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辰回國四記

           甲辰回國四記

——王亞法

甲辰公歷三月至六月，我囘母國實足待了三個月，回到悉尼，由於氣溫反差，從一個攝氏30度的火地，飛囘攝氏2度的冰窟，由此大病了一場，死命咳嗽，惡狠狠地咳了一個多月，咳得心肺欲裂，苦不堪言，今日稍安，不由頑習復萌，又想敲鍵弄盤，臧否世事。

回來後不少朋友問我，當今故國是否像反華勢力所污衊的那樣，警察密佈，安檢遍野，經濟凋敝，民不聊生？

我用粗糙的直覺告訴他們，當今之故國，生理上有病的人在醫院，心理上有病的人在社會，精神上有病的人在官府和當警察……

如此説罷，紅粉兄弟們聽了休要暴怒，駡我漢奸，且容我慢慢說來——

一，求醫記恚

我由於耽於電腦，長期伏案，頸椎久痛不愈，久聞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的骨科頗有盛名，於是在電腦上挂了個號，窗口跳出，安排我於5月18日下午2；30由骨科副主任王峰治療。

王峰五十出頭，頗有大醫師的派頭，旁邊兩位助手，一位打字，一位把門，比我在澳洲遇見的專家醫生要神氣得多。他問明了我的病情，拗了一下我的左臂，在約一分鐘的時間裏，叫助手打印出一張紙條，要我去付費——做核磁共振。

我排了好長的隊，付了705.15元，約定5月20日9：58就診。

我在澳洲曾做過心臟手術，胸前的肋骨間埋有金屬鋼絲，核磁共振的醫生聽我訴説後，說體内有金屬物絕對不能做。我問既不能做，何處退款？她說，你去問醫生。醫院内人海茫茫，人頭聚集，捱不到叫號，病人是見不到醫生的。我只好排隊到問訊處去問，如何找醫生？問詢處說，直接往挂號處去退就可以了。

於是我又去挂號處排了半個鐘點的隊。

繳費處小姐敲了幾下鍵鈕，冷冷地抛出一句：“系統故障，不能退！”

我十分詫異，堂堂世界第二科技强國，堂堂名遐中外的上海第六人民醫院，怎麽收錢系統如狼吞食，退錢系統會出現便秘。

我問：“什麽時候能修好？”

她依然冷冷地回答：“”不知道，下次再來問！

乖乖隆地冬，因爲王峰大醫生不問我體内有沒有金屬物，而輕率地要我做核磁共振，給我添了麻煩，又因爲電腦系統出了故障，又給我添第二次麻煩，該院不但不説一聲Sorry，只是以一句“下次再來問”，就打發我一個近八十歲的老漢，使我來回奔忙，排沒完沒了的隊，這個挂著“人民”牌子的第六醫院也太傲慢了，於是我爲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倔脾氣復發，告狀去。

在問明投訴處的所在後，我直奔六樓，這裏的工作人員和大多數醫務人員一樣，從口罩邊的眼神裏，透出居高臨下的傲慢，她聽我説明情況，推諉說，系統壞了，他們也沒有辦法。她的態度使我火上澆油。我腦子裏突然跳出一個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市民投訴電話：“12345”，聼澳洲返滬的朋友說，在上海遇上麻煩事，可打這個電話投訴。於是我即刻打去，經過語音提示，在按了一陣“1、2、3、4”後，終於打通，但被告知，他們不受理醫療方面的投訴，可另打“12393”的電話。我忙碌一陣，氣有所消弭，冷靜一想，才知道在中國任何投訴都是白搭的，像國務院門前的訪民一樣，不會有任何結果，倒不如直搗院長辦公室，找當家人當面質問。

院長辦公室在15樓，電梯前有保安守護，進出要掃碼，戒備森嚴，侯門深如海啊。我站在電子進出口處，躊躇一陣，問明保安，他説還有一個叫什麽綜合的地方可以反映，他告訴我電話“24058206”。

接電話的是位女士，説話還算客氣，她叫我到六樓投訴處去反映。我説已經去看過那位接待小姐的臉色了。我告訴她，鄙人年近八旬，來醫院了幾次，排了數不清的長隊，沒有看成病，再奔波恐怕要忙出別的病來了，我要求留下電話，等什麽時候修好故障，告訴我再來退款。他要我等一下，叫我別挂電話，只聼見他和旁人説了幾句，又回答說，系統時好時壞，此刻又正常了，我可以去試試。

