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血性思者的質文熔煉
——閲讀周劍岐
一 發現周劍岐：一個網上讀—寫時代的開始
我撰文評論過很多作者，不管是應約寫稿還是我自己有話要說，所有的評論均基於那些作者已發表的作品，且多為讀者比較熟悉的讀物。作爲評論者，我至少可以假定，我的讀者在讀我的評論時都與我共享了他們認可其存在的作品及其作者。自從印刷業壟斷了文本流通的方式，書寫者非要通過正式出版來獲得承認的觀念已深入人心，從報刊的書評專欄到學院内審定教授的業績，評價一個人所寫的文字，至今仍只限於印刷出來裝訂成冊的東西。長期以來，出版成爲文本問世的唯一方式及其存在被認可的證明，處於手稿狀態的文本就像產品無商標或營業無執照一樣被擱置在正規的流通渠道之外。
本文要討論的周劍岐先生及其所寫的文字便屬於類似的情況。他寫了很多東西，有好幾本讀書筆記，有多年來寫給我和其他人的電子郵件，有我們倆就不同的話題討論後由他執筆追記的談話要點，還有他平日隨時札記的片斷思考，也有不少或長或短的文章。所有這些文字都未正式出版，直到不久前，他才整理出其中的一部分貼入了他開在博訊博客上的“周劍岐文集”（http://www.boxun.com/hero/zjq ）。
互聯網的出現徹底打破了印刷業壟斷出版和限制閲讀的局面， 人類今日已進入一個新型的讀—寫時代。在學院、出版社和報刊控制的發表領地外，成千上萬的網站為任何一個有表達欲望的書寫者提供了寫跟貼和建博客的方便，將私人手稿轉爲公開出版，如今成了只需點一下鼠標即可完成的事情。發表不再受編輯的審查和篇幅的限制，也不再是學者、作家和特約撰稿人的專利。表達及其傳播方式正在從極少數被認可的作者為廣大讀者製作讀物的狹小天地轉向一個無限開放的讀—寫空間：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參與網上書寫，一個互為讀者的書寫群體已日益壯大起來，各具特色的文體和文風正在把狹隘的可讀性逐步擴張到正式出版物設定的界限之外。被閲讀就是被認可被接受。正如圖書市場通常總是按某書的銷售量确定其是否暢銷，現在你點出一篇網上的文字，一眼就可從所標明的點擊數看出它已被閲讀的次數。與成千上萬普通的博客戶主一樣，周劍岐的文名還遠未到網絡名家們那樣廣爲網民所知的程度，但僅就其文集至今已有的四萬多點擊量來看，我至少可以假定，在有興趣點開本文往下讀的瀏覽者中，多少總會有些人已涉獵過他寫在網上的文字。現在，讓我們就從這一點共識出發，直接展開對周劍岐及其言説的初步討論。
二 從讀書到讀人
我與周劍岐的交往可從我應邀參加他所籌辦的一個會議說起。康州哈德福地區有個華人組織叫南紐英倫科技協會，該協會的成員多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由港台來美留學，學有所成後留在美國工作的工程科技人員。為促進本地華人工商業的發展，該協會每隔幾年常會辦一次科技交流大會。與會者按學科分組座談，由各行業的專家們在一起討論本行業的相關問題。在科學家和實業家交流信息，推銷產品的主會場之外，大會還附設了一個人文組的會場，此會場的主要召集人就是周劍岐先生。我移居紐黑文十五年來，已多次參與周所主持的會議，每一次開會，從創意、發起到組織安排，多為周劍岐一人負責運作，幾乎所有的講員都由他四處聯絡，從附近的大專院校或更遠的地方約請而來。他們的演講不只文化意味濃厚，也常關係到兩岸三地的現實情況，討論中每涉及在美華人所關注的時政社會問題，總會在聽衆中引起強烈的反應，一時間台上與台下爭辯得十分熱鬧。這些自籌自辦的會議雖不能與學院中召開的大型學術會議相比，但在周劍岐本人及其同仁這些年來以文會友的生涯中還是留下了難忘的紀錄。[1]
與常見的會議主持人總要登台露個面講講話的情況不同，我發現周劍岐只埋頭在幕後和台下做他該做的工作。對他來説，每召集一次會議，就好像編導一台大戲，會前的組織工作早已通過發電郵打電話安排就緒，等講員們陸續到會，各小組都按預定的議程發言討論起來，他就功成身退，恍若置身局外，大部分時間都坐在較遠的角落靜心聽講，只是偶爾會拿起照相機，湊趣地抓幾個台上講員的鏡頭。不認識他的人，多半會以爲他是個外來採訪的記者。有時候，我特意從台上講員的角度看他幾眼，每當注視到他平板的面孔上那種行家看門道的神情時，我能隱隱感覺出他熱心辦會的獨特樂趣：既不是要擺出在前台主持會場的主席姿態，也無意於報幕員那樣的穿插性表演，他只要靜觀他安排的節目在進行中產生的效果，看哪些人的話搔到了癢處，哪些人的話沒有說透，哪些人的話還不到位……眼前的會場恍若在進行著一場由對話組成的談吐實驗，他在趁機感受他一手促成的論辯氛圍，玩味著其間的思想踫撞，似乎竭力要抓住講員們情意流露之際所傳達的什麽重要信息。
與科技會的其他成員一樣，周劍岐也是理工出身，從七十年代就業至今，一直在本地的一家保險公司做IT工作。人文社科的知識與他的本職工作當然沒有多大的關係，一週五天，一年到頭，他都坐在電腦屏幕前處理數據和維修程序。這是謀生養家的基礎，他幹得敬業而知足，其中的苦樂惟有他自知，我從未聽到他談論過任何有關他日常工作的事情。但無論如何，幾十年的辦公室事務並未把他消磨成一個事務主義者，工作之餘，他仍興味十足地保持著自學生時代以來就喜歡讀書思考和參與同仁活動的習慣。常常是在晚飯後，他走出家門，去附近的購物中心散步，走過陌生的人群，在顧盼間瞥見的音容笑貌中感受著他欣然融入的人氣。其實，他熱心組織討論會和參與其他活動，從某種程度上來説，正是要尋求能夠更集中地與他人交流的機會。對第一代華人移民來説，北美實在是個冷清寂寞的地方，一個華人學者若在所躋身的學院内只埋頭做書本上的學問，他/她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有乾死在書本中的可能。周劍岐的業餘做學問反倒給他的機動求知方式帶來了方便，在勤於文本閲讀的同時，他有機會，也比學者們更有自由去閲讀社會、生活與人群。值得一提的是，他還有一雙聽話時敏於聽音的耳朵，當他帶著喜悅的探求態度進入會場和參與討論，除了聼一聼學者們所講的書本道理，還會更留心他們講話的思路。他就是有興致在活躍的交談中把握世態時潮的脈搏，趁機研討另一種書本外的學問。
來美後接觸的華人中，我發現不少學理工的人士對文史工作者多持疏遠的或漠視的態度，而不少來自台灣的移民，在與這裡的大陸客接觸時，還常會流露出某種警惕而不信任的神情，甚至連提說大陸人所用的措詞，仍會無意中帶出白色恐怖年代的餘韻。但周劍岐卻有所不同，他在待人接物上不但包容面較廣，而且有興致主動地走向對方，與上述的兩種態度形成了明顯的對比。我第一次在我家客廳與他見面時，他還帶來了一位在他家附近一所大學訪學的大陸學者。那學者來自湖南的岳麓書院，專門研究理學，圍繞著他正在籌辦的人文組討論會，周劍岐就大陸的儒學研究現狀問了不少問題。談話過程中，他一直是討教和詢問的口吻，問題都問得簡明扼要，但也頗具挑戰，你要準確回答他那些問題，還確實得費些心思。周其實是很會問話的，在從你口中問出他想暸解的情況之同時，他也將眼前正在進行的談話引入了他所營造的系絡。在我們認識後最初幾年的交談中，兩個人之間也時有維特根斯坦所謂的聾子對話：聽到周劍岐喜歡提說的“民德”或“血性”等屬於他自己的口頭禪，常聼得我有點不知所云；而對我那時正在鑽研性別研究理論的熱勁，周似乎並沒有表現出太多的鼓勵。因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内，我們的交談中都存在著不少自說自話的成分。包括參加他組織的各種活動在内，看到他熱心聯絡和忙迫操辦的情形，我有時甚至覺得此人多事而好動。
直到後來相知日深，我才逐漸覺察出他迥異於我的為學態度。他讀書、為文以及與人交談，既非為單純求知，也無意做成名成家的學問。很久以來，他更多的情況是帶著自己内心的困惑，個人生活中種種切身的問題，去閲讀中求疏解，通過書面或口頭的表述來理思路的。所謂讀書明理，對他來説，為的就是要有個心無芥蒂的感覺，步入行無掛礙的情境。因此，能夠在思考和交談的帶動下活出自己的生命，度過生活中難免的坎坷，在他看來，也就算發揮了他閲讀、書寫和交談的功效。但在讀和寫之外，周劍岐似乎更喜歡與人交談，只要能踫到合適的交流場合，他總會帶著叩問的態度，把在場的談話不知不覺地引入他自己的文化關懷。
周劍岐的傍晚散步，最終總會走入購物中心的一家書店。那正是米諾瓦的貓頭鷹起飛的時分，白晝的喧嘩已沉入夜色，凝聚的燈光下，讀書的人們沐浴在一片舒適的色調之中。周劍岐來這裡翻閲，心裏常帶著正在思考的問題，憑他那長期養成的信息敏感性，他很快就從花花綠綠的新書堆中拿起他要找的書瀏覽起來，在他一目十行的快讀中，或獲得啓發，或得到釋疑，或證實了他一直在琢磨著的某個推測。有時候，他認爲值得買的書的就當下買回去——日積月累，他收藏的中英文書籍不只使我大開眼界，也為我的寫作提供了比去圖書館更方便的參考——，但在更多的情況下，他則是站在那兒瀏覽上一兩個小時。他確實沒有充足的時間通讀太多的新舊書籍，死啃書本也不符合他的閲讀習性。書店閲讀之於他，只是工餘的零碎時間中活動一下腦筋的知識狩獵和信息勘探，是一種彌補“日知其所無”的野外採集行動。他勤於抓緊那一點時間有效地掃描要點，回家後常會寫電郵發附件，把閲讀印象中抓到的綫索向我轉述，寫上幾條可供我們討論的話題。而近年來隨著網上閲讀的豐富和方便，他更上網博覽搜索，經常把他從其它文章中剪貼下來的文字集中起來，加以評點，及時寄來與我分享。我把他衆多的乾條條電郵比作史前先民的結繩記事，因爲他那些“短章記思”的文字讀起來實在是沒頭沒尾，很可能讓局外的讀者覺得疙裏疙瘩，啃不下去。但對他自己——也包括我在内——來説，積累的多了，把它們按時閒順序排下來連貫閲讀，常會從雜亂的記錄中理出一條條令人感到豁然貫通的綫索。
