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酱缸里混谁能做到不贪婪
人是否本性自私和贪婪？ 人究竟是什么？人性、人的本性、人的本质是怎样的？古今中外的思想家都对这个问题有过思考。只是，中西方文化有不同的理解角度。
中国文化偏向于从道德层面上来说明，古人可以说，人之初，性本善；也可以说，人之初，性本恶；还可以说，人之初，无善恶。
言外之意，人是有生命的，这一点跟动物一样，但人是讲道德，这一就与动物区分了出来。只有讲道德，才可以称为“人”。所以，当一个人道德败坏到一定程度，就会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禽兽不如”。
西方文化往往从满是欲望的角度来说明人，认为人就是“自由隔足个人的欲望”，以自由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构成人全部社会活动的准则。言外之意，人都是有欲望的，都是自私的。
只要人是活的，他的欲望有多大，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理想的欲望，这种自私无关乎道德。
当前一种西方的观点流行开来，那就是人都是自私的，都是有欲望的，都是贪婪的，这是人的本性，你改变不了，必须得顺应它，所有的制度设计都要围绕着克制人的这种本性展开。
西方：如果你把人想象成先人后己、舍己为人、大公无私的，你所有的制度设计都注定是乌托邦的想象，注定是表面上一套冠冕堂皇、道貌岸然的口号，背后却干着权钱交易、男盗女娼的肮脏事。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离开这种“人”去思考问题，而这恰恰是西方文化人性观的逻辑演绎，对受传统文化道德生命体认识影响的国人来说，难免会感叹人心不古，人性缺失，人格不保等等。但很多人是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对此深信不疑，并把这种人性观作为自己思考社会、政治的前提。
我们要问的是，人注定是本性自私的吗？注定是贪婪无度的人吗？这种人注定没有办法改变吗？
人是现实的人，是社会中的人，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人不是生来如此的超验的存在，没有抽象的恒定的人的本质，但我们在思考中往往把人抽象化、一般化，把一定社会关系下的人当成永恒的人。
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是市场经济不够完善、资本逻辑运行的社会。市场经济运行的前提是有着独特的利益，并能运用理性去实现他的利益的自利主体。一些西方道德哲学家普遍认为，自利是人的本性，“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市场经济是最符合人的自利本性的，因此是最值得称颂的经济形态。
其中的逻辑是有问题的，似乎利己是本性，是天生如此，先有了自利本性，后来的市场经济符合了这种本性。这其实是一种颠倒，不是人的自利的本性推动着市场经济的建立，相反人的自利本性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必然结果，自利的经济人正是市场经济塑造出来的历史的产物。
如果说市场经济培育出来的是着眼于个人私利的经济人，那么资本逻辑支配之下的市场经济培育出来的则是永不满足的贪婪之人。
资本在满足人的需求的同时刺激出来的是人的无止境的欲求，这种欲求驱使人们不惜一切代价去追逐利润。它的优点在于刺激人们不断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缺点是增加了人的贪婪以及对自然外界的无所限制的占有欲，使人的欲望成为了“没有限制的欲望”。
人创造资本，资本改造人。我们可以用“资本人”来形容受资本逻辑支配的社会主体，这种人看待社会现实、社会问题，往往都是从有没有利润、有没有利益、有没有好处、有没有金钱的标准来思考，忙碌于占有更多的钱，用更多的钱再生更多的钱。永远没有钱多的时候，成为人的日常生活生活方式。
“资本人”居住在资本所创造的海市蜃楼中，自愿加入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这些“邪教”，并甘心情愿成为听任其摆布的“教徒”，其他一切都毫不关己。这正是现代人生存的真实境遇。
但我们不能因为看到资本逻辑支配下的人是自私自利的，是贪婪的，就相信人永远都是自私自利的，就相信这种人就是全部，会贯穿于人类社会的所有阶段。
