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转来的帖：当年四人帮被抓的消息是怎样传遍北京的
记得，自己那天去市中心鼓楼，见到下坡的大街上，刷上了很大的白字，只记得有个“四”字。第二天，全城大游行。去和平路看了。很多大人，举着各式各样的旗帜，排着队走，和曾见到过的欢呼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的庆祝队伍一模一样。去住在科学院的同学家，同学说，邻居天文台台长张钰则夫妻也走进队伍里。
那时，自己虽刚高中毕业，但已经历了林彪爆炸事件，听到了周围大人们“还能相信谁啊”的感叹；周恩来去世，看到不少大人流眼泪；毛主席太阳落山，自己正要被迫下农村，没法掉眼泪；现在，又打倒四人帮，由此联想到的几年一次的批陈伯达康生邓小平的“路线斗争”，总之高兴得不起来。自己正在读鲁迅的杂文集，并读到了“革命前做了专制的奴隶，革命后做了革命的奴隶。”
那时，有个隐隐的认识：这个制度不对。就到同学家，和他高知的母亲说了这认识。她听后，不说话。
记得因周恩来去世引发的天安门事件，自己听到后，并不激动，会觉得这个运动只是“权柄上的绣须。”这认识的思路，是受正在读的鲁迅杂文的影响。
后来考大学，上大学，经历不断的学潮，经历思想解放运动，六四，改开，出国，就是不能有和周围人同步的“时代变了”的兴奋感，变迁感。
也不很明确自己在想什么，坚持什么。有个最明显的经历，听读周围的，和自己静下来读鲁迅时的感受一点也不一样。譬如，周围的人“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鲁迅则说，“非人间的悲凉”；周围在振国学，继承中华文化，鲁迅则说“少读或不读中国书”；周围说，改开了，中国变了，鲁迅说，中国只有做奴隶不得和做稳了奴隶两个时代….. 别的不说，鲁迅的语言好看，认识的路径和周围人不同，自己由不得地喜欢。
由于这吧，自己内心里是不加入“改开”的。一九七八年在香港的《七十年代》杂志上读到了“开放和闭关是同一个人的两个动作”时，觉得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
后来上了讲台，将自己的话做了点包装说给学生们听，见到他们的吃惊，“那听老师你这么讲，我们以前学的都没对的了”，有一点吃惊，但又觉得他们只是没读或少读有如鲁迅这样人的书罢了。
后来，出国了。不容易。但自己看到了正常的社会和正常的人生，并经历着正常的社会和正常的人生。“少读或不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成了生活的现实，生活在外国，鲁迅书中的深刻，一下变成周围再普通不过的事实，“中国的父母只养不教”，看不到了；把小孩当小把戏，看不到了；流哈喇子看戏，看不到了；做奴隶和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消逝一尽……
今天读到同学的转帖。有感如下：
受苦受难的和等着“打倒四人帮，人民心欢畅”的，是同一拨人，他们似乎并没有识字和不识字的差别，没有有阅历和缺少阅历的差别；
他们的三观从来一致，只是装扮不同，“都是为中国好”；
政坛上，学坛上，人前人后人五人六的，正是一点点也不必在意的。季羡林的《牛棚杂记》，杨绛的《干校六记》，放在民国，啥也不是；“四个人被抓起来了”在这些个有头有脸的人中间，如闻天籁之音，故事性极强，辱侮性也极强：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大饥荒….. 之后，竟还是这个德性？
现如今，不是要不在等着三中全会；要不在等着猪头下台吗？和听到“四个人被抓起来”了，高兴得睡不着，一样一样的。
看到过柏林墙倒了的过程。看到了有自己脑袋的人对于荒唐的态度：别了，共产党，别再扯了。
中国人，什么时候做得到这一点？
附同学转来的帖。 看“小道消息”如何传遍北京城
1976年10月6日，晚8时至8时30分，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对王、张、江、姚及毛远新实行“隔离审查”。
中央为稳定局势，决定在此后的半个月内，逐步向党内高层传达四人帮垮台之事，同时禁止媒体公开报道有关消息。但是，小道消息仍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播开来。
让我们看看，10月6日至10日，小道消息是怎样在北京传播的？
10月6日，首先是近水楼台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的人员，在晚上10点电台被接管以后，一传十、十传百，消息迅速传开了。
驻中南海的记者杜修贤是获知消息最早的人之一，他连夜打电话给好友:“激动人心，江青抓起来了，还有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真的，我不骗你”！
