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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不仅能顶“半边天”，女人还能用棍棒打死自己的的校长。
文革打死人的模范，就是从“半边天”女学生开始的，而且专杀身边最善良的人。
文革“半边天”们：杀人偿命！
百岁老人王晶垚先生走了。他离休老干部的职业生涯平淡无奇，他的另一个身份却令人念兹在兹——他是文革中第一个被学生打死的卞仲耘校长的丈夫。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校长被自己的学生——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打死。次日，王晶垚先生做了这辈子最正确的一件事：他专门买下一部120照相机，拍摄了妻子伤痕累累的遗体和家人哀痛场景，使之成为珍稀的“文革”受难者铁证。
很多年后，他对采访者说：“我就是要让后来的人看看，这是人类历史上多么黑暗的一页！”可叹可悲的是，他等了55年，还是没有等来妻子被打死的真相。
本号转载《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以志缅怀。
2014年1月12日，在北师大实验中学一间会议室，宋彬彬宣读了一篇《我的道歉和感谢》，为自己在文革中的作为道歉。
北师大实验中学的前身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建校于1917年。不少党政军高级干部、统战人士、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的女儿曾在这里就读。
在上世纪60年代，这所学校接待过阿尔巴尼亚友人、工人李瑞环、甚至西藏农奴；只要开口，她们能轻易借到全套军装或傣族服饰来排练歌舞；她们知道许多内部消息，能看违禁的书籍和电影；校园里的柿子成熟了，掉下来烂在草丛里，也没有一个学生去摘——女生们觉得那是可耻的。
然而，1966年8月5日，原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在校园里一场混乱的批斗中，被一群纯真、热情又是她心爱的女学生殴打折磨至死，是北京文革中第一个被学生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然而，关于“校长之死”的真相，48年来，始终没有清晰的描述。
从2001年秋天起，当年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叶维丽、于羚、宋彬彬、刘进陆续开始自发地走访调查。她们希望还原，校长遇难的8月5日前后，北师大女附中到底发生了哪些事，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起悲剧的发生。
她们将之称为“八五事件”调查。
她们曾以为真相触手可及。然而，8年调查中，她们发现：近半个世纪后，有许多感情，已被湮没；冷漠、遗忘与互相伤害，仍是回忆那个时代的主题。
我的记忆带着血迹
明眸皓齿，五官标致，气质端庄——2002年5月，在北师大实验中学85周年校庆上，1966届初三3班学生冯敬兰看见了副校长卞仲耘的黑白照片。这是她第一次仔细端详校长的样貌。卞校长含笑凝视着，冯敬兰却浑身发冷。
冯敬兰有点想不通，13岁时，为什么总觉得校长是个老态龙钟的女人？为什么从没有发现过她的美丽？2002年，冯敬兰已经51岁，从一名女中学生变成国企职工，与照片中的卞校长去世时的年岁相仿。
冯敬兰的同班同学叶维丽，也在这张照片前停留了15分钟。校友们在身边来往，她却没有听到一句评论。“一群中国最好的女校的学生，怎么能在文革开始两个月内做出杀害自己校长的事情？”叶维丽说，很长一段时间，她都为此感到困惑。
这时，叶维丽已是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历史系教授。“像很多女附中的同学一样，‘八五事件’给我带来巨大的心灵创伤，我的文革记忆是带着‘八五’的血迹的，是带着1966年北京‘红八月’的血迹的。”在2014年1月12日见面会上，叶维丽说，即便到了美国，卞校长的身影还出现在她的噩梦里。
