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十年语文教改（2458）实验班六年培养了三个出类拔萃的学生

我的十年语文教改（2458）实验班六年培养了三个出类拔萃的学生

一、小市长王江横空出世，掀起一股旋风

我回到母校华中师大一附中后，从1982年到1988年执教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班六年。使用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编辑出版的分编型语文实验教材进行试教，初中每周六课时，明确规定每周四课时学习《阅读》、两课时学习《作文·汉语》（1986年修订后定名《写作》）。《作文·汉语》课本的《说明》还规定学生必须在两课时时间完成一篇“课内作文”，单周写一篇课内作文，双周评改课内作文。学会“自改”（自己修改）和“互改”（互相评改）；明确要求学生坚持“课外练笔”，每周至少写三篇。另外每学期还有三次“说话训练”。

教材改革倒逼教学法改革。从实验班学生写第一篇课内作文开始，就指导学生自改或互改；课外练笔则采取浏览后总评的方式，鼓励学生多写。我指导课代表与小组长一起，把那些优秀练笔文张贴在班上，供同学们观摩学习。一个月后，再指导课代表组织学生编辑全班的《优秀课外练笔集》。每学期结束时，要求学生自编个人的《优秀课外练笔集》。

1984年6月4日是周一，我在浏览学生的课外练笔时，看到王江同学写的《假如我是武汉市的市长》，感觉她写得非常好。文中的所见所闻，都是她的亲身经历。她家住在汉阳，每天上学放学都要从武昌大东门饭店门前乘车，经过长江大桥就可以看到正在修建的“晴川饭店”。她不仅敏于观察，更善于思考。将所见所闻与改革联系起来，“萌发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信笔写成这篇练笔文——《假如我是武汉市的市长》。

我看完后，请她抄写两份，一份寄给吴官正市长，一份寄给《长江日报》。我帮她寄稿时，附了一封给吴官正市长的短信：

吴官正同志：

 您好!

      向您推荐一篇学生的课外练笔文章，这不是命题作文，从题目到内容都由学生自拟自找。当我这个语文老师读完这篇文章时，也“不由萌发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请市长来批改一下，可能更合适一些吧!

      市长工作之繁忙是可想而知的，不过．在公事之余花几分钟时间了解一下当代中学生的思想、志向，我想可能还是办得到的。

      孩子们的文章稚气十足，但二十年后的市长不就从他们之中产生么?请现任市长对二十年后的接班人说几句知心话也不失为一种教育方法。如果您确实无暇及此，也就不难为您了。

     祝

工作顺利 

                                                              学生王江的老师

                                                             1984年6月8日

没有想到，武汉市政府信访办的复信7月18日就寄到学校了。7月21日，我给《武汉青年报》编辑部许世琦同志打电话，告诉他，吴官正市长看了王江写的课外练笔文《假如我是武汉市的市长》后，作了如下批示：

王江和王江的老师：

“我认真地拜读了你们的文章和来信，深受感动，小王的思想和志气都值得我们学习。我为小王这样的好学生而高兴，为能培养出小王这样好学生的老师而自豪。

小王的意见也很好，我们将在工作中努力去办。

                                                                   吴官正

                                                                        7月7日”

7月25日《武汉青年报》头版头条报道，并发“征文启事”。号召大家都来写这样的文章，都来谈改革。

7月28日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时间，播音员洪亮的声音传出了一则消息：‘湖北省华师一附中初二(2)班学生王江的一篇课外练笔文《假如我是武汉市的市长》，受到武汉市市长吴官正同志的热情赞扬……’”

一个少年改革者以其新颖的命题，朴实的文字，大胆的设想，“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小市长”王江诞生在改革热潮之中。

继《武汉青年报》之后，《长江日报》、《文汇报》、《文摘周报》、《羊城晚报》相继摘要转载了这个消息。

 9月初，上海《语文学习》编辑部接到被推荐来的王江的作文，他们说：“推荐稿发来的当天，我们即定下发排，并请著名的社会学家罗竹风先生写了评论文章”。

9月8日，北京(《中学生》杂志社记者刘谦专程赴汉采访王江和她的同学，回京后即写成了《小市长王江》。

9月9日，江苏省教育出版社致函学校领导，商量调看王江的作文，表示为王江出作文集的意向。

10月初，一直在我们班课外辅导学生写作的武汉著名青年作家董宏猷，应上海《少年文艺》之邀，很快完成报告文学《王江旋风》，公开发表。

1985年9月开学时，王江继续参加高中语文教材改革实验。高中实验教材仍然是分编为《阅读》和《写作》。王江的《假如我是武汉市市长》一文，编入了人教社的高中《写作》课本第一册，作为“课外练笔”的范文供高中学生学习。

