原则”，或者可以这样说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还不是“一律平等”么？其实，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
列宁曾说过：“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列宁的话，这样无情地揭露了一切关于一般自由、平等言论的虚伪性。可是，以“列宁主义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们，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实面前，还在那儿高谈着“一律平等”之类的神话，这难道不正是为了欺骗苏联劳动人民吗！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苏修统治者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宣传，公然要青年人树立“合理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并且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学习、掌握知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钱的贮钱匣”。既然“知识”、“文凭”、“学衔”都可以用金钱买来，那么，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当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亏本的生意谁会去做？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阶级的接班人。
苏修教育领域这种新行业，闹得乌烟瘴气，引起了劳动人民的愤怒，于是苏修报纸也不得不说上几句对此表示不满的话。这当然只是装装样子、骗骗群众而已。他们心里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点儿浮油，根本不可能触伤老爷们那肥胖的躯体。那些真正敢于揭露这种丑恶现象的社会根源的，不仅文章登不出，恐怕连作者都早已被关进了“疯人院”。而经过精心筛选后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痒、避而不谈问题实质的文章，简直无异于莫斯科街头的广告，对这种行业只能起到提倡、鼓励以至“介绍经验”的作用。很显然，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意味着推翻苏修现存的社会制度，这是苏修统治者连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统治者不敢想的，苏联人民却要想，并且终究有一天还要行动起来，再一次扫除这些秽物。
(载一九七五年十月九日《人民日报》)1975年《红旗》
走资派邓小平从苏修那里搬不少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人民领袖毛泽东与走资派邓小平
说毛泽东是伟人，是基于毛泽东（当然包括他领导之下的群体，而毛泽东是这个群体当之无愧的代表和旗帜）对于民族、国家、社会、历史和时代的建树、功绩，基于他的思想、政治、理论、军事、文学的功力、才华，超越了同时代的和历史上的任何人。
毛泽东在建功立业过程中经历过无数难以想像的艰难困苦、流血牺牲，无数的明刀暗箭、围剿追杀，无数的歧义纷争、残酷打击，以及无数的指责谩骂、涂污抹黑。
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种种磨难不仅无损于其毛泽东的革命意志，反而铸就了毛泽东其事业的辉煌和功名的远扬。
毛泽东胸怀远大自不待言，尤其可贵的是在众人还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不知所终时，毛泽东却能够清醒地独具慧眼，如洞观火般地剖析中国社会现实，胸有成竹地确立了志向高远的奋斗目标以及脚踏实地地解决了依靠什么力量实现奋斗目标的问题。
在二十世纪初叶中国那种黑暗、混乱、松散和落后的社会现状中，唯独毛泽东能够靠着其坚定信仰、深邃思想和人格魅力将乱世英雄、草莽强人和普罗大众团结于麾下，为着建立一个强国目标共同崛起奋斗。
当中国共产党人初起于青萍之末，人数不过区区几十人的时候，谁能知道就是这个默默无闻的政党在二十八年之后，会成为领导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强大执政党？
其中的艰难困苦、跌宕曲折，现如今又有多少人能够品味出来？
毛泽东穷其一生，始终表现出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和色彩。
毛泽东鄙视困难，蔑视强权，从不屈服于压力，打击越烈斗志越旺，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从不止步直至生命的终点。
毛泽东认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像巨人安泰不可须臾离开大地一样，毛泽东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社会中下阶层为自己须臾不可或离的立足之地，并从中汲取无穷无尽的力量。
在夺取了全国政权、初步健全国家经济体系之后，毛泽东不屑于西方社会那种操纵于少数政治经济寡头的政治体制，深刻洞察了西方社会民主自由的局限性和虚伪性，他欲跳出历史桎梏，在更高层次、更广泛范围内探索一种全新的民主社会新形态，并尝试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形式改革社会管理结构，使最聪明的卑贱者得以参与管理素来只有最愚蠢的高贵者才能管理的社会事务并使之成为常态。
毛泽东勇敢实践着理想，使一大批卑贱者进入了国家管理阶层，涌现出像陈永贵、王进喜、吴桂贤、李瑞环、倪志福、郭凤莲等一大批来自于草根阶层的代表人物。
然而，“神龟虽寿，犹有竟时”，伟人迟暮枯竭，英雄垂垂老矣。当毛泽东晚年吟诵着《枯树赋》时，极少人能够理解毛泽东内心那种壮志未酬、心比天高的无奈、苍凉和孤独。
毛泽东未及实现夙愿，这一大规模的、史无前例的和富于深远意义的伟大社会改革尝试最终失败了。
美国政治学者福山断言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其固步自封和鼠目寸光的短视，实在是对人类社会发展潮流既狂妄又无知的挑战。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固然有其合理性，但远远称不上是一个好的制度。
可以肯定，人类社会形态必将终结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向前发展，人类终将继续沿着探索改善社会制度的道路前进。
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在方式上虽然失败了，但明确的改革目标不仅并未由此动摇，反而留给了后人以可贵的启示和方向。
后人终将沿着毛泽东尝试的政治制度改革方向，继续迈开探索步伐。
在你跟随着当下社会浪潮随波逐流，轻易对文化大革命做出否定判断时，请你扪心自问：
你对毛泽东真正了解了吗？
你对文化大革命真正了解了吗？
如今伟人远逝，一群无耻宵小却得意忘形肆无忌惮地跳出来恶毒咒骂逝去而永无自辩机会的伟人。它们像一群苍蝇围绕着曾经令世间震撼、而今仰卧无语的虎尸狗苟蝇营、熙熙攘攘，争相质询指责逝者的种种不是，以彰显它们表面上无惧虎威的胆量和气概，其实在他们内心深处隐藏着的是对社会前进的巨大恐慌、对历史责任的可耻逃避、对思想巨匠的狭隘无知和对人生意义的虚无渺茫。
对于这一群苍蝇般的无耻宵小，人们不屑于辩驳以降低自己的人格，只会投以蔑视和厌恶的目光。
走资派邓小平是“伟人”吗？许多人会问：这难道还有疑问吗？有。从1979年邓小平实际掌握大权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不能不说与邓小平所实行的政策导向有着极大关系。一个对于中国社会变化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人，称其为反面教员式“伟人“也许并不为过。
可是，如果与巨人毛泽东相比，走资派邓小平建树了什么呢？政党，国家，军队，政治经济体系，国际地位，外交格局，思想体系和社会信仰，等等等等，邓小平基本上只有修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旧制度，而甚少有新的建树。
论政党政治，走资派邓小平从来就没有居于过中国共产党的党职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位上，却实际行使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不在其位却谋其政，有权无责，开了一个破坏共产党内民主集中制度的恶劣风气之先（这里补充一句，当初赵紫阳下台对邓小平最为不满的就是这一点。但赵紫阳是作茧自缚，一点也怪不得邓小平，因为正是赵紫阳本人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宣布党内所有重大问题都须请示邓小平并得其首肯才能决策）。
论思想，走资派邓小平更是毫无建树，一句“摸着石头过河”包括了他的全部理论内涵。据说在南巡时他曾经私下透露过他从来就不读马列的书。
与毛泽东的强烈理想主义特质相较，走资派邓小平表现出的是强烈的现实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实用主义倾向和严重的利己主义机会主义重色彩。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展开的对真理问题的大讨论本来深具思想理论意义，主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惜这场思想大讨论在仅仅证明“实用”的有限和局部价值后就被冠以具有无限和普遍价值的“实践”之美名，即完成了从“实践检验真理”到“实用就是真理”的偷渡，从此实用即真理风行于天下。就如同仅仅从“2+2=2×2”这样局部正确的结果就推导出普遍公式“y+y=y×y”一样，对真理问题的讨论在仅仅将实用冠以“实践”的美名后即走入实用即真理的死胡同，得到的结果可能有条件正确但方法绝对错误，必然招致层出不穷的失误。
今天的中国走资派特色社会四十多年来发展实践结结实实地证明了这一点。一切向钱看，无视传统道德观，全国上下一片乌烟蟑气。
走资派邓小平那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至理名言，相当准确地刻划出了他的价值观核心。
按照走资派邓小平的理论逻辑，狗抓耗子不是多管闲事，因为在他眼里那条能够抓住耗子的狗形同好猫。
由此许多事情的本质出现了浑淆。
于是撇开政治论经济，重实用而轻理论的社会价值大改观：谁挣钱谁英雄，谁落穷谁狗熊取代了传统社会是非道德判断标准，全民皆商的社会大潮汹涌而至。
社会上层一批又一批的官倒致富的新贵阶层得以产生，社会下层坑蒙拐骗致富者层出不穷，当然一批所谓的民间私人企业将国营企业私吞改制后，也随之如同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的货本家未尝不是好事。
因为狗也可以堪称好猫，军队公然经商成为走资派邓小平时代的一大亮点。
一切为经济发展让路的改革开放思路，主导了国家经济资源重新分配，一场少数权贵疯狂掠夺瓜分国有资产的大戏登场了。
在大河有水小河满的连锁效应下，部分财富资源流入寻常大大小小的当权者的家庭，同时也使少数社会百姓普遍连带受益，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一时令走资派邓小平在部分得到改革实惠的民众心中俨然成为“最伟大的改革家”，又是“总设计师。
另一方面，潜移默化地温水煮青蛙让整个社会迅猛进行着贪富两级分化，工农阶层相对生活水平迅速下降。
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和流血牺牲才建立起来的新中国、被社会民众普遍认同的共产主义理想、共产党的信仰和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共同富裕的价值体系，在走资派邓小平时代开始成为社会生活的累赘和盲肠，几与空谈无异。
现在一朝丧失，令人扼首痛心！整个社会由于失却了共产主义的大目标和明确的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走资派邓小平理所当然找不着方向，只好“摸着石头过河”；百姓自然跟着糊涂领头人失去信仰支撑，吃肉骂娘，精神空虚，为了赤裸发财连遮羞布都撕得精光。
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与现实社会的巨大距离，通过对理论的彻底否定达到暂时解决，但失去理论指导的现实也失去了方向，“摸着石头过河”成为新的走资派邓小平理论，受到新贵的热捧。
当部分人们对改革开放给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大唱赞歌、种种美誉加身给走资派邓小平时，却往往忽略了以下两大基本要点：
一是走资派邓小平赖以改革开放的巨大物质基础并非凭空而降，而是继承了前任毛泽东等一辈的创业者领导人民经过多年节衣缩食勤俭奋斗，甚至是痛苦煎熬积累下的家底财富，人们受益的正是这些巨大财富的红利释放。
其次是改革开放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包括国家资源的大量流失，环境的严重污染，理想的彻底放弃，社会道德的沦丧堕落，等等。