我回到挂號處又排了半個小時隊，輪到時，接待小姐說，必須去服務台取消預約號才可退費。萬般無奈，我回到到服務台，又排二十來分鐘隊，拿了退號紙，再回挂號收費處，再排半個小時隊，才退回那筆勞什子的費用。

我在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挂滿紅旗和革命口號的走廊裏，來回奔波了兩個半天，總算了卻了我和它的因緣。

在海外，常看到國内發出的視頻，見近年淮海路、金陵路、福州路一帶行人稀少，商店清淡，到了醫院才知道，原來人們都集中到這裏來了，醫院的各門診科大廳，人滿爲患，熙熙攘攘，嘈雜呻吟，用人滿爲患來形容，殊不爲過。

一個吃轉基因的食物和混合罐裝的食油，呼吸污染的空氣的地方……醫院能不人滿爲患嗎！

折騰了兩個半天，幸好沒被誤診，病沒有看成，生了一肚皮閑氣，體悟到《商君書》中“勞民”一招的厲害，同時有些落寞，也有慶幸。落寞者，看到病人中不少衣衫襤褸，體味熏人，一臉苦逼的家屬，使我想起革命樣板戲《紅燈記》中的破爛市；但有慶幸，慶幸我回澳洲，有一個免費、鮮花和充滿笑臉的醫療後院。

二，尋友記“捐”

  

很佩服老友葉永烈的睿智，他生前曾跟我説過兩句重要的話：一，要我的文章不要太露鋒芒，要述而不論，多記事實，少做評論，否則失去發表權就可惜了；二，說他有許多文章現在不宜發表，等以後有機會再出版。不幸他在疫情期間走了，他在生命晚期曾將自己搜藏的四萬餘冊書和采訪手稿、錄音磁帶……几卡車資料，全數捐獻給上海圖書館，並留下遺言：“死後請到上海圖書館找我……”

       葉永烈生前采訪過許多中共老一輩的要人，尤其是陳伯達和胡喬木。他和陳伯達結下友誼，他的客廳裏挂著陳伯達送他的條幅。他采訪陳伯達後不久，陳就歸天了，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陳一定給他講過不便外人道的中共秘事。我揣測，凴他的聰明，這些秘稿一定不會捐獻給上海圖書館，一定另有金匱，而這個秘密也只有他的夫人楊惠芬老師知道。無奈的是，我幾次給他府上打電話均無人接聼，給永烈信箱發郵件也無音訊（我以爲楊老師會繼續使用）。躊躇再三，我想只有通過上海圖書館的關係，或許能聯係到楊老師。

       我先從網上查得上海圖書館的電話，打了幾個部門，都不知道有葉永烈的捐贈之事，無奈之下，我只有親臨其門，自己尋找。

       進入上海圖書館和進入中國的所有機關一樣，必須安檢，通過安檢，從問訊處得知，我可到一個“現代文獻舘”的部門去打聽。我問那裏的接待人員，也說不知道葉永烈捐獻的事，並斷然回答，我們沒有義務幫你聯係家人，説罷掉頭就走。無奈之下，我又只好回到問訊處，告訴她我願意把聯係電話留下，請他們設法轉交給楊惠芬老師，讓她聯係我，問訊處同樣回答他們沒有這項義務，但告訴我館内有一個展廳，有展出名人捐獻的資料，可以參觀。

       這個展覽廳不大，我轉了一下，墻上和玻璃櫃子裏全是李一氓、杜宣等老一輩共產黨幹部的書信和革命資料，根本沒有葉永烈資料的影子。本來嘛，這江山是他們打下來的，他們的“文淵閣”怎可有你的牌位？

可嘆葉永烈乃一介善良書生，臨終前沒悟透禪機，可惜了！

       從“捐獻”一詞，聯想到張伯駒老人，他把畢生所藏，捐給國家，所得回報是，晚年失業，患病住進北大醫院，被安排在八人大病房，其夫人潘素要求換個單人或雙人間的病房，院方以級別不夠為理由，遭到拒絕，最後在嘈雜的八人病房裏咽氣，嗚呼哀哉！

