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何许人也？无须笔者多费口舌。历代学者考证《五柳先生传》是其自传体短文，虽有反对者但大多趋向肯定。至于写作时间段有早期和晚年之分。南朝著名文学评论家萧统考证《五柳先生传》写于392年陶渊明为江州祭酒以前，如果是早年写成表明自己弃官从农志愿，那就不算自传。可是，“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可见陶渊明笔下五柳先生穷困潦倒，家境贫寒。怎么读也符合作者晚年：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 宅边有五柳树”者，从“榆柳阴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 其一》的诗句可知陶宅边确实有柳树。“黔娄”者陶渊明在《咏贫士》中有句：“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是袭用《汉书 扬雄传》。笔者思考《五柳先生传》不排除后人为其杜撰。就《五柳先生传》通篇看，文章极为平庸，远不如《陋室铭》等来得短小精炼。一个能写出《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这样文采的人“屈就”此文有些不合。其次此篇所描述五柳先生的情况和陶渊明所作其他诗文比较，无特殊独出内容。当然历代学者持赞美声不断，在此存疑之。
以文论文，《五柳先生传》作为中国传统文人的自传，反映出作者本人的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比较白居易自我保存三千篇诗稿表相对富贵津津乐道为不自觉流露真实自我。《五柳先生传》从传记小说应列“经史子集”之集部，因为史集是严肃彰显当时社会价值的内容，集部的传记是非常特殊范畴，《五柳先生传》是第一部隐士传，因为史书中有《隐逸传》是把相关人物放在一起立传，而《五柳先生传》自传气韵浓厚，但又不是陶渊明人生全貌，至少不是其人生中现实一面，它含有“理想中的自我”，它和其他自传不同在于不带姓字，而以外在事物或形貌为主命名方式，同时它完全不写明“世系”，这是立传很重要的资料，类似其他杂传或自传都被视为虚构，同时也是史上共同被认可的写作手法，目的是想呈现某人物典型，这和现实世界存在不可信差距，笔者觉得务必理清上述推论再重新审视《五柳先生传》。
陶渊明留给后人约一百二十余首诗，绝大多数为五言诗。因用词平淡自然不作雕琢被视为“真淳”，《饮酒 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饮酒》共二十首，这是在417年刘裕率军攻克后秦，在东晋王朝势在被夺，渊明在家闷闷不乐，借酒消愁，后略加修改完成的诗稿。《饮酒 其五》最为出名，这里选用叶嘉莹先生的点评：东篱悠闲，菊花高雅，作者从容自得，不受限制。斜阳照耀下，山上的烟岚不断变化，飞鸟结队回来，找到托身之所，在即将降临的黑暗中，飞鸟联翩归山，显得渺小无助，转瞬即逝。诗人在一片黄昏美景中体会到一份宇宙和人生的真谛，想弄清楚说明白，却不是语言所能传达的，因为这不是人人都能达到的人生境界。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出自《庄子》得意忘言典故，《庄子 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既然喻意达到，就无须再花言语之劳。”陶渊明的文学成就历代学者都有正面评价，唯一特别的是在刘勰《文心雕龙》里关于陶渊明一字未提，钟嵘《诗品》中只将陶诗列为中品，称其“不修饰词汇”。殊不知刘勰钟嵘可是历代文学评论之扛鼎人物。 钟嵘评陶渊明：“陶潜诗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后人对此不以为然者多，但笔者觉得集合王维的批评，虽有偏见但道出灵魂。 晋朝的诗大都穿着玄理之衣裳，粉饰过重词采，而真情容易被掩盖。在此大环境下陶渊明在死后一百多年里无人问津也就不足为奇。昭明太子萧统和梁简文帝喜爱陶渊明诗歌，将其《归去来兮辞》，《饮酒》九篇编入《昭明文选》是历代重视陶诗的开端。
唐朝在形成“田园诗”派之初，依然没有将陶诗立为开宗，最先发难的是王维。王维仿陶诗但未必接纳陶渊明，笔者将在以后篇章着重论证。白居易说陶渊明“还以养真”，仿佛在他眼里渊明是个真懂得酒味的隐士。杜少陵在《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陶谢不枝梧，风雅共推激，紫燕自超诣，翠骏谁剪剔？”大致是说渊明诗平淡风骨高，不用修琢。韩昌黎《送王秀才序》有：“读阮籍、陶潜诗，乃知彼虽偃蹇不欲与世接，然犹未能平其心，或为事物是非相感发，于是有托而逃焉者也。”这是他对于渊明的幻觉，远远的蒙着一层雾。
到了宋朝陶渊明声誉极盛。钱钟书《谈艺录》有：苏轼认为陶渊明为曹植、鲍照、谢灵运、李白、杜甫所不及。南宋朱熹再次为渊明壮声势：“读之者足以识二公之心，而著君臣之义。”
宋人认识渊明人格远比过去人清楚，对于写诗技巧也有更广的拓展，关于他的思想体系倒没有系统研究，崇拜陶诗也是自身在官场被冷落而自与渊明成“同病相怜”之感叹。
对陶渊明的认识明清两代没有突破宋代而有新内容。顾炎武在《日知录》有：“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已，而微见其情者，真也。”黄文焕《陶诗析义自序》里的观点值得一提：“古今尊陶，统归“平淡”，以“平淡”概陶，陶不得见也，析之以炼字炼章，字字奇奥，分合隐现，险峭多端，斯陶之手眼出矣。”沈德潜直言渊明为“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诗所以独步千古”。
清末民初关于陶渊明诗歌评述有两个小集团，一个是以梁启超和陈寅恪，一个是林语堂，朱光潜和鲁迅。梁启超的《陶渊明》一文是用传统诗学知人论世方法，结合西方政治社会学分析来立论的，赞赏陶渊明“真能把他的整个个性端出来和我们相接触”，“渊明的一生，都是为精神生活的自由而奋斗”，这引起了陈寅恪的论争，陈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特别强调陶渊明的士族出身和气节、天师道信仰和新自然观思想。来反驳梁启超对于渊明是追求精神自由说。
随后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标举陶渊明“这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和中国文化上最和谐的产物”，“因为陶渊明已经达到了那种心灵发展的真正和谐的境地，所以我们看不见一丝一毫的内心冲突，所以他的生活会像他的诗那么自然，那么不费力”。接着朱光潜的《诗论》有陶渊明专章，朱先生融合西方心理学知识，同时引用温克尔曼的观点提出陶诗“如秋潭月影，澈底澄莹，具有古典艺术的和谐静穆”，他后来又在《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接着发挥：“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关于这个“静穆论”当然遭到持匕首投枪的鲁迅斥骂，他认为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并指出：“陶诗中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关于这场笔战，笔者在两年前写有《从与鲁迅的笔战重审朱光潜美学观的演变》一文，可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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