改革开放好不好？好！毛泽东时代国家立足于积累财富、准备打仗，国家经济发展重重轻轻（重视重工业、轻忽轻工业），上下同心同德，老百姓跟着勒紧裤带过穷日子没有话说。
而且毛泽东时代的后期已经开始了开放的准备，与西方的交往交流的门扉已经启动。
如果毛泽东时代后期对形势的判断是二、三十年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政府一样会将社会积累的红利发放到寻常百姓手上。
只是改革开放必须在坚定明确的理论指导下有序地进行才能保障国家和人民的最终利益。
失却了政治目标和理论指导，改革开放就会出现大问题。
再论军事，邓小平功劳、才能、资质实属平平。
九十年代初军事相关部门在为淮海战役写史时，客观公允地评价了粟裕在该战役中所起的关键指挥作用时，邓小平愤愤不平，出来强调自己才是当时战役的最高负责者，让人看到在功名面前走资派邓小平只是凡人一个。
谁都知道，最高负责者和具体的战役指挥者通常是有区别的，我们不能因为你是最高负责者就取代实际指挥者的功绩。
特别是走资派邓小平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之尊，却不惜自降品格抹杀他人实际指挥的史实去争历史上一场大战役的功名，有点屈尊降格、略显失态的小肚鸡肠意味。
相较于巨人毛泽东的综合建树来，走资派邓小平应该享有同等历史地位而被世人尊称为“伟人”吗？不，邓小平相形见绌得太明显了，我们只能视其为“强人“。篡权者！强行复辟者！而己。
说毛泽东是伟人，是基于毛泽东（当然包括他领导之下的群体，而毛泽东是这个群体当之无愧的代表和旗帜）对于民族、国家、社会、历史和时代的建树、功绩，基于他的思想、政治、理论、军事、文学的功力、才华，超越了同时代的和历史上的任何人。
毛泽东在建功立业过程中经历过无数难以想像的艰难困苦、流血牺牲，无数的明刀暗箭、围剿追杀，无数的歧义纷争、残酷打击，以及无数的指责谩骂、涂污抹黑。
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种种磨难不仅无损于其毛泽东的革命意志，反而铸就了毛泽东其事业的辉煌和功名的远扬。
毛泽东胸怀远大自不待言，尤其可贵的是在众人还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不知所终时，毛泽东却能够清醒地独具慧眼，如洞观火般地剖析中国社会现实，胸有成竹地确立了志向高远的奋斗目标以及脚踏实地地解决了依靠什么力量实现奋斗目标的问题。
在二十世纪初叶中国那种黑暗、混乱、松散和落后的社会现状中，唯独毛泽东能够靠着其坚定信仰、深邃思想和人格魅力将乱世英雄、草莽强人和普罗大众团结于麾下，为着建立一个强国目标共同崛起奋斗。
当中国共产党人初起于青萍之末，人数不过区区几十人的时候，谁能知道就是这个默默无闻的政党在二十八年之后，会成为领导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强大执政党？
其中的艰难困苦、跌宕曲折，现如今又有多少人能够品味出来？
毛泽东穷其一生，始终表现出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和色彩。
毛泽东鄙视困难，蔑视强权，从不屈服于压力，打击越烈斗志越旺，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从不止步直至生命的终点。
毛泽东认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像巨人安泰不可须臾离开大地一样，毛泽东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社会中下阶层为自己须臾不可或离的立足之地，并从中汲取无穷无尽的力量。
在夺取了全国政权、初步健全国家经济体系之后，毛泽东不屑于西方社会那种操纵于少数政治经济寡头的政治体制，深刻洞察了西方社会民主自由的局限性和虚伪性，他欲跳出历史桎梏，在更高层次、更广泛范围内探索一种全新的民主社会新形态，并尝试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形式改革社会管理结构，使最聪明的卑贱者得以参与管理素来只有最愚蠢的高贵者才能管理的社会事务并使之成为常态。
毛泽东勇敢实践着理想，使一大批卑贱者进入了国家管理阶层，涌现出像陈永贵、王进喜、吴桂贤、李瑞环、倪志福、郭凤莲等一大批来自于草根阶层的代表人物。
然而，“神龟虽寿，犹有竟时”，伟人迟暮枯竭，英雄垂垂老矣。当毛泽东晚年吟诵着《枯树赋》时，极少人能够理解毛泽东内心那种壮志未酬、心比天高的无奈、苍凉和孤独。
毛泽东未及实现夙愿，这一大规模的、史无前例的和富于深远意义的伟大社会改革尝试最终失败了。
美国政治学者福山断言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其固步自封和鼠目寸光的短视，实在是对人类社会发展潮流既狂妄又无知的挑战。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固然有其合理性，但远远称不上是一个好的制度。
可以肯定，人类社会形态必将终结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向前发展，人类终将继续沿着探索改善社会制度的道路前进。
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在方式上虽然失败了，但明确的改革目标不仅并未由此动摇，反而留给了后人以可贵的启示和方向。
后人终将沿着毛泽东尝试的政治制度改革方向，继续迈开探索步伐。
在你跟随着当下社会浪潮随波逐流，轻易对文化大革命做出否定判断时，请你扪心自问：
你对毛泽东真正了解了吗？
你对文化大革命真正了解了吗？
如今伟人远逝，一群无耻宵小却得意忘形肆无忌惮地跳出来恶毒咒骂逝去而永无自辩机会的伟人。它们像一群苍蝇围绕着曾经令世间震撼、而今仰卧无语的虎尸狗苟蝇营、熙熙攘攘，争相质询指责逝者的种种不是，以彰显它们表面上无惧虎威的胆量和气概，其实在他们内心深处隐藏着的是对社会前进的巨大恐慌、对历史责任的可耻逃避、对思想巨匠的狭隘无知和对人生意义的虚无渺茫。
对于这一群苍蝇般的无耻宵小，人们不屑于辩驳以降低自己的人格，只会投以蔑视和厌恶的目光。
走资派邓小平是“伟人”吗？许多人会问：这难道还有疑问吗？有。从1979年邓小平实际掌握大权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不能不说与邓小平所实行的政策导向有着极大关系。一个对于中国社会变化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人，称其为反面教员式“伟人“也许并不为过。
可是，如果与巨人毛泽东相比，走资派邓小平建树了什么呢？政党，国家，军队，政治经济体系，国际地位，外交格局，思想体系和社会信仰，等等等等，邓小平基本上只有修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旧制度，而甚少有新的建树。
论政党政治，走资派邓小平从来就没有居于过中国共产党的党职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位上，却实际行使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不在其位却谋其政，有权无责，开了一个破坏共产党内民主集中制度的恶劣风气之先（这里补充一句，当初赵紫阳下台对邓小平最为不满的就是这一点。但赵紫阳是作茧自缚，一点也怪不得邓小平，因为正是赵紫阳本人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宣布党内所有重大问题都须请示邓小平并得其首肯才能决策）。
论思想，走资派邓小平更是毫无建树，一句“摸着石头过河”包括了他的全部理论内涵。据说在南巡时他曾经私下透露过他从来就不读马列的书。
与毛泽东的强烈理想主义特质相较，走资派邓小平表现出的是强烈的现实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实用主义倾向和严重的利己主义机会主义重色彩。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展开的对真理问题的大讨论本来深具思想理论意义，主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惜这场思想大讨论在仅仅证明“实用”的有限和局部价值后就被冠以具有无限和普遍价值的“实践”之美名，即完成了从“实践检验真理”到“实用就是真理”的偷渡，从此实用即真理风行于天下。就如同仅仅从“2+2=2×2”这样局部正确的结果就推导出普遍公式“y+y=y×y”一样，对真理问题的讨论在仅仅将实用冠以“实践”的美名后即走入实用即真理的死胡同，得到的结果可能有条件正确但方法绝对错误，必然招致层出不穷的失误。
今天的中国走资派特色社会四十多年来发展实践结结实实地证明了这一点。一切向钱看，无视传统道德观，全国上下一片乌烟蟑气。
走资派邓小平那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至理名言，相当准确地刻划出了他的价值观核心。
按照走资派邓小平的理论逻辑，狗抓耗子不是多管闲事，因为在他眼里那条能够抓住耗子的狗形同好猫。
由此许多事情的本质出现了浑淆。
于是撇开政治论经济，重实用而轻理论的社会价值大改观：谁挣钱谁英雄，谁落穷谁狗熊取代了传统社会是非道德判断标准，全民皆商的社会大潮汹涌而至。
社会上层一批又一批的官倒致富的新贵阶层得以产生，社会下层坑蒙拐骗致富者层出不穷，当然一批所谓的民间私人企业将国营企业私吞改制后，也随之如同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的货本家未尝不是好事。
因为狗也可以堪称好猫，军队公然经商成为走资派邓小平时代的一大亮点。
一切为经济发展让路的改革开放思路，主导了国家经济资源重新分配，一场少数权贵疯狂掠夺瓜分国有资产的大戏登场了。
在大河有水小河满的连锁效应下，部分财富资源流入寻常大大小小的当权者的家庭，同时也使少数社会百姓普遍连带受益，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一时令走资派邓小平在部分得到改革实惠的民众心中俨然成为“最伟大的改革家”，又是“总设计师。
另一方面，潜移默化地温水煮青蛙让整个社会迅猛进行着贪富两级分化，工农阶层相对生活水平迅速下降。
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和流血牺牲才建立起来的新中国、被社会民众普遍认同的共产主义理想、共产党的信仰和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共同富裕的价值体系，在走资派邓小平时代开始成为社会生活的累赘和盲肠，几与空谈无异。
现在一朝丧失，令人扼首痛心！整个社会由于失却了共产主义的大目标和明确的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走资派邓小平理所当然找不着方向，只好“摸着石头过河”；百姓自然跟着糊涂领头人失去信仰支撑，吃肉骂娘，精神空虚，为了赤裸发财连遮羞布都撕得精光。
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与现实社会的巨大距离，通过对理论的彻底否定达到暂时解决，但失去理论指导的现实也失去了方向，“摸着石头过河”成为新的走资派邓小平理论，受到新贵的热捧。
当部分人们对改革开放给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大唱赞歌、种种美誉加身给走资派邓小平时，却往往忽略了以下两大基本要点：
一是走资派邓小平赖以改革开放的巨大物质基础并非凭空而降，而是继承了前任毛泽东等一辈的创业者领导人民经过多年节衣缩食勤俭奋斗，甚至是痛苦煎熬积累下的家底财富，人们受益的正是这些巨大财富的红利释放。
其次是改革开放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包括国家资源的大量流失，环境的严重污染，理想的彻底放弃，社会道德的沦丧堕落，等等。
改革开放好不好？好！毛泽东时代国家立足于积累财富、准备打仗，国家经济发展重重轻轻（重视重工业、轻忽轻工业），上下同心同德，老百姓跟着勒紧裤带过穷日子没有话说。
而且毛泽东时代的后期已经开始了开放的准备，与西方的交往交流的门扉已经启动。
如果毛泽东时代后期对形势的判断是二、三十年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政府一样会将社会积累的红利发放到寻常百姓手上。
只是改革开放必须在坚定明确的理论指导下有序地进行才能保障国家和人民的最终利益。
失却了政治目标和理论指导，改革开放就会出现大问题。
再论军事，邓小平功劳、才能、资质实属平平。
九十年代初军事相关部门在为淮海战役写史时，客观公允地评价了粟裕在该战役中所起的关键指挥作用时，邓小平愤愤不平，出来强调自己才是当时战役的最高负责者，让人看到在功名面前走资派邓小平只是凡人一个。
谁都知道，最高负责者和具体的战役指挥者通常是有区别的，我们不能因为你是最高负责者就取代实际指挥者的功绩。
特别是走资派邓小平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之尊，却不惜自降品格抹杀他人实际指挥的史实去争历史上一场大战役的功名，有点屈尊降格、略显失态的小肚鸡肠意味。
相较于巨人毛泽东的综合建树来，走资派邓小平应该享有同等历史地位而被世人尊称为“伟人”吗？不，邓小平相形见绌得太明显了，我们只能视其为“强人“。篡权者！强行复辟者！而己。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有文凭即是白痴也能捞一官半职
许多材料证明，如今的走资派特色政府招当官的都要大学文凭。大学文凭尤其是博士文凭是选拔各级官员尤其是大官的决定性标准。当然有此文凭，再加上有个走资派特色政府里当过高官老爸或老妈，又或是干爸奶爸都行，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