湖北省教育出版社抢在江苏教育出版社之前为王江出版了《少年改革者的大胆设想》（优秀作文及日记选），并请人教社的张定远和该社的特约编辑章熊为这 本小书写了《序言》：

    《少年改革者的大胆设想》这本书给人们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为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出书，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假如我是武汉市市长》这样的作文题目，在过去也是很难想象的。

    为什么不能给一个娃娃出书呢？除了内容比较幼稚以外，大约还因为没有把握——谁也无法保证这孩子的未来。

    至于《假如我是武汉市市长》这个题目，恐怕有些人也会斥为“狂妄”。然而，作为一种时代的记录（尽管只是一个小小的侧面），它自有其存在的价值。这是因为，王江同学这一行动本身记录着我们时代的脉搏，记录了“改革”潮流的冲击，在小小心灵中所引起的巨大回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佩服编者和出版者的胆识。由此我们也有这样一个祝愿，希望青少年同学们从这本书中受到启迪，要象王江那样，立志当一个三好学生，做改革的小闯将，把自己培养成为祖国四化建设的后备军。

    作为语文教学工作者，这本书对我们还有珍贵的资料价值。这是目前不易多得的原始资料，是值得心理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语文老师分析研究的。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青少年思想、思维、语言的发展，以及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从中得到启发。

    本书除入选王江同学的《假如我是武汉市市长》一文外，还收了她的日记选、书信选和其他一些习作。这些习作内容充实，朴素清新，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时代气息，决无学生八股腔调。它们象春天五彩缤纷的花朵一样，令人喜爱。这样的习作，对同龄青少年来说也同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同学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

      对于我们从事编写试验教材的人来说，这本小书还带给我们一种温馨的感觉。王江同学和她的伙伴们使用的语文教材，是我们编写组编写的，书中还收入一封写给我们的信。这封信给我们以鼓励，更给我们以压力，促使我们正视自己的不足，认真修订好这套课本。

                                            1985年1月15日

王江自己面对这场“旋风”非常冷静。她当时就写了一篇练笔文《我不过把“假如……”写在纸上》：

我的一篇课外练笔文《假如我是武汉市的市长》在报刊上发表后，许多人都惊讶我有这么大的胆量，因为我只是一个初中生，而且还是个女孩子，听了这些话，我开始有些害怕，可仔细一想，也没有什么。我只不过把“假如……”写在了纸上。

“假如”这个词，在我们这个语文实验班里经常听到。我们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上课就常讲：“我向来提倡大胆的、有针对性的发言。八十年代的中学生要有雄辩的口才，说不定我们中间的哪一位将来就是我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你瞧，这“说不定”不就是一个大胆的“假如”吗？同学中的“假如”就更多了：“如果我当了华师一附中的校长啊，我就……”、“假如我是一个厂长，一上任我就……”，你也许感到我们班的同学都很“狂”，其实更“狂”的还在后头，“假如我是国务院的总理……”、“假如我是常驻联合国的代表……”，甚至“假如我是联合国的秘书长……”。你瞧！同学们真是雄心勃勃呢！

一个个“假如”整天绕着我转，使我遇事常想个“假如”。从报纸上看到审理一个案子，我便想“假如我是一个法官……”，到医院看到医生给病人看病，我就想“假如我是一个大夫……”，看到武汉市的市容环境，我就想“假如我是环卫局的局长……”，看到东湖的污染严重，我便想“假如我是环境保护所的所长……”。这一个个“假如”便天天在我脑子里打转。后来我想：一个人不可能有三头六臂，什么小事都管呀，要管就抓大事，抓总的。于是，我又想“假如我是武汉市的市长，这一件件事，我都可以管。”

这个“假如”总闷在心里可不大好受，于是，我把它写了出来，其实，我只不过写出了我和同学们的心里话。我们都生在武汉，长在武汉，天天喝长江的水，又有谁不希望武汉变得更美丽。更繁荣呢？文章写出后，没想到送到吴官正市长的手上了，他看了很高兴，还给我和老师回了信。他说我的建议很好，他们将在工作中努力去办。如果说这个“假如……”对市长的工作有所参考的话，我倒真希望吴官正市长抽时间到我们同学中来，听听那一个又一个的“假如……”，我想那对他的启发将会更大。

王江的《假如我是武汉市的市长》公开发表后，上海市著名的语言学家、社会学者罗竹风高度评价说：“文章本身层次分明，通畅明朗，不愧是一篇带有理论色彩的论述文。”这篇议论文，后来被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分编型实验教材高中《写作》第一册，供王江和她的初中语文实验班的同学们读高一时，学习写议论文的优秀习作范文。作为正在读高一的该文作者王江，还得学习自己初中写的作文。不知道这是不是人教社语文教材史上的第一例。