       又聯想起張大千的紅粉知己李秋君，其侄子告訴我，老人家擁有不少張大千的精品，其中有一幅馬，畫得特別精細，印象特深，還有十八尊純金羅漢，均在文革時都被抄走，因無子嗣，不曾發還，也算被“捐獻”了。

       在這裏我插一段特別有趣的事，八十年代某單位要舉辦“黃賓虹畫展”，跟上海博物館借了一批黃賓虹的作品，不巧其中有不少是黃賓虹送給傅雷的，有上款，這顯然是傅家抄家被掠走的東西。傅敏知道後向上博索要，但凴傅敏的社會地位，顯然是徒勞的，但當他的胞兄傅聰回來就不一樣了。傅聰終於從被捐獻的畫作中，索回了部分，但官方另出奇招，不准出口。傅聰無奈，只好在飯桌上求中國文聯主席周巍峙幫忙，經過特批，總算允許帶出幾幅，留作紀念。自從黃賓虹畫展泄露天機后，上博的藏畫目錄，被打上“密”的標記，作爲國家機密，不准露曝光。

       我家也有一次“捐獻”，説來非常氣憤，家父原有一間舊房，靠出租以補貼家用。文革一來，被指責剝削有罪，被造反派抓去一頓毒打，屁股打爛，當堂簽下“捐獻”文書，以求保命，到了九十年代，所謂落實政策，房子發還，但房管所下文，要補交四千余元人民幣，原因是房管所所收的租金，與多年的維修費有負差，須由我家負責，家父無奈，只得如數繳納，交割時還還聽了一套感謝共產黨的之類陳詞濫調。家父對我嘆息，挨了一頓打，房子搶去用了三十多年，最後倒貼四千多元，還要感謝黨恩，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關於“捐獻”的故事，光上海收藏家和資本家的圈内，就浩如烟海，罄竹難書，請知情者多寫文章，告知後人。

       敲鍵至此，希望看到此文的看官，有和葉永烈夫人楊惠芬女士熟悉的，拜托轉告，說我和永烈的EMAIL信箱仍然通暢，保持聯係，並祝她走出哀痛，健康長壽！

                             三， 京城紀悚

  

先師吳耀南先生，名壽采，字耀南，常州青果巷人，江蘇巡撫吳光悅後人，曾任北京交通銀行高管，早年拜倒余叔岩門下，為京城門票，其姑母吳曼華乃陸小曼母親。先師仙逝近三十年，在北京留下一批清末民初時的京劇戲單和唱譜，以及早年收藏的珂羅版畫冊、明清拓本……積塵多年，無人打理，這次返國，應其孫女梓潼君所邀，陪同整理。

       到了北京，承蒙先賢傅增湘公的嫡孫延年兄介紹，交由琉璃廠“中國書店”處理。書店派專家上門，分類挑選，頗爲順利。但輪到挑選我師兄肇隆所遺留的近代版本時，一位年輕收購員說：“最近上級規定：一，有政治傾向的書不可收；二，港台出版物不可收；三，有色情内容的書不可收。” 並說連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詞話》也在禁收之列。聽罷，老夫不由憤嘆，不知哪條不讀史書的混蟲出的餿主意，殊不知從秦始皇禁書起，到文革破四舊，歷朝帝皇都妄想斬斷前朝的文脈，筑自己的萬年墻基，然而沒有一個得逞的，悲嘆世界已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官衙竟還有這樣的混蟲，真是匪夷所思。

國營店拒收，所幸京城的小街上到處有收購舊書舊古董的攤販。近千本舊書，不乏有許多中外名著，痛惜我師兄半生收藏之心血，售之小販，只換來區區兩百元人民幣，雖有被劫之痛，卻是無奈之舉……