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博士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
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
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补习班”之类。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代人考试”业又称替考。
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中国特式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所有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都成了培养《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教育目的了。全国上下各级官员和各行各业的官员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高级人才即上等人精英分子和《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有了这些玩意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不难看出这些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有钱，就可以进入私立的高等学校”。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上山下乡》的知青可以成为国家主席。可以成为大官高官。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上山下乡》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插队落户》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初中毕业》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高考交白卷》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坐了十五牢》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农村人》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当队长》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当兽医》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工农兵学员》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新生的反革命分子》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最精致的利己主义这类人好处一定是自己，绝对不让自己吃亏，但是面上一定把自己包装的特别公正，特别仗义。
最精致的利己主义这类人绝对不会让自己吃大亏的，表面也许会吃一些小亏。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唯分数论”是造成“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教育原因。
自私是造成“精致利己主义者。
唯利是图的社会环境是造成“精致利己主义者”的社会原因。
当医患纠纷、食品安全、诚信危机、道德困惑充斥社会时，大学这个曾经的象牙塔也已经不再是宁静的学问之所。而大学，正是学生世界观形成和固化的关键阶段。老师热衷于报课题申经费，对本是主业的教学工作不甚用心甚至敷衍了事，还有的老师过分到将学生当成自己廉价的优质劳动力——对学生而言，这就是活生生的“利己主义”教材。待到走向社会，面对拼能力不如拼关系、拼自己不如拼爹的现实存在，一定要在学生心中加深对“利己主义”的认同。
钱理群教授在他撰写的《大学里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中指出，“在中国的大学里，包括最好的北大、清华，都正在培养一群20几岁就已经’老奸巨猾’的学生，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旦这些人掌握了权力，拥有了地位，带来的危害比贪官污吏更大！”
钱理群教授退休之后，曾经义务到一些场合去讲学，钱教授是研究鲁迅的专家，讲的也是介绍鲁迅的课程。但讲了不到一个月，原来座无虚席的教室只剩下三三两两的学生，并不是钱教授的课不好，而是大家觉得，现在听鲁迅对于自己的升学、就业没有半点帮助，大家都很忙，哪有时间来听这些“没用”的课呢？
为此，钱教授感慨万千，他在《大学里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文章中，把这种现象背后的本质揭露了出来。
许多材料证明，如今的走资派特色政府招当官的都要大学文凭。大学文凭尤其是博士文凭是选拔各级官员尤其是大官的决定性标准。当然有此文凭，再加上有个走资派特色政府里当过高官老爸或老妈，又或是干爸奶爸都行，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
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博士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
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
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补习班”之类。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代人考试”业又称替考。
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中国特式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所有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都成了培养《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教育目的了。全国上下各级官员和各行各业的官员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高级人才即上等人精英分子和《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有了这些玩意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不难看出这些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有钱，就可以进入私立的高等学校”。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上山下乡》的知青可以成为国家主席。可以成为大官高官。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上山下乡》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插队落户》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初中毕业》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高考交白卷》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坐了十五牢》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农村人》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当队长》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当兽医》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工农兵学员》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走资派鼓吹"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等，但一个《新生的反革命分子》的知青可以成为资本家。
最精致的利己主义这类人好处一定是自己，绝对不让自己吃亏，但是面上一定把自己包装的特别公正，特别仗义。
最精致的利己主义这类人绝对不会让自己吃大亏的，表面也许会吃一些小亏。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唯分数论”是造成“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教育原因。
自私是造成“精致利己主义者。
唯利是图的社会环境是造成“精致利己主义者”的社会原因。
当医患纠纷、食品安全、诚信危机、道德困惑充斥社会时，大学这个曾经的象牙塔也已经不再是宁静的学问之所。而大学，正是学生世界观形成和固化的关键阶段。老师热衷于报课题申经费，对本是主业的教学工作不甚用心甚至敷衍了事，还有的老师过分到将学生当成自己廉价的优质劳动力——对学生而言，这就是活生生的“利己主义”教材。待到走向社会，面对拼能力不如拼关系、拼自己不如拼爹的现实存在，一定要在学生心中加深对“利己主义”的认同。
钱理群教授在他撰写的《大学里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中指出，“在中国的大学里，包括最好的北大、清华，都正在培养一群20几岁就已经’老奸巨猾’的学生，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旦这些人掌握了权力，拥有了地位，带来的危害比贪官污吏更大！”
钱理群教授退休之后，曾经义务到一些场合去讲学，钱教授是研究鲁迅的专家，讲的也是介绍鲁迅的课程。但讲了不到一个月，原来座无虚席的教室只剩下三三两两的学生，并不是钱教授的课不好，而是大家觉得，现在听鲁迅对于自己的升学、就业没有半点帮助，大家都很忙，哪有时间来听这些“没用”的课呢？
为此，钱教授感慨万千，他在《大学里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文章中，把这种现象背后的本质揭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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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走了，《阶级固化》又来了
相信只要大家还能够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都能够对毛泽东时代的教育革命给出一个客观、准确的评价，因而也就应该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所谓的《毛主席取消高考》的历史了。
一年又一年的《高考》季终于来了。这段时间，高考“顶替”的事件再次成为舆论争议的焦点。当某些人出于担心“公职抹黑”的考虑，将舆论炮火引向“高考公平“的时候，真正该被关注的《顶替》《代考》等等诸多不公平问题本身被遮蔽了。
在关注“高考公平”的时候，走资派特色官媒公共舆论反而忽略了另一个更加本质的问题，经走资派特色忽悠“上大学改变命“四十多年的今天，忽悠不下去的一个《阶层固化》的社会现实。《高考》能够给带来的阶层流动已经很有限，从统计学意义来讲，这种流动更多局限在底层之间。而“高考改变命运”的命题，反而为《阶层固化》的现状只是提供了合法性背书。
1905年，科举制寿终正寝。《高考》逐渐登上历史舞台。新中国解放以前，主要实行的是各个高校自主招生考试，权力和资本寻租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1950年，新中国开始继续延续解放前的高校自主招生方式。
1952年，新中国建立起来了更加体现公平性的全国统一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制度。
1966年6月1日，教育部决定招生工作推迟。
1970年，高校开始以“工农兵推荐入学”的方式重新招生。
1977年10月，走资派特决定恢复高考制度。
1966年-1977年的这近12年的历史时间段，被后来的精英人士称为“取消高考”的12年，而饱受争议和批评。通常的说法是“毛主席取消高考导致教育荒废、人才断档，平民子弟失去上升通道……”这个论述其实存在一个极大的误解或者说歪曲。
1953年，北京一位参加高考的考生8门成绩只考了178分，该生平时成绩还可以，于是坚持认为试卷评分出了问题;问题反映上去之后，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尽管复查的结果显示，这位考生的考试成绩确实很糟糕，但另一个问题却暴露出来，引发了当时社会的大讨论：高考的成绩并不能体现考生平时的成绩，更与个人能力没多少关涉，特别是中小学生的考学负担过重。
此后，还出现了考生高考成绩不理想，想要跳楼自杀的问题;四川一位家长更是在考前对学生说，“考取大学，你就穿新衣服上学去，考不取，你就拿着棍子和破锅讨饭去!”