周劍岐一貫奉行的是莊子“得意而忘言”的思維瀟灑，他寫那些乾條條，僅為弄清胡塞爾所謂的“事情本身”，只要通過即興的書寫獲得了思想上的澄明，文字讀起來流暢或優美與否，他認爲並不特別重要。他這種好為文，不求甚工的手筆粗放，還真可與五柳先生的‘好讀書，不求甚解’有那麽一拼。古人有所謂“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之說，周劍岐那些乾條條到了我手中，對我的閲讀和寫作常起到探照燈射出光束的作用。我的英文閲讀水平至今仍很有限，面對大量有待閲讀的英文資料，要做到快速檢索和把握要領，還是會感到有些吃力和隔膜。長期以來，周劍岐所做的勘探工作不但對我選擇讀書多有引導，還為我提供了不少寫作時需要的參考資料。沒有他為我做過的那些類似圖書館資料員所做的工作，我有些文章很可能會寫到思路不通時中途夭折。就他這種“古之學者為己”式的讀—寫成果而言，受益最多最深者大概就數我了。
我是個做事情好從興趣出發的人，多年來耽讀猶如貪食，博覽雖有餘，貫通實不足，思想的成熟較爲遲緩，在讀和寫的方向上，一直是在不斷的調整中逐步明確起來的。來美後結識了周劍岐，他對我思想上開導尤多，糾正上也用力甚勤，在我們將近十五年的交往中，或交談，或通信，或參加他組織的各種活動，所有與他接觸過程中發生的思想踫撞和對話機鋒，都像一面他人的鏡子閃現在我的面前，讓我照出了我長期以來慣性思維中存在的問題癥結，以及我的大陸經歷難免會有的局限。周劍岐並非專業學者，更不在公認的作家之列，在學界和讀者群中，至今還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存在。有關他的言説、思想和情懷，除了我有較多的瞭解，且有興趣解説，此外恐怕再無人熱心作評介，書面上當見證了。
天下的道術一直都散佈於天下，並非只集中於學院。很多叫嚷得特別響亮的人都是在死抓細枝末節，真得其要領者反倒因專心思考自己的問題而安於其真人不露相的狀態。周劍岐的閲讀書寫和思考交談無疑屬於後者。
在以下的討論中，我將以博訊博客上“周劍岐文集”中所收的文字爲主要的資料依據，再輔之以他寫給我的很多乾條條電郵以及平日接觸和交談的印象，對他的思想言説中我個人頗有體會的内容，試向有興趣瞭解的讀者作一初步的評介。寫這篇並不指望引起學者或評論家重視的文章，讓我一直感到猶豫的並不是我寫作的信心和能力，以及可能引起的反應，而是在我開始闡述那些我想說清楚的問題時，我忽然發現，我在平日撰寫評論時常用的措詞和運用自如的操作，如今進入了周劍岐的系絡，竟無端地有些不太適用。真要做到比較準確的把握和盡可能讓普通讀者容易理解的説明，即使是像我這樣還算熟悉周劍岐的作者，也感到頗有難度和面臨挑戰。我不得不在這篇講述別人的文章中將自己拉出來抛進去，在我與周對比分明的框架下，以我的坐標系曲折地點染出周式思考言説的來龍去脈。
三 血性之根
周式言説的首要特點是他重人尚質的人文情懷。在周劍岐的系絡中，對人文的關注更偏重於人的文采，這文采不只是文字本身，它更多的是指人在文字以外表現出來的精彩。關於這一點，可直接從我與周早年不同經驗的對比切入話題。
我在大學教書轉眼就快三十年了，諷刺的是，回想我自己當學生的經歷，卻找不出一個曾使我深受教益的老師。很多學有所成者都有他們的恩師，但我沒有。我不但沒有恩師，提起我那些代課老師，其中有好幾個都在當時政治形勢的左右下參與過整治我的活動。就這些人教室内外的言行而論，他們在我面前可謂更多地扮演了反面教員的角色。我在師生際遇上的這個陰影雖説純為我個人求學路上的不幸和缺憾，但它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共黨化教育所造成的惡果：隨著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優秀教師被整肅殆盡，經新社會的不斷改造和培養，相當一部分教師都呈現出素質劣化的趨勢。在那個缺乏典範，無可師承的環境中，我只能自發地採取我反向選擇的做法：課堂學習，我只用來應付考試，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我都用在圖書館内自己讀書。碩士學位到最後還是拿到了手，但對我來説，它除了用作謀職的憑證外並無任何意義，因爲我從課堂上和導師那裏幾乎沒學到任何有益的東西。
這種反向選擇的做法乃出於現實壓迫出來的逆反心理，它可被稱作“爲淵驅魚”效應：一種以政治高壓的手段使越來越多的人走向其對立面的現象。我是因不喜歡報刊上那些歌頌黨和新社會的詩歌，才耽讀起古典詩詞的；因不愛看宣揚階級鬥爭的國產電影，才對當時還允許公演的外國電影倍感興趣的；因學不進去列入課程的馬列主義理論，才發現那些被貶為唯心主義的哲學著作更有意思的。總而言之，是壓倒一切的批判和禁止激發我愛上了被批判被禁止的東西。對我來説，讀和寫在很長的時期内都屬於此類逃避現實的行動，讀的和寫的越多，我的想法和言行便愈加顯得與周圍的人群格格不入。這正是五、六十年代中國那種令人窒息的政治狀況下很多文學青年所陷入的困境：文學本來是有助於讀書人作興觀群怨表達的召喚結構，按照傳統的觀念，學問的積累常被認爲可以優化人的氣質，不幸在政治干預無處不在的毛時代，沉溺文字卻使我麻煩纏身，歷盡憂患。逃入文字的習染使我處於薩特所謂的“文學神經症”狀況，除了困守在詞語的世界中維持我對人群和現實的抗拒，我其實沒有任何能力介入改變現狀的實際活動，而無處可用的精力和激情就這樣長期地坎陷到文字之中。
與我同年出生的周劍岐早在國民政府退出大陸時就隨父母遷去了台灣。他父親周伯道黃埔四期生，畢業後歷經北伐、抗日、剿共諸戰役，内戰末期帶兵退守舟山群島一帶，在登步島與共軍追兵殊死周旋，曾打過幾場硬仗，撤退台灣後，任職中部防衛區八十七軍軍長。周劍岐從小隨父母在軍中長大，他耳聞目睹的人和事自然與我在大陸歷史課堂上被灌輸的那些信條有很大的不同。在給龍應台的一封信中，周劍岐是這樣講述的：“影嚮我最深的不是事，不是書，而是人。北伐抗戰世代大江南北的民國人中，我生於斯長於斯。漢唐明清的質地，我以大江南北民國人的素質與教養來理解驗證。除卻活人的氣質素養，文字是空的，話是空的，文化又何嘗不空？” （《民國世代的文明格局——與龍應台聊天》，以下引文凡括弧内直注篇名者，均出自網上“周劍岐文集”。）
周劍岐所說的那些“活人的氣質素養”，不只來自周劍岐的父親及其同僚，還有很多是他喜歡與之廝混的普通士兵留給他難忘的印象。這些受苦人來自大陸的不同省份，他們南腔北調，心性各異，狡黠與忠厚相雜，放辟與敬事並存，在周劍岐年幼的心目中，他們的音容笑貌紛亂地拼湊出舊中國江湖世界的一團雜色。三民主義或反共教育的大道理多為當局的文宣辭令，就部隊中——從將官到士兵——個人的實際情況而言，差不多都是在戰爭洪流的衝擊下上了同一條險惡的大船上。只因爲大家已經結夥幹上了，就只有扭成一股繩拼命硬打下去。這就是軍營内戰場上極普遍的同袍氣概，面對他從小即司空見慣的大量人員傷亡，周劍岐深切地感受到民國軍人的忍辱負重和血性義烈。也正是在這群人硬承受不叫屈的苦撐堅守中，愛讀王度廬劍俠小説，更愛在鑼鼓喧天中看舊戲的周劍岐，對江湖俠義和戲台上那些忠孝節義的角色，漸漸有了更加生動和實在的體認。就是在這樣一個角色與個性交融的世界中，周劍岐感受了有血有肉的德性。
好在那海峽的天險和冷戰的壁壘挫敗了共軍大舉進攻的氣焰，台灣在偏安中轉向了繁榮的經濟建設。蔣介石和他帶去的幾十萬官兵在他們“毋忘在莒”的等待中日益老去，亂世烽煙隨風吹散，一個人不再有機會捲入大規模拼命的慘烈行動。軍營、戲台和劍俠小説在周劍岐胸中激發的血性義烈並未付諸任何真正的冒險壯舉，他那一股子為朋友兩肋插刀的素願最終都在他少年的熱望中趨於耗散。
隨著年齡和知識的增長，周劍岐胸中的那團熱逐漸轉化爲求知與思考的動力。國民政府退守台灣，除了帶去幾十萬大軍，倉皇逃亡中，也有大批層次不同的文化人先後避難來台，從陶希聖、胡秋原、徐復觀、方東美等文化名人到西南聯大等名校畢業的流亡青年，一時間大批的民國文化人都補充到各高等、中等學校的教師群中，給剛擺脫殖民化教育的台灣帶來了“再中國化”的文藝復興氣象。與我上中學時為逃避學校教育，從祖父的藏書中搜羅出四書五經和胡適、梁漱溟等人的著作胡亂貪讀的自學情況應有所不同，周劍岐起碼是在官方弘揚傳統文化的氛圍下和老師的正規指導下接受國學基礎教育的。不管他在他老師跟前曾受過多大程度的教益，他至少不會像我那樣讓太多的反面教員敗壞了親近師長的興致。上有可親近的師長，下有軍營内耳濡目染的袍澤情誼，應該說正是這些從小影響過周劍岐的各類民國人物，使他先入爲主地受到了“泛愛眾而親仁（人）”之類走向生活實際的誘導。
而我的反向選擇的做法，則是對當局那一全面否定的壓力被迫作出的否定之否定，它使我在消極對抗的同時也受到了我的對立面那一“否定趨向”的感染。黑夜給我了黑色的眼睛，我看到的多為歷史和現實中陰暗的方面，因而從一開始就讓沉重的黑暗過多地消蝕了專注光明的動力。直到我移居美國，讀到了在大陸看不到的很多歷史資料，並與自稱爲“長沮”的周劍岐長期在一起思想耦耕，原來在我的頭腦裏被抹得一團黑的民國史才開始有所澄清，我才從一直把所謂“解放前”的中國籠統地歸結為“舊社會”的歷史虛無感中拔出泥腿，開始在補課式的研讀中吃力地提昇自己的認識。很多很多大陸人，或仇恨型的反共者，或對現狀有不滿情緒者，或參與民運活動者，他們批共反共的指向大都基於1949年以後歷次運動所造成的危害，以及他們自身的受害經歷。但很少人能夠跳出“新社會”的範圍發表異議，對1949年以前被稱爲“舊社會”的世代，他們基本上都與中共官方的歷史定性持一致否定的論調。這一鋪天蓋地的歪曲誤導了大陸好幾代人的歷史觀，它至今仍如一劑注射進國人大腦的麻藥，造成了普遍的認識殘缺。有心的讀者若能留意周劍岐在他的文集中反復申訴的“民國世代”說，以及他在國共作戰史方面所做的零星考訂工作，我相信，閲讀後多少都會減少歷史盲點，會在清醒起來的回顧中瞥見被蒙蔽的點點光亮。
