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解散美国教育部。“关闭教育部，把教育还给各州”，川普还说，“我敢打赌，在50个州中，有35个州会做得很好。”川普与马斯克都对学校推广LGBTQ（变性）非常不满。川普的意思是让各州自己决定，蓝州想搞觉醒文化，别来祸害支持他的红州。
变性运动是美国建制派的意识形态基石，川普发出挑战的姿态。
第二，马斯克表示愿意加入特朗普政府。他们探讨了设立一个“政府效率委员会”，帮助政府减少浪费。意思是要“精兵简政”，大幅削减公务员队伍，这注定了建制派一部分的公务员系统的反对。
第三，川普明确表示再次当选，他希望和普京“和睦相处”。特朗普夸普京属于“最优秀的人”。他认为乌克兰不可能赢，“俄罗斯曾打败（纳粹）德国。俄罗斯曾打败拿破仑。乌克兰的处境并不乐观。”俄乌战争是美国军工复合体，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搞出来的牟利手段，所以川普上台后要喊停俄乌战争，将直接得罪军方。
1961年1月17日，即将卸任的艾森豪威尔在白宫向全国发表最后一次电视讲话。他在这次演讲中提醒美国人民，要警惕军工复合体获得不正当的影响力。这位年逾70的老将军在军队中服役了30多年，非常熟悉美国的军事系统如何运作；接着又在白宫为帝国主义事业奋斗了8年，对军工资本能够怎样影响政府的决策了如指掌。然而，他也应该知道这样毫无约束力的一句话，实际上无法阻挡这个庞大的军事机器。他或许只是想在最后时刻象征性地尽一下总统的责任罢了。
1944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美国在全世界的地位也逐渐走上巅峰。这意味着美国将在战后享受到天量的红利，但谁将取得其中的最大份额仍然是一个未知数。此时，在美国国内，长时间的战争状态给罗斯福总统个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声望和集中的权力。
当时对罗斯福最不满的美国利益集团有两个：一是反对罗斯福实行的国家干预和管制的大资本集团；第二是在二战中迅速发展壮大的军工集团，因为各种迹象表明罗斯福准备在二战结束后与苏联“共天下”。如果美苏“共天下”，那么通过大国对抗获利的军工集团将无用武之地。
不过，罗斯福羸弱的身体很可能无法支撑他完成第四个任期。因此，副总统的人选就显得至关重要。他不仅将继承罗斯福留下的巨大权力，还将直接影响各大集团战后利益的分配。如果罗斯福去世于任上，接任总统的可能是罗斯福第三任期的副总统华莱士。而华莱士是能力极强的罗斯福路线拥护者。
为何这些人这样害怕延续罗斯福路线呢？因为罗斯福总统对战后国际格局更有他自己的看法，在他的构想中有三个支柱：
第一，消灭殖民帝国
几十年前美国就希望消灭老殖民帝国了，因为它是美国崛起的障碍。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主义就是对老殖民主义的一个挑战，但当时美国显然没有实力在全世界这样做。现在经过二战，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觉醒空前高涨，罗斯福预见到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浪潮，认定英、法、荷老殖民帝国不能再维持下去了，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不能在盟军把日本人赶跑以后重新回到他们原来的殖民地去。
他反对丘吉尔复活大英帝国、反对戴高乐复活法兰西帝国的企图。这就给美国势力的扩张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在这一点上，美国将面临与英国的严重分歧。
丘吉尔对罗斯福加勒比问题首席顾问查尔斯·陶西格说：“各国依靠它们的传统生存，否则就会灭亡。只要我还活着，我们就要坚持传统，毫不放松地保持帝国的完整”。
丘吉尔在1942年11月9日的一次演说中说：“让我把话说清楚，以免在任何方面产生任何误解。我们就是要坚持不让。我当国王的首席大臣不是为了来葬送英帝国的。”在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也表示，英国不想取得任何新领土，但希望保持它原有的领土和重新要回从它手中被拿走的领土，他不会不经过一场战争而被迫放弃任何东西。
因此，罗斯福非常担心：“我们战后将会同英国发生的纠纷，也许比目前同德国发生的纠纷还来得大”。故此，罗斯福需要同盟军，而中国恰恰就是最好的同盟者。中国自己经受过一个世纪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与剥削，在这个问题上毫无疑问会与美国站在一起。更何况，蒋介石希望战后收回香港，罗斯福表示赞成。