华师一附中初中语文实验班的师生收到吴官正市长的复信后，备受鼓舞，齐心协力，取得了初中教材改革实验的丰硕成果。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刘国正先生和该社《课程·教材·教法》研究所所长张定远先生，于1985年6月3日，特地来参加了学生的语文实验汇报会，张定远所长最后讲话鼓励学生：“你们发言谈实验取得的成果，我们听了之后非常高兴！非常感谢同学们提出的修改教材的建议和意见，你们很会说话，说得很得体，有的同学还有点风度。希望你们继续练好说话，要练到出口成章。”

华师一附中初中语文实验班的师生，没有辜负家长和校长的期待，没有辜负吴官正市长的“感动”和信任！

正如章熊先生所言：“谁也无法保证者孩子的未来”，但王江自己却能保证自己的未来。她在母校高中毕业后，以优异的高考成绩考取了自己理想的重点大学。大学毕业后去海外留学。1992年元旦，给我寄来一张在海外一所名校校园的一片树林里，她身着一套绿色的运动服，端坐在厚厚的落叶之中。相片背后的一段话却发人深思。

李老师：

您好！

在海外生活的这三个月中，我时常想起86年的高考作文题——“树木·森林·气候》”，您此时是否在哈哈大笑了?我是否在五年前便在为自己的将来辩护了。在我离开中国时，海关的女士先生们对我说：“走了，不要回来了！”我好吃惊，我以为他们会对我说，欢迎你早点回来。以前，直到上大学一年级，我总以为自己是个人物，是个栋梁，就像伽利略所说的那样，只要你给我一根杠杆，我可以挑动这个地球。但现实告诉我，我只是一个不足挂齿的小人物……

此时，我想告诉您的是，我又在努力，虽然我不敢奢望成为一棵参天大树，但我希望我是一棵好木，我渴望着一片肥沃的土地……

这就是长大了的“小市长”！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小市长”那时候就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初中生呢？

二、小作家孙涵应运而生，正值青春年少时

华中师大一附中初中三年实验结束后，1985年考取华师一附中高中的有37人，人教社和湖北省教研室领导在实验开始时，就要求实验班连续试教六年。已经考取本校高中的学生和家长也都要求继续参加高中实验。时任校长李水生同意继续办高中语文实验班，但是，他坚决不同意保持初中实验班，一定要按学校例行的分班原则，采取抓阄的方式分班。我抓到的4班，只有5个学生是原来初中实验班的。于是，我在开学初给人教社副编审刘国正先生写了一封信。

当我把上述情况和自己的苦恼向国正先生倾诉之后，他立即给我回了信：

培永老师：

    来函敬悉。

    语文教学必须改革，你有改革的大志，而且扎扎实实地在实践着，积以时日，必见成果。中间出现一些曲折，应在意中。且高中试验另换新班，固然增加了困难，但也会多一点经验，望快然当之。

    征途何处无风雨，更望花繁桃李枝。仅以此二句

相赠，匆匆，祝

教安。

                               国正   九月三日

国正先生望我“快然当之”的来信，就像及时雨一样，滋润了我的心田，引领我砥砺前行！

高中语文教材改革的难度比初中要大多了！加之实验班的大部分学生来自不同的学校，对语文教材、教学改革看法各异。而且，语文教材改革的步子又迈得很大，虽然教材还是分编为《阅读》和《写作》，但是与初中的编排体系完全不同。三年课内阅读的整体规划是：高中一年级是《文言读本》（上下册）；高中二年级是《文学读本（上下册）》；高中三年级是《文化读本》（上下册）。还有《写作》三册，另外还有三册课外阅读《现代文选读》。人教社和省教研室严格规定实验班周教学课时，与只有一本《语文》教材的普通班一样，都是五节课。按照阅读主编周正逵先生的说法：一个文化人，没有一定的文言基础，就谈不上文学素养，没有文学素养，也就是没有文化。他的教学理念和教材体例固然很好，然而，在教学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俗话说，办法总比困难多。现实也确实如此，心中有目标，一定要完成六年教材改革实验；人生有追求，一定要珍惜当下于我的最佳条件，争取成为一名优秀的语文教师。我遵照国正先生的嘱咐，“快然当之”。立即开始高中试教的准备工作。

开学后，初中实验班的许多学生和家长继续找李水生校长，坚决要求参加高中实验，都被他一口回绝了。初中实验班语文课代表孙涵以优异成绩考取华中师大一附中高中，结果没有被我抓到。孙涵的妈妈多次找李校长反复请求说：“我和她爸爸都是学理科的，他爸是研究、设计船舶的高级工程师，我一直是医生。我们原来是希望孩子学理科，将来接我们的班，但是自从她进了初中语文实验班后，就特别喜欢学习语文实验教材，更喜欢写作。中考完后，一个假期，她写了一部五万多字的中篇小说。请校长支持孩子的选择吧！”说完，把孙涵的小说初稿交给李校长了。李校长表示学校对有特殊才能的学生一定会特殊培养。家长说：“我们不需要特殊培养，只要求继续参加高中语文教材改革实验！我的孩子明确表示了，如果学校不同意她继续读实验班，她马上转学到有实验班的中学去！”校长这才答应一定解决孙涵转班的要求。李校长最后只批准孙涵和闻名全国的“小市长”王江两个学生，转到高中语文实验班。李校长已经决定将王江和孙涵两人调回实验班，并把孙涵创作的中篇小说《正值青春年少时》交给我，让我看完之后在向他汇报如何抓紧培养该生。