为了能够面对自己，也解决这个困惑，从2001年开始，叶维丽决定利用每年假期回国的时间，开始一项针对“八五事件”的调查。
文革中，冯敬兰出身不好，被列为班上批斗对象。卞校长遇难当天，她到班上去，发现课桌被分成两边，中间拉了一根绳子，悬挂着粉纸黑色隶书体的对联，上联是“老子打天下……”，下联是“儿子镇妖崽……”，对联很长，几乎拖地。
她随意问一个同学发生了什么事，那位同学不仅不回答，还不屑地对她说："我和你的本质不一样！"
冯敬兰还记得，班上一个干部子弟特别蔑视她，“你知道我为什么讨厌你吗？你跟我讨厌的一个小学同学长得特别像！"
冯敬兰因此更关注文革中显示出的人性的丑陋，“私欲和野心，过分张扬的个性，强烈的表现欲，女人的嫉妒心、虚荣心和病态的虐待狂心理，都是我们生命的毒素。"
得知叶维丽要调查“八五事件”后，冯敬兰主动承担了帮忙组织、联络的工作。
叶维丽还记得，卞校长遇难的第二天一早，学校广播里传来一个女同学的声音：“死了就死了！”广播里说了很多，但只有这冷漠绝情的一句话，一直留在叶维丽的心上。说这话的是刘进。
刘进，原北师大女附中1966届高三3班学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组驻校期间，担任学生代表会主席。当年，她随父亲刘仰峤（时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从河南来到北京。
“穿着洗得发白的布褂子，裤腿挽到膝盖赤脚不穿鞋，齐耳的短发扎起一个硬撅撅的刷子，像电影里的女游击队员”，一位同学回忆这位学生领袖，“全校学生都认识她，她却不认得我们。"
时隔38年后，叶维丽才有机会抛出埋藏已久的问题。2002年，一次插队知青聚会上，她见到刘进。后者头发已灰白，剪得更短了还是一副风尘仆仆的模样。叶维丽上去就问她：“你是不是说过那句话：’死了就死了’？
“说了。”刘进没有犹豫。
刘进告诉叶维丽，那是传达校长遇难当天晚上北京市领导的意见。刘进的父亲6月中旬因被打成“蒋南翔的黑副帅”而停职，听到领导说这话，刘进心里“咯噔”一下：“难道我爸爸也会这样？"
刘进说，卞校长死后，她自己也陷入矛盾。她追求革命，却不理解暴力。“到底是善还是恶？"这之后，她决定只做自己看得清楚的事情。下乡插队4年后，她回到北京，先做教师，后来在一家出版社工作至2007年退休。
但是，叶维丽想知道更多答案。比如女附中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卞校长遇难那天的具体过程……刘进发现自己只记得场景片断，却不记得更多细节。
刘进便去找宋彬彬求证。1969年初，宋彬彬去内蒙古插队，后来相继考入长春地质学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1980年赴美留学，两人一度中断联系，直至2003年宋彬彬回国才重新热络。
她问宋彬彬，女附中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宋彬彬却反问她，"我是不是红卫兵啊？" “你都戴了红袖章了，怎么不是呢？”刘进急了。（半边天杀人，杀人记忆呢？）
她对宋彬彬怀有愧疚。几十年来，宋彬彬在骂声中度过，刘进觉得是自己害了她。北师大女附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刘进提议宋彬彬签名的；宋彬彬带队上天安门城楼，也是刘进临时安排的。如果没有这一切，或许之后的历史会有所改变？
"40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宋彬彬本来一直不愿意出面，2002年，她与“八五事件”的联系被写入美国一本学术著作，并被大学课堂引用，她才深感出面澄清的必要。（她出面是因为这段杀人历史影响了她在美国的生活了，并不是她良心发现。她是为自己洗白）
