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惰之风》哪种社会制度多些
“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以致于后来的资产阶级们及其走资派右派们攻击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是“养懒汉“的谣言谎言来。事实是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中的工人，是“当家作主的工人阶级和打工的工人就是不一样，我那时候在中国毛泽东时代当工人，是一个工作，现在当工人，是打工，打工和工作，性质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当家作主的，一个是被奴役的。“《我在中美两国当工人的不同感受》的作者：阳和平如是说。
《共产党宣言》：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劳者不获，获者不劳。所有这些顾虑，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同义反复：一旦没有资本，也就不再有雇佣劳动了。
所有这些对共产主义的物质产品的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责备，也被扩及到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方面。正如阶级的所有制的终止在资产者看来是生产本身的终止一样，阶级的教育的终止在他们看来就等于一切教育的终止。
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
但是，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来衡量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
你们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利己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谈到古代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谈到封建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一谈到资产阶级所有制你们就再也不能理解了。“
转载《我在中美两国当工人的不同感受》
作者：阳和平
阳和平简介：阳和平，是1947年就来到延安参加中国革命的美国专家寒春、阳早的长子。他生于中国，长于中国，他的名字“和平”就是宋庆龄给起的。68年初中毕业后曾在北京光华木材厂当过五年工人，74年去了美国，在美国继续当工人。八十年代开始半工半读上大学，直到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几家大学任教数年，于2007年“海归”到北京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至今。
阳和平在发言：
我今天讲讲个人的经历。我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北京生西安长的，我也是西安人（用陕西方言）。今天就讲讲我在中国毛泽东时代当工人和以后在美国当工人的对比。为什么这个对比有意思呢？我想想，好多的中国工人是被“温水煮青蛙”了，等到他没有社会地位的时候，才发现已经太晚了。我是在中国毛泽东时代当工人当了五年，到美国马上就没有主人翁地位了(众笑)。这个感觉是非常明显的，简直是天壤之别。
我是1968年初中毕业的，分配到工厂，北京的光华木材厂，当时你要问我在中国当工人是什么感觉，我还真是没法说清楚。因为没有对比，感受不深，就像让鱼去描述水，它真是不知道除了水还有什么世界。在毛泽东时代当工人，他以为当工人就那么回事儿，我到美国去当工人才发现，还真是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一言难尽。你在美国、在资本家那里当工人，你怕老板。
八十年代中国有一种说法，叫“大锅饭，养懒汉！”可是我是到了美国以后才学会“偷懒”的(众笑)。在毛泽东时代，我们不会偷懒，为什么？为什么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那么 “傻”？不是真的傻，我们其实很清楚，我们的劳动目的不是为资本家赚钱的。工人阶级其实有一个本能的勤劳、勇敢的特色。那些贪图享受，那些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那种右派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是以己度人的。真正的工人，他们对自己的劳动是有成就感的，有一种我创造出的东西，我对这个东西是有感情的。
我在光华木材厂当工人的时候，就是个普通工人，先是用热轧机制造塑料贴面板，以后调到胶合板车间。那时候吃饭在食堂，住在宿舍里，有学习。七十年代我们学马列，所以我这个根底儿是那时候打的。当时工人在一起吃住，在一块儿劳动。我到了美国去以后，老是想家，想的不光是我的父母，还想着光华的工人，梦里都想着他们。
到美国我先是在韩丁的农场干了一年，以后到费城附近的工厂打工，当过复印机修理工、商场计费器修理工，后来多次失业。
头一次失业，我以为是天塌下来了。在中国有生活保障，有安全感，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的考验，中国人到那儿去真不适应。一失业，我说：我做什么做得不好，你干吗不要我了，我做什么错事了，你凭什么把我给解雇了？(众笑)后来失业次数多了就油了，失业嘛就是逼着你放假罢了。
有一次失业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一家钢铁厂登广告招收电工，我就去应聘了。文化革命的时候我没事就鼓弄电，做马达什么的，我有一些电的知识。应聘的时候我就说自己是电工，他在美国也没有办法查。他就给我一个马达和一个启动器让我接起来，我接起来了，他就雇佣我了。
头一天上班，工头派活儿，工人们都在一块儿干活，我就把中国工人干活儿的劲头拿出来了，工头话还没有说完呢，我就把扳手拿起来干活去了。当时没人说什么，工头一出去，一个工人抓住我说：“你干什么呢？！”我说：“修马达啊！”他说：“你傻瓜呀，修好了你就失业了！”也是啊，所以我在美国才学会了，当工人必须会作秀：干得很欢，不出活儿，这才叫偷懒。(众笑、鼓掌)
毛泽东时代的工人真是不会偷懒，真不会偷懒儿。这不是说工厂里没有一个偷懒的，我们班里就有一个，大家叫他赖包，就是赖包儿。他是除了本份工作以外，什么也不帮别人的。其他的工人，我这边活儿干完了，你那边还忙，我去帮你一把，干完了我们一块儿休息一会儿。
那时候，毛泽东时代的工人，不怕干部到车间来的。你干部来，比如厂长来了，大家就会说：“哟，好长时间不见你了，你是不是脱离群众了？”对吧？你现在活干完了看报纸呢，那不是说厂长来了工人就害怕。因为活是一批一批的。我们做这个塑料贴面板，或者做胶合板，胶合好了然后放到热压器里热压，需要等五到十分钟时间，这时候厂长来，你该看报纸看报纸，该喝茶喝茶，该聊天聊天，他来不来无所谓的，他不能开除你，对吧？工人那时候不怕干部，倒是干部怕工人，怕工人贴大字报。(众笑)
我到美国当工人就完全不一样了，工头来了你必须是干活的，你不干活就要走人哪。管理人员掌握着你的工作权利，那是很大的权利。
所以你想想，在毛泽东时代，靠什么把工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当官的、干部没有解雇你的权力，没有扣你工资的权力，那老百姓、工人为什么辛辛苦苦干活呢？凭的是什么？现在的人对这些觉得是不可思议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当工人，要是工厂干部不在，那活儿马上就停下来了，对吧？(众笑、鼓掌)资本主义条件下是胡萝卜加大棒，一方面给你奖金，刺激你，不行就把你开除了，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也不是好欺负的，他们也在斗争中慢慢学会了对付资本家，学偷懒。学会对付资本家是挺有艺术的，我可以讲几个具体的例子，看看工人怎么对付资本家。最有效的是工人组织工会，不是黄色工会，是工人自己的工会，这是很主要的。但是平常干活时的小斗争也是不断的。
我在一个车辆厂工作了7、8年。有一次接到一笔订单，要制作上百辆车辆，就像地铁车辆那样。我那时候当电工，专门在车底下装那种很粗的电缆。头十辆车我们按照图纸学着怎么装这个电缆，学会了，从第十辆车开始，就要计时了。专门有一个人拿着个本子和秒表，盯着你的一举一动，把时间记下来，这是非常“科学”的呀！跟我一起干活的一个高个子黑人非常有经验，他对我说：“今天，平常你熟悉的今天我干，平常我熟悉的今天你干；平常你是左撇子，今天是右撇子，平常你是右撇子，今天是左撇子；平常用气动工具的，今天用手动工具。”(众笑、鼓掌)
这还不够，固定电缆的螺丝帽是带自动锁的，帽上有个塑料圈，所以你拧这个螺丝帽的时候，你必须固定螺丝，否则它会来回转，你转一辈子也拧不紧。平常这种螺丝只要十圈就能固定好的螺丝，今天想办法给它转二十圈。由于固定螺母有上下两个扳子，但你看得见上面看不到底下，上面的扳手不停地转，转二十转，下面扣螺母的扳手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只让它扣住十次，必须保证每一个二十转，不能有一个是十五转，因为有一个十五转，工厂方面就按这个计算了，还不能露馅。
而且我们还得看上去是全身的投入到里边。那时候八月份天特别热，我们头上系着纸巾，否则汗都流到眼睛里边去了，穿的T恤衫湿透了，我们俩作秀，表演得非常好。然后经过好几天，活差不多干完了，他一统计，说是三十多小时，我们松了一口气。以后越干越熟，一年以后，我一个人五小时就能干完了，还报三十多个小时，为什么？那时候我半工半读上大学呢，我的数学微积分的作业全在厕所里边写的，所以腾不出时间我怎么办？
这个劳资关系，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如果相互间是敌对的，就像猫和老鼠似的，你有你的办法，人家有人家的办法，中国有句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工人有对策，当然最主要的对策还是通过工会——工人自己的组织，通过这样的办法，和资本家斗争。
到美国后我经常回中国来，每次回来都到工厂去一趟。1977年回来时因为想家，除了想父母，我还跑到光华木材厂当工人，一去就是几个月，重新体验过去当工人的感受（动情落泪）。这怎么回事啊？我怎么没有想到回到美国后重新到美国工厂体验，为什么会到中国老想着回到老工厂和老工人共同再生活一段时间？那时候当工人确实是一个同志间的关系；在美国当工人，工人之间有感情，但是跟这个公司没有感情，你所记忆的是老板怎么样监督你，老是一个敌对关系。
北京光华木材厂现在没了，我觉得特别可惜，当年在美国打工的工厂也破产没了，我也觉得可惜，但是对那种工作环境，我一点也不怀念。为什么我老怀念在光华当工人的生活呢？我经常去看他们，现在好多光华的工人还住在垂杨柳那块儿呢。这里，就是说当家作主的工人阶级和打工的工人就是不一样，我那时候在中国毛泽东时代当工人，是一个工作，现在当工人，是打工，打工和工作，性质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当家作主的，一个是被奴役的。（鼓掌）
……
为什么今天的工人阶级到了这一步了，这个讲起来就深了，复杂了，我不能直接讲，我就间接讲一讲。间接讲什么呢？我这人小时候特别调皮，调皮到什么程度呢？我在西安草滩农场长大，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夏天收麦子的时候把麦秸堆了很多，我拿个笤帚把麦秸扫到一块儿，点火！就在大麦秸堆旁边点火，那可危险了。我很喜欢看那个火苗，觉得特别好看。我爸爸一看，他从牛场那边出来，跳过栏杆，把火踩死，抓起我回到家里，狠狠地打我的屁股，我记得好几天不省人事似的。我怕他，但还是喜欢玩火，只是在他不在的时候玩。
最后一次玩火是在1965年“四清”的时候，那时候农场和村里之间有条河，是怕口蹄疫病传播，所以让我们这些青年人去维护农场，不让农村的牛车马车来到农场，怕传染口蹄疫病。我在那里没事干，车辆不是很多，我又点火去了。当时是11月份，地上很多草叶子，杂草很多，火一点起来就越来越大，看着挺好玩。但旁边就是村庄，就是我们住的地方，突然担心起火要烧到那边村庄怎么办，害怕了，就把衣服脱下来打火，终于给把火扑灭了，我从那以后再也不敢玩火了。(众笑)
工人阶级也是一样。你给他讲：“你不关心国家大事，你总有一天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我们当时不听啊，就像我爸爸打我屁股我也不听一样。(众笑、鼓掌)人必须经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才能得到真理的，光听一面的正面教育这还不够。(鼓掌)有时我对此有些悲观，人们为什么非要经过第二遍呢？要有反面教员呢？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反面教员，我们得感谢他们。工人阶级有了正反两方面的体验，咱们才会想想，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怎样才能防止“自己的房子”被资本家占有了。不能光建房子，还得想办法防止“房子”被资本家占领了，这是很重要的东西。(热烈鼓掌) 谢谢大家！