四 父輩經驗及其民國世代的重構
周劍岐爲什麽致力於民國世代的再現性描述？爲什麽特別對國共作戰史懷有零星考訂的興趣？作爲一個IT工作者，他業餘做這些事情，既談不上有多大的學術抱負，更無意作單純的翻案文章。應該說，那一切多半起因於他父親去世後留給子孫的一部自述傳手稿。周父大半生戎馬倥傯，老人在世時多次有意向周提說從前的征戰經歷，但對於父親的陳年舊事，年輕旁騖的兒子在當時並無多大的興趣耐心傾聽。只是在父親去世後，他翻出了那部自述手稿，才發覺自己對父親經歷的烽火年代瞭解太少。出於掃除無知的内心需求，他在近年來多方搜集材料，從澄清事實入手，做起了追尋民國世代的工作。
在《怒潮澎湃——1927年國民革命的分裂》和《無形的決戰——從1945後國共決戰與分裂說起》兩文中，周劍岐慣用的亁條條敍述方式頗有古代史書編年紀事綱目的明晰簡潔，他堅持要言不煩的原則，只求把事件梗概如實陳述出來，絕不信筆揮灑大發議論的文字。點到即止的語調基本上呈客觀概述的走勢，國共兩黨的衝突始終是放在革命軍中反帝情緒的激變與蘇聯顧問的一手操縱這兩大動力的相互作用下歷史辯證地敍述出來的。這裡面既有人事糾紛的擦槍走火，也有義和團式盲動的亂中添亂，而在那一場蘇聯直接援助下發起的武裝革命中，由於受到莫斯科指令的牽制，不斷在左與右之間動蕩的危機則是國共合作從一開始就刀插而入的致命裂痕。建立這一支革命軍，本來爲的是反對軍閥與列強互相勾結，制止國家的分裂，最終促成統一的大局，結果卻在組建過程中受到另一個紅色列強的支配，最後閙得比軍閥混戰更爲混亂，造成了貽害至今的國家分裂。周劍岐的陳述既未用激昂的調子偏袒任何一方的革命正義，也無意於誇大他們在衝突中發生的暴行，他只集中勾畫事態的發展和參與者如何一步步捲入其中的趨勢，好讓我們看出兩黨及其中的個人在走向分裂的過程都做了什麽事情，起了什麽作用。藉助互聯網的方便，周劍岐還特意在乾條條文字間插入經過精心挑選的配圖。按照他的構想，在今日這個讀圖時代，圖像特有的表現力是文字無從替代的，如能通過互聯網，讓更多的圖像代替文字説話，其效果當比單純的白文更佳。此一圖文並行的表述方式在減少文字贅敍的同時，更發揮了淡墨皴染的勾繪效果，其虛實相間的排列從側面烘托出歷史的形勢，而其間的留白則攤給了讀者的思考。周劍岐堅持避免在行文中強作解人的做法，他相信讀者群中自有明眼人在，作者只需點到穴位上，其中的是非曲直，明眼人都會有各自的判斷。
順便一提的是，周劍岐的岳父郭修甲黃埔十三期畢業後也歷盡戰火，特別是滇緬遠征歸來後投入了四平會戰，曾在與林彪軍隊的交戰中出生入死。基於此戰事曾牽連過周家親屬死生安危的經驗，對有關遼沈戰役的資料，周劍岐投入了特別多的鑽研。在《無形的決戰》一文的側面檢討中，他對國共兩方情況的粗綫條勾畫首先排除了種種事後蓋棺定論的干擾。透過歷史的陰差陽錯，他理出一連串偶發的機緣，讓我們在事隔六十多年後更加清晰地看出，就那些被渲染得神乎其神的戰爭結局來説，獲勝者到底僥幸在哪裏，失敗者又不幸錯失在何處。由於中共官方的歷史教育長期以來已深入人心，大多數大陸民衆至今仍難免用成王敗寇的勢利眼光看待有關國共鬥爭的一系列問題。在此，我必須鄭重地向讀者指出，所謂正義戰勝邪惡，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之類的歷史觀，不過是巧妙翻新的紅色天命論罷了。歷史的洪流向來都充滿了隨機的曲折和無目的的激蕩，論史者若能抓住任一起到轉捩點作用的偶然事件，明確地追蹤出它深遠的影響，都有助於讀者理解戰局中隨時變動的不定因素，讓他們在勝利者書寫的歷史必然性中看出一個個掩蓋不住的破綻。
周劍岐在國共作戰史上所做的零星考訂工作並非他獨家臆斷的海外奇談，此一敏銳的史識與近年來大陸從黨内到民間歷史意識的普遍覺醒是靈犀相通，遙相呼應的。不要只看到大陸民衆至今還習慣在口頭上重復歷史教科書上那些老生常談，也別以爲熒屏銀幕上大演特演的激情歲月戲真的會重新喚起觀衆對革命傳統的崇敬，改革開放畢竟三十年了，如今的世道人心已非同昔比。官方一手製造的歷史冰封正在從根子上解凍崩塌，從黨校教授到個別的獨立撰稿人，不少學者和作家都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内做著他們重寫民國新史的工作。一葉落而知天下皆秋，隨著更多的真相陸續披露出來，“偉光正”歷史的崇高形象已經在層層剝落中捉襟見肘，露出了它固有的低下和寒傖。
做這些零星的考訂工作，周劍岐自有他更爲廣闊的思路。作爲一個長期涵養的時間旅遊者，憑著他觀往知來的眼光，縱覽今日後毛鄧的中國大地，他已從紅旗虛掩下看出一片遮蓋不住的熠熠藍光。舊社會並沒有在六十年的蓋棺論定中被完全封死，長期受到壓抑的現代性正在以各種方式長入現在。如何用適當的論述做正確的還原工作，如何把不斷長入的新東西及其微弱的可能性明晰地分離出來，讓百年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被扭曲的種種事物各歸其位，各正性命，這才是周劍岐期待海内外有心人努力去做的，也是他一直在苦心琢磨的事情。民國並不僅僅意味著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在“周劍岐文集”中，有多處文字都對民國世界和民國文化作出了具體的描述。為求準確和詳盡，我特從他的網上文集選出幾段論述，現抄錄如下：
活著的中國文化是辛亥以來的民國文化。要談先進文化，就得以民國文化為主體。民國文化中有南中國的上海、蘇杭、江浙、湖湘、廣東、香港與台灣等文化，還有華中、華北、西北、東北各地的民間社會經濟與區域文化。
民國文化指的是：戊戌、辛亥、北洋、南京、上海到抗戰，包括魯迅的阿Q、林語堂《吾國吾民》和《京華煙雲》、以及錢鍾書《圍城》到張愛玲的小説、胡蘭成《今生今世》中的民國男女。對我來說，台灣文化只是民國文化的延長，尤其是曾與台灣生死廝守的軍公教世代群，正是抗戰後忍辱負重，不棄傳統，又能接受現代文化的幾個世代。大家平起平坐，不論階級出身，讀一樣的書，考一樣的試，接受一樣的國難，不喊冤，不叫娘。刺刀炸彈下，有誰區分過誰的長江，誰的黃河，誰的濁水溪，誰的淡水河？（《民國世代的文明格局——與龍應台聊天》）
民國世界與民國文化的特色，正是在由地方派系和鄉紳文士無形中制衡著國民黨黨治訓政下的國民政府（國民參政會以約法制衡黨治）而形成一新舊交融的政治文化，才會有三十年代的社會史論爭，民主與獨裁的論爭，也有國民黨內西山派、政學系、CC、留學歐美和日本的學者的兼收並蓄，以及桂系、閩系、粵系、直系、奉系、晉系、皖系與黃埔系的山頭林立。
對孫蔣的歷史敘述必注意其歷史的系絡。他們的時代是一群雄並立，朝野對壘的民國世界。合則留，不合則去。說下野，就下野。說去國，就去國。出仕從政，是名望，是聲勢，是為天下效力。縱使派系（除國共清黨和武裝暴動外）鬥爭，也是點到為止，較之後來，幾不可同日而語。孫蔣信念不移，但都能包容，方有新舊交融，東西兼容，聯俄容共，英美德日、遠來近交的南中國的開放胸懷。（《民國世界的義烈血性》）
民國文化不等同國民黨黨政制度與運作，但國民黨黨政制度卻得依賴民國文化中現代化人文質地，方能作用。
國民黨是在民國文化中順勢同構廣納多元成素，不論中西，不分英美日俄……惟多依賴個人操守，因而難以貫徹團隊紀律。但民國文化的精彩正在於它廣納多元成素中那個等級有序和多向度的框架，它吸納傳統與現代血性質地中的優質，從而成其人文教化的價值基礎，由城鄉士紳、事業商賈、新軍、新學、工程師、教師、記者、知識青年等，成其多元現代化的民間社會。
民國文化是一自然轉化傳統後的現代中國文化。它是順著自然的價值序列，經個體生命轉化，再配合上制度法律務實的現代化轉化，從而完成傳統價值情懷質地向現代的轉化。
最爲重要的是，民國文化不但不顛覆或倒錯自然價值，甚至還改造了傳統的建制或價值中違背自然的一面。（2008年1月致康正果信）
從以上所引各段落可以看出，周劍岐的中國現代史觀是一個通觀的大歷史透視。如果把清末至今的中國現代史比為一段曲折激蕩的河流，那中共官方歷史教程所做的褒貶性區分——如新舊社會的一刀切分，中共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與一切被稱爲反動派勢力的敵我對立性劃分——就是一堵堵截斷歷史流向的攔河壩了。從本質上講，這一段歷史應被定性為中國傳統的農業社會在西方資本主義擴張的衝擊下向現代工商社會轉型的曲折過程，但由於在其間不幸插入了中共主導的暴力革命，六十年來，它一直被曲解成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建立民國世代的通觀歷史，有利於拆除此類觀念障礙，也便於在百年中國現代化巨輪的無情滾動下勾繪出國共兩黨殘酷傾軋的軌跡。周劍岐的論述不但不是將兩黨的任何一方從歷史進程中排除在外，反而是要將雙方對立的現代化取向納入此一進程，進而從兩者交錯對抗的歧途中疏導出一條歷史的可能性虛綫，為當前的社會轉型進程提供一可參照的正軌。
周式歷史通觀首先要讓我們認清，憲政共和是在派系對立中打出來的局面，它不可能按西方進口的腳本在議會的舞台上排演出成功的盛典。從北洋軍閥到國民政府，直到抗戰期間的南京和重慶，乃至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以及國共的反復分合，不管其間有多少混戰與鬥爭，曾經在衝突中推進的聯合，爭論中達成的共識，當時若能在良性互動下假以時日，再有所進展，則均可為憲政共和打下良好的基礎。這是因爲民國世界本來就包容了社會各階層和全國各地域，地方勢力本來就土生土長地紥根在那裏，多元的和多向度的框架已在混亂中初具成型的規模，無論就民間社會蘊含的生命力來看，還是就各方實力在對抗中造成的制衡與合力來看，都有利於完成傳統向現代的自然轉化。國民黨一貫的兼收並蓄固然失之渙散，弱化了中央的權力，但不管怎麽說，從五四到抗戰，那幾十年間產生的民國文化及其潛在的影響，都是1949後的黨文化無法比擬，也絕對取代不了的。對周劍岐來説，“今天來回顧這股強勁的生命力，並非出於個人的懷舊，而是明明看見它像一道江流，正從深山中重新湧現出來，使人不得不注視它江闊水深的源頭和後浪推起前浪的流向。……此一現代的民國新文化，是在北伐、抗戰苦難的戰火考驗下應時而生的，從梁啟超、章太炎到張愛玲、沈從文，其精神素質、人文風貌，即使與英倫的維多利亞和德國威瑪等現代文化相比，也毫不遜色。”（《花樣的年華--民國文化的生命力》）