“卞校长的死一直在心里放不下，她的惨死让我感受到的不只是震惊和悲哀，还有一辈子的歉疚和悔恨”，宋彬彬回国后，刘进和她商量调查记录学校文革初期的情况。之后叶维丽、于羚与刘进、宋彬彬汇合。2007年底，冯敬兰也正式加入进来。
五人中，叶、宋、刘都是干部子弟，冯敬兰与于羚则来自普通家庭。她们组织同学聚会拜访健在老师，希望能够最大限度重新记录当年的事实。
遗忘与回避
然而，调查的进展却远远不如预想得顺利。
她们遇见不少支持的老教师，“你们头发都白了，再不记录就晚了”。但不赞成的人也有很多。有老师说，文革已经定性了，要向前看，没必要记录了。
一位原女附中教导主任，给刘进写下六七页纸的书面意见，提出对把细节抠得如此仔细的质疑。“红卫兵就是一个暴力符号，你们为什么要分这么清楚呢？没有任何意义！"——这位老师对文革如此憎恶，有次在四川吃饭，不小心进了一个以红卫兵为主题的饭馆，立刻拂袖而去。
刘进曾碰见初中部的一位同学。当年，正是这个班同学去卞仲耘家贴满“卞猪头”的大字报。刘进问她知不知道这件事。没想到，对方一拍桌子，厉声问：刘进，你要干什么？（ 杀人犯在此）
一次聚会时，一位女同学仍像当年一样用谐音称呼一位老师为“王八种”。文革时，这位同学就曾在窝窝头里掺沙子、插白旗，说王八种吃！其他同学提起这段，她反驳道：“有吗？我有吗？" （ 杀人犯在此）
叶维丽到学校校史办去查找资料，工作人员竟然不知道卞校长当年是被本校学生打死的；2002年春，为纪念学校成立85周年而印制的校史“大事记”出版，1966到1976年期间，除了提到学校改校名外，其余一片空白。（学校是掩盖杀人历史的帮凶）
梅树民老师是当年的教导处副主任、学生党支部负责人，也是“八五”当天与卞仲耘一起被批斗的五位校领导中唯一健在的目击者。1972年刘进插队回京，第一个去拜访的老师就是梅树民。
当时她正在等待分配工作，想自学点日语，便问梅树民老师能不能教她。梅树民愣住了警惕地问：你怎么知道我会日语？
“梅老师居然害怕了，以为这又会揪出什么历史问题。"意识到这些时，刘进难受极了，"没想到文革对老师的精神伤害延续至今。
那次见面，梅老师留她吃了炸酱面。之后她时不时去和梅老师见面聊天，也曾说过“对不起老师”的话，不过两人却不多谈文革。
2006年4月，叶维丽、刘进、宋彬彬和于羚决定共同去拜访梅树民老师。她们虽然做了最坏的打算，却发现梅老师比预想得还要冰冷。他不说“请坐”，也没有倒水，反复说：党内有决议，不便多谈。问到“八五”当天的细节，他干脆回答：“我的脑袋上扣了纸篓，什么都看不见。"场面就此僵住了，谁也不作声。（施虐者问受害者：你看到啥了？）
过了很长时间，梅老师才责问刘进和宋彬彬：”当时你们都到哪里去了？你们学生党员都到哪里去了？"
四个都已年过半百的学生尴尬地坐在一边。
等到再和刘进见面，梅老师又问她："如果是你父亲，你也会这样做吗？”“我当时特别盼望你们能来救我！”
刘进曾经认为，自己作为一名中学生对许多事情都无能为力，然而梅老师的问题，让她“感到一个师者、长者责问的分量”。
这次拜访两个月后，刘进亲笔写了一封道歉信寄给了梅老师。她曾在电话中询问老师是否有收到，老师只是回答：收到了。
直到很久以后，梅老师终于又在一次见面时主动开口提起：“刘进啊，你写第一张大字报之前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呢？”他还说，"你们当时怎么就不能想点办法把老师们集中起来学习呢？这样不也是种保护吗？"
这一连串的“为什么”，让刘进越来越反思自己与文革的关系，“在历史的大潮面前，人们往往来不及思索而表现出自己最本质的那一面，如果每一个文革的亲历者都能够真诚地回忆和反思，那么连接这些回忆的碎片才有可能接近真实历史。"
（文革中 有很多的人选择善良，但是你们选择了罪恶）
真相的困境
即便在愿意协助调查的人当中，真相的获得也不那么简单。50年前没有录音笔、摄像机，诸如此类的众多细节，仅靠个人记忆难以取得公论。
刘进记得，得知校长已经“不行了”，被放在一辆手推车上，是自己和其他人扶着车送去医院的；而卞仲耘的遗属王晶垚老先生此前对工友王永海的谈话记录显示，“是两个老师用担架把卞校长抬走的”；另一份时任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胡志涛撰写的《八五祭》中却记载：“校医带着两个穿白大褂的人把卞仲耘用担架从北门抬出去了。"