我们必须要相信，人性是可以改造的，不然的话，我们就注定生活在所有人以所有人为敌的状态，人人互为手段，人与人之间注定是各种利益的敌对性的对立、斗争、战争，我们的生活将变成一种博弈，一场厮杀，我们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就注定永远不可能实现，因为这样的“人”，自私自利、贪婪无度、穷奢极欲，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再好的制度、再好的社会也会被糟蹋。
人是可以改造的，可以通过社会制度的完善，通过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改变加以改造。随着物质财富的丰富，政治制度、法律规范的完善，社会公平正义的渐趋实现，将使人摆脱自私、贪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富有的人。
共产主义涉及到人性的改造，如果你已经认定人性已经沉沦且不可能改变，你是注定不可能理解它的。只有你理解了随着社会条件的改变，人真得能够成为不自私自利的人，你才会对未来有美好的想象。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全球化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确立，使中国进入一个眼花缭乱的商业时代、消费时代。西方消费社会的文化理念进入中国，最显著的标志是消费主义文化—生活方式的出现和扩散是以思想观念为主导的，发生在日常生活层面和价值领域里的一场深刻变革。
最早的物欲消费主义伴随着思想的解放、人性的复苏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对于长期遭受政治重压和禁欲主义束缚下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对抗与解脱的巨大力量。随后物欲呈井喷或波涛汹涌之状，消费观念渐渐向物欲症演变，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倒性优势价值观主宰了中国人的生活。
消费主义挟科学技术、大众文化、电子媒介文化和视像文化之便利，既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欢歌劲舞、欣欣向荣的一派新景象，助长了商品拜物教和享乐主义的风行，也猛烈地冲击着原有的文化秩序、传统伦理道德和价值标准，带来了现代性的断裂和后现代主义的莅临，促使文化发生了根本性转型。
消费主义作为一种享乐主义文化形态，是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体现，它煽动人们的消费激情，刺激人们的购买欲望，其追求的价值目标不再限定于需求的满足上，而是以欲望的培植和满足，以消费和享受为鹄的。
它注重的是感性娱乐、身体享受、欲望消费，追求无限体验的贪欲。波德里亚认为：“消费者把自己看作处于娱乐之前的人，看作一种享受和满足的事业。他认为自己处于幸福、爱情、赞颂/被赞颂、诱惑/被诱惑、参与、欣快及活力之前。其原则便是通过联络、关系的增加，通过对符号、物品的着重使用，通过对一切潜在的享受进行系统开发来实现存在之最大化。”
当消费取代生产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主题，成为时代的标志，这便促使社会以最大限度攫取财富为目的，不断为大众制造新的欲望需要，亦唤起人们追逐快乐的消费，投身非理性的狂欢。
消费成为幸福生活的现实写照，每个人都感到幸福就是拥有更多的金钱和财富，就是更多地购物和消费、娱乐和享受。消费主义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道德/伦理的看法。现代人已不大问什么是道德上应该的，而是问什么是技术上可行的，道德沦为科学技术的副产品。
消费主义修改了人们的幸福观和价值观，节约不再是美德，勤俭不再受人尊崇反遭人嘲讽，举债式的超前消费，“借明天的钱今天花”成为时尚新潮，一掷万金式的豪奢消费成为炫耀的最大资本，人们迷恋于“当下”与“片刻”之欢，成为“时尚”、“流行”、“幸福生活”的追逐者。跨国公司和媒体鼓吹的消费至上观念，让贪婪感染了每一个人，人们一面在追逐“豪宅、名车、高收入”，一面又害怕落伍，害怕赶不上邻居，竞相投入拼命购买的队伍，以为如果不消费，就会被社会抛弃。
只有用大量的商品来填满家庭和内心的空间，才能感觉充实与安宁。苏珊·桑塔格在一篇对话中说：“从文化角度讲，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比专制主义统治更具有毁灭性……它带有深刻的虚无主义价值观念。和走向繁荣之机会一同到来的还有对文化的最激烈的改变。人们愿意把自己的生活和价值体系彻底摧毁。”