       來到北京，了卻梓潼君所托，接著就走馬京城，一睹偉大首都風采。

       我所住的賓館，離公主墳地鐵站不遠，梓潼君告訴我，當年風暴時，這裏腥風血雨，死傷相枕……

       北京乘地鐵，其安檢比上海嚴格，上海過安檢時，只須打開背包，讓檢查員過目，彼此應付，心照不宣，我在人民廣場站曾見到一位中年檢查員，用上海話喊：“來，大家意思意思”，於是乘客輕鬆拉開背包，魚貫而過，甚是方便，而北京則不同，檢查員的表情也比上海嚴肅，到底是天子脚下，京畿之地，不得造次。

       我坐地鐵擬去軍事博物館，想參觀沈嘉蔚畫的《百團大戰圖》。

       從公主墳到軍事博物館地鐵才一站地，出得地鐵口，仰首看見軍博大廈上高崇的蘇聯紅星，不禁浩嘆，蘇聯倒台了三十多年了，但其紅星還在照耀中國，這實在是歷史的吊詭。大門的廣場前，紅旗招展，標語醒目，廣場兩側，人山人海，參觀者排在鐵馬間，等待安檢，工作人員在人群中穿梭，檢查身份證。

       我排了大約四十分鐘的隊，經過安檢，終於來到大廳，這裏紅旗密佈，紅歌莊嚴，天花板上映出巨大的紅色鐮刀錘子符號，和墻面同樣大小的電視屏幕兩側，是“聼黨指揮，奮鬥强軍”的巨大標語，屏幕上反復放映天安門廣場檢閲軍人的畫面，這裏的整個宣傳，只突出一個人……這瞬間，記憶彷佛把我拉囘到了文革時的北京——鋪天蓋地的毛主席像、紅旗、紅歌、紅標語和大喇叭裏震耳欲聾的口號……

       另一個大廳裏，陳列著一架老舊飛機和破殘坦克，我不想知道它們是繳獲來的還是自製的。這架飛機和我在美國航空博物館所見的，至少落後一百年，至於那坦克，我也不想知道它來自何方，只想知道它在那場風暴中碾壓過自己的人民沒有……

       館内的告示牌上，沒有標出油畫展廳的位置，我問工作人員，才知道油畫展廳暫不開放。

真喪氣，排了好長的隊，沒有看到沈嘉蔚的《百團大戰圖》，我悻悻地出門，轉而登上巴士。在北京乘巴士不用安檢，但巴士和地鐵戒嚴程度一樣，每節車廂都派一名警察，守住前後大門，頗爲森嚴。

我在天安門東站下車，擬去國家博物館，參觀沈嘉蔚畫的另一張畫作《曹操和建安文學》。爲畫這張圖，嘉蔚曾把我邀去，穿上王蘭製作的漢服戲裝做模特。後來我知道，這張圖畫畫畢后，曾經在他的畫室裏擱置了很長時間。一次我去探望，他告訴我，審查者認爲，曹操的漢冠和教皇的冠冕有相似之處，必須修改，但嘉蔚卻沉默，這次路過，想看一看最終曹操的冠冕，被修改了沒有？

       國家博物館的對面就是天安門，這裏警察林立，安檢滿街，每隔百來米就有一輛或幾輛警車和武警的車輛。説實在，我久居澳洲，有自知之明，不敢犯次，十餘年前，一位姓甄的朋友告訴我，其父是高幹，一次他去天安門廣場閑逛，看到有人撒傳單，他本能地持手機上前搶拍，孰料剛舉手，就被旁邊的便衣按倒在地，雙手反背，被押進一輛警車，警察抄身時，發現他錢包裏有一張他老爸和毛澤東的合影，問明身份，當即就把他放了。他忠告我，沒事少去天安門溜達，那裏是便衣和警察密佈的地方，就是逛王府井，也要説話小心，那些掃地的朝陽大媽，也是帶有任務的。

       國家博物館門口，人流摩肩接踵，警察佈局越發嚴密。看了告示才知道，要參觀國家博物館必須提前一周在網上預約，這對我來説，是不可能的事，無奈之下,我只能踽踽獨行，走到菖蒲河公園附近，叫了一輛出租車，去大柵欄閑逛。

       我每去北京，只要有時間，就去兜大柵欄，我喜歡那裏接地氣，有張恨水小説裏的氛圍。

       也許是二十年前，我在大柵欄的“全聚德”吃過一次烤鴨，吃得十分乏味，第二天我和“和平出版社”的美編老友吳基民兄談及此事，他説：“北京人譏笑外地人來京的四大傻，第一傻，就是去吃全聚德的烤鴨……”基民兄比我大兩嵗，今年也應該八十歲了，諒必他依然健康，記得他住在台基厰，可惜忘了具體地址，未能拜望。