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新中国第一份“减负”文件《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但是，在所谓的“现代考试制度”之下，考生的负担根本没办法减下去，城市学校比农村学校负担重，高年级比低年级负担重，一些高年级学校一周课时比规定超出5-10小时，多的高达24小时。
究其原因，虽然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前30年时间，一直致力于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脑差别)。但新中国毕竟建立于一穷二白基础上的，为了快速发展起来，必须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然后再工业反哺农业。即便到毛泽东时代结束，城乡差别依然显著存在，虽然不像今天这么大;新中国农业人口占据了90%以上，很多农村家庭的子弟依然希望通过高考进入城市，改变个人命运;而城市工人家庭子弟也希望通过高考进一步实现阶层跃升。
毛泽东时代并不是后来所指责的“平均主义”，毛主席直到晚年仍然“耿耿于怀”的是“八级工资制”。他认为，共产党人仅仅是因为要迁就现实，才不得不做这样的让步，但让步的结果，却让出一个“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等级制”来，“就不对了”(毛主席1974年语)。
新社会脱胎于旧社会，承接的是旧的法权，共产党人一开始也只能迁就现实，但未来的目标必然只能是缩小差别，而不是拉大差别。我们所熟知的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就是针对城乡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的问题指出的。教育资源事实上也面临类似的问题。
因为客观存在的等级差别和城乡生活水平差距，知识分子不愿意到农村去，不愿意与工农结合，农村出来的学子也不愿回到农村，其结果就会造成农村教育资源与城市的不断拉大。这与社会主义公平的目标是严重背离的，旧的法权更是不断侵蚀着我们的党和新生人民政权。建国初，周总理就发现了“干部子弟学校”的问题，并向毛主席作出了汇报，毛主席愤怒地指出，“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
旧的考试制度、教育制度违背了社会公平，并威胁着政权性质，这在毛主席、周总理那一辈一心为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考里，是有共识的。
对于现存的考试制度能不能培养出社会主义需要的真正的人才，毛主席也是深表质疑的：“学制可以缩短。”“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见毛主席1964年2月13日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
1966年4月，教育部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很多人对考试制度提出了质疑，毛主席讲道：“高考把学生当作敌人，公开袭击，定期袭击。高考助长学生死记硬背，不是引导学生活泼主动的发展。高考按平均分数录取，要学生门门功课都好。高考超出中学课程范围，高考出难题，学生家长抱怨。学生紧张，高考每年总有人晕倒，把学生考焦了。家长紧张。老师紧张，全国考生集中在三天考试，如临大敌，气氛紧张。高考三天决定命运，偶然因素大。考生填那么多志愿，只从高校出发，不考虑考生的实际情况!”这些论述即便放到今天，也完全是切中要害的。
1966年6月1日，中央批转了高等教育部党委《关于改进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文件，随后，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的学生给毛主席公开写了一封信，指出现存的升学制度的问题：使许多青年不是为革命而学，是为考大学而钻书堆，不问政治……、“成名”、“成家”、“个人奋斗”、“走白专道路”;使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而造成许多“特殊”、“重点学校”、专收高材生……把大批优秀的工农、革命干部子女排斥在外;对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
在汇集了种种意见之后，教育部宣布：从1966年起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对于现存升学制度的问题，当时党内大多数人只要是从社会主义角度出发、站在人民立场，经过深思熟虑后都是有着共识的，“取消高考”不是毛主席“独断”的结果;第二，“取消高考”是一次积极而大胆的改革与尝试，它并不是要简单地给旧的考试制度画上休止符，而是要接着探索新的教育升学模式。
1966年，由于运动形势的发展，教育部推迟招生工作的决定维持的不是半年，而是三年。随着《文革》结束恢复招生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运动之后)这个厂的技术人员队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反动技术“权威”被赶下了台，实践证明，从工人中提拔的技术人员比来源于大专院校毕业生的技术人员要强。由此，调查报告提出了“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强调学校教育一定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毛主席为这篇报道的编者按亲笔加写了一段说：“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这段话加于刊文的前一天——7月21日。此后，各地相继仿效兴办这类学校，学制有全日制、半工半读、业余等，统称“七·二一大学”。
1970年，部分高校首先开始以“群众推荐、组织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式，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同时，大批知识分子、知识青年下到农村去，大大提升了广大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基础。
高校招生基本的处理原则是“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儿来哪儿去”，杜绝将升学作为阶层上升、拉开阶层差距的渠道。断绝了阶层上升的渠道，并不是为了固化阶层;恰恰相反：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城市工厂实行“鞍钢宪法”，工人参与管理;农村兴办“社队企业”，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把农村建得跟城市一样好”——这样的做法，大大加速了三大差别的缩小，离真正的社会公平越来越近，不比治标不治本的“高考公平”强一千倍、一万倍?
这种全新的招生和教育模式，在1977年之后饱受诟病。那么，情况是不是真的那样糟糕呢?
电影《决裂》反映了当时两条教育路线的斗争，“马尾巴的功能”式的教育内容并不是工农群众生产斗争实践所亟需的。电影的内容放到今天，是要被知识精英嘲笑的。毛泽东时代结束以后，专业院校逐步被综合大学替代，简陋的土坯房被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所替代，专业课被大大压缩，“文化素质”课大行其道，生产实践被模拟实验所替代。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林学专业的学生在黑板上“造林”、在纸上“育苗”……
不可否认，那么年代的教育主要强调的是偏技术、而非偏基础科学，强调的是实用性和可应用性，但这绝不意味着低水平!
1972年12月，美国物理学会的杂志《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刊登了一篇美国科学家代表团到中国参观观感的报道，报道明确指出：“最近美国到中国的参观者发现中国集中于应用物理而不是基础研究，同时尝试使高等教育系统更加民主。”
报道对于当时中国在物理学方面的进步给出了高度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应用物理的很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是最近7个美国物理学家参观中国并且跟我们讨论他们的观察以后得出的结论。他们看到了集成电路生产，受控核聚变实验，超导重力仪，望远镜--各种各样的科学仪器——全部产自中国。”
美国科学家发现：“学生不是在大学接受训练。当学生被录取，他们只接受一年新生的学习。到目前这些学生是在他们的第三年(已经开始科研和生产实践)。学生不再从高中录取，而是必须在公社、工厂或者军队里工作至少两至三年。他们是从同龄人里，按照智力，政治意识和健康的身体挑选出来的，但最终决定权在大学。”“学生们非常关心他们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和中国整体的进步。他们把他们自己的学习当作是他们可以为社会做贡献的方法。”“中国正在使科学训练，比之通常情况，比如美国，更加专业化……中国觉得这种方式可以快速的训练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
另外，参观的美国科学家还发现了一个全社会范围的试图使高等教育系统更加民主化的尝试。教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更加平等、更加友善，“已经没有考试了，而是代之以类似考试的课后作业”，“学生们现在有机会吐苦水，而不是像以前的教学体系那样。”
所以，那些对于毛泽东时代耽误了教育、耽误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指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没有强大的科研实力和人才培养通道，毛泽东时代又怎么让新中国从解放初落后的农业国，跻身到世界六大工业强国的?