現代性到底是什麽？要領會中國的現代性，從自由主義與新左們口水戰文章的泛文論述中恐怕很難讀出多少真切的信息，還不如把平實的目光轉向歷史上和文學作品中那些生動的民國人物及其所置身的社會文化景觀。被林琴南指斥為引車賣漿者流的早期白話文，被魯迅挖苦的洋行西崽相，禮帽、皮鞋加長袍的土洋結合裝束，創造社的偽狂飆嚎叫，新月派被譏笑的費厄潑賴，遊行隊伍中女學生半大的解放腳，茅盾小説中肺結核型的革命青年，張愛玲筆下的小奸小惡和胡蘭成不以爲恥的跌宕自喜，湧入城市當工人的破產農民，既傳統又洋氣的東南商紳，所有那一切蠢動著促使現狀改變的力量，以及形形色色各有其生命情調的個人，在帝制崩潰後的紛亂中，都精力彌滿地體現了現代性的構成因素。好比從蝌蚪變成青蛙，民國的新面貌還拖著帝制年代的舊尾巴，它的洋氣中雜有村俗，它那未成款式的新面貌，以及拖泥帶水的舊情懷，在在都反映了漸進演變中自然的轉化形態。它在守舊派眼中的不成體統，以及在激進派眼中的不夠理想，正是那原汁原味的質地在長入其新形式的過程中難免會有的不純粹和不規則。但惟其為自然的轉化，故基本上還能維持一種自足平和的氣象，正如胡蘭成所描述的那樣：“鄉村裏也響亮，城市裏也平穩。胡村亦不像是個農村，而紹興、蘇州城市裏亦閭巷風日灑然。”按照周劍岐的生命哲學觀，每一個體都有其獨特的質地，質地不同，故生命力能量的大小強弱有別，但人無論貴賤智愚賢不肖，只要各安其分，在各自的價值序列（order of ranks）[2] 中盡其所能，便可自成其德性，均構成人世繁華中有機的一份。帝制崩潰後的民國世界，總軆情況是各方面都呈現一趨平的發展勢態，周劍岐之所以特別強調其雜亂組合的面貌，是因爲正是在此各呈異彩的紛亂中，每一個體的生命才得以自然流溢，在保持價值序列完整的情況下充分發揮出民間社會的活力。
五 關於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革命
白色恐怖和反共教育下的台灣人，一般來説，很少有研究共產思想和閲讀相關書籍的膽量和情趣。周劍岐卻有所不同，他的台灣背景及其國民黨軍幹家庭出身，並未對他閲讀思考的視野造成任何偏狹的束縛。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他非但無政治詆毀的偏見，而且很早即從求知的態度出發有所涉獵。來美之後，在他博覽的西方經典中，馬克思幾部重要著作的英譯本——從《資本論》到《德意志意識形態》——他都做過細心的閲讀。與我從馬列教育的搖籃中浪蕩出來的情況相比，他不只對我無意涉獵的東西有更爲深入的瞭解，且常有他得自第三隻眼觀察的獨特體會。他採取的論證方法是用祖師爺的至理名言來反襯不肖繼承人的歪嘴念經，老馬的言説成了他騎著馬趕馬的馬刺，給他的追溯性論辯增添了持之有故的論據。比如他注意到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這段重要論述：
在過去一切歷史階段上受生産力制約、同時也制約生産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會。……這個市民社會是全部歷史的真正發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過去那種輕視現實關係而只看到元首和國家豐功偉績的歷史觀何等荒謬。
市民社會包括該階段上的整個商業生活和工業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國家和民族的範圍，儘管另一方面它對外仍然需要以民族的姿態出現，對内仍然需要組成國家的形式。“市民社會”這一用語是十八世紀產生的，當時財產關係已擺脫了古代的和中世紀的共同體。真正的資產階級社會只是隨同資產階級發展起來的；但這一名稱始終標誌著直接從生産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這種社會組織在一切時代都構成國家的基礎以及任何其他的觀念的上層建築。……
如果還沒有具備這些實行全面變革的物質因素，就是説，一方面還沒有一定的生産力，另一方面還沒有形成不僅反抗舊社會的某種個別方面，而且反抗舊的“生活生産”本身、反抗舊社會所依據的“總和活動”的革命群衆，那末，正如共產主義的歷史所證明的，儘管這種變革的思想已經表述過千百次，但這一點對於實際發展沒有任何意義。[3]
從馬克思的論述可以看出，他所讚賞的市民社會即當時出現在歐洲的資產階級社會。針對馬克思這段論述，周劍岐進一步解釋說，馬克思“在回溯英法的政治經濟兩百年的史實中逐漸發現，歷史的潮流是以社會結構的整體形態的變遷來運作的。此現代社會的出現，是以一激烈而漫長的變動與革命方式進行的，從一保守傳統的有等級區別卻比較鬆散的封建社會，逐漸趨向以有產者為首，人人都想變為有產者的規律化的跨國生產競爭洪流。他也很清楚，他面對的不是一家一派的思想意見，而是一文明浪潮跨世紀趨勢的面具遊行。他把此先進主流的趨勢，定位為英國資產者帶動起的全面變動——從抗爭封建秩序的政治革命到潛在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在社會法律經濟面的變動。他認為資產者只是此先進物流趨勢的選民與歷史工具。”（《民國世代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我在此特別徵引周劍岐所讚賞的馬克思言論和他對馬克思的個人解讀，並無援經立説的用意，與其說這樣做是爲了拉近讀慣了馬列著作的大陸背景讀者閲讀本文的距離，不如說旨在突出中國的各類馬克思主義者在理解馬克思著作上存在的盲點：比如讓他們看到馬克思如何以清醒的唯物——不是官方馬列教程那種機械唯物論——態度動態地分析此資本主義先進的物流，如何以冷嘲熱諷的方式批評普魯東等左派分子在德法時空錯位下所犯的雙重錯誤。儘管馬克思後來同樣也犯有他自己的雙重錯誤——他在他《資本論》中錯誤的經濟學論述原來是建立在錯誤的德國左派抽象哲學的基礎之上——，但不管怎麽說，馬克思對現代社會生産機制的分析與批判至今仍很有意義。他對資本主義這一先進的生産方式及其交往形式所作的肯定性論述足以説明，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和市民社會是現代社會進程中不可跨越的階段。這個階段，也就是孫中山所看到的“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關於這一點，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的序言中也言之確鑿，他說：“一個國家應該而且可以向其他國家學習。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但是它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4] 請注意這個“自然的發展階段”，放在中國，就是傳統向現代自然轉化的階段。
當年的國民革命若能比較順利地進行下去，就有可能起到“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的作用。即使是遠在俄國領導布爾什維克武裝奪權的列寧，當時都看出了中國不同於俄國的特殊情況，因而用“民粹主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來界定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這樣的界定至少表明，列寧未必認爲中國革命者必須跟蘇聯一起走無產階級革命路綫。孫中山聯俄容共的政策若沒有出現後來的曲折，它本應發揮促進資本與土地結合的作用，在城鄉資本累積的過程中發展工商企業，從而漸進地激發生產力的產業轉型。對照馬克思的說法，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當時中國社會的最大問題是苦於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太不發達，既“沒有一定的生産力”，也沒有形成“反抗舊的‘生活生産’本身、反抗舊社會所依據的‘總和活動’的革命群衆”。但中共偏要把蘇聯的階級鬥爭搬到中國變本加厲地施行，四處煽動和組織暴力分田，結果把大量被糾集起來的流氓無產者和鄉村地痞煽動成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群衆”。現在看來，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調查報告》中提出的那些“變革的思想”，對中國社會的實際發展，不但如馬克思所說，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而且最終導致了國共的分裂，把中國的現代化徹底引向了災難的歧途。
