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布满了数以千计的无人机,帮助交战双方识别潜在目标,或在遥控人员的操控下对确定目标实施自杀式攻击(下图 YouTube/DailyMail)。人工智能模型也用于预测袭击地点,协助士兵摧毁坦克和击落飞机。在俄乌战争中,无论是俄罗斯部队还是乌克兰军队,都发现自己的通信线路很容易受到敌人的干扰。无人机、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配以威力更强的武器弹药,更致命、更精准地打击敌军,这些曾经被认为是未来的战争场景,今天就是乌克兰的战场现实。或许,西方支持的乌克兰与军事大国俄罗斯在战争中使用这些现代技术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可失败国家、叛乱分子也在战斗中使用这些技术,就有点匪夷所思了。
说这匪夷所思是因为当俄、乌乃至一些蕞尔小国已在战场上广泛使用最先进的技术时,地球上最强大的美国对此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 其拥有的世界上最好的喷气式飞机、船只和坦克尚未装备能抵御无人机攻击的技术设备,军方对人工智能技术三心二意,刚刚开始适应这样一个现实,即战争机器正由越来越自主的武器系统和强大的算法主导。今年4月,美国的竞争对手中国大陆宣布了近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重组,重点是建立技术驱动的部队。
对国家命运忧心仲仲的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授、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杰出驻校研究员、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2019年至2023年)马克·米利将军(Mark A.Milley 下图 SLATE),
近日与特殊竞争研究项目(Special Competitive Studies Project)主席、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 下图 FORTUNE)合作撰文,呼吁美军要顺应形势,迅速改革。他们认为,时不我待。如果美国想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赢得与中共的竞争,就必须迅速改变其武装部队的结构。美军需要改革其战术和领导力发展,需要新的方式来采购设备,需要购买新型装备,需要更好地训练士兵操作无人机和使用人工智能。因为不管喜欢与否,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将继续存在并发展。如果美国不能领导这场军事革命,配备新技术的恶意行为者或国家将更有意愿和能力攻击美国,并且有可能成功。因此,美国必须转变其武装力量,以保持决定性的军事优势,并确保美国人继续享受选择的生活方式。
以下为文章的主要内容。
不改变,就灭亡
战争的性质不可改变 - 在几乎任何武装冲突中,一方都试图通过有组织的暴力将其政治意愿强加于另一方。战斗是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进行的。军队必须应对事态的动态变化,包括军队内部、军队与政府之间以及军队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动态。战争意味着恐惧、流血和死亡,即使引入了机器人,这些现实也不太可能改变(下图 Future War Stories)。
但军队如何作战、战斗发生的地点和时间,以及使用什么武器和领导技巧等战争特征是可以演变的。政治、人口、经济,尤其是技术发展的变化,给战争特征带来更多的变化。例如,从步兵演进到骑兵,刀箭到枪炮、机动车辆、装甲车、军舰到飞机和导弹。美国的历史昭示,适应和采用技术创新是制胜的重要因素。例如,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争取独立的北美军队向英国人密集扫射,然后用固定刺刀向前冲锋。这一战术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北美大陆争取独立部队能够在英国人重新装弹之前就冲入英军阵地来它个短兵相接刺刀见红。后来,步枪被膛线枪管所取代,膛线枪管装弹时间更短,精度更高。结果,防御士兵能够更快的击杀进攻的步兵。攻防双方便调整战术,引入狙击手和战壕等。于是,便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堑壕战。
二次战时,德国军队将机动车辆、装甲坦克、飞机和无线电等新技术整合在一起, 对盟军发动“闪电战”,空中轰炸破坏通信和补给线,随后是装甲车和步兵的袭击,在18个月内几乎占领了整个欧洲。盟军则师夷长技以制夷,比德国更快地发明、适应和采用新技术制定类似的战术和编队,成功地实现了自己部队的机械化,开发了更好的通信方式,使用了大量的空中力量,最终在战场上打败了德、意、日轴心国。
据专家分析,如果德国在二战时能更有效地管理其工业产能,做出更好的战略选择,或者在原子武器方面击败美国,世界历史就不是现在这样 -- 柏林最初的创新优势很可能会被证明是决定性的。技术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数之一,如果不是唯一因数的话。