重视应用型技术的教育与研究，根本原因是我们比发达资本主义晚发展两三百年，服务于现代化的技术短板亟需补缺。而是基于当时的财力和人力水平，不可能大范围地支持基础领域的研究。当然，基础研究并不是不重视。例如，对于当时西方也是刚刚起步，在世界还处在非常前端的激光研究，毛主席在1963年指出，“死光，要组织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没有成绩不要紧。”这为今天中国的激光技术发展完全不逊色美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个例子则是数学家陈景润，事实上，当时国家非常重视陈景润的研究，就连毛主席的夫人都曾亲自关心过问过陈景润的生活待遇问题。
在毛主席的战略视野里，务实性与长远性是兼而有之的! 完全可以预计的是，在四个现代化初步实现，物质条件、人才条件已经积累起来以后，基础领域的教学、科研必将迎来大发展、大繁荣，钱学森同志在晚年也不必发出“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大师级的人才”的天问了。
相信只要大家还能够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都能够对毛泽东时代的教育革命给出一个客观、准确的评价;进而，也应该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所谓的《毛主席取消高考》的历史了。
相信只要大家还能够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都能够对毛泽东时代的教育革命给出一个客观、准确的评价，因而也就应该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所谓的《毛主席取消高考》的历史了。
一年又一年的《高考》季终于来了。这段时间，高考“顶替”的事件再次成为舆论争议的焦点。当某些人出于担心“公职抹黑”的考虑，将舆论炮火引向“高考公平“的时候，真正该被关注的《顶替》《代考》等等诸多不公平问题本身被遮蔽了。
在关注“高考公平”的时候，走资派特色官媒公共舆论反而忽略了另一个更加本质的问题，经走资派特色忽悠“上大学改变命“四十多年的今天，忽悠不下去的一个《阶层固化》的社会现实。《高考》能够给带来的阶层流动已经很有限，从统计学意义来讲，这种流动更多局限在底层之间。而“高考改变命运”的命题，反而为《阶层固化》的现状只是提供了合法性背书。
1905年，科举制寿终正寝。《高考》逐渐登上历史舞台。新中国解放以前，主要实行的是各个高校自主招生考试，权力和资本寻租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1950年，新中国开始继续延续解放前的高校自主招生方式。
1952年，新中国建立起来了更加体现公平性的全国统一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制度。
1966年6月1日，教育部决定招生工作推迟。
1970年，高校开始以“工农兵推荐入学”的方式重新招生。
1977年10月，走资派特决定恢复高考制度。
1966年-1977年的这近12年的历史时间段，被后来的精英人士称为“取消高考”的12年，而饱受争议和批评。通常的说法是“毛主席取消高考导致教育荒废、人才断档，平民子弟失去上升通道……”这个论述其实存在一个极大的误解或者说歪曲。
1953年，北京一位参加高考的考生8门成绩只考了178分，该生平时成绩还可以，于是坚持认为试卷评分出了问题;问题反映上去之后，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尽管复查的结果显示，这位考生的考试成绩确实很糟糕，但另一个问题却暴露出来，引发了当时社会的大讨论：高考的成绩并不能体现考生平时的成绩，更与个人能力没多少关涉，特别是中小学生的考学负担过重。
此后，还出现了考生高考成绩不理想，想要跳楼自杀的问题;四川一位家长更是在考前对学生说，“考取大学，你就穿新衣服上学去，考不取，你就拿着棍子和破锅讨饭去!”
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新中国第一份“减负”文件《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但是，在所谓的“现代考试制度”之下，考生的负担根本没办法减下去，城市学校比农村学校负担重，高年级比低年级负担重，一些高年级学校一周课时比规定超出5-10小时，多的高达24小时。
究其原因，虽然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前30年时间，一直致力于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脑差别)。但新中国毕竟建立于一穷二白基础上的，为了快速发展起来，必须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然后再工业反哺农业。即便到毛泽东时代结束，城乡差别依然显著存在，虽然不像今天这么大;新中国农业人口占据了90%以上，很多农村家庭的子弟依然希望通过高考进入城市，改变个人命运;而城市工人家庭子弟也希望通过高考进一步实现阶层跃升。
毛泽东时代并不是后来所指责的“平均主义”，毛主席直到晚年仍然“耿耿于怀”的是“八级工资制”。他认为，共产党人仅仅是因为要迁就现实，才不得不做这样的让步，但让步的结果，却让出一个“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等级制”来，“就不对了”(毛主席1974年语)。
新社会脱胎于旧社会，承接的是旧的法权，共产党人一开始也只能迁就现实，但未来的目标必然只能是缩小差别，而不是拉大差别。我们所熟知的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就是针对城乡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的问题指出的。教育资源事实上也面临类似的问题。
因为客观存在的等级差别和城乡生活水平差距，知识分子不愿意到农村去，不愿意与工农结合，农村出来的学子也不愿回到农村，其结果就会造成农村教育资源与城市的不断拉大。这与社会主义公平的目标是严重背离的，旧的法权更是不断侵蚀着我们的党和新生人民政权。建国初，周总理就发现了“干部子弟学校”的问题，并向毛主席作出了汇报，毛主席愤怒地指出，“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
旧的考试制度、教育制度违背了社会公平，并威胁着政权性质，这在毛主席、周总理那一辈一心为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考里，是有共识的。
对于现存的考试制度能不能培养出社会主义需要的真正的人才，毛主席也是深表质疑的：“学制可以缩短。”“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见毛主席1964年2月13日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
1966年4月，教育部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很多人对考试制度提出了质疑，毛主席讲道：“高考把学生当作敌人，公开袭击，定期袭击。高考助长学生死记硬背，不是引导学生活泼主动的发展。高考按平均分数录取，要学生门门功课都好。高考超出中学课程范围，高考出难题，学生家长抱怨。学生紧张，高考每年总有人晕倒，把学生考焦了。家长紧张。老师紧张，全国考生集中在三天考试，如临大敌，气氛紧张。高考三天决定命运，偶然因素大。考生填那么多志愿，只从高校出发，不考虑考生的实际情况!”这些论述即便放到今天，也完全是切中要害的。
1966年6月1日，中央批转了高等教育部党委《关于改进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文件，随后，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的学生给毛主席公开写了一封信，指出现存的升学制度的问题：使许多青年不是为革命而学，是为考大学而钻书堆，不问政治……、“成名”、“成家”、“个人奋斗”、“走白专道路”;使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而造成许多“特殊”、“重点学校”、专收高材生……把大批优秀的工农、革命干部子女排斥在外;对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
在汇集了种种意见之后，教育部宣布：从1966年起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对于现存升学制度的问题，当时党内大多数人只要是从社会主义角度出发、站在人民立场，经过深思熟虑后都是有着共识的，“取消高考”不是毛主席“独断”的结果;第二，“取消高考”是一次积极而大胆的改革与尝试，它并不是要简单地给旧的考试制度画上休止符，而是要接着探索新的教育升学模式。
1966年，由于运动形势的发展，教育部推迟招生工作的决定维持的不是半年，而是三年。随着《文革》结束恢复招生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运动之后)这个厂的技术人员队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反动技术“权威”被赶下了台，实践证明，从工人中提拔的技术人员比来源于大专院校毕业生的技术人员要强。由此，调查报告提出了“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强调学校教育一定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毛主席为这篇报道的编者按亲笔加写了一段说：“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这段话加于刊文的前一天——7月21日。此后，各地相继仿效兴办这类学校，学制有全日制、半工半读、业余等，统称“七·二一大学”。
1970年，部分高校首先开始以“群众推荐、组织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式，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同时，大批知识分子、知识青年下到农村去，大大提升了广大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基础。
高校招生基本的处理原则是“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儿来哪儿去”，杜绝将升学作为阶层上升、拉开阶层差距的渠道。断绝了阶层上升的渠道，并不是为了固化阶层;恰恰相反：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城市工厂实行“鞍钢宪法”，工人参与管理;农村兴办“社队企业”，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把农村建得跟城市一样好”——这样的做法，大大加速了三大差别的缩小，离真正的社会公平越来越近，不比治标不治本的“高考公平”强一千倍、一万倍?
这种全新的招生和教育模式，在1977年之后饱受诟病。那么，情况是不是真的那样糟糕呢?
电影《决裂》反映了当时两条教育路线的斗争，“马尾巴的功能”式的教育内容并不是工农群众生产斗争实践所亟需的。电影的内容放到今天，是要被知识精英嘲笑的。毛泽东时代结束以后，专业院校逐步被综合大学替代，简陋的土坯房被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所替代，专业课被大大压缩，“文化素质”课大行其道，生产实践被模拟实验所替代。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林学专业的学生在黑板上“造林”、在纸上“育苗”……
不可否认，那么年代的教育主要强调的是偏技术、而非偏基础科学，强调的是实用性和可应用性，但这绝不意味着低水平!
1972年12月，美国物理学会的杂志《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刊登了一篇美国科学家代表团到中国参观观感的报道，报道明确指出：“最近美国到中国的参观者发现中国集中于应用物理而不是基础研究，同时尝试使高等教育系统更加民主。”
报道对于当时中国在物理学方面的进步给出了高度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应用物理的很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是最近7个美国物理学家参观中国并且跟我们讨论他们的观察以后得出的结论。他们看到了集成电路生产，受控核聚变实验，超导重力仪，望远镜--各种各样的科学仪器——全部产自中国。”
美国科学家发现：“学生不是在大学接受训练。当学生被录取，他们只接受一年新生的学习。到目前这些学生是在他们的第三年(已经开始科研和生产实践)。学生不再从高中录取，而是必须在公社、工厂或者军队里工作至少两至三年。他们是从同龄人里，按照智力，政治意识和健康的身体挑选出来的，但最终决定权在大学。”“学生们非常关心他们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和中国整体的进步。他们把他们自己的学习当作是他们可以为社会做贡献的方法。”“中国正在使科学训练，比之通常情况，比如美国，更加专业化……中国觉得这种方式可以快速的训练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
另外，参观的美国科学家还发现了一个全社会范围的试图使高等教育系统更加民主化的尝试。教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更加平等、更加友善，“已经没有考试了，而是代之以类似考试的课后作业”，“学生们现在有机会吐苦水，而不是像以前的教学体系那样。”
所以，那些对于毛泽东时代耽误了教育、耽误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指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没有强大的科研实力和人才培养通道，毛泽东时代又怎么让新中国从解放初落后的农业国，跻身到世界六大工业强国的?