至於周劍岐用新舊混雜的庸常現象來正面地描述民國的現代性特徵，讀者可別因至今還很少有人道及此說而輕率地視其為私心臆斷或無稽之談，近來在國内，我發現已有個別作者撰文提及類似的現象，周劍岐在這方面無疑做出了他早鳥先飛的工作。[5] 新舊混雜正是傳統自然長入現代的過程中難免會有的現象，在當時實為既風雅又洋氣的常態。只是經過中共在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風，以及建國後一連串政治文化批判運動，那些人物和他們的趣事才被籠統地戴上資產階級的帽子而抛入了歷史的垃圾堆。
關於資產階級負面形象的發生，周劍岐也做過片段的考察。如果我們留意巴爾扎克、司湯達等人的小説，不難從他們筆下的沒落貴族眼中看出，新生的資產階級就是那一群被描寫成言行粗鄙，穿著不倫不類的人物。特別在歐洲十九世紀末的反猶（anti-Semitism）論述中，論者在談到鑽錢眼、自私自利和冷酷剝削的惡劣行徑時，往往把猶太人的貪婪猥瑣與資產階級的粗俗劃上等號。對資產階級的鄙視，一時竟成爲文化人的風尚，以致在西文的語境中，“資產階級”一詞從此含有了相當程度的貶義。在歐洲，新生的資產階級的負面形象極大地投射了舊貴族自命優越的偏見，那偏見就是再偏也偏得有根有源，但在中國，那些跟風的反資產階級論述則大有百犬吠虛的荒謬，完全是在價值序列上偏低的一群對一個尚未成形的較高等級捕風捉影的嫉恨了。那更多的是一種詞語的偏執，是那些熱衷於搬運西方用語的文化人對“資產階級”一詞重點擴散的誇大使用。五四的西潮也帶入了歐洲浪漫主義論述與激進革命思潮中鄙視和仇恨資產階級的情緒，資產階級的負面形象先是經時髦文化人的文字渲染，後來又在革命文學中被橫加貶斥，隨著中國大地上的反帝情緒不斷高漲，反資產階級，連同反資本主義，便混合成爲左傾文化人強化其革命激情的動力。
當時留洋歸來的文化人帶囘的主義和理論五花八門，這些文本上的主義宣傳家和理論搬運工大都好空談民主、公平、自由等美好的字眼，他們只熱衷於呼籲在中國建成那個空中樓閣的上層建築，卻很少思考如何在他們不喜歡正視，更缺乏瞭解的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之上夯實他們奢談的憲政大廈。於是他們只在口頭上欣賞“盧梭的柔情，洛克的鄉紳優雅與孟德思鳩的節制有度”，卻對英法兩國從帝制到共和經歷的混亂和鬥爭熟視無睹，因而也很難悟出，正是通過“克倫威爾的劍，羅勃斯卑爾的斷頭台，輝格的貪婪，拿破倫的騎兵，才有了民主社會中自由文明的果實。”（《中國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我在撰寫《中國的民族/國家主義焦慮》那篇長文時，周劍岐就與我反復討論過歐洲系絡中民族主義與資本主義發展的相關問題。他一再強調說：“西方的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是資產階級革命的一體兩面，早自威尼斯起，民邦共和與工商財稅自主是同一原動力。血緣語言文化，土地信仰，因紅與黑外第三階級的抬頭，成為現代民族共和國家認同的主要內容。在此基礎上，才有政法代議的憲政可言。自由民主是一個民族以革命爭來的成果，不是玩文字剪貼，炒理論定義，向當權集團或國際輿論跪求乞討可以得到的。空有主觀意願，不可能變成歷史。在當代中國要談自由主義，就要落實到如何轉主觀意願為客觀現實的自由主義群體的實踐。”（同上）
這樣看來，國民黨清黨後搞訓政，聯合鄉紳和地方軍閥，試圖以地方長老參政統合南北民間社會與派系勢力，所走的就正是這種民族/國家主義的路綫了。其目的就是在維持“鄉村裏也響亮，城市裏也平穩”那種人世繁華氣象的基礎上促進民間社會在中國的成長。只可惜時勢不利，南京當局在當時既受到外國勢力與地方派系的牽制，又困於財稅來源不足，每有改善舉措，輒有不利因素掣肘，本來是力圖突破資本主義生産不發達的劣勢，結果卻正好為左傾文化人批評資本主義發展方向的論調提供了口實。中國的左傾文化人就是在此一吊詭的形勢下唱高了他們的調子，一方面，把民主社會既有的成果捧爲光輝的目標；另一方面，對達到此目標的過程中各派勢力如何拼搏，如何妥協，如何在盡可能公平的競爭中捍衛各自權利等複雜的現實情況，卻視而不見，棄而不圖，完全讓文本上民主、自由之類的大字眼遮住了眼睛。結果一任空喊與口水造成聲勢，反而讓共產黨帶領的農村暴力革命奪了先鋒，致使發育還不健全的中國資產階級，連同轉變中的地方鄉紳，都被宣佈為無產階級的敵人，在中共建國後統統打倒，從此後，馬克思所謂的市民社會所賴以建立的大好根基被徹底地破壞了風水。
六 為中國的左症診脈
我寫這篇閲讀周劍岐的文章，不只要闡明周如何為還原民國世代鋪一條可能的來路，還特別想講清他一直力求從情緒和認識上為各種擁共反共者驅散迷霧的良苦用心。特別是大量的反共者，他們最大的問題是，他們那些反共論述的思維表達方式，實質上也是共味十足的。比如有一本題為《誰是新中國》的巨著，在揭露中共的反動性上，該書的確提供了大量可貴的史實，只可惜書中的毛式話語連篇累牘，字裏行間散發出十足的共味，因而極大地削弱了該書的可讀性。共症感染者的架勢頗似《三岔口》中摸黑的對打，他們總是在敵意十足的敏感中就事論事地口誅筆伐，渾不知隨著當今中共實體持續地衰變下去，陷入共式思維表達的激憤人士最終都難免為死而不僵的共屍陪葬。周式言説最值得反共人士省思的，首先是他的現實主義的清醒眼光。如上所述，之所以本著包容的態度還原民國世界，首先是要打破六十年來共產黨所謂“新舊社會”和“解放前後”那一偏狹的界線劃分。既然中共本身即民國世界的一部分，它發展壯大的過程自應置於民國的系絡中予以還原。只有通過一種“現形記”的還原過程，才能從那個被籠統地視爲中共整體的審查對象中剝離出衆多被感染的非共成分，才能把解構的光束直射孤零零的中共内核，最終從情緒和認識上祛除無論是擁共者還是反共者都被附了體的共式思維。
周劍岐的剝離過程首先從左派及其左情左思的綜合症——可簡稱為左症——入手。爲什麽首先要把左派剝離出去？因爲左派並不等於共產黨，他們只是促使中共實體壯大起來的激素及其賴以發威的寄軆。共產黨的核心成員乃是靠左情左思的動力而興風作浪的一群機會主義者、權謀家和煽動者，經過長期與左傾和右傾的反復鬥爭，他們最終幸存下來，並奪取了優勢的權力。左情左思在這一政治動力過程中曾發過光出過熱，但歷經殘酷的鬥爭和逐步的淘汰，無數的革命者或光榮犧牲，或作爲廢渣被清理出革命隊伍，他們不管是被認爲有功還是有過，都或榮或辱地給那一取得勝利的革命步履當了血污的墊腳石。他們才真正是左的精魂，而最後幸存的共黨庸人，實際上早已失去理想和熱情，甚至壓根就沒有過左的信仰。
情況既然如此，那又該如何給左派定位呢？請看以下周劍岐對左派的出現及其與自由主義的分離所作的簡要勾勒：
左與自由原是西方資產階級向封建王權爭共和、爭產權、爭公義、爭政治自由以確保生命福祉自主的天賦人權的理念與話語。但在19世紀後，卻經民粹與文化的反動，轉化質變為社民、社革到布爾什維克的暴力專政黨。左與自由的情綜，不多不少是暴力專政下不斷革命寄生變態的資具。左與自由同暴力專政間有一極為隱匿的辯証關係。左與自由的情綜，對布爾什維克式共產黨而言，只是一動員民氣、瓦解敵人的道德口號。精神上而言，後者仇視前者的激情熱焰，以群眾普羅之名，置於死地是一定的後果，韜光養晦實庸平自欺的掩飾。
左與自由的分裂起之於宗教氣質與教派文化的分殊，政治的意識型態分野於1848，而後自由主義被老左帶上資產階級的帽子。
五四後中國左與自由的深層情意結構，為何轉為歷史運命的崇高和個體的卑劣與怨憤。在普羅文學與社會史的論爭上，義憤的情綜已轉藉受難的冤屈，以劃分敵我，對敵無情為聖潔的清滌。受難的冤屈必以暴力清滌，在瞿秋白等人幾代知識份子身上附體。（《從左傾情綜到殘缺物靈——共產精神結構的形變與物化》）
以賽亞·伯林洞悉俄國思想家的來龍去脈，他對19世紀俄國知識分子激進思潮及其狂熱做過深入的分析，現將其要點簡述在此，對理解中國左症的發生過程，或有一定的幫助。按照《俄國思想家》一書編者克雷的描述，俄國激進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領袖們都具有道德使命感，他們以熱烈的道德感反對現存秩序，同時滿腦子信仰理性和科學的觀念。他們的理論均來自歐美，但對拿來的理論大都缺乏透徹的理解。克雷把這種迷戀觀念的熱烈興趣稱之爲頭腦與道德失序的症狀，他向我們指出，柏林的論述抓住了這些激進知識分子所堅信的“觀念在行動中所起的作用，特別在精神與道德的吸引力上所起的作用。”此外，他們還相信，在所有的現象下存在著一個根本的統一，並認爲此統一源自一普遍的世界目的。這樣，在思想認識上，他們奉行的觀念便成了一種用抽象壓倒個人的暴政。觀念使他們自以爲是，他們甚至認爲，只要本著觀念做事，完全可以用非人的態度來對待人：人最終被當作抽象的歷史力量的工具。這種極端的看法導致了政治實踐上的罪惡顛倒。作爲一個自由主義者，柏林明確反對綜合地解決所有的價值衝突，在他看來，並不存在唯一獨尊的價值，一種方法也不可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因爲任何制度和措施都免不了這樣或那樣的缺點，都得不斷地修正和補充。[6] 另一個當代美國的民主黨自由主義者在其批評美國平均主義的著作中，也對一種非自由主義的偏狹態度（illiberal）——如將善惡對立，妖魔化敵對的一方，頌揚暴力，迷信一種啓示錄式的或千禧年的世界觀念等等——提出了批評。他簡明地指出，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是“必須為政治的自由充分發揮而保障一個不可缺少的政治條件。”[7]