《懒惰之风》哪种社会制度多些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十三年间到访过延安的国际友人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府在延安的13年间，不仅条件极为艰苦，并且相对外界也比较封闭。对于延安这块土地上的革命力量，当时中国人知晓的程度都很有限，国际社会就更可想而知了。
然而，难得的是有这样一批人，先于大多数中国人看到了这片红色土地上为国家生存、民族复兴战斗的热血群体。他们以异域人的视角，真实记录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用自己的体会和判断，对中共作了评价。这也是中共的历史上，除了早期与苏俄、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之外，与西方世界最早的外事往来。
13年间到访延安的国际友人共70多位，包括医务工作者、新闻记者、科技和艺术工作者、各国使节及军事观察员等4类。
他们有的因受陕甘宁边区昂扬的氛围感召而留下来成为延安各项工作的参与者，有的将自己节省的旅费捐助给边区，有的给延安捐赠图书，有的提供自己的技术支持。他们在边区都发挥了特殊作用，并留下的一定数量的文献档案，包括专著、回忆录、日记、新闻报道、专栏文章、考察报告、实景图片等多种，内容珍贵而丰富。
这些外国亲历者的文献，不仅帮助当时中国和世界了解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而且在日后书写延安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延安地方历史中，发挥着重要的史料作用。
胸怀理想、英勇奋斗的领袖群体。外国人对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印象深刻。在埃德加·斯诺和尼姆·韦尔斯、约翰·高斯等人的著作中，都专门提到中共领导层。
尼姆·韦尔斯在《西行访问记》中记录了她采访过的 70位中共领袖。她指出，“在过去十年间，只有少数共产党领袖的名字在报章上露过，但这些名字在中国已变成家喻户晓的了。其中大约有几个名字，是这样地连串在一起而为大众所咸知的：‘朱毛’。或朱德与毛泽东。彭德怀与林彪，贺龙与萧克……”，我“对于共产党中那些年轻的领袖，以及更少为人知道的天才们，也感到非常的兴趣，因为这些次级的领袖们是构成执行权力的基础;在年轻的政治委员等身上，情形尤其是如此”。
埃德加·斯诺写道：“我和红军相处的四个月，是一段极为令人振奋的经历;我在那里遇到的人们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国人。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业的人们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过那样的感受了。”
尼姆·韦尔斯说：“在和这些历史的人物晤谈四个月以后，我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物的品质，无论集体的及个人的均获得了许多明确的——与无限量的——印象。”这是外国友人对延安领袖群体的直接感受。
1941年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战场的严重失利和中共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更加促使美国总统罗斯福考虑同中共军队合作的问题。1944年 7月 22日和 8月 7日，包瑞德上校率领两批 18人的美军观察组进入延安，开始对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进行考察。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军事考察，得到了中共全方位的积极配合，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不拘形式地与他们交谈和会见，使得他们看到了一派朴素、朝气、开明、民主、军民关系亲密的新社会的新气象。在相当一段时间被作为内部参考资料的那些出自美国军方考察团成员的报告和著述，很多也同样对中共的作为和前途给予肯定性的论断。
在这些美国军方人士眼中，“延安之活泼自然的气氛和那些快乐的、热情的、讲求实际的八路军士兵，似乎迷住了每个美军官兵。他们对共产党简单的、质朴的款待彻底地感到高兴”。
“凡是开明的，曾在军队中受过训练的，对中国富有经验的美国军官，若同共产党军队有过好几个月的密切接触，就不可能没有这样的印象，即中国共产党声称其军事上的成就很大，那看上去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且他们的战斗员与盟军协调配合，将会意味着盟国方面好几万人的生命得到保全。”
用第三任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彼得金对中共领导的话来说：“我反对你们的主义，但你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我都同意，并赞赏。”
据统计，从 1936年到 1945年的 9年中，与中共抗日根据地有过直接接触的几百名欧美人士，绝大多数都对中共和陕甘宁边区给予了积极评价。
冈瑟·斯坦认为：延安取得的成就并不是偶然的。他引用了对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采访情况：“我在边区政府工作的 4年中，已经证明我对新民主主义的信仰是正确的。真的，我认为毛泽东是个天才。他对每个问题都看得很具体，而且没有任何偏见。毛泽东所想的问题，不仅仅是他个人所想的;而是人民大众所想的。他所做的，也就是群众要做而且能够做的。”
“马克思主义已经变成中国的了”。延安时期是中共的理论走向成熟的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毛泽东系列著作的发表，都进入了到过延安的外国人的观察视野。
在《斯诺文集》《斯特朗文集》《史沫特莱文集》《毛泽东会见记》《红色中国的挑战》等著作中，均可见到介绍、评价《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内容，包括作者自己对毛泽东一些理论文章的理解。
冈瑟·斯坦指出：“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共产党人坦白地称作中国共产党员理所当然要遵循的‘正确的思想方法’;而马克思主义的简单的要素，以唯物的观点来看待一切社会现象，看来已经深深地渗透到党员的思想之中，即使受教育很少的党员，也是如此。但是我并不觉得中国共产党党员是迷信教条的。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看来并不是由于热爱研讨理论，而是由于他们坚信，他们各种政策的成功基本上依靠这种哲学。”
“把实际问题提到理论的高度来认识这一说法，我在许多不同场合都听到过。”、“马克思主义已经变成中国的了。共产主义在应用于中国社会的实践中彻底中国化，这使我印象很深，觉得它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而不是什么宣传宣传的。”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与毛泽东有过著名的关于“纸老虎”的谈话，这位美国记者根据与刘少奇等共产党其他领导人的谈话了解到有关毛泽东和他的思想来源，写成文章《毛泽东的思想》，发表在纽约左翼刊物《美亚》杂志上面。
她认为毛泽东“熟悉中国和中国农民的需要：具有分析所见事物的天才;他能够用简单明瞭、丰富多采和铿锵有力的方式来表达思想;他顽强地进行说服并懂得如何在党内坚持自己的信念”
斯特朗对《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评价很高，认为这是“共产党的经典著作”，是“为中国的独立和富强而制订的明确无误的爱国主义的纲领”。
其中，《论持久战》是“在中国抗战时期出版的同类书籍中最重要的一部”。《新民主主义论》则是“对中国爱国者吹响的又一次响亮的号角”。毛泽东“分析了通往胜利的道路以及领导人民取得胜利并在战后使国家富强的最好的政府组织形式”。这种政府不是一党专政，不是模仿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也不是像在苏联实行的一种“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种“新民主主义”制度。它是由所有的“革命的阶级”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参加的一种联合政府。甚至那些反对封建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的资本家也包括在内。
斯特朗后来还指出，《论联合政府》就是毛泽东后来对延安时期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发展。
有外国人认为，中共既然不能立即实现共产主义，不如改个能体现“社会改革者”形象的名称，“还不会引起国家的恐俄病”。对此，斯坦的看法是：“他们不能改变他们的名称——因为他们不但现在是，并且还想继续做共产党人。他们会解释说，作为共产党员的意思，只不过是接受马克思的思想方法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而已。用什么方法，在什么时候于社会生活方面采取共产主义制度，完全要看每个特定的共产党所属国家的基本情况而定。”“共产党的领导们会用这样的话总结他们的论点 :我们是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因为我们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我们了解中国目前和遥远的将来具体需要什么。”
打造了一座社会建设的新城。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下辖 23个县， 13万平方公里土地， 150万人口。这片红色土地是什么样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无论是有“红色”倾向的国际友人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还是来自国统区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戴维斯、高林，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积极、正面地描述和分析了延安的社会面貌。
外国人记载的文献论及中共在延安期间的多方面情况。在政权和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包括“三三制”、群众路线等独特的执政方式以及赢得人心的保障人权的举措;在经济建设方面，包括财权措施和经济政策，如二五减租等，有各种考察数据;在教育、卫生、文艺和科研方面，包括办了 8所不同类型的学校，成立自然科学院等;还有大生产运动的社会改造效益，“工合”组织及其活动，等等。
他们以“延安生活的感觉”“碗中豆”“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世界在前进，一个新的国家正在出现”等为标题，肯定性地介绍了延安的社会建设，赞美之意溢于言表。有些对延安作为当时中国的“特别边区”之特点的分析和评价，映衬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具体思想内容，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人们受国民党负面宣传而产生的误解，加深了“中间力量”对中共执政理念及能力的认可。
关于“耕者有其田”。斯特朗曾总结道：对于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中共做了超越性的努力。他们发动农民起来取得土地并进而夺取政权;对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并给予正确的引导;对农民革命实行了有纪律的领导，这种领导在过去是没有的;把土地改革纳入新民主主义三大政策更广泛的计划的一部分。“在这些政策中，土地改革列为第一条，因为农民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四，只有当他们成为能够购买商品的自由经营的农民时，工业才能得到发展。”