重视应用型技术的教育与研究，根本原因是我们比发达资本主义晚发展两三百年，服务于现代化的技术短板亟需补缺。而是基于当时的财力和人力水平，不可能大范围地支持基础领域的研究。当然，基础研究并不是不重视。例如，对于当时西方也是刚刚起步，在世界还处在非常前端的激光研究，毛主席在1963年指出，“死光，要组织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没有成绩不要紧。”这为今天中国的激光技术发展完全不逊色美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个例子则是数学家陈景润，事实上，当时国家非常重视陈景润的研究，就连毛主席的夫人都曾亲自关心过问过陈景润的生活待遇问题。
在毛主席的战略视野里，务实性与长远性是兼而有之的! 完全可以预计的是，在四个现代化初步实现，物质条件、人才条件已经积累起来以后，基础领域的教学、科研必将迎来大发展、大繁荣，钱学森同志在晚年也不必发出“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大师级的人才”的天问了。
相信只要大家还能够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都能够对毛泽东时代的教育革命给出一个客观、准确的评价;进而，也应该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所谓的《毛主席取消高考》的历史了。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文革》走了《教育》可赚钱了
走资派特色政府现行的教育制度。是贫富分化的推手，又是阶级特权的延续，更是社会上功利主义的体现
在任何学校里，最重要的是课程的思想政治方向，这完全由教学人员来决定。——列宁
文革中《红旗》杂志上一篇名为《请看苏修的新玩意》的文章：
“近年来，在苏修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
先看“私人授课”业。此业现在盛行苏联全国，据说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私人授课每小时可得五至十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资。在莫斯科街头，“圆柱上”、“墙壁上”、“大门道里”，到处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再看当下走资派特色政府现行的教育制度，比那时要严重的多：当时的「私人授课业」，只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而当下却更甚，是为了一切学生——或者说，“应试”——而设立的。
当时每小时价格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的工资，而当下呢？
没有具体地考察过，但也有一些资料可以一用（这些资料都来自于身边的人）：当下于“补课“上所用的钱，甚至有超过一万元每月的。而一个中下层劳动者每月仅可得一千五到两千元。
教师职业（此处专指教职工的工资）不过三四千元，这已经不是1.5倍关系了。
当然也有价格不那么高的（或许要感谢什么“供需关系”、“看不见的手”）每月每科也有八九百元（根据教师和学生们的评价这还算低的），且少有仅仅补习一两门课程的，如此算下来，当下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了，可以说：“教育改革、‘双减’政策不是已经在整治这些问题了么？”
这话倒是没错，但它仅仅是对穷人生效了吗？
收费低的教育机构不见了，而富人们可以聘请家教。
在职的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不允许校外补课了。没关系，富人们可以聘请专门这样不到学校里任职的人。而穷人们却只能依靠自己的孩子“再努努力”了。并且，别忘了：
《如果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
《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
《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风险。》
《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
再看看所谓“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与“就近入学”和师资力量不均衡之间的矛盾。当然了，这主要来自于义务教育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然而它真的被落实了吗？
由于“就近入学”，师资力量强大的学校附近往往会形成“学区房”经济。而谁才能买得起这些「学区房」呢？自然是富人们。
普罗大众想要把自己的子女送进这些学校可就要大费周章了。
并且，讽刺的是，随着对“贪污腐败”的严查严打，这种差异也愈加明显：根据资料（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托关系”进入我所在的这所学校，需约3-5万元；而「严查严打」后，这种途径就消失了，之前三五万能买到的学习机会，现在买不到了，只能花费几十万去购买「学区房」。“几万对几十万，优势在我！”
以及，当下的家长们、孩子们是抱着怎样的观念面对庞大的空中楼阁般的教育体系的呢？
再引一大段《请看苏修的新玩意》（并且也让联盟成员认识到我们应持怎样的态度）：“若问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苏修的教育制度了。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
可不能小看这种新行业。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
……你听，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
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列宁曾说过：“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列宁的话，这样无情地揭露了一切关于一般自由、平等言论的虚伪性。……“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苏修统治者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宣传，公然要青年人树立“合理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并且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学习、掌握知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钱的贮钱匣”。……“
“……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阶级的接班人。“
而走资派特色政府现行的教育制度当下，一张大学文凭也只能捞到一个好一点的工作了，也无怪乎广大人民群众对此见怪不怪了。那我们对此应该怎么办呢？怎么应对这些上层建筑呢？
很显然，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意味着推翻苏修现存的社会制度，这是苏修统治者连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统治者不敢想的，苏联人民却要想，并且终究有一天还要行动起来，再一次扫除这些秽物。
《红旗》杂志指的很明白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是要招来反对的。
走资派特色政府现行的教育制度。是贫富分化的推手，又是阶级特权的延续，更是社会上功利主义的体现
在任何学校里，最重要的是课程的思想政治方向，这完全由教学人员来决定。——列宁
文革中《红旗》杂志上一篇名为《请看苏修的新玩意》的文章：
“近年来，在苏修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
先看“私人授课”业。此业现在盛行苏联全国，据说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私人授课每小时可得五至十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资。在莫斯科街头，“圆柱上”、“墙壁上”、“大门道里”，到处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再看当下走资派特色政府现行的教育制度，比那时要严重的多：当时的「私人授课业」，只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而当下却更甚，是为了一切学生——或者说，“应试”——而设立的。
当时每小时价格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的工资，而当下呢？
没有具体地考察过，但也有一些资料可以一用（这些资料都来自于身边的人）：当下于“补课“上所用的钱，甚至有超过一万元每月的。而一个中下层劳动者每月仅可得一千五到两千元。
教师职业（此处专指教职工的工资）不过三四千元，这已经不是1.5倍关系了。
当然也有价格不那么高的（或许要感谢什么“供需关系”、“看不见的手”）每月每科也有八九百元（根据教师和学生们的评价这还算低的），且少有仅仅补习一两门课程的，如此算下来，当下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了，可以说：“教育改革、‘双减’政策不是已经在整治这些问题了么？”
这话倒是没错，但它仅仅是对穷人生效了吗？
收费低的教育机构不见了，而富人们可以聘请家教。
在职的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不允许校外补课了。没关系，富人们可以聘请专门这样不到学校里任职的人。而穷人们却只能依靠自己的孩子“再努努力”了。并且，别忘了：
《如果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
《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
《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风险。》
《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
再看看所谓“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与“就近入学”和师资力量不均衡之间的矛盾。当然了，这主要来自于义务教育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然而它真的被落实了吗？
由于“就近入学”，师资力量强大的学校附近往往会形成“学区房”经济。而谁才能买得起这些「学区房」呢？自然是富人们。
普罗大众想要把自己的子女送进这些学校可就要大费周章了。
并且，讽刺的是，随着对“贪污腐败”的严查严打，这种差异也愈加明显：根据资料（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托关系”进入我所在的这所学校，需约3-5万元；而「严查严打」后，这种途径就消失了，之前三五万能买到的学习机会，现在买不到了，只能花费几十万去购买「学区房」。“几万对几十万，优势在我！”
以及，当下的家长们、孩子们是抱着怎样的观念面对庞大的空中楼阁般的教育体系的呢？
再引一大段《请看苏修的新玩意》（并且也让联盟成员认识到我们应持怎样的态度）：“若问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苏修的教育制度了。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
可不能小看这种新行业。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
……你听，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
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列宁曾说过：“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列宁的话，这样无情地揭露了一切关于一般自由、平等言论的虚伪性。……“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苏修统治者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宣传，公然要青年人树立“合理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并且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学习、掌握知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钱的贮钱匣”。……“