另一个分歧在于，“八五事件”发生时，师大女附中到底有没有成立红卫兵？刘进、叶维丽认为没有。调查时，不少同学回忆说，7月31日，学校贴出一张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大字报。因为她们坚决反对工作组，成为学生中的革命左派。
普通家庭出身的冯敬兰尤其印象深刻，因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特别说明，非红五类家庭出身只要表现好，也可以申请加入。这让她心头一热。
宋彬彬的记忆则是，临近“8·18”上天安门前，她和同学们还在匆忙缝制红卫兵袖章。
2013年，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师大女附中1967届初中生李红云从一位校友处得到一份原始材料表明，1966年8月7日，“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开会决定，第二天宣布筹委会成立，并成立“红卫兵”。然而，这个结论很难得到认同。
“一般而言，凡在红卫兵三个字前带前缀词的组织，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都是因为’红卫兵’这三个字已经被使用”，一位笔名“朗钧”的研究者说。
“想从红卫兵成立的时间说明卞仲耘的死与红卫兵无关，没有这个必要了吧！"一位老师毫不客气地说，“花那么多篇幅去解释“主义兵”和“红卫兵”不是一回事，人家只会觉得可笑、可气。四十年了，还在这里喋喋不休讲这种红卫兵内部的小分派，能说明什么？蠢！" （这些女人的目的就是要洗白）
而最关键、分歧也最大的一件事，是一张写有七个人名字的字条。
这张字条最初在纪念卞仲耘去世的独立纪录片《我虽已死》中发布：右起第一竖行写着师大女附中，至左依次是“李松文”“徐岩春”等名字，最后两位是“刘进”“宋彬彬”。纪录片描述：这张七人字条是王晶垚从医院处获得的原件，签名者都是革委会负责人。
同样为北师大女附中1968届高中生、美国芝加哥大学中文高级讲师王友琴也曾来拜访王晶垚，事后介绍这张字条：这张字条是王先生请求当时在现场的女附中师生写的。王晶垚看后很生气，对来访的另一位朋友喊：“什么请求？应该是我’要求’，’强烈要求’！"
不过，刘进自己却完全不记得这张字条的存在。
2008年3月，刘进终于联系上了七人字条上唯一的老师李松文。数学老师李松文，是工作组期间教师代表会两位成员之一，也是临时党支部的负责人。
李松文老师一下子也不记得这张字条的来历了。“让我先想想。”他对刘进说。
隔了些日子，李松文老师告诉刘进，据他的口忆，这张字条是医院要求他们开证明时写的，“当时时间已经很晚了，没法到学校去开，我就问大夫签名作证行不行。大夫说可以，但得有老师签名。”于是，李松文老师带头第一个签下名字，征得本人同意后，再依次写下在场六位同学的名字。
双方各执一词。一方认为王先生是访谈后的二次记忆，属于“孤证”；另一方认为李松文老师的口述最多算是案发44年后的一份口供笔录，并不能成为历史案件的旁证。
叶维丽有感而发，“人们对卞之死的反应以及她们对’死亡宣告’的记忆，反映出每个人在当时所处的政治地位和个人处境，也说明了记忆的主观性。"
总有一些不曾料想到的细节，阻碍着让历史回归本来面目的努力。
1967届高中毕业生罗治作为主要联络人，向各届校友传达。罗治本以为会一呼百应百分百赞成。不料，有同学听说后反问她：卞校长不是高血压心脏病死的吗？有人说：现在都生活得很好，要和谐，还提那些干什么？有人“善意”提醒她：老百姓从来不能玩政治；甚至有人组织聚会发布特别声明：怎么瞎闹都可以，不许谈国事文事（文革之事）！
罗治还保留着一张流传到她手里的讽刺漫画：画中罗治拿着小本做传达指令状，旁边一头老牛咩咩叫。旁白：快向刽子手和主人们说去吧！
罗治想不通：这群当年从中国名牌女校毕业的、最好的学生，怎么能对校长之死如此蒙昧和无动于衷呢？
她特意把那个说卞校长因高血压而死的同学请到家里，打开电脑让她看材料。两人吃了中饭吃晚饭，从上午十点一直聊到晚上九点多，这位同学终于接受了罗治告诉她的情况："原来是这样啊。”随后捐出50元钱。