关于“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在《北行漫记》作者哈里森·福尔曼的笔下，边区民主政权建设的过程是这样的：“一九三八年，边区政府开始用直接的秘密的投票举行普选，不分阶级，党派，信仰，财产，性别或种族。一九三九年边区人民政治会议第一届大会开会了。一九四一年，选举方法修改为新的‘三三制’——其方法就是共产党限制自己党员被选人数只能占三分之一，余下三分之二的政府职位，留给非共产党的各阶级及各民族(即蒙族回族等)‘抗日而民主的’人。如果选举的结果，被选的共产党员在三分之一以上，那么他们就自动放弃。自从那个时期起，这个原则就经严格地遵守。”
在美国花旗银行汉口分行行长戴尔·霍尔看来，敌后根据地实行“三三制”，广大群众在许多方面都可以畅所欲言，这种民主作风迫使政府推行廉政。
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巴苏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次会议的情况：“闭幕式上，一位 79岁的老农民登上讲台，激动地说：‘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是第一次见到、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民主参议会会议。共产党一心为国家为人民……我很高兴……，过去我常听人们说，农民做出了很大牺牲(纳税和其他形式)。这次我才知道政府和其他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牺牲更大，受苦更多，生活更艰苦……。为了抗日，我们必须做出更大牺牲。这些我们要向农民说清楚……’”
关于生产互助和大生产运动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在外国人看来，中共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极有意义的事，他们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赞扬“延安是劳动者的社会”，生产运动“是对于实施边区封锁的一种反抗”。“每一个人，从最低的农民以至最高的政府官员，都立下生产计划，制定一年中在农业上所希望完成的大纲。(毛泽东在他的一块小小的地种下洋葱。朱德则种莴苣和白菜。)”他们还对“变工队”“扎工队”这样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很感兴趣，认为“变工队制度在增加生产上已经证明了它的价值。一方面，这变工制度类似苏联的集体农场，虽然在边区每个农民保有自己的土地的所有权。这制度或者更近似美国农民的收获团”。
英国共产党员大卫·柯鲁克在 1947年以国际观察员的身份到晋冀鲁豫根据地考察，深入太行山区的村庄考察土改复查工作，写下了《十里店》。他认为，指导太行土改经验的来源就是延安。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府在延安的13年间，不仅条件极为艰苦，并且相对外界也比较封闭。对于延安这块土地上的革命力量，当时中国人知晓的程度都很有限，国际社会就更可想而知了。
然而，难得的是有这样一批人，先于大多数中国人看到了这片红色土地上为国家生存、民族复兴战斗的热血群体。他们以异域人的视角，真实记录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用自己的体会和判断，对中共作了评价。这也是中共的历史上，除了早期与苏俄、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之外，与西方世界最早的外事往来。
13年间到访延安的国际友人共70多位，包括医务工作者、新闻记者、科技和艺术工作者、各国使节及军事观察员等4类。
他们有的因受陕甘宁边区昂扬的氛围感召而留下来成为延安各项工作的参与者，有的将自己节省的旅费捐助给边区，有的给延安捐赠图书，有的提供自己的技术支持。他们在边区都发挥了特殊作用，并留下的一定数量的文献档案，包括专著、回忆录、日记、新闻报道、专栏文章、考察报告、实景图片等多种，内容珍贵而丰富。
这些外国亲历者的文献，不仅帮助当时中国和世界了解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而且在日后书写延安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延安地方历史中，发挥着重要的史料作用。
胸怀理想、英勇奋斗的领袖群体。外国人对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群体印象深刻。在埃德加·斯诺和尼姆·韦尔斯、约翰·高斯等人的著作中，都专门提到中共领导层。
尼姆·韦尔斯在《西行访问记》中记录了她采访过的 70位中共领袖。她指出，“在过去十年间，只有少数共产党领袖的名字在报章上露过，但这些名字在中国已变成家喻户晓的了。其中大约有几个名字，是这样地连串在一起而为大众所咸知的：‘朱毛’。或朱德与毛泽东。彭德怀与林彪，贺龙与萧克……”，我“对于共产党中那些年轻的领袖，以及更少为人知道的天才们，也感到非常的兴趣，因为这些次级的领袖们是构成执行权力的基础;在年轻的政治委员等身上，情形尤其是如此”。
埃德加·斯诺写道：“我和红军相处的四个月，是一段极为令人振奋的经历;我在那里遇到的人们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国人。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业的人们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过那样的感受了。”
尼姆·韦尔斯说：“在和这些历史的人物晤谈四个月以后，我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物的品质，无论集体的及个人的均获得了许多明确的——与无限量的——印象。”这是外国友人对延安领袖群体的直接感受。
1941年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战场的严重失利和中共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更加促使美国总统罗斯福考虑同中共军队合作的问题。1944年 7月 22日和 8月 7日，包瑞德上校率领两批 18人的美军观察组进入延安，开始对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进行考察。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军事考察，得到了中共全方位的积极配合，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不拘形式地与他们交谈和会见，使得他们看到了一派朴素、朝气、开明、民主、军民关系亲密的新社会的新气象。在相当一段时间被作为内部参考资料的那些出自美国军方考察团成员的报告和著述，很多也同样对中共的作为和前途给予肯定性的论断。
在这些美国军方人士眼中，“延安之活泼自然的气氛和那些快乐的、热情的、讲求实际的八路军士兵，似乎迷住了每个美军官兵。他们对共产党简单的、质朴的款待彻底地感到高兴”。
“凡是开明的，曾在军队中受过训练的，对中国富有经验的美国军官，若同共产党军队有过好几个月的密切接触，就不可能没有这样的印象，即中国共产党声称其军事上的成就很大，那看上去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且他们的战斗员与盟军协调配合，将会意味着盟国方面好几万人的生命得到保全。”
用第三任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彼得金对中共领导的话来说：“我反对你们的主义，但你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我都同意，并赞赏。”
据统计，从 1936年到 1945年的 9年中，与中共抗日根据地有过直接接触的几百名欧美人士，绝大多数都对中共和陕甘宁边区给予了积极评价。
冈瑟·斯坦认为：延安取得的成就并不是偶然的。他引用了对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采访情况：“我在边区政府工作的 4年中，已经证明我对新民主主义的信仰是正确的。真的，我认为毛泽东是个天才。他对每个问题都看得很具体，而且没有任何偏见。毛泽东所想的问题，不仅仅是他个人所想的;而是人民大众所想的。他所做的，也就是群众要做而且能够做的。”
“马克思主义已经变成中国的了”。延安时期是中共的理论走向成熟的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毛泽东系列著作的发表，都进入了到过延安的外国人的观察视野。
在《斯诺文集》《斯特朗文集》《史沫特莱文集》《毛泽东会见记》《红色中国的挑战》等著作中，均可见到介绍、评价《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内容，包括作者自己对毛泽东一些理论文章的理解。
冈瑟·斯坦指出：“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共产党人坦白地称作中国共产党员理所当然要遵循的‘正确的思想方法’;而马克思主义的简单的要素，以唯物的观点来看待一切社会现象，看来已经深深地渗透到党员的思想之中，即使受教育很少的党员，也是如此。但是我并不觉得中国共产党党员是迷信教条的。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看来并不是由于热爱研讨理论，而是由于他们坚信，他们各种政策的成功基本上依靠这种哲学。”
“把实际问题提到理论的高度来认识这一说法，我在许多不同场合都听到过。”、“马克思主义已经变成中国的了。共产主义在应用于中国社会的实践中彻底中国化，这使我印象很深，觉得它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而不是什么宣传宣传的。”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与毛泽东有过著名的关于“纸老虎”的谈话，这位美国记者根据与刘少奇等共产党其他领导人的谈话了解到有关毛泽东和他的思想来源，写成文章《毛泽东的思想》，发表在纽约左翼刊物《美亚》杂志上面。
她认为毛泽东“熟悉中国和中国农民的需要：具有分析所见事物的天才;他能够用简单明瞭、丰富多采和铿锵有力的方式来表达思想;他顽强地进行说服并懂得如何在党内坚持自己的信念”
斯特朗对《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评价很高，认为这是“共产党的经典著作”，是“为中国的独立和富强而制订的明确无误的爱国主义的纲领”。
其中，《论持久战》是“在中国抗战时期出版的同类书籍中最重要的一部”。《新民主主义论》则是“对中国爱国者吹响的又一次响亮的号角”。毛泽东“分析了通往胜利的道路以及领导人民取得胜利并在战后使国家富强的最好的政府组织形式”。这种政府不是一党专政，不是模仿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也不是像在苏联实行的一种“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种“新民主主义”制度。它是由所有的“革命的阶级”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参加的一种联合政府。甚至那些反对封建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的资本家也包括在内。
斯特朗后来还指出，《论联合政府》就是毛泽东后来对延安时期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发展。
有外国人认为，中共既然不能立即实现共产主义，不如改个能体现“社会改革者”形象的名称，“还不会引起国家的恐俄病”。对此，斯坦的看法是：“他们不能改变他们的名称——因为他们不但现在是，并且还想继续做共产党人。他们会解释说，作为共产党员的意思，只不过是接受马克思的思想方法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而已。用什么方法，在什么时候于社会生活方面采取共产主义制度，完全要看每个特定的共产党所属国家的基本情况而定。”“共产党的领导们会用这样的话总结他们的论点 :我们是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因为我们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我们了解中国目前和遥远的将来具体需要什么。”
打造了一座社会建设的新城。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下辖 23个县， 13万平方公里土地， 150万人口。这片红色土地是什么样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无论是有“红色”倾向的国际友人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还是来自国统区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戴维斯、高林，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积极、正面地描述和分析了延安的社会面貌。