物质繁盛，心灵溃败，在这个欲望病态膨胀的年代，社会缺乏明确而又坚定的信仰，缺少崇高的精神信念，许多人否弃责任，拒绝思想，于是冷漠的个人主义、放纵的享乐主义、庸俗的拜金主义风行，精神在浊化，人格在矮化，世界在世俗化、功利化，社会生活呈现相当混乱无序的状态：如出现欺上瞒下的“假华南虎”、“三鹿奶粉”事件，出现“老鼠过街，无人喊打”的荒谬现象，出现见义勇为者倒霉，袖手旁观者风行的怪异。
私欲横流，腐败成风，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空气中弥漫着贪婪之气、虚荣之气、炫耀之气和一股戾气，一言不合就可能引发大打出手，微小矛盾会迅速演变成仇恨恶斗，人与人之间变得冷漠而互不信任。“我是流氓我怕谁”、“笑贫不笑娼”之类的犬儒观念畅通无阻，很多人生活没有目标和计划，缺乏责任感，不以无知和缺德为耻，随波逐流，社会正在失去节制和方向。让人想起“酱缸文化”，想起“丑陋的中国人”一类说法。
消费主义在推动中国由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向商业、消费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用后现代主义的世俗化、多元化、浅表化、碎片化、文艺消费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等话语取代了现代性文化价值的启蒙理性、艺术自律、人文神话、审美超越、历史总体性等话语，促使当代文学从传统的经典文学向时尚文学、从审美精神文学向娱乐性的消费文学转型。
文艺在消费主义的侵蚀下，其所负载的传统人文精神和审美韵味逐渐变得不再“合法”，其所看重的主体自由、宏大叙事、深度模式、精英立场、审美超越和艺术自律等一贯追求，被反历史、反体系、反意义、多元化、怀疑论、相对主义、语言游戏、世俗消遣、欲望狂欢等置换颠覆。文学在摆脱了政治意识形态的纠缠后，又受制于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掌控，屈从于资本意志和经济利益，臣服于商业和欲望的法则，迎合与讨好大众阅读趣味，蜕变为交易的商品，道德伦理异化为淡如轻烟可有可无的模糊存在，人们价值观念的扭曲、价值天平的失衡简直就变成司空见惯的现象。
在商业消费社会里，消费被美化、琢磨和打造得至为精微，又运用得无比广泛，它制约着一切愿望和能力，善于为一切事物定价，并规定事物的价值，控制着人们的整个生活。包括文学艺术、审美等原本属于表达思想情感、关注生命、抚慰心灵的东西被淡化、消解为一种工具、一种技术对象。在一个丧失原则、标准追求轻松的时代，一切都可以戏说，一切都可以恶搞，一切都可以用来消费。
那些“高尚的价值”、优雅的情调、美好的情怀却变得无足轻重，失去了力量。像鲁迅那样勇于批判世态的浊风恶浪，为救治民众的精神疾患而写作的人越来越少，像巴金那样一心为读者写作的人越来越少，像路遥那样对普通人生存的艰难抱有深切同情的文学家越来越少，贴近生活、关怀民生、呼吁良知的作品越来越少。
文坛喧嚣杂乱，热闹纷呈，潮水般涌来的文学作品中，充斥了太多作家诗人自恋自赏的话语，太多的“小资”、“小我”和“中产阶级”趣味，太多出轨、偷窥、乱伦、阴谋、仇杀等极端叙事，太多自娱自乐的炫技与游戏之作。评判标准模糊近乎于无，价值尺度暧昧或缺失，恪守道义、追求高雅境界和真善美的作品越来越稀少。作品不再讲求品质、境界，不再具有人文意义，却追求抢夺眼球，制造话题，不再为正义呐喊，却会为利益吆喝，不再为社会文化的提升、人文精神的净化、灵魂的安抚效力，却在为消遣娱乐或者恶搞起劲鼓噪。红尘滚滚，竖子成名，假冒伪劣横行，“大师”“巨匠”满天飞，文学曾经是思想解放、真理寻求、社会情绪的表达，是民心观察、启蒙力量和政治理想的寄托，现在则变成了资本意志、商业促销和娱乐消费的助手。
在“一切都是消费品”的口号下，思维的力度被削弱了，人的精神追求臣服于物质欲望。当“文化丧失了提升人、陶冶人、影响人的功能，赚钱成为文化产品最直接和最重要的目的。在创作者和受众都失去对文化产品的质量要求之后，粗制滥造者四处通吃的时代便到来了。”
时代变了，文化场域变了，语境变了，追求变了，一切都变了！就像舞台演出一样，过去的演出依靠一个搭起来的高台就能吸引四面八方涌来的观众，现今的剧场、舞台装修豪华，布景绚丽多变，声、光、电用尽一切科技手段，比过去阔气多了。演员变了，走马灯似的换了一茬又一茬的人；内容变了，老戏本被遗忘，新戏本层出不穷；观众变了，口味变得刁钻古怪，俗不可耐；然而任你怎么敲锣打鼓使尽浑身解数，观众却寥落冷清，没有多少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