未来的致胜武器
今天可以容易地预测,无处不在的无人机、越来越广泛使用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将塑造未来的战争。加沙和乌克兰的战争表明,人工智能已经正在改变各国的作战方式。下一次重大冲突可能会看到人工智能全面融入军事规划和执行的各个方面。例如,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反复模拟不同的战术和作战方法,从而大大缩短准备和执行之间的时间。中国军队已经打造出在大型虚拟战争游戏中具有最高权威的人工智能指挥官。北京可以从许多虚拟模拟中吸取教训,并将其提供给人类决策者。中国大陆最终可能会像其他国家一样,赋予人工智能模型的决定权。士兵们只需在办公室里喝咖啡的同时,通过计算机屏远程监控战场就行了,因为人工智能系统管理着各种机器人战争机器(下图 YouTube)。实际上,乌克兰就已经尽可能多地将前线的危险任务交由机器人去执行,从而保护了稀缺的人力资源。
迄今为止,自动化主要集中在以海上和空中无人机形式出现的海空力量。未来,战争的第一阶段既可由具有从侦察到直接攻击等各种能力的地面机器人主导。俄罗斯已经部署了可发射反坦克导弹、手榴弹和无人机的无人驾驶地面车辆。乌克兰已使用机器人进行伤员疏散和爆炸物处理。今后,将由人工智能系统主导的机器人通过传感器来绘制战场地图并预测攻击点。当需要人类士兵最终介入时,他们也将由无人机引导。机器人将定点排雷,吸收敌人的第一波轰炸扫射,并侦查识别暗藏的敌军士兵。陆基机器人和无人机可比人类有优势,可单独进攻或防御更广阔的疆域。
未来决定性的战场可能在更加致命,资源密集得多的人口稠密地区(如台湾)。因此,对机器人武器的需求会更多。城镇街道会部署着各种小型、可操纵的机器人(如机器狗),空中则飞着保持空优的无人机(下图 ELBLOG)。这些机器人和无人机受算法指导,根据获取的视觉数据瞬间做出决策。无人机群用于战场的时代,是2021年以色列在加沙首次使用无人机时开启的。这些以色列无人机通过人工智能武器系统进行通讯,它们绕过哈马斯的防御,就战场行动做出集体决定。
无人武器大量进入战场的另一至关重要的原因是:它们很便宜,尤其与传统军用飞机相比。例如,一架 MQ-9 Reaper 无人机的成本大约是一架 F-35 战斗机的四分之一。 MQ-9应该是无人武器中最贵的,因为一架入门级的无人机仅需500 美元。这些廉价无人机在乌克兰战场上可阻遏一辆价值1000万美元的俄罗斯坦克。实际上乌克兰击落的俄罗斯坦克中,有超过三分之二被此类无人机摧毁。由于这些无人机价廉物美,各国可以派遣数10驾上百驾的无人机与敌军战斗而无资金耗尽之虑虞。无人机蜂群可能会压制住传统的防空系统,因为这些系统最初设计时,并未考虑同时击落数百个物体。即使防御系统勉为其难地打残了无人机蜂群,其防御成本也将远远超过敌人(被击落的无人机蜂群)成本。如伊朗4月份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以色列的成本最多1亿美元,而美国和以色列的拦截行动花费超过20亿美元。
这些武器的廉价让攻击变得更加容易,囊中羞涩的非国家行为者也有能力购买来实施恐暴活动。 如2016年伊斯兰国(ISIS)恐怖分子使用廉价无人机对抗美国支持的对叙利亚拉卡市和伊拉克摩苏尔市的进攻。现在,伊朗支持的叛乱分子正用无人机袭击美国在伊拉克的空军基地。也门的胡塞武装正用无人机袭击红海的船只。缅甸的民主派和少数民族民兵组成的乌合之众联盟,也使用改装的商用无人机来对抗曾经令人畏惧的军政府空军,并控制了缅甸一半以上的领土。而乌克兰使用无人机深入俄罗斯境内攻击的效果,也非常令人印象深刻(下图 NBC/BBC)。
让我们把场景转移到台海 - 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发动两栖进攻,肯定会大量使用无人机。要阻止此类攻击,台湾及其盟国必须要有手段应对短时间内蜂拥而至的敌方攻击舰。陆地、海上和空中的无人系统可能是有效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方法。与主要在陆地和空中作战的乌克兰人不同,台湾人(及盟友)得依赖可在战斗中快速移动的水下无人机和自主水雷,以及西方国家正在开发的飞行时间更长的无人机。
军购和组织结构改革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说是为未来的战争做好充分准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大规模生产机器人武器,也没有一个政府为全自动武器开发出了所需的软件。但美国的对手俄罗斯在乌克兰积累了经验,大幅提高了无人机产量,并在战场上使用无人驾驶汽车。而竞争对手中国大陆则主导着全球商用无人机市场 - 大疆公司控制着全球70%的商用无人机生产(下图 CineD/djIENTERPRISE)。大陆军队正推动采用一种 “多域精确战”,使用先进的情报、侦察和其他新兴技术来协调火力。
美国虽然在人工智能方面拥有最高质量的系统,但中国大陆和俄罗斯正在迅速取得进展。美国军队可能会面临一场战争,美军在战场上的一举一动变得透明,被盘旋在头顶上的无人机迅速瞄准,其一流的训练和先进的常规武器将失去效力。由于敌人可以更容易地切断通讯线路,美军在城市战场上也将特别脆弱。即使在美军拥有优势的海上,中国大陆的高超音速导弹也可以在美国航空母舰离开珍珠港之前将其击沉。北京已经开始部署人工智能驱动的监视和电子战系统,这可能使其在整个印-太地区拥有相对于美国的防御优势。在空中,功能强大但成本高昂的F-35将与廉价蜂群无人机作战。在陆地战场,敌方的蜂群无人机可能让美军重装甲艾布拉姆斯和布拉德利坦克遭受灭顶之灾。由此,华盛顿以压倒性火力消灭敌人的“震慑”战役时代已经结束。