于是，高中实验班有七个初中实验班的学生了。虽然只有全班人数的14%，但他们就像“星星之火”，迅速点燃了高中语文实验班教材改革燎原之势。

1985年9月1日，湖北省作协邀请我参加湖北省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我的第一感觉这是给孙涵的一次机会，于是抓紧时间在会前看完了她的中篇小说，并把小说中的精彩片段做了记录，准备在这次座谈会上适时向与会儿童文学作家和作协领导推介。

1985年9月5日，我在湖北省作协和少儿文学会召开的座谈会上，向省作协领导和与会代表，汇报了我们学校抓学生写作课外活动的一些做法和初步成果。重点介绍了学校“写作爱好者协会”主席孙涵创作的中篇小说《正值青春年少时》。

孙涵也是我们初中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班的语文课代表，她在1985 年中考结束后，抓紧暑假时间，创作并完成了中篇小说《正值青春年少时》的初稿。

孙涵以优异成绩考取华中师大一附中高中，满以为高中可以继续参加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的，因为袁福老校长当年说过，语文实验班要从1982年到1988年进行六年实验。没有想到，新任校长李水生同意高中继续进行语文教改实验，但是必须按学校例行规定，采取抓阄的方式分班。结果初中实验班的许多学生没有被抓到高中实验班来，那些学生和家长就到学校来找校长，坚决要求继续参加高中实验，都被校长一口回绝了。

孙涵也没有被我抓到。开学后，孙涵的妈妈多次找李校长反复请求说：“我和孩子她爸爸都是学理科的，他爸是研究、设计船舶的高级工程师，我一直是医生。我们原来是希望孩子学理科，将来接我们的班，但是自从她进了初中语文实验班后，就特别喜欢学习语文实验教材，更喜欢写作。中考完后，一个假期，她写了一部五万多字的中篇小说。请校长支持孩子的选择吧！”说完，把孙涵的小说初稿交给了李校长，请他看看再决定。校长翻了翻书写工整的厚厚一叠稿子，立即表示学校对有特殊才能的学生一定会特殊培养。家长说：“我们不需要特殊培养，只要求继续参加高中语文教材改革实验！我的孩子明确表示了，如果学校不同意她继续读实验班，她马上转学到有实验班的学校去！”校长这才答应一定解决孙涵转班的要求。

李校长最后只批准孙涵和闻名全国的“小市长”王江两个学生，转到高中语文实验班。同时把孙涵的妈妈交给他的中篇小说（初稿）转交给我。希望我看了之后，提出进一步培养孙涵的方案。

接到省作协会议邀请后，我决定在座谈会上请专家帮我们培养热爱写作的孙涵。于是，我认真仔细读了《正值青春年少时》，在会上给大家选读了几段精选的文字。

与会领导和代表们听完后，一致认为孙涵的文笔不错，内容真实地反映了现代中学生的生活。省作协副主席刘岱说：“就刚刚听到的小说片段来看，构思不错，文笔也不错。”中午吃饭时，刘副主席还要我把会上的发言整理后寄给他。我送他一本湖北省教育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少年改革者的大胆设想》（王江作文选）。

省作协主办的《长江》大型文学丛刊主编田野要求把《正值青春年少时》的原稿带回去看看，然后再联系我。

9月11日收到田野主编的来信，约我和孙涵13日去编辑部面谈。

我们如约到了东湖之滨的湖北省作协，田主编非常热情接待我们，与孙涵长谈近两个小时，肯定了小说的整个结构完整，很多章节都写得蛮好，也严肃指出了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临别时，送给孙涵一摞稿纸和两本近期的《长江》丛刊，嘱咐她：“你可以随时来我们编辑部取你需要的稿纸、你想借阅的书。我们非常欢迎你常来。希望你在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抽空修改好了之后，我们再看看什么时候发表。”

9月25日与孙涵一起去东湖《长江》丛刊编辑部，主编陈龄同志认为孙涵的小说很有生活气息，基础很好，决定修改后在明年第二期发表，要求在八万字以内，11月底交稿。返校后，即向李校长汇报。校长表示，只要家长愿意，可以停课修改。周末晚上去孙涵家谈小说修改问题。10月14日晚上，孙涵的妈妈送来小说修改稿。当晚我就开始审阅修改稿。