不幸在缺乏自由主義傳統的俄國，年輕激進的知識分子只看重西方的科學技術，他們不但堅決抵制英美的資本主義，而且把俄國缺少真正的資產階級這一現狀視爲俄國革命的優勢。相對而言，俄國人民則被他們捧為“真理的支柱”，他們所謂的“人民”，是對現實中普通人的具體統一，而落實到社會生活中，則將農民和勞動階級奉爲人民的主體。但他們自己不但不是來自人民，而且其中還有不少人出身富裕家庭，因不滿長輩的保守，遂發起“到民間去”的運動，因而被稱爲民粹主義者。這些人在民間其實並無市場，連他們所美化的農民都不歡迎他們，於是他們便與恐怖主義或無政府主義合流，開始採取非常手段來呼喚革命的到來。他們的口號是：不平等是天下最大的罪惡；破壞欲即創造欲；罪惡的舊社會一旦消失，只需在革命先覺的領導下，一個公正的新社會即會從舊社會的灰燼中產生。社會的進步被他們描繪為由罪惡到死亡，在復蘇後走向樂園的大轉變。而個人的經驗，則被描繪為從獸性到思想，最後造反。[8] 由接受思想到感染情緒，然後情緒再發酵思想，最後激化出暴烈的行動，這就是俄國的民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過程。只要對比一下我們從文學作品和回憶錄等書中瞭解到的某些五四文化人及其後的激進青年，便可看出他們的思想資源和情意結構與上述思潮的關係。
那時的年輕學生從思想激進到參加革命的道路通常也是觀念先行的：他們往往是從學校和朋友群中接觸到某些文學作品和宣傳社會思潮的小冊子，受到了其中新觀念新思想的影響， 回到家中便與他們官僚、地主、鄉紳或資本家的長輩發生衝突，結果供給他們上學的長輩反成了他們要打倒的對象。其中的個別人就在這種情況下走出家庭，參加了革命。但他們對革命的大道理，比如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的理論，特別是俄國革命者以及蘇聯布爾什維克黨的實際情況，大都只有極膚淺的瞭解，連做過中共早期領導人的瞿秋白臨死前都承認，他不只不太瞭解馬克思主義，甚至沒讀過相關的經典著作。[9] 正是這些年輕人、富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和強烈的民族主義者最易受左情左思的感染，為當時的激進思潮造了聲勢，也為共產黨組織的產生和壯大貯備了人力資源。
此外，民國時代的激進青年普遍有志大氣盛的毛病，不管他們是否傾向革命，大都容易在文字的感染下高漲起激昂的情緒。如毛澤東年輕時高唱的“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再如徐志摩在新月社成立宣言上說：“幾個做夢的人，一點子創作的能力，一點子不服輸的傻氣合在一起，什麽朝代推不翻，什麽事業做不成？”[10] 比較而言，俄國激進知識分子以及職業革命家與他們很大的不同在於，俄國民粹派和早期革命者的革命熱情中具有他們固有的東正教精神，同時還有骨子裏的斯拉夫主義民族自豪，他們對西方現代性的拒斥，含有其民族自信和自尊的濃厚情懷。如果用周劍岐的血性質地觀來看這一特徵，可以說俄國的左傾青年和知識分子，以及職業革命家，就他們身上具備的民德而言，尚存有其養育那些新思想新觀念的血性質地，因而他們的人格較爲充盈實在，其革命精神常帶有某種聖潔的理想主義色彩。相比之下，中國的左傾文化人就顯得浮躁和貧血多了。一因在五四反傳統傾向的大氣候下，他們普遍缺乏民族自信的底氣；二是中國在列強的壓迫下屢遭屈辱，他們對西方觀念的認識和接受多少都受到了民族主義情緒虛火的干擾。他們處於既激烈反傳統又滿懷民族主義情緒的矛盾之中，高漲的義憤與自卑的怨詛陽亢陰虛，從而構成了他們中國特色的左症病竈。再加上文化人對自己身上某些舊文人成分還有所不滿——所謂“一為文人，便不足觀”——， 因而很容易用自責自審的眼光挑剔自身或他人的小資產階級作風。[11]
正是存在著這些弱點，他們在文化歸屬上不自覺地選擇了自我過繼的方式：不只盲目地投奔民衆，甚至熱衷於發表崇拜民衆的言論，以至把民衆混同於民族，甚或引入俄國革命者的“人民”觀，直接用以替代民族。而“無產階級”這個從布爾什維克那裏拿來的新帽子，正好爲他們把自己無根的個人與虛擬的人民大衆群體結合在一起充當了一頂堂皇的冠冕。特別後來又引入日文的轉譯，將那個“普羅”一加在大衆身上，大衆立馬就高大神氣了許多，連曾經挖苦過阿Q的魯迅，進入三十年代，都加入了謳歌普羅大衆的合唱。再往下走一步，無產階級更作爲公分母，把中華民族及其民德的獨特性僅從觀念上那麽簡單地一除，中國革命就被拉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正軌，強行納入了蘇聯及其共產國際的世界革命。
七 民德與江湖血性
左症的病變是在近代中國社會落後挨打的總背景下發生的，以往的論述多將此落後狀況籠統歸罪於傳統文化和社會制度， 都犯了柏林所批評的那種試圖用一個總體的變革方法來解決一切問題的錯誤。周劍岐有幸避過了1949年以後的一連串政治運動，他沒有在地主、資本家、知識分子和一切被指責為舊社會的事物被逐個打倒的天翻地覆中遭受血性氣質的悲慘失重，而是有幸寄身在海峽那邊，在自然延續下來的民國世代大氛圍中感受了台灣鄉鎮的“宗教祭祀，敬老尊賢，鄉里親緣等人文氣息”，因而得以無心插柳地領略到仍活在民間的盎然古風；而有關民質民德的思考，正是在此“祭神如神在”的情景宛然間，觸發了他的幽懷，使他有了感而遂通的嚮往（參看他《斷岸叫西風——兩岸文化的困境》一文）。對於近代中國衰落的問題，他產生了古道溯源的想法，後來大讀錢穆等其他新儒家的一系列有關著作，帶上他自己的疑慮和困惑，遂嘗試如何把近代中國的問題癥結引向對民質民德的檢討。關於民質和民德，他在《民德與君子——華夏文明跨世紀的反思》一文中有個簡單的界説：
一個民族精神質地的內涵為民質。其在某一時代的動態顯示為民風。其依終極源泉之供輸，而成其生命力的匯集為民氣。將質地的內涵在時節的觸激與開展中，回溯其生命力的終極源泉，以成其理想與價值，其以生命踐現此內涵的功價為民德。
文化傳承的意義，不過是傳延、涵存此精神內涵，發而用之，以在與時潮的互動與挑戰中不失其質地，並代代提昇之。而民德的踐現，則在每一代子孫，精神生命的總體成就與功價。
周劍岐的民質民德說是他的言説中頗具原創性的論述，至少由此說出發，來思考清末民初中國社會在西方資本主義擴展挑戰下出現的種種問題，來檢討當時社會轉型過程中的諸多弊病，要比五四文化人——特別是魯迅——所肆意鞭笞的國民性更切合實際，也更具建設性。國民性論述根本的偏差在於把中國人的特性——即學舌Arthur Smith所謂的Chinese characteristics——本質化了，此說先是將中國的落後挨打籠統地歸罪傳統文化，進而從中國人身上搜羅出各種以漫畫化方式描繪的劣質——更多的是來自外國人，特別是日本人所觀察到的劣質——作爲案例，從其中挖出國體衰弱的病根，最後將那一切總歸為國民性。從周劍岐以下一段對華夏民質民德狀況的歷時性勾勒可以看出，與缺乏民族自信心的國民性論述相比，他對華夏文化傳統的充分肯定和對宋元以來衰變趨勢的解釋，不僅更切合歷史的實際，而且特別富於歷史辯證的思考：
原型民德之儒道的特色，即在對天地終極源泉的道，均有一份親和深切的神聖信念。也就是對自身質地的來由，深信與天道一源，有著不隔不異的自信。“民無信不立”一辭，應在此神聖靈明、信守涵存的宗教泉源與民質民德的互動交澈的層面上來解讀。三代先秦對這份來自天源的質地之內涵的解讀是：容乃公，公乃王，平平蕩蕩，並育不害，並行不悖的王道；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綿綿若存，疏而不失。
華夏的民德，顯然形成於諸系氏族千年的融合。秦漢魏晉而後，經草原民族的挑戰與再融合之際，那份農業共耕細作，氏族共和的王道文明，不得不在內憂外患中，凝結成君權霸道，刑名禮法的剛性結構。但不論柔性核心或剛性外殼，均環繞著農業文明的形而上價值，未經工商活動之形而上價值的衝擊與挑戰。宋元之際，原有衝破農業文明心態之瓶頸的轉機。明清重農抑商，大帝國中央集權之吏治與財政，無柔性核心之價值供輸精神的血流，終之於剛性結構的腐化而自殘。民間迷信與宗教運動是政法結構失卻終極價值合法性的病象，也是剛柔失衡，泉源異化的危機，但也是民質再生，優劣辯証的轉機。轉危機為生機者，則在民德的自新。（《民德與君子——華夏文明跨世紀的反思》）
談基督教、被征服民族。近代中國是一被征服民族？文化性的阿Q與優雅性的麻痹比比皆是。周作人、余秋雨式的典故把玩精致中，有一種深度自殘後選擇性的遺忘與病態的自憐，一如小腳。元、明、清、五四，偽滿、汪偽、民盟、靠攏為中共抱擡腳的民族自卑情綜、為獨台跑腿的，為現世顛倒編說辭的，以白開水攪和價值原態的，到尊卑貴賤失衡的，全都是靈魂受虐、本能退化後的奴性反應。（《歷史失憶與靈的殘缺》）
與本質化的國民性論述根本的不同在於，周式民質民德說是在中國歷史發展的系絡中來探求民質民德盛衰的軌跡，它首先與華夏大地上的族種演變和人口結構有密切的關係。如果說從三代到隋唐，中華民族的發展呈現為征服性的同化，至宋元以降，則漸變爲被征服性的同化。應該明確地指出，“華夏”這一族群稱號，在上古時代並非一本質性的血緣種族概念，而更多的是強調在生産、生活方式上較周圍的蠻族更為文明的一個文化及價值系統的獨特標誌。所謂“華夏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華夏則華夏之，”至少在今日黃河中下游區的北部中國一帶，那時候自稱爲華夏的衆多小國與被稱爲夷狄的衆多小國，自遠古以來即雜處在一起，而華夏這一範疇的確立，則是在周邊的夷狄陸續被同化進來的過程中漸進地發生的。後來經過秦漢的擴張性征服，華夏文化的同化更從江淮擴向嶺南，向東北遠達幽燕，向西北超過了隴西。五胡亂華後，更多的入侵者陸續融合到他們所佔領地區的人口中，經此數百年佔領和抵抗的殘酷廝殺，至隋唐時代，同化後的整合局面達到了興盛的頂峰。惟其為征服性的同化，故具有開放性的強勢，華夏的民質民德反因異族的輸血而凸現其剛健包容的優越。但從北宋開始，情況發生了變化。先是遼金征服佔領北部中國，接下來蒙古和滿洲全面入侵，在中國建立了元和清兩個王朝。異族統治下的漢人從此進入被征服性的同化，華夏族群出現了周劍岐所謂“自身分化、異化和質變”的劣化趨勢。[12]
