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马格德堡市位于易北河畔，是一个建于1000多年前的古老城市。在这个城市里，住着一个名叫安德里斯·克里格的中年男人。
安德里斯·克里格身材高大，膀臂粗壮，脸上留着浓密的胡须。然而，如果你愿意和他聊天的话，他会拿出一本相册，找出自己十几岁时的照片给你看。
让你吃惊的是，那时候的安德里斯·克里格留着齐耳短发，穿着花裙子，脸上带着羞赧的笑，怎么看都是一个秀气的小姑娘。
的确，这个小姑娘就是安德里斯·克里格少年时的模样。而那张早已发黄的出生证上明确写着---1966年，柏林，女。
安德里斯·克里格原本叫海蒂·克里格，“海蒂”是一个十足的女孩名字，因为海蒂.克里格本来就是一个女孩。
悲剧源于海蒂13岁的时候。那一年，生活于东德的海蒂.克里格因为喜欢铅球，而且有不错的成绩，被一家体育俱乐部选中。
第二年，海蒂就成了政府重点培养的对象。教练除了帮助她进行技能训练以外，还给她服用一种蓝色的小药丸。教练说，这种药丸是维他命，可以使她保持健康避免感冒。
在频频服用这种蓝色小药丸后，海蒂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她的肌肉增长迅速，毛发变得浓密，声音也越来越粗。除此以外，她的性格也变得起伏不定，富有攻击性。
与海蒂一同训练的少女们也服用这种蓝色药丸，她们的身体也发生着同样的变化。她们对这种蓝色药丸产生了怀疑，但因为森严的纪律，没有人敢提出质疑，只有默默地服从与忍受。
后来，教练不仅要求海蒂加大服药剂量，每天服用五六粒蓝色药丸，还让她注射一种称为“葡萄糖”的药物。
海蒂哪里知道，她按照命令服用和注射的药物简称AAS，翻译成中文就是同化性雄性类固醇。AAS第一个A，代表的是增长肌肉的类固醇，而第二个A就是雄性激素。长期服用这种药物，会让一个女人呈现显著的男人特征。
在这种药物的催动下，海蒂的铅球成绩进步很快。1986年，在欧洲田径锦标赛上，刚满20岁的海蒂为东德赢得一枚金牌。这块金牌为海蒂带来了荣誉，教练鼓励她再接再厉，争取在奥运会上为东德赢得金牌。
然而，赛场上的荣誉并没有缓解海蒂在生活中的痛苦。因为长期服用类固醇，海蒂长出了喉结和络腮胡。她的身高达到1.87米、并拥有200斤体重，几乎变成了一个男女莫辨的怪物。走在大街上，人们用异样的眼光打量她。
这种痛苦压得海蒂喘不过气来，她的精神终于崩溃了。海蒂尝试过自杀，但没有成功。1997年，海蒂接受变性手术。她放弃了“海蒂”的名字，为自己改了一个男性化的名字---安德里斯。
前东德女运动员海蒂因兴奋剂改变了性别
东德政府已经垮台很多年了，但牺牲了女性身份的安德里斯始终无法原谅那些欺骗自己的教练，“为了成绩，他们根本不会在乎我们受到的伤害。为了各自的利益，我们就像是实验室里的小老鼠，是他们杀死了海蒂。”
二战结束后，德国划分为两个国家，一个是受苏联控制的东德；一个是受欧美影响的西德。东德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西德，便想在体育赛场上为自己挽回面子，以金牌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为了使运动员能在赛场上夺冠，东德政府便有组织地通过药物手段来提高运动员实力，使他们去赢得更多的金牌。
东德曾长期让上万名运动员服用禁药，甚至从娃娃抓起，让一些作为培养目标的孩子从小就服用兴奋剂。拒绝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不仅会受到体育管理部门的严肃处理，还会遭到秘密警察的威胁恐吓。
1977年逃到西方的东德田径运动员瑞娜特·纽菲尔德说，我们被要求发誓，永远不能和任何人谈论我们的训练方法，包括我们的父母。一天，我的教练建议我服用一种“浅蓝色药片”来改善我的表现。教练告诉我药片是维生素，但我吃了后常常抽筋，声音也变得很粗，月经停止了，胡子开始长出来。当我开始抵制服用这些药片，秘密警察把我带走，询问拒绝吃药的事。秘密警察警告我，如果我再不配合，将会失去所有的一切支持并被学校开除。
由于系统化推广兴奋剂，东德这个面积不算大的小国家，在奥运会上连连取得惊人的成绩。1968年，东德首次参加奥运会，就拿到9块金牌，名列第五；1972年奥运会拿到20块金牌，排名第三；1976年、1980年、1988年，东德更是分别拿到40块、47块、37块金牌，接连三届奥运会取得排名第二的成绩。
东德强制推行兴奋剂的恶行之所以长时间没有被揭露，有多种原因。比如，东德医学专家霍普那博士担任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的官员，这对保护东德运动员逃避兴奋剂检查非常有利。此外，东德还研究出种种躲避检测的手段，比如大剂量注射当时还不容易检测的睾酮、并用丙酸酯进行辅助，甚至派特工去调换国际反兴奋剂组织的尿样。
而那些服用或注射兴奋剂的运动员，则长期遭受这些药物所带来的痛苦折磨。有的运动员猝死，有的得了癌症，有的心理出现了问题，有的终生受慢性病折磨。
尤其不幸的是，许多像海蒂.克里格那样的女运动员越来越男性化，乃至失去生育能力。为了祖国的荣誉，她们不得不牺牲了自己的性别。
2000年5月2日，前东德体育部、国家安全局以及一部分科研人员因涉嫌运动员服药案受到指控，其中直接涉案人600多名，间接涉案人3000多名。当时，超过140名受害运动员当庭作证，指控这些“类固醇杀手”。
在法庭上，有律师愤怒地向一名参与作恶的医生吼道：“你就是东德兴奋剂系统的约瑟夫?门格勒！”门格勒是二战时期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名纳粹医生，他负责裁决将囚犯送到毒气室杀死，或者成为强制劳动劳工，并且对集中营里的人进行残酷的人体实验。
一位叫多利特?罗斯勒的医生也曾参与了前东德的兴奋剂计划，他说：“在纳粹德国，国家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在东德兴奋剂系统中，我们的角色大同小异。我们要做的，只是履行国家给我们的医疗指令，同时保持沉默。”
2000年7月18日，柏林地方法院做出判决，认定74岁的前东德体育部长曼弗雷德·埃瓦德在任期间系统地、大范围地强迫年轻女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对运动员的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为此，他被判处22个月徒刑，监外执行。
在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运动员性别问题和违禁药物的使用问题，再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如果说某些运动员为了个人荣誉，偷偷服用兴奋剂，这是一个道德问题，那么，像东德这样的国家，有组织地强迫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则是人类历史上让人发指的巨大悲剧。
1989年11月，柏林墙被愤怒的群众推倒。只经历了短短的40多年的时间，东德政府就垮台了。为了所谓国家的荣誉而牺牲个人身心健康，乃至于肆意践踏人之为人的界限，剥夺女人之为女人的权利，这样的罪恶怎会不遭受审判？这样的国怎么能站立得住呢？
作者： 刘树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