外国人记载的文献论及中共在延安期间的多方面情况。在政权和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包括“三三制”、群众路线等独特的执政方式以及赢得人心的保障人权的举措;在经济建设方面，包括财权措施和经济政策，如二五减租等，有各种考察数据;在教育、卫生、文艺和科研方面，包括办了 8所不同类型的学校，成立自然科学院等;还有大生产运动的社会改造效益，“工合”组织及其活动，等等。
他们以“延安生活的感觉”“碗中豆”“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世界在前进，一个新的国家正在出现”等为标题，肯定性地介绍了延安的社会建设，赞美之意溢于言表。有些对延安作为当时中国的“特别边区”之特点的分析和评价，映衬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具体思想内容，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人们受国民党负面宣传而产生的误解，加深了“中间力量”对中共执政理念及能力的认可。
关于“耕者有其田”。斯特朗曾总结道：对于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中共做了超越性的努力。他们发动农民起来取得土地并进而夺取政权;对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并给予正确的引导;对农民革命实行了有纪律的领导，这种领导在过去是没有的;把土地改革纳入新民主主义三大政策更广泛的计划的一部分。“在这些政策中，土地改革列为第一条，因为农民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四，只有当他们成为能够购买商品的自由经营的农民时，工业才能得到发展。”
关于“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在《北行漫记》作者哈里森·福尔曼的笔下，边区民主政权建设的过程是这样的：“一九三八年，边区政府开始用直接的秘密的投票举行普选，不分阶级，党派，信仰，财产，性别或种族。一九三九年边区人民政治会议第一届大会开会了。一九四一年，选举方法修改为新的‘三三制’——其方法就是共产党限制自己党员被选人数只能占三分之一，余下三分之二的政府职位，留给非共产党的各阶级及各民族(即蒙族回族等)‘抗日而民主的’人。如果选举的结果，被选的共产党员在三分之一以上，那么他们就自动放弃。自从那个时期起，这个原则就经严格地遵守。”
在美国花旗银行汉口分行行长戴尔·霍尔看来，敌后根据地实行“三三制”，广大群众在许多方面都可以畅所欲言，这种民主作风迫使政府推行廉政。
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巴苏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次会议的情况：“闭幕式上，一位 79岁的老农民登上讲台，激动地说：‘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是第一次见到、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民主参议会会议。共产党一心为国家为人民……我很高兴……，过去我常听人们说，农民做出了很大牺牲(纳税和其他形式)。这次我才知道政府和其他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牺牲更大，受苦更多，生活更艰苦……。为了抗日，我们必须做出更大牺牲。这些我们要向农民说清楚……’”
关于生产互助和大生产运动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在外国人看来，中共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极有意义的事，他们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赞扬“延安是劳动者的社会”，生产运动“是对于实施边区封锁的一种反抗”。“每一个人，从最低的农民以至最高的政府官员，都立下生产计划，制定一年中在农业上所希望完成的大纲。(毛泽东在他的一块小小的地种下洋葱。朱德则种莴苣和白菜。)”他们还对“变工队”“扎工队”这样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很感兴趣，认为“变工队制度在增加生产上已经证明了它的价值。一方面，这变工制度类似苏联的集体农场，虽然在边区每个农民保有自己的土地的所有权。这制度或者更近似美国农民的收获团”。
英国共产党员大卫·柯鲁克在 1947年以国际观察员的身份到晋冀鲁豫根据地考察，深入太行山区的村庄考察土改复查工作，写下了《十里店》。他认为，指导太行土改经验的来源就是延安。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湖南共和国》《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在二十多岁时投书长沙《大公报》，题为《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文中说：
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有甚么理由呢？
大概从前有一种谬论，就是“在今后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这种议论的流毒，扩充帝国主义，压抑自国的小弱民族，在争海外殖民地，使半开化未开化之民族变成完全奴隶，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顺驯屈于己。最著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奥，他们幸都收了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连“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都没收得，收得的是满洲人消灭，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乱七八糟，造成三个政府，三个国会，二十个以上督军王巡按使王总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杀死奸死，财产荡空，外债如麻。号称共和民国，没有几个懂得“甚么是共和”的国民，四万万人至少有三万九千万不晓得写信看报。
全国没有一条自主的铁路。不能办邮政，不能驾“洋船”，不能经理食盐。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广东福建浙江湖北一类的省，通变成被征服省，屡践他人的马蹄，受害无极。
这些果都是谁之罪呢？我敢说，是帝国之罪，是大国之罪，是“在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一种谬论的罪。根本的说，是人民的罪。
现在我们知道，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
俄国的旗子变成红了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德国也染成了半红。波兰独立，截克独立，匈牙利独立，尤太、阿剌伯、亚美尼亚，都重新建国。爱尔兰狂欲脱离英吉利，朝鲜狂欲脱离日本。
在我们东北的西伯利亚远东片土，亦建了三个政府。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打破大国迷梦，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话。摧〈推〉翻帝国主义，不许他再来作祟，全世界盖有好些人民业己〈已〉醒觉了。
中国呢？也醒觉了（除开政客官僚军阀）。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湖南呢？至于我们湖南，尤其三千万人个个应该醒觉了！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
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是没办法。
谈湖南建设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我颇有一点意思要发表出来，乞吾三千万同胞的聪听，希望共起讨论这一个顶有意思的大问题。今天是个发端，余俟明日以后继续讨论。１９２０年９月３日湖南《大公报》刊印。署名毛泽东。
十多年之后的1931年11月7日，就在俄国十月革命14周年纪念日的同一天，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中国工农红军作为国家的武装力量，并选举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46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为主席。
毛泽东：同志们，全体代表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今天成立了！
1930年10月至1931年9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接连粉碎了国民党三次“围剿”，把赣南、闽西两个苏区连成一片，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央苏区为依托，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但尚未确定建立政权和开会的地点。1931年9月28日，毛泽东、朱德等红一方面军总部领导人在抵达江西瑞金的叶坪村宿营后，最终决定在这里的谢氏宗祠召开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1年11月7日这一天，叶坪村张灯结彩，鼓乐喧天。来自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琼崖等根据地的红军部队，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的610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条例》，以及各项经济政策等重要决议。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人民革命政权的大胆探索与尝试。作为当时全国苏维埃革命的中枢，对统一领导与加强全国苏区和红军部队的斗争及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此后各个历史时期乃至新中国的政权建设也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历史经验。
“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
1931年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叶坪村外的一片樟树林里举行。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组织人民委员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行政机关。选举毛泽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毛主席”的这个称谓，就是从这时开始使用的。此前，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通令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朱德任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处于被分割状态的各根据地的指挥，在政治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推动了各根据地的政权、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分为乡（市）、区、县、省和全国五级。各级苏维埃政府广泛吸收工农群众代表参加政权管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这种制度，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从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中央根据地进行三次民主选举，并颁布了选举法细则。在选举中，许多地方参加选举的人数占选民总人数的80％以上，一些地方达到了90％以上。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在代表中一般占20％以上。.