校方的反应也出乎热心校友的预期。
校友们最初与校方讨论的方案是：在学校里开一个雕像落成仪式，卞仲耘校长的雕像将被安放在校园的操场上。但最终雕像落成时，校方表示楼板承重不行，安放的位置更改在教学楼一层的一间会议室内。
雕像底座上只有名字和生卒年月，同学们曾经建议的“文革受难者”没有刻上。
她们担心，要写了这五个字，估计连会议室都放不进去。
拼接与真凶
“八五事件”的基本脉络渐渐从不同人的记忆碎片中拼接出来：8月5日下午的“游斗’分为四步：卞仲耘、胡志涛等五位校领导先是围着大操场示众三圈；接着，被押到宿舍楼旁的一个狭小高台上接受批斗争；批斗后，被押到小操场接受劳动性体罚，挑土抬土；最后分散到操场北边的厕所、宿舍楼等地搬花盆、扫楼道、抠马桶盖。
整个过程中，不断有各年级学生围观，人数时多时少，聚聚散散。
有同学看见胡志涛校长开始穿着白衣服，转了一圈换成黑衣服，另外的同学补充，是白衣服被墨汁泼成了黑色；有同学记得，在小操场，看见卞校长头朝下地躺在手推车上！还有人上去踢了手推车一脚，但也有人纠正说，不是踢，是怕校长头朝下躺着难受，又不敢上前去纠正，就用脚踩了一下车子，以便让校长的头变成朝上。
2010年4月13日，走访百余位师生后，刘进把调查报告送交北师大实验中学存档。内容共有三部分，一是给母校的信，二是《女附中文革初期的一些情况》，三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史”文革部分的几个问题》，其中第二部分，仅注释就有100多条。
当月底，调查文章《也谈卞仲耘之死》刊发在一个供文革研究者交流的电子刊物上。同年8月，这篇文章更名为《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发表在另一家杂志上。文章以冯敬兰为主持人，五人交替叙述“第一张大字报”“工作组期间”"后工作组时期”“八五事件”“红卫兵”等六个要点，讲述五人小组8年来的调查情况。
按照通常的逻辑，这种事件的调查，最后都会形成一个明确的指向：校长因何而死？因谁而死？
冯敬兰说，调查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名字但是，也没有人愿意明确地指向这些名字。
当年高一（3）班的学生顾湲告诉刘进，“八五”游斗正是由她所在的班级发起，“主要是高一才来女附中的学生，多数是军干子弟，文革时特别凶。”
刘进想找到这些同学采访，但时任高一（3）班班主任也表示毫无办法。当年，高一（3）班同学之间相互批斗得也很厉害，彼此心怀芥蒂互不往来，顾湲说，没有两个人在同一个地方插队，至今，该班也没有组织过一次同学聚会。
也有些曾在不同时间段围观的同学，对参与者有如此回忆：一个初二女生，“皮肤黝黑身材高大”；"一个大胖脸，一个瘦高个儿”等。
她们会是校长之死的直接责任人吗？是否需要披露出她们的名字？五人小组讨论后一致同意：不写。
（这些人打着调差的幌子其实就是帮罪人掩盖罪行，有不写名字的罪人吗？）
刘进觉得，“这个话题异常敏感，而所有人只是目击没有证据。是否参与了打老师？只能靠自己内省。”冯敬兰则说：“八五事件是一次群体事件，每个环节都对卞校长的生命造成不可逆的戕害，很难真正说清’谁是凶手’。况且，这种民间调查不具有司法意义，没有权力公布相关者的名字。"
那么，对于直接参与批斗校长的同学要写到什么程度？她们有了分歧。刘进反对提及他们；叶维丽和冯敬兰不同意，“一定要给她们一些压力”。讨论来讨论去，最终，以五人访谈录形式出现的调查报告中，出现了“一个大胖脸，一个瘦高个儿”等既有所指又语焉不详的形象。
（刘进是打着调查的旗号在保护罪犯）
调查报告中还曾出现了一位丁老师的名字。这位老师家人看后，提出异议，说只能以“丁某”的形式出现。几番权衡，大家同意了这位老师的请求。
（邪气是可以压倒正气的）
"既要追寻真相，又不愿涉及自己，既要回溯构成历史事件的细节，又要宜粗不宜细。这就是真相的困境”，冯敬兰说。
伤痕难消
调查的过程，既是还原历史的过程，也是调查者重新认识过去自己的过程。刘进还记得2008年2月4日，她所在的高三（3）班14名同学聚会，多数不是当年的干部子弟。聚会主题是为“八五事件”调查初稿提意见，但同学们一聊就聊了6个小时，重现了许多刘进自己都遗忘的事实。