当晚从唐山回到北京的于光远，从妻子孟苏处听到消息，不敢相信是真的。他约了黎澍，黎澍又约了李新，在大街上散步，四人分析一番，确认消息是可靠的。
于光远回到家已是午夜时分，他打电话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同事李昌、冯兰瑞夫妇，要他们马上到他家里来。于光远见他俩就说:四个人都抓起来了，接着，他讲了一些他听到的事情经过。李昌夫妇回到家时后，兴奋得睡不着觉，干脆等天亮。
第二天，因“状告江青”从4月起就被停职反省的新华社记者朱穆之、穆青、李琴三人，在不同时间，分别得到消息。李琴听到王海容的声音: 那四个人都被抓了，对方立即挂断了电话。她一下子就明白“那四个人”是谁了。
穆青的妻子周萝接到一个不知姓名女人的电话: 祝贺你们了！晚上，友人刘回年悄悄走进朱穆之的家: “那四个人都被抓了”。
早上6时，在友谊医院住院的姚依林，从匆匆赶来报信的女儿口中得知后，赶往陈云家报喜去了。
7点多钟，住在万寿路干休所的曾志（陶铸妻子）也得知了。她接到林月琴（罗荣桓妻子）打来的电话: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四个人昨晚被抓起来了。她明白后，兴奋得手直发抖:“谢天谢地，谢谢你告诉我世界上最好的消息”。她放下电话，赶紧把消息告诉给女儿、女婿。
茅盾是8日从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工作的儿子韦韬那里听说的。
书韬也是偶然知道的，早晨，他在动物园附近等班车，遇到一位同校的熟人，她父亲是军队高干。她悄悄地对韦韬说: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四个人被抓起来了！“你说什么？”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千真万确，都抓起来了，是在前天夜里。“消息真的可靠吗？”绝对可靠，是我爸爸亲口说的，毛远新也被抓起来了！
韦韬回到家就把这个“特大喜讯”告诉了家人: 四人帮已经抓起来了，他们完蛋了！
茅盾感叹道: 想不到，想不到这么快！又问细节，韦韬讲了，并强调说: 消息绝对可靠，我们部长亲口证实这不是谣言。
《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张光年也是在这天知道的，但他不敢相信，8日下午，老友李孔嘉来报喜说: 三个公一个母的都抓了…
82岁的叶圣陶只在日记上略略写道: 临睡时听到可惊消息，今暂不记之。
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的乔象钟、蔡仪于10月9日得悉四人帮被捕，暗自窃喜。10月10日这天，从各方面传来消息，证实了此事，乔象钟兴奋得打着傘，穿着雨鞋，一家一家地告诉好友，直到深夜才回到家。蔡仪则把他的存酒打开，逢有熟人来就举杯庆贺。
那两天，又有消息说是有地震，人们也不以为然，有人甚至说: “听了这消息就是震死也无憾，因为中国得救了”！
画家李可染上街，马路对面的女诗人柯岩看见了，穿过马路走到他跟前，悄悄对他说了声“天快亮了”就离开了。
北京电影厂著名导演严寄洲有一段回忆记述:
那天我到厂生产区打长途，副厂长刘沛然（电影林海雪原导演），正在屋子里手舞足蹈。我说: 你吃错药了，跳什么跳啊？
他回答: 没什么事，老兄啊！你可放心了，清规戒律不会再有了，今后搞故事片，日子好过了。
听了这话，感觉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他闭口不说了，还没等我走到门口，刘副厂长实在忍不住了，说“老严，你要绝对保证不说出去”，我说: 好，我不讲。
他说:“上海帮抓起来了”。
那时我还真不知道什么叫“上海帮”？也不知道什么叫“王、张、江、姚、”？
刘沛然是厂党委委员，他当然知道得比我多。他再次嘱咐我，你要讲了，咱们都倒霉……我兴奋极了，也传染上跳和笑的毛病，笑着三步两步往楼下跳……
说实在，我确实被整怕了，真担心再二进宫三进宫。
那些天，我很想找人聊聊，又不敢和任何人“互通情报”，憋得我就一个人到院子里转。那几天我天天睡不好、吃不好。希望是真的，又怕不小心露出来，出什么事情。
那时候，能看得出来，有人知道，兴奋得要命，脸上掩藏着一种莫名的表情，但谁都紧闭着嘴不说。
在公开宣布前的七.八天，院子里来了个卖小百货的，推车上装着手纸、肥皂、牙膏牙刷什么的。他一边推车，一边大声喊: 快来呀，三公一母，全抓起来了。我正在院子里转，他敢讲？我一下愣住了。
小贩都知道了，这一定是真的啰！
那时菜市场里的螃蟹特别好卖:
人人指定要购“三公一母”蟹。
饭馆里，素不相识的人，吃着、喝着，就互相碰起杯来，人心所向啊！
从来不喝酒的我，回去就大碗喝酒，接连几天睡不着觉。不过，这回真是太高兴了，看来，世道又重新转回来了！
十年一梦，混沌初醒。
章定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