       下了出租車，進入大柵欄店街，發現街口有家店舖，店招寫著“中華老字號，始創於一六五一年，大字‘王麻子’”另有一行小字“北京大柵欄第一店”；右面的墻上有一塊豎式的店招：“杭州張小泉刀剪”。兩塊店招，十分醒目，我喜歡王麻子的刀具，因我少年時有把王麻子造的迷你腰刀，四寸長短，模樣像楊志的寶刀，牛角的刀鞘，錚亮的刀身，十分精緻，我把它放在鉛筆盒裏，時常把玩。

       走進店門，一塊紅牌白字的告示：“購物請下樓”，迎面是通往地下室的樓梯，順梯而下，但見店堂燈光暗淡，沒有顧客，左右兩邊各一排櫃台，左邊是王麻子，右邊是張小泉，櫃台内各坐一位老婦，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看見我進來，她倆打起精神。

我在王麻子店的櫃台前轉一圈，問：“聽説買刀具需要身份證，有否其事？”

       甲老婦：“是的。”

“那買剪刀呢？”我問。

“都要！”甲老婦懶洋洋地回答。

我轉身往張小泉櫃台，問乙老婦。

乙老婦回答得更爲具體：“買刀必須用身份證，港、澳、台和新疆人不賣！”

哦，新疆人還不准買，那他們切哈密瓜用什麽工具呢？

我暗暗嘀咕一下“荒唐”，轉身出門。

返身爬上樓梯，出得店門，街上熙熙攘攘，滿街的冰糖葫蘆、驢打滾、臭豆腐、稻香村糕餅……這裏的食品，和我幾十年前吃的沒有兩樣，只是原先貼紅紙的草紙四方包淘汰了，代之而起的是五顔六色的塑料包裝。

大柵欄主街的牌坊，正對著正陽門箭樓，街中心有兩條鐵軌，從箭樓兩旁延伸過來，通過牌坊。牌坊的右側有座中國式建築，其二層樓屋頂的圍欄外，有塊星巴克的圓形圖標，但沒有STARBUKS的英文,只有顯目的“星巴克咖啡”的中文店招，它和全世界的“STARBUCS”都不同，也許這裏是中國人的風水寶地，不准有洋文出現，於是我的意識流又信馬由繮，聯想起前些年故宮内星巴克被關閉，以及當年義和團燒教堂，砸英文店招的場景……

我是星巴克的老顧客，習慣喝它的摩卡，於是買單登樓（它的客座在樓上），舉杯沉思，回想五十年間我多次來大柵欄的感受，寫下了一首破詩：

五十年前大柵欄，/箭樓斑駁店破殘，/往來街民衣雖破，/風拂店幡卻悠然，/今宵又來大柵欄，/商場敞亮路拓寬，/百物騰貴非昔比，/肚無食欲嘴不饞，/滿街警員持哨棍，/面目猙獰鷹犬般，/吾嘆吾土竟如此，/一聲駡娘拂袖返。/甲辰春游京城大柵欄有感。

離開星巴克時已近黃昏，我站在夕陽下的正陽門箭樓前，望著高叢厚沉的城樓，暢想李自成、皇太極、八國聯軍……在城墻下廝殺的場景，火光炮聲，人仰馬嘶……不由浩嘆，任你固若金湯，沒有不破城邦，欲做萬年皇帝，必是妄想泡湯。

四，游園記懵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還在體制内的時候，聼傳達說，耀邦同志視察上海，説上海人民最辛苦，對全國貢獻最大，但沒有一個游樂休息的景區……的確，上海市區不傍山靠水，市區居民假日除了逛南京路、淮海路，所謂的“盪馬路”之外，幾無休憩之處。要説公園，在市區就區區那麽幾處：黃浦公園、人民公園、淮海公園、靜安公園、虹口公園、復興公園、中山公園、閘北公園……欲說這幾座公園，大都還是帝國主義留下來的，欲說歷史，“黃浦公園”是英國人1886年所建，上海人叫“外灘公園”，小時候家父常帶我去游玩。那時的黃浦江，水位不高，沒有堤岸，江邊只有一連串綠色的鐵鏈和鐵柱當圍欄，其模樣和悉尼皇家植物園