在入侵與抵抗的血腥廝殺中，犧牲的無疑以剛強勇敢者居多，軟弱怯懦的順從者自然更容易幸存下來，華夏人口的質地遂在此被征服的同化過程中漸趨劣化，好比被稀釋的汁液，民質中的古道成分日益淡薄。此一民族質地的劣化乃華夏質變的第一個方面。此外，歷朝的科舉取士和文官體制造成了庸俗的泛文泛情，讀書做官的道路不只削弱了讀書人的道德勇氣，而且通過虛飾的文字腐蝕了一切被表述的知識和思想。元明以降的八股文取士，更加劇了文字對性靈和民氣的戕害，至滿清有意以此籠絡控制漢人，文對質的侵蝕可謂敗壞到極致。此一浮華虛文的氾濫乃華夏質變的第二個方面。征服者——特別是旗人——在享受其佔有華夏文化的特權之同時，也弱化腐化了他們自身，他們不只漸漸喪失祖先在漁獵遊牧生活中的強悍氣質，而且以自身的腐敗加重了國人整體上質地劣化的成分。此一退化因素的加入乃華夏質變的第三個方面。
這樣看來，五四文化人所痛心疾首的國民性問題就不能只簡單地歸咎於孔孟之道或所謂的封建專制制度了，當然更不能把它本質化爲中國人的人種缺陷。打一個比方，就好比人在營圍血氣失調的情況下抵抗力變弱，容易感染疾病一樣，晚清至民初，乃是華夏民質中的抵抗力變得十分衰弱，而外部環境又極爲惡劣的時期，就連本來在征服性同化時期顯示為優點的諸多方面，在此時竟都衰變為這樣或那樣的缺陷，更不要說突然“值此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在企圖“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窘境中，被迫地捲入資本主義擴張所難免的進退失據了。至此，中華民族陷入被征服性同化的劣勢已暴露無遺。
儘管如此，華夏民質民德中佔主流的優良因素仍以其脊梁骨般的堅硬頑強地支撐著衰病的國體。就拿清末的反清勢力來説，便由那遠在大清順民與臣僚之外的三股勢力組成：一為清末接受西洋現代文明洗禮的新生一代；二為自清初即轉入地下的反清復明組織，其中尤以洪門為最有實力；三為逃避清朝壓迫而遠遷海外，始終心繫故國的華僑。[13] 此三股反清勢力後來也成了清室退位後建立民國的中堅力量，包括北洋政府和各地軍閥在内，有不少重要人物都兼有留洋和參與會黨組織的身份，他們集傳統教育與洋學堂訓練於一身，其中個別人還雜有江湖幫會的傳習，稟賦民間義士的剛烈，從徐錫麟、秋瑾到黃花崗烈士等反清先烈到後來臨時政府的創立者，他們的氣質和學養都顯示出華夏民質民德在新的歷史形勢下以自新的面貌自然長入現代的優化方向。正是著眼於此一被忽視的歷史脈絡，周劍岐特別強調了“南中國血性義烈的傳統”，並嚴格區分了它與政治暗殺的不同，進而辨析了胡蘭成所倡言的“民間起兵”與被煽動的盲眾作亂造反之間本質的區別。順便指出，周劍岐原籍浙江諸暨，對於魯迅所謂“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汙納垢之地”的鄉俗，他自然有其地方親緣的體會。
“血性義烈的傳統”和“民間起兵”的出發點是捍衛地方的自主和財產權利，它是地方對中央的不服從，是民間對官府的抗拒，是用武器來保護土地和商業利益的自衛行動，是地方豪強抵抗土匪打家劫舍的團練組織，借用今日流行的一個用語來説，就是武力保障下的“維權”行動。促使辛亥革命爆發的四川護路運動，孫中山二次革命前的護法運動，都屬於此血性義烈的民間起兵。閲讀英美歷史受到了啓發，周劍岐在好幾篇文章中都一再為歷史上一直都聲名不佳的地方豪強鳴其不平。他在《民德與君子》一文中如是說：
讀西方近世民議民治群勢的興起歷史，可知自由公民、自制恆產的動力，方是民邦自治，法制民主與自由人權思潮的泉源。有地有產斯有德，管仲孔孟均深知其理。反觀英倫民氣抗爭的歷史，集士紳群德，不惜血濺劍鋒的君子德義，方能制神賦君權之任意恣肆的不負責。此等商務民議、恆產生德、一以貫之的民質德義的內涵，乃是17、18世紀英倫輝格自由主義精神的深義。不惜血濺劍鋒以捍衛恆產之義，方是消極自由理念的血肉生命。此財德互輔之勁力與其主動創就出的客觀物質條件，實也是西周君子，能沉潛砥礪、博厚高明，成其精神風範之重要成素之一環。
在此一系思緒的光照下，對中國歷史上之民間豪強，遭違亂法紀、據地自雄大帽子的命運，實有重新檢討的必要。英雄世界中有黃天霸之公門差役，若他果真是替清官辦案的話。也有竇爾敦，據地自雄對官門有本能的不信賴。民間道義實是官門朝廷最忠實的鏡子。惟讀書士子功名熏心，斥之為小道而不為。朝廷動則責豪強兼并土地，民不聊生，充公沒收之。這到底是分化封建，削弱貴冑的合法延續，還是中央集權的官僚奴才們減低地方自治權力的勾當，抑或異族征服朝代或部落派系黨私想死抓權勢，千秋萬世的惡性積累？值得研究。土地如此，商人資本更是如此。這皇極一統的觀念絕不是王道平平蕩蕩、無黨無偏的原義。
從十七、十八世紀英倫輝格自由主義的精神與演變中，可看出非鄉紳豪強如克倫威爾，非精誠虔敬如清教徒，非轉私產謀利為厚生群德之際遇，則不足因應時勢的機遇，而突破文明的內在瓶頸。所有的風雲際會，並非先王的設計。恰是應勢，但卻忠於各自的質地情境，方能啟材質、物能、氣性之德，盡義利、功價、理想之宜，而開出群德川流，匯集成民權立法、農商相輔、向外突破的新制度之契機。其所以不懼變之為亂，能從亂中抵定新的重心，就在於地主鄉紳，有產有德，終之於轉農益為商利，……若無英倫強悍自主，務實崇法的民德，內戰弒君，獨裁復辟，實難不保不落入法國革命的血祭災亂的下場，焉能在輝格主政後，將歐洲自相殘殺的困局突破轉化為商務海權的世界文明。
我在此之所以不惜篇幅，大段抄錄了周文中表彰英倫輝格精神和替古代地方豪強說公道話的論述，是因爲至今還未見到任何教授學者或異議人士在討論中國歷史和百年來社會艱難轉型過程的文字中觸及此一極爲關鍵的問題。自由不是空洞的口號，它是經武力捍衛財產權的鬥爭而贏得的自主和權利。荒謬的是，為建立其暴力革命的傳統，中共所改寫的歷史反而把歷代破壞私有財產權的造反作亂一律追封為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此類以掠奪爲生的暴亂多發生在王朝末世或飢荒流行時期，通常多起於饑民為活命而對富人或官倉的搶掠，其中有個別的武裝力量壯大了聲勢，更昇級到打江山奪皇位的地步。其動員方式多帶有“蒼天已死，黃天當立”之類的蠱惑性號召，歷代王朝深知此類讖緯話語和秘密會社的可怕，就像中共畏懼和嚴打反革命集團那樣不擇手段，始終將此一粗暴力量壓抑在無可名狀的黑暗草莽中。對此以劫掠為目的的武裝力量，之所以歷代皆稱之爲“賊”或“匪”，就是因爲他們不是為維護私產而建立武裝，反而是為剝奪他人私產而採用暴力。因此，不管他們打著多麽道義的旗號，都始終為綱常法紀所不容。這樣看來，同在江湖，同為幫會，以武力和組織殺人越貨的烏合之衆便與像洪門那類為反清復明而聚義的秘密組織存在著本質的區別，在價值序列上明顯存在著高與低之差。
說起幫會，我們自不必純粹用今日健全的法制社會中黑白分明的標準去衡量從前的是非曲直。江湖世界向來良莠不齊，幫會運作中往往黑白並行。[14] 論史者應做的不是一味站在今日的制高點上做蓋棺論定的道德判決，而是透過歷史的混沌去觀察清者上浮和濁者下沉的複雜過程，抓住其中良性的趨勢，分離出破壞性的因子。比如太平天國，就明顯屬於被壓抑的粗暴力量在國脈脆弱的情況下產生的癲癇性暴發，其武裝席捲南中國的浩大聲勢與其說是爲了反清，不如說是旨在稱王，是在殺人如麻和自相殘殺中建立其邪教惑眾的軍事獨裁政權。以洪門為基層組織而建立的湘軍便與之形成明顯的對比，其剿滅太平軍的行動就起到了保衛民衆生命財產的作用。對此類江湖血性義烈所體現之民德及其鼓舞軍隊士氣的關係，孫中山在有關中國民族主義傳統的演講中曾有詳盡的細節描述。
美國的工會不但與國際共運毫無關係，反而是在幫會的血腥拼殺中壯大起來的，就是在此粗暴力量的較量中，逐漸發展出捍衛工人利益的力量。這一迫使資本家自我調整，引起法律和制度不斷修改的鬥爭，顯然與列寧所煽動的工人武裝起義有著完全不同的方向。像拉薩爾那類工人運動活動家，之所以受到馬克思的批評，也正是因爲他們把工人的鬥爭導入一建設性的方向，即把政治活動具體化為一個個的經濟要求和政治要求——比如限制勞動時間，勞動保護，小孩上學，普選權，對生產過程管理上的介入等等。正是社會民主黨人開闢了這一條促使資本主義生産方式自我揚棄的“西歐道路”，才為資本主義社會中不斷滋生出社會主義的成分而創造了條件。就“西歐道路”所提供的例證來看，脫離了資本主義生産的實際發展過程，根本就不可能有一個抽象存在的無產階級隊伍去領導任何革命。真正的革命只有一個，那就是資產階級革命。但列寧及其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急於從臨時政府手中奪權，非要把普列漢諾夫設計的“兩步走”並作一步去走，結果俄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派掌權還沒有幾天，就被蘇維埃的槍桿子奪取了所有的權力。
布爾什維克在俄國的勝利不但為東方非工業化國家的暴力革命提供了範例，而且把蘇聯建立成一個促使暴力革命在世界範圍擴散的策劃中心，使形形色色的權謀家和機會主義者都步入職業革命家的行列，並為他們破壞舊秩序的造反行動披上了社會主義的外衣。“為中共的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這個讓中共的莫斯科派叫得特別響亮的口號就這樣在國共分裂前後主導了中共的革命路綫。在共產黨煽動下準備城市暴動的工運純粹是破壞生産的陰謀，它不只損害了資本家的利益，也從沒給工人贏得任何真正的個人好處，而且還害得很多盲目的參與者白送了性命。倒是上海灘上那些被指責為反動和罪惡的幫會自有其幫會的原則，他們遊走在各種勢力之間，利用租界的地盤，反而發展出民族企業的雛形。包括今日的香港，有不少經營成功的大財團都與黑社會有過糾纏不清的關係。