“……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阶级的接班人。“
而走资派特色政府现行的教育制度当下，一张大学文凭也只能捞到一个好一点的工作了，也无怪乎广大人民群众对此见怪不怪了。那我们对此应该怎么办呢？怎么应对这些上层建筑呢？
很显然，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意味着推翻苏修现存的社会制度，这是苏修统治者连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统治者不敢想的，苏联人民却要想，并且终究有一天还要行动起来，再一次扫除这些秽物。
《红旗》杂志指的很明白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是要招来反对的。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文革中爷爷奶奶预今日社会弊病
在走资派中国特色政府制度下，《文革》没有来。《文革》也不会来。《文革》是在工农兵取得政权后，要求执政的《共产党》人继读革命，继读要求执政的《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学生运动、群众运动“根本与《文革》扯不上半点关系。在走资派中国特色政府制度下的高压维稳监接之下，连“学生运动、群众运动“也不会发生，何谈《文革》发生。走资派中国特色政府的头头们维稳都来不及，还会让《文革》发生。鼓吹《文革》来了，发生《文革》，发生学生运动、群众运动的外国是《文革》。都是些不懂《文革》的马户又鸟们。
走资派中国特色政府制度下的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文革》被丑化，被抹黑，被否定，被妖魔化，被颠倒黑白地忽悠洗脑之下，满世界的人都把谎言当”真理”了。《文革》被丑化，被抹黑，被否定，被妖魔化，被颠倒黑白的总设计师是走资派邓小平。走资派邓小平为什么要这样做？《文革》批斗走资派，邓小平是第二号走资派。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己死。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耍两面派，当面说“永不翻案“，篡权上台后立即翻案，不翻案不否《文革》，走资派邓小平上台执政不合法。《文革》中的法律文件中白纸黑字，己告知全世界人走资派邓小平己被开除了。所以走资派邓小平要否定《文革》。
走资派邓小平要否定《文革》篡权上台，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以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推行一系列的修正主义路线，让糜烂透顶的资产阶级思想到处泛滥，使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受到严重的腐蚀和毒害。各种社会弊病丛生，社会面貌日益腐朽，令人恶心的毒疮已经化脓，并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尸臭。贪污盗窃，已成了社会的特征。掌握国家机器、垄断整个社会财富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进行各种掠夺活动，官盗一体。
社会道德败坏，暗娼、妓女增多，卖淫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
投机倒把活动猖獗，黑市、自由市场异常“繁荣”。
文化教育领域，更是乌烟瘴气。随着等级制度的扩大与阶级分化的加剧，种种丑闻纷至沓来。滥用职权，营私舞弊、勒索受贿风行全国。
许多人为了追求学位和名利，剽窃抄袭、买卖学位和文凭的现象极为普遍，造假文凭、“生产假学者和冒牌科学博士的工厂”、办假大学的“企业”，应有尽有。
离婚问题越来越严重，家庭关系极不稳定。
在走资派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罪恶路线和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荒淫糜烂生活方式的毒害下，青少年犯罪现象也日益严重。有相当一部分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
所谓“反盗窃”、“反酗酒”、“反嗜毒”、“禁暗娼”，只能愈反愈烈，愈禁愈多。
转载《1975年人民日报：苏联社会弊病丛生》
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以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推行一系列的修正主义路线，让糜烂透顶的资产阶级思想到处泛滥，使苏联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受到严重的腐蚀和毒害。
今日之苏联，各种社会弊病丛生，社会面貌日益腐朽，在它身上，“令人恶心的毒疮已经化脓，并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尸臭。”贪污盗窃，已成了今天苏联社会的特征。掌握国家机器、垄断整个社会财富的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进行各种掠夺活动，官盗一体。
苏联报刊承认，从中央到地方，从农村到城市，从机关到学校，“许多领导人和党组织的负责人”，“靠损害人民的利益而轻易谋取暴利”。有些人还“亲自领导贪污盗窃集团”，不少人在很短时期内就成为“百万富豪”。“这类事实并不罕见”，“例子比比皆是”。
例如，苏修一党中央委员盗用公款五十多万卢布，约合一个中等收入工人四百多年的工资，为自己建造了一所异常宏伟的住宅；在格鲁吉亚的工、商、文教卫生各界，贪污盗窃也层出不穷，以共和国中央合作社的主席和副主席“为首的许多领导人”勾结在一起，进行特大规模的盗窃活动，中央合作社财政局长本人也是盗窃犯的“同谋者”，亚美尼亚邮电部管理局局长利用各种手段，贪污十二万多卢布。
在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扶植和庇护下，许多把持企业、农庄、商店和文教部门领导权的人更是上行下效，无所不为。据苏联报刊报道，第比利斯合成制品厂的头目利用职权，一次就盗窃一百一十万卢布；苏呼米烟草公司的领导人盗窃的财富达数百万卢布。
在苏联各地，投机倒把活动猖獗，黑市、自由市场异常“繁荣”。据报道，在莫斯科的黑市上买卖的商品有美国香烟、口香糖、牛仔裤、外币和麻醉品。此外，机床、起重机、发电机和火车头等生产资料，也都进入自由市场。在这种土壤上一批批投机商、暴发户不断地孳生出来。他们通过贪污盗窃或者向外国旅游者买来商品，然后高价出售，大发横财。例如，阿塞拜疆社会赡养部生产企业管理局局长，勾结该局所属企业的领导人，到莫斯科、土拉、利沃夫等地大量倒卖金币、首饰，大作美元、英镑的黑市买卖。在他家存放的黄金和珠宝重达三十二公斤，几年内获利达二十八万多卢布。
在文化教育领域，更是乌烟瘴气。随着苏联国内等级制度的扩大与阶级分化的加剧，种种丑闻纷至沓来。滥用职权，营私舞弊、勒索受贿风行全国。许多人为了追求学位和名利，剽窃抄袭、买卖学位和文凭的现象极为普遍，造假文凭、“生产假学者和冒牌科学博士的工厂”、办假大学的“企业”，应有尽有。据苏联报刊透露，一个叫戈尔巴琴科的人，利用伪造资历、舞弊行贿等手法，骗取了苏联国立雅库特大学经济学博士的学位，当上了教授，并成立了一个学位答辩委员会。
在苏联，社会道德败坏，暗娼、妓女增多，卖淫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据西方报刊报道，苏联内务部一个官员曾透露，在列宁格勒一次注册登记的娼妓就有一万六千人之多。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敖德萨等大中城市以及疗养地，都设有酒巴间、夜总会和半公开的妓院。由于娼妓越来越多，性病也随之扩大和蔓延。据法国一家杂志援引苏联一地下刊物的材料披露，卖淫这个“资本主义的脓疮”已经在苏联正式存在。每到夜晚，苏联首都莫斯科的中心广场、共青团广场、白俄罗斯车站和农展馆附近的饭店等地方，都有暗娼在活动。其中一些人“有警察为后台”，受到警察的保护和支持。
苏修上台二十年来，苏联的离婚问题越来越严重，家庭关系极不稳定。这也是苏联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据苏联《经济问题杂志》一九七四年第四期透露，苏联的离婚率由一九五○年的百分之三增加到一九七二年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在离婚的夫妇中，有百分之六十的人结婚不到五年，百分之二十一的人结婚不到一年。苏联已成为世界上离婚率最高的国家。
酗酒成灾，已成为苏修无法解决的严重社会问题。据报道，全国酒精产量剧增，超过人口增长率的两倍。私人酿酒现象也在逐年增多。据统计，苏联平均每人每年饮酒量相当于美国的两倍。全国每年仅饮伏特加酒就要花掉一百三十亿卢布，每年有六、七百万人进入“醒酒所”。工人群众由于对苏修统治强烈不满，常因满腹怨气无处发泄而“借酒浇愁”。象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酗酒是“一种必然现象”。例如，乌拉尔一工厂每年有百分之三十的工人进入“醒酒所”；莫斯科一家有四百一十名工人的工厂，在一天早晨的突然检查中，有二百八十名工人上班时酒意未醒，无法上班。青少年和妇女酗酒也在逐年增加。许多青少年和妇女经常沉醉街头或醉醺醺地在公共场合闹事，而被送往“醒酒所”。
吸毒、贩毒的现象也日趋严重。据报道，在苏联南部和中亚地区吸毒现象比较普遍，而且青少年吸毒日益增多。第比利斯的一些中学生公开对来访的西方记者说，他们吸食麻醉品。格鲁吉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透露，“吸食麻醉品，尤其是青年吸毒的可耻现象引起人们的严重不安”。《社会主义工业报》一九七二年八月六日透露，哈萨克有一个出售吗啡的集团。这个集团的主犯通过奇姆肯特市化学制药厂搞到大批吗啡，分成小包，运到各地出售。另据报道，莫斯科一家制造麦角酸的工厂，有一批科学家私自制造麻醉剂；在高加索有的单位制造海洛英；在中亚地区还种植鸦片。正如西方报刊指出的那样：“毒品已愈来愈深地进入苏联社会”。
在苏修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罪恶路线和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荒淫糜烂生活方式的毒害下，苏联青少年犯罪现象也日益严重。有相当一部分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苏修官方也不得不承认，最近几年青少年“犯罪相当多”。集体犯罪占青少年犯罪案件的百分之五十至八十。苏联《真理报》一九七一年六月二日透露，一到夜里，“流氓(基本上是青少年)便成了街道的主人”。
《青年共产党人》也透露，在萨拉托夫州巴拉绍夫市有一个青年集团，长期作案，“相互发誓，以血为盟”，进行抢劫、盗窃和凶杀。在哈尔科夫，有一个青少年犯罪集团，结伙杀人，抢劫商店，半夜闯入住宅，胡作非为。卡拉干达市一群学生在看了凶杀电影后，便模仿影片中的主人公，一个晚上就连续七次作案。
在今日苏联这些社会弊病的恶性发展，是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集团背叛十月革命的事业、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也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性、寄生性和腐朽性的表现。随着社会帝国主义一天天的糜烂腐败，这些弊病将更加广为蔓延。苏修当局对此十分不安。
勃列日涅夫也不得不承认苏联的种种“社会弊病”严重，并声称要“同它们作斗争”。近年来，苏修当局还装模作样地作出了些诸如关于加强同酗酒作“斗争”的决议，制定什么反酗酒措施，颁布什么“劳动教养”条例，炮制什么禁止暗娼、限制性病、反对嗜毒的法令等等，显示一番同不良现象作“斗争”的姿态。然而，这只不过是勃列日涅夫之流玩弄的贼喊捉贼的骗人把戏。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苏修叛徒集团就是一伙“盗窃国家本身”的大盗贼，庞大的苏修官僚机构就是一切罪犯的大本营。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搞得如此乌烟瘴气，让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东西自由泛滥的罪魁祸首正是勃列日涅夫集团自己，他们是最大的教唆犯。