的綠色圍欄一樣；至於“人民公園”，我後文有詳細敘述；另説“淮海公園”和“靜安公園”，原本上海人叫“外國墳山”，是西洋人在中國死後的墳地，己丑易幟後改爲公園。説到靜安公園，老夫又要插科，聼大風堂早期門人章述亭和糜耕耘說，也得到李秋君嫡侄李銘慈兄（李祖夔兒子）的證實，上世紀四十年代，張大千和紅粉知己李秋君夫妻不成，曾在靜安公墓買下一塊生壙，互寫碑文，發誓百年后作合葬之地，此段情節我在1987年版《張大千演義》中有詳細描述，這裏不做贅述。今天的“復興公園”，因地處法租界，舊時叫“法國公園”，我住紹興路時，因這裏離家近，周日常帶兒子去“潔而精飯店”用餐后，來這裏小憩。八十年代初，復興公園常有一些高級知識分子麕集，据少兒社老友華三川告訴我，有一次他去游園，恰逢劉海粟夫婦在此寫生，向圍觀的年輕人吹噓自己十上黃山的故事，説到文革中被整時，他高聲說，我白天挨斗，晚上照樣創作，你們不信，他指著夫人夏伊喬說，我夫人可以作證。聼到這裏，華三川轉身就走……他調侃說：“迭夫妻兩家頭來嗨賣拳頭哉！”

最後説説“虹口公園”，因爲那裏離我老家很近，一部18路電車就可到門口，而且那裏有魯迅的墓塚，是我當文學青年時的麥加。記憶最深的是，我出國前曾携女友，在一棵棕櫚樹下挖了個洞穴，將幾支寫禿的金筆，把文具盒當棺材，筑了個筆塚，下葬時女友朗讀我撰的誺文，嗚呼哀哉，伏惟尚饗，十分有趣……年輕時犯的荒唐事，現在憶及，不由失笑。

 説罷上海公園的老故事，再説我這次我去那裏游游覽的新感受。

先説我前幾年去虹口公園的記憶，那時的人氣還很旺，尤其是黃昏，小道兩旁，不少老漢提著雀巢咖啡瓶的茶杯，把自己的住房條件和收入，寫在硬紙片上，做招親廣告，而前往光顧的，多半是外地來打工的中老年女士……草地的另一側，一群老人正在辯論政治，辯論的題材還當廣汎，有些話題還相當尖銳。我發覺人群的組合非常龐雜，有經過插隊的知青，平反的右派，刑滿釋放的無辜者，相當程度的知識分子……當然少不了帶有任務的探子，但不管如何，那時政治比較開放，老年人有追求性快活的自由，老百姓有評論政治的空間。

如今卻不同了，公園大門的入口處，裝了一個巨大的屏幕，映出園内游人的動向，屏幕的下方，不斷顯示進出公園的人數，它陰險地和電綫杆上的監視器苟合，猶如老大哥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

我邊走邊沉思，當年老人的相親角不見了，英國海德公園式的自由辯論角不見了，人們

臉上企盼改革的希望不見了，此刻雖是春天，我看到的的卻似暮秋，雖無黃葉凋零，卻有落寞之寂，寒風來哉！

唉，我記憶中虹口公園的吉光片羽……

接著說人民公園——

下了人民廣場地鐵站，從11號通道出口，便是人民公園了。

“人民廣場“和”人民公園“，以前都叫“跑馬廳”，五十年代後期，分割成“公園”和“廣場”。小時候跟外公經過武勝路——他指著如今“上海歷史博物館”的地方時說，原本這裏是個蘆花蕩，三國時周瑜曾在這此練兵，傳説中“三氣周瑜蘆花蕩”的故事就在這裏，這裏早先有他的墳墓。外公説的也許是豆棚瓜架下的野史，但我記得小時候在書上也讀到過，可惜忘了是哪本書。