第二，势力范围
苏联的利益和安全考虑无疑应当予以照顾。罗斯福认为苏联“以空间换安全”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也就是说，他认定，势力范围是美国没有力量去消灭的现实问题。正如美国外交家凯南所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无人能阻止苏联在西部边界建立起“一条宽广的军事和政治缓冲地区…除非付出另一次政治的代价，那将是不可思议的”。在开罗会议上，蒋担心战后苏联企图吞并中国部分领土，罗斯福为了解除他的顾虑，答应争取斯大林赞同《开罗宣言》，并讨论苏联在远东的领土目标。
同时，罗斯福还希望中国成为平衡苏联的一个重要力量，他对英国外相艾登说，“在任何同苏联的严重的政策冲突中，中国无疑将站在我们一边”。
第三，美国领导下的大国体制
罗斯福计划建立以美、英、苏、中“四个警察”的联合国，这个“警察组”是这个国际机构的核心，它“将有权直接处理对和平的任何威胁”或任何需要采取行动的突然出现的紧急状况，而美国将起领导作用。罗斯福认为这是美国的历史使命。
罗斯福把中国列做“四个警察”之一，把中国看做大国是从长远来看问题的。他认为最好把四亿中国人民当做朋友，而不是使他们可能成为敌人。他认为中国至少是一个潜在的大国，而在25年到50年内中国就能实现大国的地位。
他对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说：“我们的政策是基于如下的信念的，那就是尽管中国暂时还贫弱，而且有可能发生革命和内战，但是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有朝一日总会统一和现代化的，总会成为整个远东的最重要的因素。”
在罗斯福设想的这个由美国领导的国际格局中，一个“稳定的”、与美国友好的中国是不可缺少的，它是美国在东亚的主要盟友，是东亚的主要稳定因素，它将与美国一起对付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大国：苏联、英国以及可能东山再起的日本。
他认为，中国可能在太平洋上成为一个监督日本的十分有用的国家。他认定：“美国的远东政策应以中美两国政策的紧密合作为基础”。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罗斯福从太平洋战争一开始就不顾丘吉尔和斯大林的反对，采取措施，着手构建中美两国的特殊关系。
这些措施包括：在《联合国宣言》中第一次将中国列为四大国之一，废除与中国旧有的不平等条约，不顾苏联和英国的反对将中国列入《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在开罗会议期间对蒋的礼遇，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两个阶段的安排，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之一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等等。
在战后远东的安排方面，他特别重视蒋的意见。当着苏联和英国对他这种态度不以为然时，他坚持己见而不动摇。他还对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说，丘吉尔对中国的看法落后了40年。
开罗会议对于中美特殊关系的建立意义非同一般。这是蒋在大战期间唯一参加的盟国首脑会议，是他与罗斯福唯一的会晤，是安排战后远东秩序的至关重要的会议，会议达成的《开罗宣言》以明确的措辞认定台湾战后回归中国，使中国的统一得到了庄严的国际保障；讨论了战后对日本的处置，为以后《波茨坦公告》提供了基础；讨论了战后的中日关系、中美关系、中苏关系；讨论了关于朝鲜、越南与泰国的问题。
蒋在从开罗离开启程返国时让宋美龄给罗斯福留下了一封亲笔信，其中说：“委员长要我告诉您，他对您所做的和正在做的一切是多么感激…他希望您把他当做一位可以信赖的朋友。”这段话不止是外交礼节，而且是蒋的心里话。两国领导人的这次会晤是中美建立特殊关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在反法西斯战争已经曙光初露之际，两国领导人的这次会晤为战后亚太地区的秩序，也就是为罗斯福关于战后世界的构想在远东的落实奠定了基础。美国为这个格局已经努力了40多年，现在经过大战，中美建立了特殊关系，这个国际格局也水到渠成了。