有同学说，那时刘进6点多到校，带领同学们长跑、做60个仰卧起坐、俯卧撑，还要求同学们扮成卫生员拉着一位“伤兵”同学匍匐前进——有同学明明跟不上，却为了在刘进面前表现得革命，不得不硬撑着做。
另一位同学说，妈妈给她在上海买了条黄色的裤子。她穿到学校那天，刘进一眼瞧见，就说：哎哟，你裤子怎么这种颜色。这位同学听后吓得再也不敢穿这条裤子了。
（说明刘进是个革命小将，她带头的调查就是一场戏）
调查初稿中曾有一句话："无形之间把我们分开了"，罗治看后，抓起笔就把“无形”划掉了。她告诉刘进，高中时期，往往正上课呢，干部子弟就陆续出去开会接受接班人教育了，怎么会是’无形’呢?是非常有形的！干部子弟在一起就是团结，出身不好的在一起就是反攻倒算！"
（刘进是在刻意模糊淡化关键调查细节）
叶维丽也有类似的体验。在她的印象中，一次学校组织去长安街欢迎外国首脑，班上一个出身特别不好的女生被禁止参加。这位女生就安静地坐在教室写作业，像没事人一样，叶维丽由此记住了她。
一次为调查而举行的聚会中，两人相遇了。叶维丽说起这段故事，表示钦佩。没想到话还没完，这位头发花白的女同学竟放声大哭——学校里以出身论各种资格，她始终极为自卑，又无人可以倾诉，当时只是故作镇定。
在时隔近半个世纪后，刘进、叶维丽等干部子弟们才第一次知道当年同学们对她们的看法——对自己给别人带来的压力，她们此前一无所知。
（刘进是在刻意模糊淡化伤害，用无知做借口）
“今天看来，我其实起到了宣传偏激思想和一味盲从的作用。”刘进对记者说，“革命事业的当然接班人这种意识，与领袖崇拜造成的盲从意识，和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的仇恨心理结合起来，最终引发了无法无天的暴力行为。"
（刘进是在刻意模糊淡化伤害，自己的罪恶转移给一个模糊的概念-革命，开脱自己）
最受伤害的人莫过于卞仲耘校长的丈夫王晶垚先生。
92岁的王晶垚与后老伴儿居住在北京市海淀区一套小三居里。房间里挤得满满当当，一摞摞书、纸箱和各种杂物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主卧室的一个壁橱上，摆着卞校长的黑白遗像。旁边摆着白色蝴蝶兰绢花，有时也换成百合。碰上祭日，门厅也会再挂一张遗像。
关于“八五事件”的纪录片以及其它媒体关于此事的报道，被放在遗像前供奉着。
卞校长去世第二天，王晶垚特地去买了照相机，将卞校长的遗容、纪念物都拍了下来。从1966年冬天起，他个人开始对“八五事件”做访谈笔录，采访了如校工王永海、副校长胡志涛等很多目击者。这些笔录被记在活页纸、小纸片或效率手册上，被装进牛皮纸袋或扁盒子里，40多年后，已发黄变脆、字迹模糊。
五人小组中的于羚，就曾连续几年帮助王晶垚整理过去的历史资料。每周三次，于羚到王晶垚取回资料，回家誊抄，再去念给王先生听，逐字逐句核对。为此，于羚在55岁时开始学习电脑打字。
不过，即便对于羚，王晶垚有些物品也不轻易展示：一个写着“殉难”二字的扁盒子，放着最重要的谈话记录。小皮箱子里的当年物证：一块表带被打歪的手表、一件用墨汁写了“打倒”二字的白衬衫、一件粘有粪便的血衣……
1973年，卞仲耘遇难7年后，得到了一个“没有问题"的定性结论，她的死被当作“在工作时死亡”处理，校方依照有关规定，给了卞仲耘家人400块钱。
直到1978年，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才给卞中耘开了追悼会，为她"昭雪”。王晶垚曾一再要求用400块钱赔偿金在卞仲耕工作过的校园里种一排树以示纪念。他的努力一直没有结果。
1979年，王晶垚开始通过法律途径为妻子讨回公道。他曾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诉书，要求调查直接杀人凶手，控告曾在卞仲耘批斗会上制造伪证的人……不过各方面的反馈告诉他：此路不通。