跑馬廳離我的老家只有兩公里左右，是我孩提時常去的地方。當今的所謂“上海市革命歷史博物館”就是就是當年的跑馬廳主樓，己丑後新政權忙於搞階級鬥爭，不諳建設，此樓曾挪作過“上海歷史博物館”、“上海圖書館”、“上海美術館”……而人民廣場則是上海政治活動的中心，五六十年代時，每逢“五一”、“十一”這裏都要搭建臨時檢閲台，讓柯慶施等這輩鼠類上去表演一番，晚上還要放烟花，直到六十年代初才改建永久性的檢閲台，九十年代又在檢閲台的地基上，建造了如今的“上海人民政府大樓”，把長期占據在滙豐銀行大樓内的機構搬遷過來。

文革年間，人民廣場給我留下一件深刻的記憶，一個外號叫“一只鼎的姚先生”，因在那裏教授青年人學武術，結果犯了與共產黨爭奪接班人的天條，被定爲反革命分子槍斃……中國的歷史往往是六十年左右一個怪圈：假設一九〇〇年的義和團運動到一九六六年的紅衛兵運動是第一個怪圈，那麽今年是二〇二四年，眼看離第二個怪圈不遠了，真令人擔心……

放下意識流，我進入現實中的人民公園，一進大門，驚訝地發現走道旁排開一溜的雨傘，傘面上擺著硬紙片，寫著求婚兒女的年齡、職業、有無房車……以及對對方的要求。雨傘後坐著一位老年婦女，一般求婚著的母親，也有姑媽姨媽的，我一眼望去，紅綠相映，少説有近千頂雨傘，其規模和當年虹口公園的老年相親角比，更是更熱，更有生氣。

我一路掃視，發現徵婚行列中，新上海居民的子女為多，也許他們來上海時間短，社交圈子不廣，又發現其中不少女孩都是高學歷，還有不少海歸……

迎娶婚嫁已是我生命中的過去式，我只是匆匆瀏覽一圈，想找家星巴克小憩一下，突然聽到一陣激越的秦腔牌子曲從不遠處傳來，我循聲找去，只見池塘邊的水榭裏。一群陝西老鄉，正在歡快地彈唱……

唉，去國三十六年，上海的變化真大，原先人民公園悠揚的江南絲竹聲沒有了，講吳儂軟語的鄉音的人不多了，更遑論滬劇、紹興戲……一切都是那麽遙遠，最陌生的是，豎立百年的地標被拆遷，出門問個訊，老上海都不知道，反而外地人熟悉，因爲他們和我們這批當年初到澳洲的國際盲流一樣，穿著旅游鞋到處找工，熟悉大街小巷。更悲哀的是幾次尋訪老友，一個電話打去，聽到的是他太太哽咽的哭聲……

上海啊，生我養我的血地，我與你越來越疏遠了……

我一路尋思，突然手機響起，打開一聽，又是一個詐騙電話，今天已經是第十一個了。我罵了句粗話，想起這些日子在上海的感受，於是走進星巴克，在座椅上寫下了這首《哀上海》——

我哀我故鄉，/不是舊時樣，/地鐵設安檢，/沿街滿警崗，/詐騙事端多，/人情薄如湯，/新聞多自吹，/細思極荒唐，/鐮刀斧頭旗，/標語皆激揚，/醫院人患滿，/可憐地獄相，/米珠柴薪貴，/金錢最至上，/街邊行路人，/多爲外地郎，/遇事陷阱多，/細心要設防，/廣場燈光下，/潑女舞姿浪，/同儕皆老去，/懷舊甚悲嗆。/嗚呼，生我育我地，/已非舊日樣，/掩面自拭淚，/低首倍感傷。

                         

後  記

打腹稿時，原本想仿沈三白先生的《浮生六記》，將拙文也寫成“六記”，不料剛寫完四記，眼結膜突然出血，激情頓消，情趣索然，無奈，只得寫完“四記”就刹青了，據傳《浮生六記》也只有“四記”，後面的兩記《中山記歷》和《養身記逍》是後人續補的，記得鄭逸梅先生的小品曾有提及。可惜一時找不到資料，無從細説。至於我遺漏的兩記，若或明年返國，我再作補綴，試問看官，可乎可乎？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日於食薇齋北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