不过最令罗斯福担心也是中国。罗斯福对中国有两点担心：第一，中国在抗日战争中能不能坚持下去；第二，战后中国会不会出现内战，蒋介石能不能在内战中幸存下来。随着战争临近结束，第一种担心逐渐消失，而第二种担心则越来越强烈。罗斯福在1943年9月一次对副国务卿韦尔斯的谈话中对战后国共关系表示了深深的忧虑，他说，战后最麻烦的地方是中国，中国极可能爆发内战，从而把苏联和西方国家都卷进去，形成西班牙内战那样的局面，只是范围要大得多，危险性要严重得多。关于中美特殊关系和战后远东政策的蓝图是以蒋政权的稳固为基础的。
为此，罗斯福还派他最信任的助手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先后访问了苏联和中国。这一姿态不仅表明了罗斯福对苏联总体上的缓和态度，也是对副总统华莱士的信任。除此以外，1941年7月，罗斯福任命华莱士为经济战委员会（BEW）、供应和分配委员会（SPAB）的主席，掌握了战争物资调配的实权。当时有媒体评价，华莱士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名副其实的“政府二号人物”。
珍珠港事件事件爆发后几天，最高政策小组向罗斯福提出了一项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即曼哈顿计划。这项计划成为美国当时的最高机密之一。作为副总统的华莱士一直充当罗斯福和曼哈顿计划领导人之间的联络人。由此可见罗斯福对他的信任程度。而华莱士也没有辜负这份信任，尽心尽责地执行罗斯福的政策，在普通民主党成员中声望很高，被普遍认为是罗斯福最合适的接班人。
但是，民主党的领导高层并不希望再来一个“罗斯福第二”了。因此，1944年，就在罗斯福即将迎来第四个任期之时，民主党高层秘密结成了反华莱士联盟，极力推选一位温和的或者缺少背景的副总统取而代之。这个联盟主要由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汉尼根（Robert E. Hannegan），财务主管埃德温·保利（Edwin W. Pauley）、秘书乔治·艾伦（George E. Allen）等重量级人物组成。
1944年7月18日，就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两天，时任参议员的杜鲁门才得知自己很有可能成为副总统提名人。当时，他甚至已经准备好支持另一名候选人，并为此写好了演讲稿。
1944年7月20日，民主党大会在芝加哥体育场正式召开。现场到处是写着华莱士名字的横幅。管风琴手演奏着来自华莱士的家乡爱荷华州的歌曲。华莱士的支持者挤满了会场。他们同样也是罗斯福政策路线的拥护者，认为华莱士是理所应当的副总统。
华莱士在第一轮中遥遥领先，在第二轮投票中被反华莱士派集票的杜鲁门也没有拉开差距。华莱士的支持者在初选会场内更是人山人海。关键时刻，控制初选流程的反华莱士派决定将第三轮投票延迟一天。就在这一天一夜里，反华莱士派干了两件事：第一，由于当时的民主党初选是间接选举，各州代表才有投票权，反华莱士派就用各种政治交易拉拢各州代表；第二，反华莱士派命令当地警察提前布控会场。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总统去世，杜鲁门终于登上总统宝座。
杜鲁门没有上过大学，从军队中退役后，杜鲁门通过投靠本地的一位民主党政治大佬汤姆·彭德加斯特（Tom Pendergast）进入了政界。作为一名知恩图报的人，杜鲁门经常动用手中的权力公开为彭德加斯特谋取利益，因此经常被称为“彭德加斯特的参议员”。这或许也是民主党高层十分欣赏杜鲁门的原因之一。
在白宫，新上任的杜鲁门总统似乎对白宫的一切事务都不太熟悉。加上对战后世界局势缺少深入的思考和明晰的思路，杜鲁门严重依赖技术官僚为他制定计划。而美国为了战争制造的庞大军事机器不可能立即停下。它涉及了军队、工业、情报等方方面面太多的利益集团。一旦和平来临，它们的利益将会遭受不可逆转的损失。然而，罗斯福的去世意味着，再也没有人有足够的能力和威望，能够威胁这架战争机器。紧随着热战的结束，一场前所未有的冷战便匆忙上演了。
从历史，我们可以知道如果川普真要推行收缩战略，他的对手将非常强大。虽然从理性角度，俄乌战争，乌克兰败相已呈，本来计划在8月11日前占领库尔斯克核电站已经不可能成功，孤军深入俄罗斯境内的1万多部队面临被消灭。希望用占领核电站逼普京谈判的希望已经破灭。
巴以战争，以色列广播公司：以军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已基本结束。安全机构已告知政治领导层，现在是进行人质交易的最佳时机。如果有新的情报，以色列可以重新进入加沙。看来是打不动了。据希伯来语12频道，自10月7日以来，已有100万以色列人离开，再也没有返回。以色列的犹太人有611.00万人，也就是说，可能有1/6的犹太人已经逃离了以色列。下图是特拉耶夫天天被轰炸，不走才怪。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