年岁越大，他对自己保存的资料越来越生出种偏执与保守。这也让他显得越来越难以接近。王晶垚的一位朋友、北京西城区退休教师徐小棣说，一次他到访王家，正撞见小皮箱子里的遗物摊在地上，王先生似乎正沉浸在回忆之中。看见徐小棣，王晶垚像被狗仔队撞破隐私一样动了怒："出去！出去！我在冒火！"
"近距离看他时，他的痛苦特别多。”徐小棣说。
刘进曾对王晶垚的大女儿王学说：“你父亲好像一直生活在1966年8月5日那一天。"她曾在一次纪念活动上看到王先生，眼神空空，带着无法稀释的悲哀。
王学回答：“你说得太对了。"
王晶垚与叶维丽的父母都相识，2001年叶维丽最初开始调查时，王晶垚还曾给叶维丽看了一张照片。“黑乎乎的，完全看不清是什么。”王晶垚告诉叶维丽，这是卞仲耘遇难后的手——肿得像戴着拳击手套一样。不仅如此，他见到卞仲耘时，脸已经全部变成紫黑色——布满了被殴打后的血印、脚印。
然而，随着调查的进行，王晶垚与她们渐渐产生了分歧。
王晶垚坚持认为，刘进、宋彬彬虽然可能没有亲自动手打人，但事发时仍属于学校的权力当局，负有很大责任。“八五事件”发生时女附中已经有红卫兵组织且红卫兵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抢救。
王晶垚身体还行，但听力和记忆力直线下降。问人的名字，通常要问两三遍；与人交谈，总是重复着同一句话，“她们是坏人！"
2014年1月13日，刘进、宋彬彬公开道歉第二天，徐小棣去看望王晶垚。她看到老人正在读报纸上的相关报道，并自言自语道：“错？！那是罪！宽容？对罪犯也能宽容吗？"
“红卫兵要翻案了！要改写历史了！”王晶垚在家里喊。
半个月后，一份王晶垚先生签字的声明流传于网上：“
一、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残杀卞仲耘同志的凶手！
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没有抢救过卞仲耘同志！
三、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公开道歉后，学者徐贲、朱学勤等撰文，"道歉里缺乏真诚的忏悔，她只是认了一些小’错’，而根本没有看到（或承认）自己在极权之恶中该承担的那份’罪责”、“毒打卞仲耘致死的直接肇事者究竟是谁？这一要害她和她的团队还是在回避” ……
来自家人、社会的重重压力之下，宋彬彬婉拒媒体采访。
还有同学对冯敬兰的文章《请放开宋彬彬》提出不同意见：最多是“还原”，每个人都不可能放开。
冯敬兰深受触动。她回想起，卞校长去世当晚，她回到家，跟谁都没有提起这件事。多年之中，就像遗忘了一样。调查中，她常常想，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结论是：“这就是我对生命的漠视。当时那种教育，让人的感情变得粗糙、心肠很硬。年纪大了，渐渐恢复了，有了同情心恻隐心，才知道以前是不正常的。"
而作为王晶垚的多年老友，徐小棣更关注的是，卞仲耘之外，这些当年的女学生，是否也关注同样在文革中被侮辱与被毁灭的人。比如，女附中附近玉华台饭庄的一名女服务员，被该校红卫兵私刑折磨致死，死时只有19岁，连姓名都不得而知——“这些生命有没有真正引起过她们的痛苦？"
众说纷纭下，是这一代人的故事与挣扎。"在中国现代史上，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一样，从一出生就被悉心塑造，也没有哪一代人的生命轨迹像我们的一样，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状态如此重合”，叶维丽说。
徐小棣则认为：“这其中的每一个角色，都应该重新认识自己。”。（杀人者要被判刑，坐牢，枪毙！）
或许，这是在无法消弭的分裂与隔阂之外所有当事人——所有愿意直面自己青年时代黑暗一面的、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们，得到的唯一共识。
“半边天”：杀人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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