“世界上最精干的中央政府”。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人民委员会设外交、军事、劳动、财政、土地、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等人民委员（也称“部”），同时下设国家政治保卫局。后又被称为“九部一局”。
大会结束后，谢氏祠堂用木版分成了15个小间，除教育部和政治保卫局外，中央政府的8个部全在这里办公。每个部仅分配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每个房间内设一部电话机，一张桌子，几条凳子。每个部连部长在内仅几个工作人员。一个小小的祠堂，装下了差不多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脑机关。毛泽东曾说，我们的中央政府，恐怕也是世界上最精干的。
1934年1月召开二苏大会后，成立了最高法院和中央审计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增设了总务厅、国民经济部、粮食部。1932年，成立了苏维埃国家银行。这些国家机构，是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国家机构的雏形。
苏维埃政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毛泽东在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郑重地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
在保卫苏区的斗争中，许多青壮年男子大批地参加红军上前线，农村劳动力缺乏。为拓展劳动力资源，苏维埃政府动员农村妇女参加劳动。各乡苏维埃政府之下都设立妇女劳动教育委员会，组织有经验的老农帮助妇女学犁耙、插秧。据《红色中华》1934年5月报道：“瑞金模范的武阳区，去冬只有两个妇女会犁耙，现在就有一百零四名会犁耙了，还有一百九十四人正在学习。”在1934年春召开苏区妇女劳动模范大会期间，代表中的犁耙能手还应邀到瑞金武阳区做示范表演，毛泽东到现场观摩指导，并给她们颁发绣有“学犁耙能手”字样的围裙和印有“妇女劳动模范”字样的斗笠。
苏维埃政府，规定对苏区所有儿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为满足小孩子上学的需要，苏区内各乡村都办起了列宁小学（或劳动小学）。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中的报告中列举说，在江西、福建、粤赣三省2931个乡中，有列宁小学和劳动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在校学生占适龄儿童总数的50%左右。
苏维埃政府除推动分田运动外，还积极发展工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文化事业等等。长冈乡的群众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
自带干粮去办公，腰缠金条去乞讨。“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首当年在赣南地区传唱的山歌，表达了人民群众对苏区干部优良作风的由衷赞叹。
1933年下半年，由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苏区经济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苏维埃政府发起了“节省三升米捐助红军”的群众运动。江西省苏维埃主席刘启耀以身作则，带头响应节省运动，从家中带米去食堂吃饭，不要公家发伙食费。妻子埋怨他，身为省苏维埃主席，居然连口饭都赚不到吃。他回答说，共产党的干部是以为人民谋幸福为己任的，此外别无所求。刘启耀自带伙食办公的事迹被《红色中华》报道后被广为传诵，影响带动了一大批苏区干部。
要把每一粒粮食留给前方的战士。由于国民党政府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特别是对食盐的产销、储存严加管制，推行所谓“计口售盐”等十分毒辣的手段，苏区的食盐短缺非常严重。苏维埃政府想尽办法购进食盐，用土法熬制硝盐等，但食盐短缺现象依然存在。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苏区干部与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食盐标准一降再降，谁也不准多吃多占搞特殊。
“腐败不清除， 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专门设立工农检察部，作为反腐的专门机构。何叔衡担任第一任部长。设立控告箱。木质箱体的顶部、正面、左侧、右侧都用毛笔写满了举报规则，字迹清晰可见。其中一面写着：“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纲政策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或消极怠工的现象，苏维埃的公民无论何人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这个来自江西瑞金高兴区苏维埃政府，由工农检察部控告局制作的控告箱，是苏维埃政府厉行反腐的一个缩影。
1932年初，中央苏区开展了历时两年的惩腐肃贪运动。很快发现，时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牟取私利。他生活腐化堕落，诱逼奸淫妇女。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一定阻力。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32年5月9日，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二审判决，谢步升被执行死刑，成为我们党反腐败史上被枪毙的第一个贪官。
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规定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贪污公款达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监禁，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2年以下监禁。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反腐法令。
1934年初，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在大会报告中：“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这次大会后，建立了审计监督制度，成立中央审计委员会。相关审计结果在《红色中华》上公布，在规范财政财务收支、查处贪污浪费、促进廉政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34年9月11日，中央审计委员会曾发布一份审计报告，得出结论说：“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这个结论，完全符合中央苏区的实际情况。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个声音震动世界，这一瞬间成为永恒，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毛泽东在二十多岁时投书长沙《大公报》，题为《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文中说：
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有甚么理由呢？
大概从前有一种谬论，就是“在今后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这种议论的流毒，扩充帝国主义，压抑自国的小弱民族，在争海外殖民地，使半开化未开化之民族变成完全奴隶，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顺驯屈于己。最著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奥，他们幸都收了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连“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都没收得，收得的是满洲人消灭，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乱七八糟，造成三个政府，三个国会，二十个以上督军王巡按使王总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杀死奸死，财产荡空，外债如麻。号称共和民国，没有几个懂得“甚么是共和”的国民，四万万人至少有三万九千万不晓得写信看报。
全国没有一条自主的铁路。不能办邮政，不能驾“洋船”，不能经理食盐。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广东福建浙江湖北一类的省，通变成被征服省，屡践他人的马蹄，受害无极。
这些果都是谁之罪呢？我敢说，是帝国之罪，是大国之罪，是“在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一种谬论的罪。根本的说，是人民的罪。
现在我们知道，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
俄国的旗子变成红了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德国也染成了半红。波兰独立，截克独立，匈牙利独立，尤太、阿剌伯、亚美尼亚，都重新建国。爱尔兰狂欲脱离英吉利，朝鲜狂欲脱离日本。
在我们东北的西伯利亚远东片土，亦建了三个政府。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打破大国迷梦，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话。摧〈推〉翻帝国主义，不许他再来作祟，全世界盖有好些人民业己〈已〉醒觉了。
中国呢？也醒觉了（除开政客官僚军阀）。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湖南呢？至于我们湖南，尤其三千万人个个应该醒觉了！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
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是没办法。
谈湖南建设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我颇有一点意思要发表出来，乞吾三千万同胞的聪听，希望共起讨论这一个顶有意思的大问题。今天是个发端，余俟明日以后继续讨论。１９２０年９月３日湖南《大公报》刊印。署名毛泽东。
十多年之后的1931年11月7日，就在俄国十月革命14周年纪念日的同一天，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中国工农红军作为国家的武装力量，并选举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46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为主席。
毛泽东：同志们，全体代表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今天成立了！
1930年10月至1931年9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接连粉碎了国民党三次“围剿”，把赣南、闽西两个苏区连成一片，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央苏区为依托，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但尚未确定建立政权和开会的地点。1931年9月28日，毛泽东、朱德等红一方面军总部领导人在抵达江西瑞金的叶坪村宿营后，最终决定在这里的谢氏宗祠召开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1年11月7日这一天，叶坪村张灯结彩，鼓乐喧天。来自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琼崖等根据地的红军部队，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的610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条例》，以及各项经济政策等重要决议。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人民革命政权的大胆探索与尝试。作为当时全国苏维埃革命的中枢，对统一领导与加强全国苏区和红军部队的斗争及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此后各个历史时期乃至新中国的政权建设也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历史经验。
“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
1931年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叶坪村外的一片樟树林里举行。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组织人民委员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行政机关。选举毛泽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毛主席”的这个称谓，就是从这时开始使用的。此前，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通令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朱德任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处于被分割状态的各根据地的指挥，在政治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推动了各根据地的政权、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分为乡（市）、区、县、省和全国五级。各级苏维埃政府广泛吸收工农群众代表参加政权管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这种制度，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从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中央根据地进行三次民主选举，并颁布了选举法细则。在选举中，许多地方参加选举的人数占选民总人数的80％以上，一些地方达到了90％以上。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在代表中一般占20％以上。.
