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的名作《德里纳河上的桥》，通过故乡维舍格勒小城的一座古桥，生动地描绘了 波黑 人民四百年的苦难和奋斗。这部书写作于1942-43年，在四十多年后， 中国 作家陈忠实写出了《白鹿原》。这两本书有极大的相似处。我觉得陈忠实写《白鹿原》时肯定受了《德里纳河上的桥》的影响。《德里纳河上的桥》像是一本浓缩版的《白鹿原》，而《白鹿原》更像是一本放大加长版的《德里纳河上的桥》。从空间跨度来看，《白鹿原》的背景是广袤的关中平原，而《德里纳河上的桥》的背景则小得多，局限在依河而建的一座小城和河上的一座十一孔石桥。从时间跨度来看，《白鹿原》写了从清末到八十年代近百年的家族历史，而《德里纳河上的桥》的故事则横亘绵延四百年。
如果说小说是一个苦难民族的诗史，那么波斯尼亚万幸拥有安德里奇，他的生花妙笔记录了这片落后贫瘠的土地上的人 民和 历史。他的小说就是历史。波斯尼亚是一个文化的低地，历史资料和记录极度欠缺。如果没有他的小说，这片土地上的很多事情将被永远遗忘。
《德里纳河上的桥》这本书今天读起来仍然无比震撼，动人心魄。其中很多场景，令人印象深刻难以磨灭。 比如 描写血贡的那个章节（ 罗马尼亚 电影《勇敢的米哈伊》中对血贡有忠实的再现） 。所谓血贡，是奥斯曼 土耳其 帝国的一项野蛮的制度。他们定期从巴尔干地区劫掠健康聪明的十到十五岁的基督教男孩，把他们武装护送到 伊斯坦布尔 ，让他们皈依伊斯兰教，在帝国的禁卫军中终身服役。他们中的少数人可以最终凭能力在帝国飞黄腾达，担任大维齐（丞相）等职务。但他们将永远忘记自己原来的名字和宗教，远离亲人和故土。书中描写那长长的马队，每匹马都驮着两个圆筐，左右各一个。每个圆筐里面都放着一个孩子。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小包袱和父母给的最后一块糕点。而马队的后方，跟着一队艰难跋涉的父母，哭声震天。母亲们徒劳地呼唤着孩子们马上就要被忘掉的名字。直到河边渡口，永远骨肉分离。小说的生动描写，仿佛在我们面前展示出一幅惨绝人寰的油画。一个民族年复一年将自己的新一代亲手送出，宛如未来的希望被连根拔起。
这座桥，就是由当时渡河的血贡队伍中的一个男孩所修建。他后来飞黄腾达，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宰相和著名的海军将领，威震欧亚。在他年老的时候，发善心给家乡父老在渡口修建了一座大桥。这座大桥恢宏气派，似乎应该属于 伊斯坦布尔 这样的 大城 市，和这个边陲小城极不相称，因此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大桥成为小城的灵魂，也成为小城一切历史事件的中心。
安德里奇童年故居，距离大桥就几步路。他童年时在大桥上嬉戏玩耍，听故老相传的关于大桥的各种奇幻传说和神奇故事。
小说中大桥右边有一家名叫“罗蒂卡”的酒店。酒店的正式名字其实是“大桥酒店”。楼下是饭馆，还有雅座，楼上是客房。罗蒂卡是酒店老板的小姨子，一名犹太女人。她才是酒店的实际管理者，风情万种，八面玲珑，将酒店经营得井井有条，生意 兴隆 ，成为本地人最重要的社交场所。久而久之，顾客们就以她的名字代替了酒店的名字。这个文学形象让我想起苏童小说《南方的堕落》里面梅氏茶馆的老板娘。除了运营酒店，她更重要的身份是一个庞大的犹太家族的幕后族长。她在二楼有一个自己专属的密室，在那里她掌管着庞大家族的财务账本，对分散在各地的各房后辈进行资助。罗蒂卡这个形象是有真实原型的。现实中的罗蒂卡及其家族是十九世纪犹太人在 欧洲 各地迁移的活标本。在波斯尼亚被奥匈帝国托管后，她从Krakow（现在 波兰 ，那时候是奥匈帝国境内）搬来维舍格勒。而她的家族，好像一棵枝叶繁茂的 大树 ，子孙昌盛，触角伸及四方，包括 维也纳 ， 莱比锡 ， 贝尔格莱德 ，甚至 加拿大 的 蒙特利尔 。犹太人注重教育，罗蒂卡对后辈的教育资助极为慷慨，这些人都获得良好教育，后来很多人是医生、银行家和工厂主。当然，散落到各地的后辈，在二战之中很多死于集中营。
现在罗蒂卡酒店仍然矗立在桥边，楼下是药房和小卖部，二楼自住，三楼被开发成了民宿。