美国需要与时俱进,军队必须进行重大改革。改革可以从获取软件和武器的流程开始。软件和武器采购流程应该从过于官僚,规避风险的十年的采购周期,转而尽可能签订更短的协议,以适应快速变化的技术。同样,国防部军购在面向传统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RTX公司、通用动力公司、波音公司和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之外,应扩大至新武器制造商和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这些公司通常比大型公司更具创新性。如下一代小型廉价无人机不太可能由传统的国防公司设计,更可能出自小型初创公司。
此外,美国还必须改变军队的组织结构和训练体系。美军应使其复杂、等级森严的指挥链更加灵活,并给予小型、高度机动的部队更大的自主权。这些部队将像美国特种部队更那样灵活,有权做出关键的战斗决策 - 鉴于人工智能战争的快速发展,这是一个关键优势。即使对手破坏了他们与总部的通信线路,由无人机等新平台连接的通讯链也会继续保证上下级间的通讯畅通无阻。
管控风险
人工智能战争的兴起打开了道德和法律问题的潘多拉魔盒。例如,一个独裁国家可以轻松地采用收集战斗情报的人工智能系统,将其部署来对付持不同政见者或政治对手。这样做的不仅限于美国的对手,朋友和盟国也这么干。如以色列军方使用名为Lavender的人工智能程序来识别潜在的武装分子,并在人口稠密的加沙地带对他们的房屋进行空袭(下图 Business Standard/DAILY SABAH)。该计划几乎没有人为监督。据+972杂志报道,只需20秒即可授权对涉嫌对像进行攻击。在最坏的情况下,人工智能战争甚至可能危及人类本身。使用OpenAI、Meta和Anthropic的AI模型进行的战争游戏发现,AI模型往往会将冲突忽然升级为暴力战争,甚至核战。如果这些人工智能系统真正用于指挥管控国家间的纠纷争执,不需多丰富的想象力就可以看出事态会如何变得难以收拾。1983年,苏联导弹探测系统曾误将云层反射的光视为敌方核弹来袭。幸运的是,苏军一名人类士兵负责处理该警报,冷静分析之后他确定该导弹探测系统的来袭告警是错误的。但在人工智能时代,当同样的情况发生时,我们可能就没那么幸运了 – 或许我们会不经人力分析而直接接受AI控制的导弹探测系统报警,并作出对应措施。
有鉴于此,北京和华盛顿认识到他们必须在人工智能方面进行合作。2023年11月峰会后,美国总统拜登和习近平承诺共同讨论人工智能风险和安全问题,并于今5月在日内瓦举行了相关的第一轮会谈。这次对话是必要的。即使冷战期间当大国竞争比现在的中美竞争更加激烈时,苏联和美国都能建立强大的核安全措施体系。美国和中国大陆有着不同的全球愿景,但两国都不希望恐怖分子拥有危险的机器人。他们可能还想阻止其他国家获取此类技术。拥有强大军事技术的大国几乎总是有重叠的利益,将其保留在自己手中。
战争是肮脏、野蛮的,而且往往拖得太久。但战争依然发生,且战争的性质正在迅速而根本地发生变化。要让美国继续主导国际秩序,美军必须改变和适应战争性质的变化,而且必须比对手更快地改变和适应。
* 马克·米利将军(Mark A.Milley)曾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2019年至2023年)。他现为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授,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的杰出驻校研究员。
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现担任特殊竞争研究项目(Special Competitive Studies Project)主席,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兼主席。他与已故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丹尼尔·赫滕洛彻(Daniel Huttenlocher)合著了《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人类未来》(The Age of AI: And Our Human Future)。
参考资料
Milley, M. & Schmidt, E. (2024). Ametica isn’t ready for the wars of the future. Foreign affairs. 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ai-america-ready-wars-future-ukraine-israel-mark-milley-eric-schmidt?utm_medium=promo_email&utm_source=fa_edit&utm_campaign=pre_release_america_wars_future_prospects_a&utm_term=ESPAZ004GC&utm_content=2024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