“世界上最精干的中央政府”。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人民委员会设外交、军事、劳动、财政、土地、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等人民委员（也称“部”），同时下设国家政治保卫局。后又被称为“九部一局”。
大会结束后，谢氏祠堂用木版分成了15个小间，除教育部和政治保卫局外，中央政府的8个部全在这里办公。每个部仅分配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每个房间内设一部电话机，一张桌子，几条凳子。每个部连部长在内仅几个工作人员。一个小小的祠堂，装下了差不多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脑机关。毛泽东曾说，我们的中央政府，恐怕也是世界上最精干的。
1934年1月召开二苏大会后，成立了最高法院和中央审计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增设了总务厅、国民经济部、粮食部。1932年，成立了苏维埃国家银行。这些国家机构，是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国家机构的雏形。
苏维埃政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毛泽东在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郑重地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
在保卫苏区的斗争中，许多青壮年男子大批地参加红军上前线，农村劳动力缺乏。为拓展劳动力资源，苏维埃政府动员农村妇女参加劳动。各乡苏维埃政府之下都设立妇女劳动教育委员会，组织有经验的老农帮助妇女学犁耙、插秧。据《红色中华》1934年5月报道：“瑞金模范的武阳区，去冬只有两个妇女会犁耙，现在就有一百零四名会犁耙了，还有一百九十四人正在学习。”在1934年春召开苏区妇女劳动模范大会期间，代表中的犁耙能手还应邀到瑞金武阳区做示范表演，毛泽东到现场观摩指导，并给她们颁发绣有“学犁耙能手”字样的围裙和印有“妇女劳动模范”字样的斗笠。
苏维埃政府，规定对苏区所有儿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为满足小孩子上学的需要，苏区内各乡村都办起了列宁小学（或劳动小学）。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中的报告中列举说，在江西、福建、粤赣三省2931个乡中，有列宁小学和劳动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在校学生占适龄儿童总数的50%左右。
苏维埃政府除推动分田运动外，还积极发展工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文化事业等等。长冈乡的群众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
自带干粮去办公，腰缠金条去乞讨。“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首当年在赣南地区传唱的山歌，表达了人民群众对苏区干部优良作风的由衷赞叹。
1933年下半年，由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苏区经济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苏维埃政府发起了“节省三升米捐助红军”的群众运动。江西省苏维埃主席刘启耀以身作则，带头响应节省运动，从家中带米去食堂吃饭，不要公家发伙食费。妻子埋怨他，身为省苏维埃主席，居然连口饭都赚不到吃。他回答说，共产党的干部是以为人民谋幸福为己任的，此外别无所求。刘启耀自带伙食办公的事迹被《红色中华》报道后被广为传诵，影响带动了一大批苏区干部。
要把每一粒粮食留给前方的战士。由于国民党政府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特别是对食盐的产销、储存严加管制，推行所谓“计口售盐”等十分毒辣的手段，苏区的食盐短缺非常严重。苏维埃政府想尽办法购进食盐，用土法熬制硝盐等，但食盐短缺现象依然存在。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苏区干部与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食盐标准一降再降，谁也不准多吃多占搞特殊。
“腐败不清除， 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专门设立工农检察部，作为反腐的专门机构。何叔衡担任第一任部长。设立控告箱。木质箱体的顶部、正面、左侧、右侧都用毛笔写满了举报规则，字迹清晰可见。其中一面写着：“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纲政策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或消极怠工的现象，苏维埃的公民无论何人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这个来自江西瑞金高兴区苏维埃政府，由工农检察部控告局制作的控告箱，是苏维埃政府厉行反腐的一个缩影。
1932年初，中央苏区开展了历时两年的惩腐肃贪运动。很快发现，时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牟取私利。他生活腐化堕落，诱逼奸淫妇女。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一定阻力。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32年5月9日，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二审判决，谢步升被执行死刑，成为我们党反腐败史上被枪毙的第一个贪官。
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规定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贪污公款达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监禁，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2年以下监禁。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反腐法令。
1934年初，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在大会报告中：“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这次大会后，建立了审计监督制度，成立中央审计委员会。相关审计结果在《红色中华》上公布，在规范财政财务收支、查处贪污浪费、促进廉政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34年9月11日，中央审计委员会曾发布一份审计报告，得出结论说：“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这个结论，完全符合中央苏区的实际情况。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个声音震动世界，这一瞬间成为永恒，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台湾独立》工农掌权有何不妥
《台湾独立》台湾的工农有本事掌权宣布独立有何不妥？不过台湾的工农需要的这种《独立》不是寄生在外国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上的殖民地，而成为《反中国》的先头分子，这是《共产党》《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理念。当然，当年的《台湾共产党》没有能实现《台湾独立》。
这是百年前的台湾，还是被日本殖民地的台湾。百年前的中国大陆还被几个外国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殖民。而又是一个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貧穷落后的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四分五裂各个地区的军阀占山为王各自为王，何来一个“统一“的中国？何来《台湾独立》？
这个时候一个二十多岁的湖南青年投书湖南长沙《大公报》。
《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
作者：毛泽东 吋间：１９２０年９月３日
乡居寂静，一卧兼旬。九月一号到省，翻阅《大公报》（１），封面打了红色，中间有许多我所最喜欢的议论，引起我的高兴，很愿意继着将我的一些意思写出（2）。
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有甚么理由呢？
大概从前有一种谬论，就是“在今后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这种议论的流毒，扩充帝国主义，压抑自国的小弱民族，在争海外殖民地，使半开化未开化之民族变成完全奴隶，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顺驯屈于己。最著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奥，他们幸都收了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连“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都没收得，收得的是满洲人消灭，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乱七八糟，造成三个政府〔３〕，三个国会〔４〕，二十个以上督军王巡按使王总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杀死奸死，财产荡空，外债如麻。号称共和民国，没有几个懂得“甚么是共和”的国民，四万万人至少有三万九千万不晓得写信看报。全国没有一条自主的铁路。不能办邮政，不能驾“洋船”，不能经理食盐。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广东福建浙江湖北一类的省，通变成被征服省，屡践他人的马蹄，受害无极。这些果都是谁之罪呢？我敢说，是帝国之罪，是大国之罪，是“在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一种谬论的罪。根本的说，是人民的罪。
现在我们知道，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俄国的旗子变成红了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德国也染成了半红〔５〕。波兰独立〔６〕，截克独立〔７〕，匈牙利独立〔８〕，尤太、阿剌伯、亚美尼亚，都重新建国。爱尔兰狂欲脱离英吉利，朝鲜狂欲脱离日本。在我们东北的西伯利亚远东片土，亦建了三个政府〔９〕。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打破大国迷梦，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话。摧〈推〉翻帝国主义，不许他再来作祟，全世界盖有好些人民业己〈已〉醒觉了。
中国呢？也醒觉了（除开政客官僚军阀）。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１０〕，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湖南呢？至于我们湖南，尤其三千万人个个应该醒觉了！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是没办法。