孙涵在初中班同学的热情帮助之下，将小说初稿，抄写了两本。在同学中传阅的手抄本，深受大家的喜爱，孙涵主动征求同学们对小说修改的意见和建议，她这种做法，表现了一个青少年作者的勇气和魄力。我建议她再请高中实验班的一些同学看一看，然后在期中考试后，自己主持一次小说《正值青春年少时》讨论会。届时请一些初中实验班的同学也来参加，听听同学们的意见和建议后再修改。

1985年12月13日上午，孙涵利用课间休息时间，通知在其他各班的初中实验班的卢山、李慧、王艳、曹萍等同学，下午第二节课后，到我们四班参加讨论会。

作品讨论会上，发言的同学一致认为，孙涵的这部小说反映了当代中学生的生活，吸引了读者。卢山引述小说中的几段细节描写后，高度评价说：“我觉得孙涵的小说与正在播映的日本电视剧《血疑》一样，与我们的生活‘不即不离’，不是生活又是生活。”

讨论会场非常活跃。

主持人孙涵在卢山发言后，不失时机地说：“我非常感谢初中老同学的热情鼓励，我更想听听高中同学的意见。其实，我们班的学习委员汪深看了小说后，就对我说过他的看法。现在请汪深同学给我提建议吧，大家鼓掌欢迎！”

汪深同学站起来，就像他平时回答老师提问一样，先用右手把近视眼镜向上轻轻推一下，微笑着说：“我觉得在孙涵的这部小说中，好像让我看到了她在初中实验班读书时的影子。她正在参加的教育改革让我深思，老师应该怎么上课？学生喜欢什么样的老师？为什么‘师道尊严’至今还在我们学生的生活中重演？如果大家想找到答案，请去看看她写的《正值青春年少时》吧！”汪深的发言赢得了全班同学的掌声。（孙涵的中篇小说《正值青春年少时》后来发表在《长江》1988年第三期）

晚自习时间，我去教室征求学生对这次活动的意见，他们都说：“太好了！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讨论会，真是大开眼界！”同时，大家由衷地感到初中语文实验班的同学们说话能力实在是强！纷纷表示以后一定要珍惜每一次说话训练的机会，像他们那样在大庭广众之中发言，做到说话大胆、大方、大声。

孙涵调到实验班后，继续当语文课代表，除了完成课代表的日常工作外，偶尔还在我外出开会时，代我去班上上课。

1985年12月3日，因为第二天要去参加武昌区语文教研会活动，下午两节课后，请孙涵来商量，可否代我上一节课，她欣然应允。于是，我们开始备课，按教学进度，第二天该上“点读练习四”。课本上已经明确“训练要求”：独立完成二至三题。标点能对70%——80%。

语文实验教材《文言读本》，没有教参。我们一起备课，首先解决练习题答案，然后研究课堂教学方法。

     12月5日早自习，询问几个从外校考来的学生对孙涵上的这节课感觉如何，他们反映很好。后找孙涵谈昨天上课的情况，她也觉得大多数同学表现很好，课堂教学进展顺利，按时完成了教学任务。非常感谢我的这位“小老师”，帮了我的大忙。她笑着说：“我要感谢您的重点培养啊！”

可见，不拘一格，因材施教，不仅对才华横溢的学生是一种能力的锻炼和提升，而且对全班学生更是一种激励！也让我对重组后的高中语文教改实验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附录】校园并不平静（作者孙涵1985年《中学生》第一期）

新学期的第一堂外语课，就让学生搅了，而且是外语科代表和副班长带的头。这叫冷老师好不恼火！一下课，她就气冲冲地找到初三（４）班班主任肖老师，要求换科代表，建议撤副班长的职。

课下，课代表憋着一肚子气。副班长也撅着嘴。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纷纷发表自己对这堂课的看法。只有董晴没有参加这热烈的讨论。她那严肃安然的神情和这激动的场面很不协调。

直到下午班会时间，肖老师才搞清事情的缘由。原来是这么回事，冷老师是从上学期才开始教初三（４）班外语的。她有一套规规矩矩的教学方法，可学生们不喜欢。她上课喜欢自己不停地讲，可学生偏偏喜欢质疑问难，互相讨论，课堂上往往争得不可开交，她喜欢把知识嚼碎了喂学生，可学生非要自己艰难地去啃“窝窝头”不可。

肖老师曾婉转地提示过她：要让同学们互相讨论。可她却想那成何体统？要是老师回答不出的问题，让学生答出来了，那老师还有威信吗？

因此，她硬是要“满堂灌”，继续走她的老路，同学们当然不满意！她今天一进教师，就感觉到气氛不对。于是，她板起脸问：“怎么都无精打采的？难道不欢迎？”

“不是不欢迎！”课代表举手站起来说，“是因为您老不改变教学方法。我们有意见。”