只要苏修的反动统治继续存在，所谓“反盗窃”、“反酗酒”、“反嗜毒”、“禁暗娼”，只能愈反愈烈，愈禁愈多。苏修叛徒集团的倒行逆施，苏联人民是不会长期容忍下去的。可以相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人民必将行动起来，把毒害他们的所有污泥浊水连同苏联的反动统治一起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勃列日涅夫集团这伙窃国大盗和教唆犯也终将“落网归案”，受到苏联人民的无情审判。
在走资派中国特色政府制度下，《文革》没有来。《文革》也不会来。《文革》是在工农兵取得政权后，要求执政的《共产党》人继读革命，继读要求执政的《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学生运动、群众运动“根本与《文革》扯不上半点关系。在走资派中国特色政府制度下的高压维稳监接之下，连“学生运动、群众运动“也不会发生，何谈《文革》发生。走资派中国特色政府的头头们维稳都来不及，还会让《文革》发生。鼓吹《文革》来了，发生《文革》，发生学生运动、群众运动的外国是《文革》。都是些不懂《文革》的马户又鸟们。
走资派中国特色政府制度下的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文革》被丑化，被抹黑，被否定，被妖魔化，被颠倒黑白地忽悠洗脑之下，满世界的人都把谎言当”真理”了。《文革》被丑化，被抹黑，被否定，被妖魔化，被颠倒黑白的总设计师是走资派邓小平。走资派邓小平为什么要这样做？《文革》批斗走资派，邓小平是第二号走资派。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己死。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耍两面派，当面说“永不翻案“，篡权上台后立即翻案，不翻案不否《文革》，走资派邓小平上台执政不合法。《文革》中的法律文件中白纸黑字，己告知全世界人走资派邓小平己被开除了。所以走资派邓小平要否定《文革》。
走资派邓小平要否定《文革》篡权上台，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以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推行一系列的修正主义路线，让糜烂透顶的资产阶级思想到处泛滥，使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受到严重的腐蚀和毒害。各种社会弊病丛生，社会面貌日益腐朽，令人恶心的毒疮已经化脓，并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尸臭。贪污盗窃，已成了社会的特征。掌握国家机器、垄断整个社会财富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进行各种掠夺活动，官盗一体。
社会道德败坏，暗娼、妓女增多，卖淫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
投机倒把活动猖獗，黑市、自由市场异常“繁荣”。
文化教育领域，更是乌烟瘴气。随着等级制度的扩大与阶级分化的加剧，种种丑闻纷至沓来。滥用职权，营私舞弊、勒索受贿风行全国。
许多人为了追求学位和名利，剽窃抄袭、买卖学位和文凭的现象极为普遍，造假文凭、“生产假学者和冒牌科学博士的工厂”、办假大学的“企业”，应有尽有。
离婚问题越来越严重，家庭关系极不稳定。
在走资派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罪恶路线和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荒淫糜烂生活方式的毒害下，青少年犯罪现象也日益严重。有相当一部分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
所谓“反盗窃”、“反酗酒”、“反嗜毒”、“禁暗娼”，只能愈反愈烈，愈禁愈多。
转载《1975年人民日报：苏联社会弊病丛生》
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以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推行一系列的修正主义路线，让糜烂透顶的资产阶级思想到处泛滥，使苏联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受到严重的腐蚀和毒害。
今日之苏联，各种社会弊病丛生，社会面貌日益腐朽，在它身上，“令人恶心的毒疮已经化脓，并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尸臭。”贪污盗窃，已成了今天苏联社会的特征。掌握国家机器、垄断整个社会财富的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进行各种掠夺活动，官盗一体。
苏联报刊承认，从中央到地方，从农村到城市，从机关到学校，“许多领导人和党组织的负责人”，“靠损害人民的利益而轻易谋取暴利”。有些人还“亲自领导贪污盗窃集团”，不少人在很短时期内就成为“百万富豪”。“这类事实并不罕见”，“例子比比皆是”。
例如，苏修一党中央委员盗用公款五十多万卢布，约合一个中等收入工人四百多年的工资，为自己建造了一所异常宏伟的住宅；在格鲁吉亚的工、商、文教卫生各界，贪污盗窃也层出不穷，以共和国中央合作社的主席和副主席“为首的许多领导人”勾结在一起，进行特大规模的盗窃活动，中央合作社财政局长本人也是盗窃犯的“同谋者”，亚美尼亚邮电部管理局局长利用各种手段，贪污十二万多卢布。
在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扶植和庇护下，许多把持企业、农庄、商店和文教部门领导权的人更是上行下效，无所不为。据苏联报刊报道，第比利斯合成制品厂的头目利用职权，一次就盗窃一百一十万卢布；苏呼米烟草公司的领导人盗窃的财富达数百万卢布。
在苏联各地，投机倒把活动猖獗，黑市、自由市场异常“繁荣”。据报道，在莫斯科的黑市上买卖的商品有美国香烟、口香糖、牛仔裤、外币和麻醉品。此外，机床、起重机、发电机和火车头等生产资料，也都进入自由市场。在这种土壤上一批批投机商、暴发户不断地孳生出来。他们通过贪污盗窃或者向外国旅游者买来商品，然后高价出售，大发横财。例如，阿塞拜疆社会赡养部生产企业管理局局长，勾结该局所属企业的领导人，到莫斯科、土拉、利沃夫等地大量倒卖金币、首饰，大作美元、英镑的黑市买卖。在他家存放的黄金和珠宝重达三十二公斤，几年内获利达二十八万多卢布。
在文化教育领域，更是乌烟瘴气。随着苏联国内等级制度的扩大与阶级分化的加剧，种种丑闻纷至沓来。滥用职权，营私舞弊、勒索受贿风行全国。许多人为了追求学位和名利，剽窃抄袭、买卖学位和文凭的现象极为普遍，造假文凭、“生产假学者和冒牌科学博士的工厂”、办假大学的“企业”，应有尽有。据苏联报刊透露，一个叫戈尔巴琴科的人，利用伪造资历、舞弊行贿等手法，骗取了苏联国立雅库特大学经济学博士的学位，当上了教授，并成立了一个学位答辩委员会。
在苏联，社会道德败坏，暗娼、妓女增多，卖淫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据西方报刊报道，苏联内务部一个官员曾透露，在列宁格勒一次注册登记的娼妓就有一万六千人之多。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敖德萨等大中城市以及疗养地，都设有酒巴间、夜总会和半公开的妓院。由于娼妓越来越多，性病也随之扩大和蔓延。据法国一家杂志援引苏联一地下刊物的材料披露，卖淫这个“资本主义的脓疮”已经在苏联正式存在。每到夜晚，苏联首都莫斯科的中心广场、共青团广场、白俄罗斯车站和农展馆附近的饭店等地方，都有暗娼在活动。其中一些人“有警察为后台”，受到警察的保护和支持。
苏修上台二十年来，苏联的离婚问题越来越严重，家庭关系极不稳定。这也是苏联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据苏联《经济问题杂志》一九七四年第四期透露，苏联的离婚率由一九五○年的百分之三增加到一九七二年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在离婚的夫妇中，有百分之六十的人结婚不到五年，百分之二十一的人结婚不到一年。苏联已成为世界上离婚率最高的国家。
酗酒成灾，已成为苏修无法解决的严重社会问题。据报道，全国酒精产量剧增，超过人口增长率的两倍。私人酿酒现象也在逐年增多。据统计，苏联平均每人每年饮酒量相当于美国的两倍。全国每年仅饮伏特加酒就要花掉一百三十亿卢布，每年有六、七百万人进入“醒酒所”。工人群众由于对苏修统治强烈不满，常因满腹怨气无处发泄而“借酒浇愁”。象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酗酒是“一种必然现象”。例如，乌拉尔一工厂每年有百分之三十的工人进入“醒酒所”；莫斯科一家有四百一十名工人的工厂，在一天早晨的突然检查中，有二百八十名工人上班时酒意未醒，无法上班。青少年和妇女酗酒也在逐年增加。许多青少年和妇女经常沉醉街头或醉醺醺地在公共场合闹事，而被送往“醒酒所”。
吸毒、贩毒的现象也日趋严重。据报道，在苏联南部和中亚地区吸毒现象比较普遍，而且青少年吸毒日益增多。第比利斯的一些中学生公开对来访的西方记者说，他们吸食麻醉品。格鲁吉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透露，“吸食麻醉品，尤其是青年吸毒的可耻现象引起人们的严重不安”。《社会主义工业报》一九七二年八月六日透露，哈萨克有一个出售吗啡的集团。这个集团的主犯通过奇姆肯特市化学制药厂搞到大批吗啡，分成小包，运到各地出售。另据报道，莫斯科一家制造麦角酸的工厂，有一批科学家私自制造麻醉剂；在高加索有的单位制造海洛英；在中亚地区还种植鸦片。正如西方报刊指出的那样：“毒品已愈来愈深地进入苏联社会”。
在苏修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罪恶路线和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荒淫糜烂生活方式的毒害下，苏联青少年犯罪现象也日益严重。有相当一部分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苏修官方也不得不承认，最近几年青少年“犯罪相当多”。集体犯罪占青少年犯罪案件的百分之五十至八十。苏联《真理报》一九七一年六月二日透露，一到夜里，“流氓(基本上是青少年)便成了街道的主人”。
《青年共产党人》也透露，在萨拉托夫州巴拉绍夫市有一个青年集团，长期作案，“相互发誓，以血为盟”，进行抢劫、盗窃和凶杀。在哈尔科夫，有一个青少年犯罪集团，结伙杀人，抢劫商店，半夜闯入住宅，胡作非为。卡拉干达市一群学生在看了凶杀电影后，便模仿影片中的主人公，一个晚上就连续七次作案。
在今日苏联这些社会弊病的恶性发展，是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集团背叛十月革命的事业、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也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性、寄生性和腐朽性的表现。随着社会帝国主义一天天的糜烂腐败，这些弊病将更加广为蔓延。苏修当局对此十分不安。
勃列日涅夫也不得不承认苏联的种种“社会弊病”严重，并声称要“同它们作斗争”。近年来，苏修当局还装模作样地作出了些诸如关于加强同酗酒作“斗争”的决议，制定什么反酗酒措施，颁布什么“劳动教养”条例，炮制什么禁止暗娼、限制性病、反对嗜毒的法令等等，显示一番同不良现象作“斗争”的姿态。然而，这只不过是勃列日涅夫之流玩弄的贼喊捉贼的骗人把戏。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苏修叛徒集团就是一伙“盗窃国家本身”的大盗贼，庞大的苏修官僚机构就是一切罪犯的大本营。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搞得如此乌烟瘴气，让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东西自由泛滥的罪魁祸首正是勃列日涅夫集团自己，他们是最大的教唆犯。
只要苏修的反动统治继续存在，所谓“反盗窃”、“反酗酒”、“反嗜毒”、“禁暗娼”，只能愈反愈烈，愈禁愈多。苏修叛徒集团的倒行逆施，苏联人民是不会长期容忍下去的。可以相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人民必将行动起来，把毒害他们的所有污泥浊水连同苏联的反动统治一起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勃列日涅夫集团这伙窃国大盗和教唆犯也终将“落网归案”，受到苏联人民的无情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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