谈湖南建设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一】我颇有〔一〕点意思要发表出来，乞吾三千万同胞的聪听，希望共起讨论这一个顶有意思的大问题。今天是个发端，余俟明日以后继续讨论。
根据１９２０年９月３日湖南《大公报》刊印。署名毛泽东。
注释
〔１〕１９２０年９月３日，湖南《大公报》在第二版开辟“湖南建设问题”专栏。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是这个专栏发表的第一篇。
〔２〕１９２０年９月１日为湖南《大公报》创刊五周年纪念日，是日该报封面（即头版）用红色套版印刷。湖南《大公报》，参见本书第５７页注〔３７〕。
〔３〕三个政府，指１９１２年起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京政府、１９１６年护国军在广东肇庆成立的军务院、１９１７年孙中山等在广州建立的护法军政府。
〔４〕三个国会，指黎元洪于１９１６年８月在北京主持召开的国会，孙中山于１９１７年８月在广州主持召开的非常国会，段祺瑞于１９１８年８月在北京主持召开的新国会（即安福国会）。
〔５〕德国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于１９１８年１１月爆发了推翻威廉及其政府的革命，并成立了共和制度和工兵代表苏维埃。
〔６〕波兰独立，指１９１８年波兰第二共和国成立。
〔７〕截克，今译捷克。此处指１９１８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
〔８〕匈牙利独立，指１９１８年匈牙利共和国成立。
〔９〕三个政府，指当时在海参崴、黑河和上乌丁斯克分别建立的海参崴和黑河两临时政府及远东共和国政府。
〔１０〕当时的行政区划。二十二行省奉天、吉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直隶、黑龙江、甘肃和新疆等省。三特区即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行政区。两藩地是指蒙古、西藏两地方。
百多年前《台湾》正处于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之下，有一大批台湾人从事《台湾独立运动》。早在1895年《台湾民主国》运动中，台湾人就说过，“台湾独立（出日本）之后，仍属中国。”
后来的《台湾共产党》，也是力主《台湾独立》，但其目标并不是与大陆为敌，而是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继而寻求与大陆重新统一之可能。
当年《台湾共产党》人中就有许多人同时参与了中国共产党，比如：谢雪红等人，甚至《台湾共产党》人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比如：蒋孝干等人。
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共产党》的镇压剿杀是万分惨烈的，日本帝国主义所用的剿杀手法是极为残暴的，最终将台湾岛内的《台湾共产党》人几乎全部扼杀。
昔日《台湾共产党》的之《台湾独立运动》，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台湾共产党》是亲中国大陆共产觉的，是绝对没有仇恨中国及中国共产党的。
而今日之《台湾独立》，简称《台独》或《台毒》，不管是公开宣言要搞《台独》的台湾的民进党，又或是暗中要搞《台独》的台湾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都是有亲美国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都有献媚日本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不但如此，还都反共产党反中国反中华民族反毛泽东的，也都绝对没有亲中国的。
而毛泽东当时讲的《台湾独立运动》，根本就不是今日之《台独》。
早年有一次西方记者对周总理提问：请问，中国目前倒底有没有妓女？周总理答道：有！下面记者群“四座镇惊“。总理不慌不忙地继续说道：在中国台湾省。
1949年后，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时刻不忘收复台湾。中美建交谈判时，双方争议最大的焦点，还是台湾问题。周恩来与毛泽东在事关台湾主权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与寸步不让，令基辛格有点惊讶。
毛泽东晚年时，还派92岁高龄的章士钊经香港与台湾联系。周恩来临终前，在病榻上还最后召见了主管台湾事务的官员罗青长，“但悲不见九州同。”
美国记者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记载：1936年7月16日斯诺到延安访问时曾向毛泽东询问：“中国人民是否要从日本帝国主义者手中收复所有失地？”毛泽东当时回答：“不仅要保卫长城以南的主权，也要收复我国全部的失地。这就是说满洲必须收复。但我们并不把中国以前的殖民地朝鲜包括在内。当我们收回中国的失地，达成独立以后，如果朝鲜人民希望挣脱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枷锁，我们将热烈支援他们争取独立的战斗。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又见1947年3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在延安的广播讲话：“我们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部队，完全支援台湾人民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斗争。我们赞成台湾独立，我们赞成台湾自己成立一个自己所要求的国家。”毛泽东依然还是主张台湾从日本占领下的独立和建国，不是让台湾从中国独立。
新中国成立后，在台湾海峡发生过三次危机。在这三次台海危机中，大家都责骂蒋介石，唯独毛泽东看出，蒋介石不想分裂中国。
第一次台海危机发生在1950年。当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派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蒋介石：“台湾属于中国领土一部分。”“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毛泽东看到后表示，蒋介石还有一点良心，他不想分裂中国，不想成为千古罪人。
第二次台海危机发生在1955年。美国人则打算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搞了一个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阴谋。美国总统把台湾问题从中国一国之内的问题，变为必须经过联合国的国际问题。蒋介石却不接受美国总统的这个“好意”，不同意把台湾问题纳入联合国管辖。蒋介石说：“在4000余年的中国历史上，虽间有卖国贼勾结敌寇叛乱之事，但中华民族不久终归于一统。”在维护祖国统一问题上，“汉贼不两立”，这也是中国人立身报国的基本立场。还说：“决不放弃收复大陆的神圣责任。”他强调，大陆和台湾皆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不容割裂。毛泽东看到蒋介石这个谈话材料后表示：在维护祖国统一问题上，蒋介石和美国人考虑的不一样。
第三次台海危机发生在1958年。这一年6月至8月间，蒋介石频繁派特务、海军骚扰大陆，蒋介石还向美国人求援。美国总统从地中海、美国西海岸、菲律宾调来第六舰队的大量兵力，帮助蒋介石守卫金门。
毛泽东于8月17日做出了炮击金门的决策。从8月23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一连三天对金门实施了连续大火力炮击，给予国民党守岛部队以沉重打击。接着又多次集中炮兵火力轰击金门。突然而猛烈的炮击，使蒋介石和美国人都十分惊慌。
美国人以为他们帮助蒋介石守金门有功，加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造成的声势使蒋介石害怕，觉得这是压迫蒋介石搞“台湾独立”、分裂中国的一个好时机，就由杜勒斯出面抛出了一个“划峡而治”方案。美国人的这一打算被蒋介石看穿了，他对美国人表示，决不从金门、马祖撤军。蒋介石专门接见美联社的记者说“假如杜勒斯先生真的说了那句话”，那也“只是片面的声明”，我“没有任何义务来遵守它”。
毛泽东认为蒋介石的这个谈话，表明他还是要维护中国统一的。后来毛泽东在《告台湾同胞书》中特意向蒋介石说了这样的话：美国人是靠不住的。
毛泽东与蒋介石在维护中国统一问题上见解一致，在挫败美国人搞“两个中国”阴谋问题上，配合也算默契，加上毛泽东在国际上公开了他关于支持蒋介石当“总统”的意见，因此，蒋介石有了与毛泽东建立特殊联系的打算。毛泽东也正想争取蒋介石，以便实现台湾和平解放，因此，也愿意与蒋介石沟通。周恩来于1956年5月5日在接见外宾时，请他们给蒋介石传话说：“蒋介石如果愿意将台湾归还祖国，就是一大功劳，中国人民会宽恕他的。”
毛泽东曾对传话的说：我知道蒋介石很惦记他的家乡和他在大陆的一些房产，你可以到处走一走，顺便去那些地方看一看。这样，曹聚仁就在当年10月先上了庐山。他在庐山住了一个星期，还专门拍摄了“美庐”的照片。之后，曹聚仁又去了蒋介石的老家奉化，看到蒋家祖坟保护得也很好。
传话者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详细介绍了“美庐”受到保护的情况，说：那里面的珍贵物品一样都没有少，都放在原来位置，连宋美龄用过的钢琴也放在原来的位置，餐厅里的银制餐具也一样没有少，蒋介石用过的轿子还摆在原来的房子里。
于右任1964年在重病之中写下了一首《望故乡》，很能够代表蒋介石及国民党人的心情：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有国殇。
《台湾独立》台湾的工农有本事掌权宣布独立有何不妥？不过台湾的工农需要的这种《独立》不是寄生在外国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上的殖民地，而成为《反中国》的先头分子，这是《共产党》《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理念。当然，当年的《台湾共产党》没有能实现《台湾独立》。
这是百年前的台湾，还是被日本殖民地的台湾。百年前的中国大陆还被几个外国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殖民。而又是一个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貧穷落后的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四分五裂各个地区的军阀占山为王各自为王，何来一个“统一“的中国？何来《台湾独立》？
这个时候一个二十多岁的湖南青年投书湖南长沙《大公报》。
《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
作者：毛泽东 吋间：１９２０年９月３日
乡居寂静，一卧兼旬。九月一号到省，翻阅《大公报》（１），封面打了红色，中间有许多我所最喜欢的议论，引起我的高兴，很愿意继着将我的一些意思写出（2）。
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有甚么理由呢？
