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是打着国民党旗帜

《南昌起义》是打着国民党旗帜

在《南昌起义》的时候，还是打着国民党的旗帜，还是说要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革命。《起义》目的是脱离蒋介石，在《南昌起义》的队伍里以共产党员为主，中国共产党还在摇蓝里，《南昌起义》的将领们还穿着北伐国军的制服，所以国民党旗子还要的。结果失败了。

《南昌起义》失败之后，起义军四处逃亡。可是，中国共产党自从毛泽东发动的秋收起义就彻底的不一样了，毛泽东率先提出了《放弃》国民党的旗帜，《举起》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红旗。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革命。当时的中央一直到9月19日才决定放弃的。

毛泽东上山前的1927年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时候，国民党蒋介石突然向共产党发起血腥进攻，昨天的同盟者，一夜之间成了敌人，全国一片白色恐怖。

鲁迅先生对此有个描述，他说：“在‘清光'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

在此情况下，人们忧虑、彷徨，更有甚者脱党、投敌。

毛泽东作出了上井冈山的选择，是国民党蒋介石把毛泽东“逼上梁山才上井岗山的”。

1945年8月毛泽东在谈到这段情况时说过：“此人历来是不知感恩的。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 是靠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谢人民，还把人民一个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是蒋介石把我们逼到农村去的。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一次讲演中说：“为什么我们上井冈山呢?因为下面住不得，所以才上山去，有什么法子不上井冈山，打游击战。因为要实行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便是反帝反封建，我们就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这旗帜不准我们在城里插，就到山顶上去插，永不放下。”

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客观事实，但不是所有人一下子就认准了上山这条路的。 当然，毛泽东的话是笼而统之讲的，具体每个人在思考今后的革命之路怎么走，答案确实有所不同。这从1927年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看得很清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最先提出上山的主张。陈独秀说：“枪藏不了的可以上山”，但“最好”的办法是到国民党部队中“当兵”，以待时机。张国焘提出脱离共产党，可以上山“抢富济贫”。共产国际代表和瞿秋白则主张进攻城市。毛泽东与众不同，坚决地主张在党领导下的武装上山，这样“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如果我们党手里“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可见，这时毛泽东已注意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教训，已敏锐地看出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会搞阴谋“事变”，要我们党做准备。毛泽东提出的上山思想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当时形势的最高认识和科学预见。

应该说，上山思想在马列文本上是找不到的，这显然是一个突破。他能够比较超众地提出这个思想，得益于什么呢? 毛泽东同志之所以有这样高的认识，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来自他对当时国情的调查研究和分析，来自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来自他对中国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这从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两篇著作中可以看出他提出上山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应当把毛泽东提出上山思想同他的两篇著作联系起来研究，就会理解的更深些。当然，不是说这时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已经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完整的思想体系，那是以后的事。由提出上山思想到工农武装割据再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理论，在他领导革命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形成起来的。

具体地说，毛泽东有三个突出特点：

第一，毛泽东能够正确地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这主要表现在党的八七会议的发言中，他在会上的发言虽然不长，但却抓住了要害。他认为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主要有三点：

(1)是我们同国民党合作问题上没有去争领导权，他说，国民党本来是个空架子，我们和国民党合作时，孙中山认为如果国民党不增加新的血液就没救了，所以才要同共产党合作，吸收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式。合作后，我们本来应该帮助孙中山改造国民党，但陈独秀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思想准备，不敢大胆地做改造国民党的工作，处处迁就国民党右派，一再妥协让步。为什么这样呢?毛泽东分析说：“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他是一架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这个分析既通俗又深刻。

(2)是关于农民问题，毛泽东指出，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组织也要革命，但陈独秀领导的党中央就不同了，不仅听不进要革命的意见，反而“跟着许克祥走了”，限制农民运动。他说，我们要真正搞国民革命就必须领导农民坚决搞土地革命。因为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如果不把农民发动起来，国民革命不可能胜利。后来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始终特别注意这一点。今天有些台湾人在谈到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时，他们也提到台湾有些人特别佩服毛泽东能把中国众多农民发动起来，解决了土地问题，就把蒋介石打败了。他们的立场同我们不同，但他们在研究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时，认为还是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发动了农民。发动农民的要害就是实实在在地解决土地问题。

这一条，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着重地提出来了，而且要明确规定对农村各阶级、阶层的政策，而其他人的发言中就讲得不够。(3)是武装斗争问题，我们党是幼年党还不懂得自己直接掌握武装的重要，是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之一。中国的条件和欧洲是不同的。欧洲的党还有些合法斗争的条件，中国就没有。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一句名言，即“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他在会上讲，我们过去还批评孙中山专搞军事运动，其实在这一点上还不如孙中山和唐生智，他们都是靠枪杆子起家的，懂得这个问题的重要。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有一个理论，认为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应该资产阶级来领导，我们只有等待资产阶级取得胜利，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实际上是拿欧洲的模式来套。毛泽东坚决搞武装的主张对八七会议决定建立工农革命军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毛泽东坚定地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斗争。大革命失败了，全国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这是考验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关键时候。在极其险恶的条件下，我们党的队伍中的一些人经不起考验，有的消极悲观，有的在国民党报纸上发表退出共产党的声明，向敌人忏悔，攻击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出卖党，出卖同志，成了可耻的叛徒。但是，真金不怕火炼，真正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所吓倒。