小说中一个令人难忘的场景，是一个外号叫“独眼龙”的底层青年，生活卑微，毫无尊严，是城里纨绔子弟一贯侮辱取笑的对象。在某个寒冷的冬夜，他终于爆发。喝得酩酊大醉的他，自杀一样跳上结冰的高高的桥栏（一边是桥下的冰冷激流，掉下去断无生理），在众人的瞠目结舌中，从桥的一端跑到另外一端，完成了一圈极限跑酷运动。在那一刹那间，他摆脱了自己卑微的命运，浑身充满了生命的力量，在大桥之上仿佛一只舞姿轻盈的精灵，在清晨的霞光中熠熠生辉。这景象永远印在了早起上学途径大桥的儿童（也是作者）心中。
桥面极宽，大桥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是联接 伊斯坦布尔 和波斯尼亚的交通要道。直到奥匈帝国托管时期修了铁路，大桥的重要性才被替代。而这段从 萨拉热窝 到维舍格勒的铁路，就是电影《瓦尔特保卫 萨拉热窝 》中德军秘密运油的线路（小城的名字在电影中翻译成维谢格 拉特 ）。
随着奥匈帝国到来的，是更深的多元化。原来小城中有 塞尔维亚 人、 土耳其 人、和犹太人杂处而居。现在从奥匈帝国各处来的 德国 人、 匈牙利 人、 波兰 人、 意大利 人、甚至 俄罗斯 人，纷纷涌入小城，各司其职，共同建设。奥匈帝国本身就是 欧洲 最多元化的帝国，作者这段描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真正多元化的社会形态。小说中对一个 意大利 人（奥匈帝国那时还拥有 意大利 的出 海口 ，《音乐之声》的男主角帝国海军潜艇舰长还没有失业）的描写，非常生动。这是一个安分守己，忠于职守的技术人员，心地善良，性格温顺，对帝国毫无二心。因为茜茜公主被一名 意大利 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而深刻自责，用我们现在的时髦用语就是无端自恨。但随着一战之前世界局势的变化，种族矛盾不断升温，连他这样的老实人也在街头被无端指责。作者忠实地写出了多元化的无力和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绝望。现代西方精英对多元化（diversity）已经形成了一种宗教狂热式的信仰，仿佛多元化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他们把多元化当做一种极端高尚的完全没有讨论余地的社会最高理想和最高形态。但他们从没有仔细地研究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高尚要高于一切历史和人性）。无情的历史向我们披露的是：一个没有主体民族的多元化，注定是一个悲剧。奥匈帝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分崩离析是最后的宿命。
小说最后以悲剧结尾，小城里奥匈帝国苦心建设的象征着文明和进步的成果，在一战的炮火中毁于一旦。
作者在1942-43年于 贝尔格莱德 被德军软禁期间写成此书后，声誉鹊起。后来于196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铁托的南斯拉夫，他是文学大神，地位有如苏联的高尔基。但他可能无法想到的是，南斯拉夫最终结局也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场悲剧。他小说中所写的苦难不断轮回，永无中止的种族矛盾和杀戮，仍然无法停止。南斯拉夫解体后，1992年到1995年的波斯尼亚战争期间，大桥又成了种族仇杀的杀戮场，大量死者被抛尸于桥下永不停息的激流中。那场屠杀主要是 塞尔维亚 人对穆斯林的屠杀。
时至今日，他的这本小说，在揭示人类种族宗教矛盾和斗争方面，仍然有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在作者的孩童时期，维舍格勒还是一个穆斯林为主的城市，所以小说中很多角色是穆斯林。时至今日，维舍格勒的人口构成和作者那时就有很大的改变，特别是在波斯尼亚战争之后。战争之前，穆斯林人口占60%，战争之后只剩9%。今天居住在维舍格勒的主要是 塞尔维亚 人，他们是 波黑 内部的塞族 共和 国，国中之国，事实独立，邻国 塞尔维亚 更像是他们的母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