副班长也站起来说：“对！只要您不再‘满堂灌’了，我们就欢迎！”

听了他们俩个的发言，大家都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一下就把冷老师惹火了！

她一发火，不但不解决问题，反倒使气氛更加紧张，连课都没法讲了……

就这样，冷老师一下课就气冲冲地去找班主任。

肖老师可为难了。因为同学们无非就是要求改变教学方法，并不是无理取闹，老师理应支持。

可是，冷老师却余怒未消，还坚决要求让董晴当外语课代表！

“董晴？”肖老师眼里闪现出一个冷静而善于思考的小姑娘，“好吧，你去找她谈谈再说！”

谁知道冷老师找董晴谈的时候，董晴却使她大失所望！

“冷老师，我不想当您的课代表。”她平静地说。

 “啊？”冷老师有些失态，“为什么？”

“我也不赞成您的教学方法。我们气您是不对，可这是您的教学方法不对头引起的。”

“我让你们多学点知识，难道不好吗？”

“您教我们学会知识当然很好，如果教我们会学知识，那不更好吗？“她有些激动了，象是在演讲。

冷老师没料到平时沉默寡言的董晴，不仅能说会道，而且感情充沛。

“冷老师，您记得吗？有几节课您稍微给了我们一点自己活动的机会，我们是我么高兴啊！”

“哦，是这样……”冷老师自言自语。

“我不会说什么，但我保证，只要您改变教学方法，就一定会象泰戈尔说的那样：”今天他们向你身上抛掷尘上，等到时天，他们会向你献上花环！”

冷老师沉思了。

听了董晴这一番话，她仿佛看到了同学们那忧虑、焦灼的目光。

送走了董晴，学校己经放学了，整个校园一下子静了下来。冷老师漫步在通向教学楼的小路上。她的怒气全消了，可思绪却久久难以平静……

三、世界化学奥赛冠军汪深凯旋而归       

1988年4月初，华中师大一附中语文实验班的汪深，已经到了北京大学化学系，参加第二十届国际奥林匹克化学竞赛的集训。十人组成的国家奥赛集训队，最后要确定四人组成国家队前往芬兰参赛。前途未卜，但国内最著名的几所名牌大学都有意免试录取他，无论选择哪一所大学就读，他都可以选修自己理想的专业。该往何处去呢？

让我们读一读他在l 9 8 5年11月2日写的一篇课外练笔文吧。题目就是《你往何处去》：

从小学到中学．所学的自然科学知识（如物理、生物）完全是西方科技体系的内容。然而在这同时，我也阅读了一些有关东方科技体系的书籍，主要是中医学、气功学以及道家哲学方面的论述。两种不同方式的思维模式在我脑中并存。最近一段时间所体会到的现象，促使我对这两种体系进行了一番思考。 

这是由一句拉丁格言引起的：“简单是真理的标志”。然而我觉得现代西方科技是离它太远了。

拿物理来说，当初牛顿的三大定律。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等，都还具有一定的简洁性、优美性。可是，当它进入微观世界时，这一切都被打乱了。西方体制的研究方法，是用各种仪器对实验对象进行测试，找出因果关系；然而对微观物质，观测它时就会影响它，这样，测不准原理问世了。它取消了一切精确性；而后宇称也不守恒、不对称了。几乎陷入混乱的科学家们是恪守那句拉丁格言的，于是开始着手于大统一理论。然而随着能量的提高，各种千奇百怪的现象，稀奇复杂的“基本粒子”不断出现。作为局外人看着这些资料，我觉得他们象是勇敢地冲向泥潭。

再说生物学吧，人们发现了蛋白质，DNA等等等等，然而还未能彻底说明人体和一座化工厂有什么区别，更别说揭示大脑的秘密了。还有人提出要更深一层从量子力学的角度去研究生物。他们给我的感觉是一次一次碰壁，却想不出怎样绕过迷宫。 

相比之下，东方科技体系从没有遇上这些困难，因为它是从整体上进行研究的。与西方物理学对应，东方哲学认为万物从“道”开始（使我想起了“大爆炸”理论），所谓“道”，应该是物质和规律的统一体，它自身发展变化，于是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或者“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形成了世界。依此理论衍生而出的科技理论，都带有整体联系的特点。其中以“天人合一”的理论观点最为典型，它认为人的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用这种方法研究人体，就产生了中医学、气功学等等。事实证明。从整体上研究，注重功能而不注重器质是非常聪明的。

一个满脑袋西方科技系统观点的人，初看东方体系，会说它是不科学的。有位西方医生就说过：“中医更多的是一门艺术而不是技术。”此话有赞叹，也有怀疑。他们这样看，是因为不了解东、西方研究方法的区别。