夏明翰在临刑前写下的诗中豪迈地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确实是这样。不少人在这样时刻，勇敢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表现很出色，他毫不畏惧，坚决为工农大众的利益而忘我奋斗。这是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他十分赞成党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即认为尽管大革命失败了，但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所说的矛盾，一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没有解决，还有反帝的任务；一是封建势力和人民大从的矛盾没有解决，这是反封建的任务。有两大矛盾存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一定会兴起。

因此，中央提出要继续为建立工农民主专政而斗争。当时中央开会分工，曾提出让毛泽东留在上面，毛泽东说，我要去做“土匪”工作，拿起武器，组织工农革命军，上山搞工农武装割据。

当时的中央曾实行紧急疏散，派毛泽东到四川去，毛泽东没有同意。他坚决要求到湖南去搞武装起义。到了湖南，他本来应当留在省里，可又跑到下面去，拉着队伍上了井冈山。 与此同时，中央还向他征求过意见，要他去上海做地下工作，他表示不去。总之，他坚决要去组织工农，用他自己打比喻的话说，去做“土匪”工作，实际是到农村搞工农武装割据之意。

当时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举行武装起义，是没有不同认识的。但用什么办法，具体怎么干，实际上还是有分歧的。要建立自己的武装，举行武装起义，搞土地革命，八七会议是明确的。一句话，要不要掌握枪杆子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在认识上可以说是一致的。

但是，用什么方式实行武装反抗、走什么样道路，在认识上是不同的或者是不明确的。毛泽东在8月9日会议的发言中提到他起草的《湘南暴动大纲》，这是一份需要很好研究的历史文献。在“大纲”中，毛泽东提出的意见是：“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所联络；此湘南政府之作用有三：(1)使唐在湖南本未稳定之统治更趋于不稳定，激起唐部下之迅速分化；(2)为全省农民暴动的先锋队。(3)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以达推翻唐政府之目的。”8月9日发言还进一步指出，万一失败，就“应上山”。

这是毛泽东在7月4日首次提出上山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这个“大纲”是经中央批准的，但当时中央的计划与此不同。

第一，中央原来指示湖南秋收暴动的计划是全省的，把全省划为三大区同时举行：以长沙为中心发动湘中暴动，以衡阳为中心发动湘南暴动，以常德为中心发动湘西暴动，然后夺取全省政权。中央的这个计划反映了“城市中心”的思想。而毛泽东是以靠近山区的汝城县为中心，进而占领几个县，实行土地革命，造成中心区域，逐步实现夺取全省政权，并准备上山。

第二，当时中央的思想是把全省起义作为帮助湘鄂赣粤四省暴动的军事力量。毛泽东强调的是湖南的秋收起义，“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这样看来，毛泽东的认识比其他人的认识要高一些。当然，这时毛泽东还没有上井冈山的思想，但他有了以汝城为中心，万一失败就上山的思想，这同他领导秋收起义失利后很快率队伍向罗霄山脉进军不无关系。

从中央的分工来看，当时中央工作的侧重点，或者说倾斜度，还是倾向于城市暴动，偏向于争取正规军起义。 当时的中央就是这样认识的。南昌起义时还是打着国民党的旗帜，还是说要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革命。毛泽东发动的秋收起义就不一样了，他率先提出放弃国民党的旗帜，举起自己的红旗，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革命。中央一直到9月19日才决定放弃的。

尽管毛泽东同其他老一辈共产党人一样，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他是一心为公的。当时，瞿秋白在党内一次会上说：我们党内唯一有创见的是毛泽东。应该说这句评语，很有见地。

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那样白色恐怖的条件下，勇于坚持自己的信念，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是不怕一切的。如果没有这一条，其他什么都说不上。当革命处于低潮时，那些真正的共产党人、革命者，为人民的利益而忘我战斗，是多么高尚而可贵的品格。

正像后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讲的；“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多么形象地描述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情景呀!

第三，毛泽东注意社会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因此，他看问题、提问题比较务实。八七会议在讨论《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时，毛泽东提出的意见说，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一定要把大、中、小地主的标准明确起来。

为什么毛泽东能提出这个问题，这是因为他到湖南农村考察时，已经注意到要发动农民解决土地问题，就需要定出政策标准。对大地主的土地坚决没收，没收中等地主的土地也没有问题，对小地主怎么办?实际上他认为中国的南方同北方的情况不同，在南方，“困难的是在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现在应解决小地主问题，如此方可以安民。”还有如何对待富农问题，他提出现在农民要向富农进攻，那么我们应怎么对待富农，政策怎么订。

毛泽东提出这些问题后，瞿秋白说：土地问题党无一致的意见，“五大”讨论了，决定“耕者有其田”，这五个大字“什么问题都可包括了。”这说明瞿秋白没有下去过，不了解中国土地革命的实际问题。共产国际代表接着说，此问题用不着再讨论了，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这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毛泽东不同意，他说现在是我们要到农村中去，对这个问题一定要有个明确的回答和规定。由于国际代表说了，会议就没有对这些问题作出具体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