大概从前有一种谬论，就是“在今后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这种议论的流毒，扩充帝国主义，压抑自国的小弱民族，在争海外殖民地，使半开化未开化之民族变成完全奴隶，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顺驯屈于己。最著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奥，他们幸都收了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连“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都没收得，收得的是满洲人消灭，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乱七八糟，造成三个政府〔３〕，三个国会〔４〕，二十个以上督军王巡按使王总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杀死奸死，财产荡空，外债如麻。号称共和民国，没有几个懂得“甚么是共和”的国民，四万万人至少有三万九千万不晓得写信看报。全国没有一条自主的铁路。不能办邮政，不能驾“洋船”，不能经理食盐。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广东福建浙江湖北一类的省，通变成被征服省，屡践他人的马蹄，受害无极。这些果都是谁之罪呢？我敢说，是帝国之罪，是大国之罪，是“在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一种谬论的罪。根本的说，是人民的罪。
现在我们知道，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俄国的旗子变成红了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德国也染成了半红〔５〕。波兰独立〔６〕，截克独立〔７〕，匈牙利独立〔８〕，尤太、阿剌伯、亚美尼亚，都重新建国。爱尔兰狂欲脱离英吉利，朝鲜狂欲脱离日本。在我们东北的西伯利亚远东片土，亦建了三个政府〔９〕。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打破大国迷梦，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话。摧〈推〉翻帝国主义，不许他再来作祟，全世界盖有好些人民业己〈已〉醒觉了。
中国呢？也醒觉了（除开政客官僚军阀）。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１０〕，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湖南呢？至于我们湖南，尤其三千万人个个应该醒觉了！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是没办法。
谈湖南建设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一】我颇有〔一〕点意思要发表出来，乞吾三千万同胞的聪听，希望共起讨论这一个顶有意思的大问题。今天是个发端，余俟明日以后继续讨论。
根据１９２０年９月３日湖南《大公报》刊印。署名毛泽东。
注释
〔１〕１９２０年９月３日，湖南《大公报》在第二版开辟“湖南建设问题”专栏。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是这个专栏发表的第一篇。
〔２〕１９２０年９月１日为湖南《大公报》创刊五周年纪念日，是日该报封面（即头版）用红色套版印刷。湖南《大公报》，参见本书第５７页注〔３７〕。
〔３〕三个政府，指１９１２年起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京政府、１９１６年护国军在广东肇庆成立的军务院、１９１７年孙中山等在广州建立的护法军政府。
〔４〕三个国会，指黎元洪于１９１６年８月在北京主持召开的国会，孙中山于１９１７年８月在广州主持召开的非常国会，段祺瑞于１９１８年８月在北京主持召开的新国会（即安福国会）。
〔５〕德国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于１９１８年１１月爆发了推翻威廉及其政府的革命，并成立了共和制度和工兵代表苏维埃。
〔６〕波兰独立，指１９１８年波兰第二共和国成立。
〔７〕截克，今译捷克。此处指１９１８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
〔８〕匈牙利独立，指１９１８年匈牙利共和国成立。
〔９〕三个政府，指当时在海参崴、黑河和上乌丁斯克分别建立的海参崴和黑河两临时政府及远东共和国政府。
〔１０〕当时的行政区划。二十二行省奉天、吉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直隶、黑龙江、甘肃和新疆等省。三特区即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行政区。两藩地是指蒙古、西藏两地方。
百多年前《台湾》正处于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之下，有一大批台湾人从事《台湾独立运动》。早在1895年《台湾民主国》运动中，台湾人就说过，“台湾独立（出日本）之后，仍属中国。”
后来的《台湾共产党》，也是力主《台湾独立》，但其目标并不是与大陆为敌，而是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继而寻求与大陆重新统一之可能。
当年《台湾共产党》人中就有许多人同时参与了中国共产党，比如：谢雪红等人，甚至《台湾共产党》人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比如：蒋孝干等人。
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共产党》的镇压剿杀是万分惨烈的，日本帝国主义所用的剿杀手法是极为残暴的，最终将台湾岛内的《台湾共产党》人几乎全部扼杀。
昔日《台湾共产党》的之《台湾独立运动》，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台湾共产党》是亲中国大陆共产觉的，是绝对没有仇恨中国及中国共产党的。
而今日之《台湾独立》，简称《台独》或《台毒》，不管是公开宣言要搞《台独》的台湾的民进党，又或是暗中要搞《台独》的台湾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都是有亲美国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都有献媚日本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不但如此，还都反共产党反中国反中华民族反毛泽东的，也都绝对没有亲中国的。
而毛泽东当时讲的《台湾独立运动》，根本就不是今日之《台独》。
早年有一次西方记者对周总理提问：请问，中国目前倒底有没有妓女？周总理答道：有！下面记者群“四座镇惊“。总理不慌不忙地继续说道：在中国台湾省。
1949年后，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时刻不忘收复台湾。中美建交谈判时，双方争议最大的焦点，还是台湾问题。周恩来与毛泽东在事关台湾主权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与寸步不让，令基辛格有点惊讶。
毛泽东晚年时，还派92岁高龄的章士钊经香港与台湾联系。周恩来临终前，在病榻上还最后召见了主管台湾事务的官员罗青长，“但悲不见九州同。”
美国记者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记载：1936年7月16日斯诺到延安访问时曾向毛泽东询问：“中国人民是否要从日本帝国主义者手中收复所有失地？”毛泽东当时回答：“不仅要保卫长城以南的主权，也要收复我国全部的失地。这就是说满洲必须收复。但我们并不把中国以前的殖民地朝鲜包括在内。当我们收回中国的失地，达成独立以后，如果朝鲜人民希望挣脱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枷锁，我们将热烈支援他们争取独立的战斗。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又见1947年3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在延安的广播讲话：“我们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部队，完全支援台湾人民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斗争。我们赞成台湾独立，我们赞成台湾自己成立一个自己所要求的国家。”毛泽东依然还是主张台湾从日本占领下的独立和建国，不是让台湾从中国独立。
新中国成立后，在台湾海峡发生过三次危机。在这三次台海危机中，大家都责骂蒋介石，唯独毛泽东看出，蒋介石不想分裂中国。
第一次台海危机发生在1950年。当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派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蒋介石：“台湾属于中国领土一部分。”“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毛泽东看到后表示，蒋介石还有一点良心，他不想分裂中国，不想成为千古罪人。
第二次台海危机发生在1955年。美国人则打算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搞了一个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阴谋。美国总统把台湾问题从中国一国之内的问题，变为必须经过联合国的国际问题。蒋介石却不接受美国总统的这个“好意”，不同意把台湾问题纳入联合国管辖。蒋介石说：“在4000余年的中国历史上，虽间有卖国贼勾结敌寇叛乱之事，但中华民族不久终归于一统。”在维护祖国统一问题上，“汉贼不两立”，这也是中国人立身报国的基本立场。还说：“决不放弃收复大陆的神圣责任。”他强调，大陆和台湾皆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不容割裂。毛泽东看到蒋介石这个谈话材料后表示：在维护祖国统一问题上，蒋介石和美国人考虑的不一样。
第三次台海危机发生在1958年。这一年6月至8月间，蒋介石频繁派特务、海军骚扰大陆，蒋介石还向美国人求援。美国总统从地中海、美国西海岸、菲律宾调来第六舰队的大量兵力，帮助蒋介石守卫金门。
毛泽东于8月17日做出了炮击金门的决策。从8月23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一连三天对金门实施了连续大火力炮击，给予国民党守岛部队以沉重打击。接着又多次集中炮兵火力轰击金门。突然而猛烈的炮击，使蒋介石和美国人都十分惊慌。
美国人以为他们帮助蒋介石守金门有功，加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造成的声势使蒋介石害怕，觉得这是压迫蒋介石搞“台湾独立”、分裂中国的一个好时机，就由杜勒斯出面抛出了一个“划峡而治”方案。美国人的这一打算被蒋介石看穿了，他对美国人表示，决不从金门、马祖撤军。蒋介石专门接见美联社的记者说“假如杜勒斯先生真的说了那句话”，那也“只是片面的声明”，我“没有任何义务来遵守它”。
毛泽东认为蒋介石的这个谈话，表明他还是要维护中国统一的。后来毛泽东在《告台湾同胞书》中特意向蒋介石说了这样的话：美国人是靠不住的。
毛泽东与蒋介石在维护中国统一问题上见解一致，在挫败美国人搞“两个中国”阴谋问题上，配合也算默契，加上毛泽东在国际上公开了他关于支持蒋介石当“总统”的意见，因此，蒋介石有了与毛泽东建立特殊联系的打算。毛泽东也正想争取蒋介石，以便实现台湾和平解放，因此，也愿意与蒋介石沟通。周恩来于1956年5月5日在接见外宾时，请他们给蒋介石传话说：“蒋介石如果愿意将台湾归还祖国，就是一大功劳，中国人民会宽恕他的。”
毛泽东曾对传话的说：我知道蒋介石很惦记他的家乡和他在大陆的一些房产，你可以到处走一走，顺便去那些地方看一看。这样，曹聚仁就在当年10月先上了庐山。他在庐山住了一个星期，还专门拍摄了“美庐”的照片。之后，曹聚仁又去了蒋介石的老家奉化，看到蒋家祖坟保护得也很好。
传话者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详细介绍了“美庐”受到保护的情况，说：那里面的珍贵物品一样都没有少，都放在原来位置，连宋美龄用过的钢琴也放在原来的位置，餐厅里的银制餐具也一样没有少，蒋介石用过的轿子还摆在原来的房子里。
于右任1964年在重病之中写下了一首《望故乡》，很能够代表蒋介石及国民党人的心情：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有国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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