西方科技，是通过仪器找出因果关系，对象是客体，人人都可以看到，而东方则是“返观内视”，即通过气功了解自己的身体，再向外界推广，对象是实验者本身，故不是人人可见，这就是区别。

然而，不管你信不信，中医的治病效果无人否定，气功强身祛病正在掀起一股热潮。特异功能更使整个西方思维体系为之震动。而这些现象，东方科技体系很容易解释出来了。 

如此说来，我们该抛却西方科技吗?不。因为东方理论毕竟只能得出一个整体结论，对细节的描述是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的，更何况西方的许多研究成果也是很有价值的。如能在东方思想指导下，将东西方思维方式融为一体，得到一幅清晰的人体图象，那将是妙不可言的。

当今世界，人体科学方兴未艾，而美苏日等国虽然仪器设备先进，但总的来说研究人体还处于较低层次。这一点上，我们中国人有优势，不知我们这一代中，何人有志与此？

汪深的这篇练笔文，把自己的潜意识用文字表达出来了，虽然有许多地方值得商榷，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他有志于研究人体科学。

汪深坚信，人的潜意识有引导人走向成功的能力。这也是他从自己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信念。

     I 9 8 2年，他因几分之差未能考取心目中理想的重点中学——华中师大一附中。“潜意识”引导他，终于在I 9 8 5年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华师一附中高中，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l 9 8 5年9月3日，高中语文实验班第一次班会，给汪深留下印象最深的有二句话：“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鱼” 和“渔”的关系。汪深的“潜意识”中的目标，已开始从初中的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但还处于“潜意识”的深层。请看我的《班主任工作日记》记载摘要：

     l 9 8 5年9月2 7日下午课外活动，与汪深下围棋，让六子。然后个别谈话，鼓励他发挥自己的优势。

     I 9 8 5年1 0月5日，班上成立兴趣小组， 汪深参加数学兴趣小组。确定三年后参加数学奥赛，在执教数学的倪政勇领导的指导下，实施“三级跳”计划。

     I 9 8 5年10月l 0日，找汪深个别谈心。    ．

     1 9 8 5年11月2日，读汪深练笔文后，与他谈他的人生奋斗目标。 

汪深确立了人生的奋斗目标，怎样去实现这个目标呢?时隔两年后，他在I 9 8 7年11月举行的湖北省高中作文竞赛时，从高三年级组的三个竞赛试题中，选择了命题作文：

《人生的加减乘除——你向何处去》

学了量子力学的常识，似乎更明白了不可预知的命运。

一个电子在运动着，它可能在各个位置，可能有各种速度，谁也说不准它的位置与运动方向。你要想观摩它，必定会影响它，于是乎，知道了它现在的位置，但不知道它将往何处去。这就是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之一：测不准原理。

命运也是如此，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自己和他人的命运，但无人能准确地预知自己的命运。王勃才智过人，却被大海吞没；普希金的诗情也没能让子弹长双眼睛……，曾几何时，贝多芬以音乐疾呼：把握命运的咽喉！可这又谈何容易。

于是，在命运的这股潮流冲击下，无数大大小小的人物在设法影响命运，适应命运，他们的经验，形成了人生的加减乘除。

有人认为：人生=（吃+喝+玩＋乐）×无所作为，这种观点在我们看来自然是不攻自破，但有的人确实是这样做的，对他们还有什么可说呢 ？

人生＝拼命工作+拼命玩耍，这是“现代青年”的观点：当然是积极的。

还有人的算式里有正有负，受于人的为正，给予人的为负。他们的一生，就是为了使算式增加正值而忙碌，但决不给予。殊不知，没有给予，就没有收获，这里似乎有个代数学中并不成立的平衡原理。 

我的想法近似乎于第二种观点，但有自己的算式：不断进取×适当的娱乐+无论成功或失败=不后悔。应该有不少人同意我的现点吧，其实这是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段名言的变式。

以上是大而言之。具体到各方面，又有不少算式。爱迪生：天才＝勤奋×9 9％+灵感×l％，道出了他成功的秘诀；爱因斯坦的等式又写为A=（ X+y ）÷2，其中A——成功；X——勤于思考；Y——努力工作，； 2——说废话的时间。这些算式对我们更富有启发性。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社会上流行着这样的算式：奋斗目标=重点×(小学+中学+大学)+好工作。应该承认，算式有正确的一面，等式右边的那些条件，对一个人成才确实有很大帮助，但关键在等式左边，不少人因为没得到右边而失去左边，这是不可取的。试问：富兰克林+爱迪生+法拉第+……=?其中，富兰克林是徒工，爱迪生是小贩，法拉第曾是报童，“……”是和他们境遇相似的人。答案不是“?”，而是大科学家。这该足以说明问题了吧。

日常生活中还有不少这样的式子：烟＋酒＋人民币＋拍马屁=……；臭皮匠×3>诸葛亮等等，相信人们会正确辨别采用的。 

命运的浪潮中，涌出许多算式，也许都得乘以“机会”吧，但无论如何请相信：机会×好算式＞机会×坏算式。选择你的算式吧。  

加减乘除，该加就加，该减就减，该乘除就乘除。这似乎是废话，然而如何理解“该”昵，这将构成你的人生。

汪深的这篇竞赛作文，获得湖北省高中作文竞赛二等奖，与他平时坚持课外练笔分不开。

课外练笔，写什么，写多少字，怎么写，一切都由学生自己决定，但必须坚持每周写二三篇练笔文。汪深初中在武汉市15中读书时，数学成绩特别优秀，曾多次获得湖北省、武汉市初中数学竞赛一、二等奖。他的妈妈时任交通部二航局研究所所长，在高中开学的第一次家长会上发言说：

“我的孩子能进语文实验班，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他小学、初中语文、特别是作文都不好，而一个高中理科学生必须具有较高的语文水平，才能了解中国文化，提高文化素质。而且语文能力强，将来才能研读各种文章，探求自己所需要的各种知识。李老师刚才介绍了实验教材的情况，我觉得特别好，真是建国以来改革步子最大的一套教材，内容丰富，而且有系统、有序列、有层次。高一学文言，高二学文学，高三学文化。我们在坐的许多家长都是知识分子，都知道一个文化人，如果没有一定的文言基础，就谈不上文学鉴赏，也就没有文化可言。特别可喜的是还有一本《写作》教材，这对我的孩子帮助太大了！”

高一学习《文言读本》，实验要求用诵读法进行课堂教学，“所谓诵读，就是要求在初步理解的基础上，用诵读的方法，反复熟读课文，逐步加深理解，直到可以背诵。”汪深做到了每一节课都可以当堂背诵所学的文言文。“不简单!真不简单！简直是天才！” 听课老师实地考察后，无不赞叹他过目不忘的才能。然而，汪深不承认自己是“天才”。他说：“我认为学习动机是很重要的。这是‘主动学’与‘被动学’(不管自己承认不承认，有些人虽然确实很努力，但不属于‘主动学’)的分水岭。我在学习中起作用的是强烈的求知欲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浓厚的兴趣。”

1988年6月14日晚上，汪深的妈妈对我说：“汪深目前的状况非常好，他还请我去北京时，把庄子的《逍遥游》给他带去。”后来，汪深带着《逍遥游》去芬兰参赛。在做实验时，遇到一点麻烦，烤出的实验产品不符合要求。他走出考场，到休息室一边喝咖啡，一边思考。灵感来告诉他，庄子说的“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矣哉！”，告诉我一定要“顺其自然”啊！

汪深1988年10月9号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我又开始教新高一了。他给我的一封信中谈到学习问题时说：“我认为学习的动机是很重要的，是‘主动学’与‘被动学’（不管自己承不承认，有些人确实努力，但还是属于‘被动学’）的分水岭，所以您不妨对学弟们强调一下，强烈的求知欲，以及由此而来的浓厚兴趣在我学习中的作用。”他说：“我的兴趣非常广泛。高一学文言文，我每天回家就到爸爸妈妈的书柜中把《庄子》、《史记》、《左转》、《梦溪笔谈》等都搬出来了，一是为了查找课文的出处；二是想尽可能多读一些，提高对文言文的理解能力和对中国文化的进一步了解。”

汪深高三时，作文竞赛、数学奥赛和物理奥赛都获得湖北省高中学科竞赛的二等奖，决不是偶然的。他对各科学习充满浓厚兴趣，主动学习是关键，不断努力提高语文阅读和写作能力是基石。

1985年，他在练笔文中提到“测不准”原理，令我震撼！至今难忘！那时他还是一个刚上高一的新生啊！他让我第一次知道了这个科学原理！由此更钦佩古人在《礼记·学记》说的“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

当时十五六岁的汪深，在练笔文中将东方思维与西方思维进行了比较，不仅反映了他的阅读能力之强，阅读范围之宽，更反映了他的思维能力之不一般！同时也让我更加重视对学生进行科学的思维训练。由此，我不断学习钱学森的《关于思维科学》，重点结合语文教学，研究整体思维、相似思维、辩证思维与语文教学的关系。将研究心得体会与语文教学尽可能结合起来，对学生进行科学思维训练，提高了全班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刘国正先生，1988年暑假在西安高中实验教材总结会上所说：“华中师大一附中语文实验班不仅出了几个尖子生，全班学生的高考也取得好成绩。这很有说服力。”

 孙涵与我一起去武昌火车站迎接汪深凯旋归来时，对我说：“当老师如果能遇到一个像汪深这样出类拔萃的学生，真是一生的幸福啊！”

是啊！我是三生有幸呀！六年语文教改实验遇到了三个出类拔萃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