我如此評價幫會，並無讚賞黑社會的意思，而是要強調周式言説對那些未受左症感染的民間生命力所採取的獨特透視。生命力本身無所謂善惡好壞，最惡最壞的事情其實是寄生在粗暴生命力之上的貧乏平庸者對此生命力的誤導、扭曲和濫用。周劍岐是一個勤於在模糊現象中洞察幽微的思考者，他的視境（vision）中常有黑白混淆的社會氣象雲圖飃來飃去，他敏於在明暗不定的陰陽變化中捕捉機緣性的東西。他讓想我起了那個站在電影Déjà Vu “時空之窗”前的警官，就像那一場穿越時間隧道的拼刺，直接到災難萌發的過程中阻止其進展，周式論述也是一場追蹤既往的拼刺，它介入到歷史的重述中，執意要把被磨損的文化生命力挽救回來。就這一取向而言，周劍岐的讀書思考已超出了一般性的求知做學問，他那力透紙背的眼光似乎要延伸到接通古今的層面，為起死回生的轉承找到一個支點。因此，他指出，華夏文化的生命力“必得尋一現代血肉架構之載體與生命，才能延續下去，否則就只能變爲失魂落魄幽靈野鬼，幢然遊蕩於故紙文物和陵墓宮廟之間。……失德敗德者，失喪敗壞的不只是俗成禮法之道德而已，而正是失喪敗壞這個上昇、精進、創生的靈明公德的生命能力。”（《民德與君子》）
八 在左症與群氓之間：顛覆/倒錯/物化
職業革命家在中國的湧現，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後送到中國的一個新的社會現象。我們通常談論此類人物，多著眼於他們獻身革命的精神，卻很少想到一個做全職革命工作的人靠什麽吃飯。既然是職業，就應有報酬，當一個職業革命家，不只意味著全力以赴地幹革命工作，同時也包括從中領取經費，謀得一個革命家所享有的飯碗。從前在魯迅著作中讀到有關“領取盧布津貼”的説法時，我還以爲都是當時的反動派流言，後來接觸到更多的文字記載，才知道中國共產黨的正式建黨及其早期活動，所有的經費均來自蘇聯。那時候，像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這些住在大城市領取“項目資金”，過著白領革命家生活的人物，從發表文章到策劃罷工鬧事等活動，全都按共產國際的指令辦事。這種拿著盧布津貼，從事東點火西煽風活動的革命工作，就與中共成立前，李大釗、陳獨秀最初在北大熱衷討論共產主義思想的情況有了了根本的區別。那時候教授們發表言論，多出於探討問題和宣揚主義的激情，他們當教授的收入本已十分豐厚，不但沒必要領取賞金性質的津貼，有時候為印發刊物或組織活動，還會自己掏腰包往裏面貼錢。所以在那一段比較天真的文化論戰歲月，他們的左思左情都還左得較爲理想和純真，不管他們發表的那些過激言論今日看起來顯得多麽幼稚，但在當初，他們就是再過激也都只限於紙面。
步入職業革命家的行列，性質就有了完全的不同。你不可能再保持一個知識分子的獨立立場，你拿了共產國際的錢，你就得充當國際在中國搞顛覆活動的代理人，這就叫從事上層投機活動。怪不得到後來，那些人都陸續被打成了左傾或右傾的機會主義。這種動輒應招去莫斯科開會或短期受訓的革命生涯，在當時的圈内人看來，想必自有其風光之處，但投射到從來都無緣參與其事的毛澤東心中，就有了微妙的刺激和複雜的回味。毛澤東自從在長沙組織新民學會起，就似乎被定位於一種只屬於他自己的邊緣處境。他身邊的很多朋友和熟人都結幫去法國勤工儉學，獨有他錯失了那一次留學的機會。他說他爲留在國内做實際工作而主動放棄了留學，實際上應為他外語太差而沒通過留學資格的考試。隨後他兩次去北京尋求發展，均與他仰慕的文化精英們擦肩而過，最後帶著頗爲挫折的心情返回了湖南。即使他後來參加過中共成立的首次集會，在那幾十位代表之中，他充其量只能算無人重視的一員。在早期中共領導人的眼中，他不是被認爲政治水平很低，只適合在農運中做實際工作，就是被發現讀書不多，中西學問的底子都比較欠缺。[15] 總的來說，在走上革命道路的初期，年輕的毛澤東似乎一直都為他那一身外省的土氣所累，以致長期處於不入流的地位。由此可見，在價值序列上，毛顯然處於偏低的位置。毛澤東自從小時候和他父親作對起，一直遵循的都是尼采所說的“從反方向尋求確定價值的行動”：從否定“外界”、“他人”和“非我”開始，把對立面全都確立為“醜惡的敵人”，進而在此一基礎上另立對立面，把他和他那一方確定為好人。[16]
周劍岐從尼采和舍勒（Max Scheler）有關怨憤（ressentiment）以及價值序列的論述出發，在與我的多次筆談面談中，對毛澤東出於自卑心理而竭力提昇平庸者及其平庸的顛覆與倒錯（subversion and perversion）曾做過深入的剖析。按照他的説法，神化毛固然荒唐幼稚，但妖魔化毛也不符合事實。從周的清醒的現實主義眼光來看，毛的所做所爲多源於他的低劣平庸，他既談不上有什麽神機妙算的軍事指揮，更不具備克利斯瑪的震懾魅力。從很多陸續披露的事實可以看出，毛在長征途中不過充當一支逃兵虛有其表的首領，扮演了象徵性角色而已，當時的日常決策，實際上均來自一組實幹的團隊。毛之所以能以如此平庸的質地而成其偉大，主要在於他引爆了那股壓抑在民間的粗暴力量，是此力量所造成的破壞哄擡了他的地位。
毛的轉入農村閙土地革命，固然與他入不了城市職業革命家的流，更領不到國際撥款有直接的關係，但歸根結底，還是他在價值序列上原先就處於較低層次的本性決定了他的選擇：只能到沒有老虎的荒山中去稱其猴子霸王。陳獨秀說毛是“農運中一個實際工作的人員”，明顯把毛的工作能力與他們所從事的上層投機活動劃清了界綫。應該說，處於他大學教授的序列上，陳從一開始即直覺出毛身上那股農村邊緣人的濃厚氣息。關於這一點，余英時在其《打天下的光棍》一文中有幾句精煉的描述：“毛可以說是集各種‘邊緣’之大成的一個人：他出身於農村，但早年也沾到城市的邊緣；他沒有受過完整的學校教育，但也沾到了知識界的邊緣；他最熟悉的東西是中國的舊文史、舊小説，但又沾到了西方新思潮的邊緣；他在政治上最獨到的是傳統的權謀，但又沾到了‘共產國際’的邊緣……。歷史的狡詐把他送囘了邊緣人的世界，特別是他最熟悉的中國農村的邊緣世界，他的生命本質終於能發揮淋漓盡致，這恐怕是連他自己也是始料所不及的。”[17] 關於邊緣人的界定，余文僅點到即止，周劍岐則從民質劣化的綫索追蹤到需要進一步討論的社會病理根源。
在貧窮落後的舊中國，災害叢生，戰火連天，大量民質劣化的盲眾，也就是尼采所說的the herd，正好為毛這樣的bad shepherd提供了大量可供驅使的力量。如果說good shepherd 所做的是將牛羊引向水草豐盛的牧場，那麽bad shepherd 所做的就是把牛群瘋搞成狂奔的火牛陣，讓群羊都披上狼皮去嚇唬良民了。“群氓本能地認爲中資和下愚是最高級最有價值的，因爲大多數人可以從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規範，所以他們反對等級序列，他們把從低向高的提昇視爲從多數跌落到少數。因此你只要表現得特殊，與他們不一樣，你就會遭到他們的反對，被視為有害。……得不到他們的信任，致使你因自己的特殊而感到内疚。”[18] 只需拿尼采的這段描述對照一下毛那條著名的言論——“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都乾淨”——，就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如何通過貶低特殊來擡高群氓，從而贏得大多數中資和下愚跟上他起哄，並通過他們的力量，把他自己所猜忌和不能容忍的特殊人物排除在外的手法了。爲了將壓抑在黑暗中的粗暴力量釋放出來，毛領導的中共邊緣人首先揪出了他們的對頭——地主富農，土豪劣紳。這一革命死對頭的樹立，很快即引爆起中共的農村暴力革命，使他們光天化日下明目張膽的搶劫獲得了正義的旗號。因爲只有人為地強化現存社會的不正義——例如大肆宣傳地主剝削佃戶——，無能和渺小的自我才會滿懷崇高的義憤，才會將他們的無賴和暴行提昇為為轟轟烈烈的革命壯舉。比如，痞子們得機會到少奶奶的床上打一打滾，在一般人看來，那無疑是很下流的行爲。但此下流行為一旦被稱讚為“好得很”的革命行動，被作爲值得誇獎的表現去大肆推廣，那就給本來只敢暗中去做的低劣惡行鳴鑼開道，給猥瑣與下流鼓噪了耀武揚威的聲勢，最後起到全面扭曲世道和敗壞人心的作用。貧窮本身並不會把人變成暴民，由於在傳統社會中，對“窮斯濫矣”的行爲一直都有嚴格的約束，因而長期以來，窮者、弱者和賤者對富者、強者和貴者的不滿多被壓抑在舍勒所謂的怨憤狀態。但這種怨憤並不導致對一種對抗價值的肯定，怨憤者雖懷有怨憤，卻仍暗中渴求他們所豔羨的富裕、強壯和高貴。毛澤東所做的顛覆是空前的破壞性的，他揚言要把被顛倒的世界整個地再顛倒過來。這個他所認爲的“被顛倒的世界”，就像一個倒挂在樹枝上的猴子眼中的天地，是低下者對正常秩序的歪看斜視，而那一“整個地再顛倒過來”的手法，則讓人想起了《動物莊園》（Animal Farm）中那些奪了權的豬玀們最簡單的思路，豬玀們的口號是“四條腿比兩條腿更好”。然而毛的變態的顛覆比豬玀們走得更遠：你只承認農夫腳上的牛糞不髒還不夠徹底，你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要表現自己革命，還得承認牛糞是最乾淨最好聞的東西，你最好把你的腳上也弄滿牛糞，這才顯得出你與勞苦大衆緊密結合的決心。同理，痞子在少奶奶的床上打滾不只“好得很”而已，正是通過在少奶奶的床上打了滾，痞子才一個個提昇了革命的勇氣，經受了鬥爭的考驗。毛澤東所說的“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就這樣從井岡山燎原到寶塔山，直至火炎崐岡，玉石俱焚。
還有很多問題需在此進一步深究，譬如：毛澤東領導湖南農民運動以及後來建立井岡山根據地和蘇維埃政權，果真只是為搞土地革命嗎？秋收起義失敗後，毛和朱德帶領那麽多人上了井岡山，又沒有共產國際發下來的“革命經費”，他們吃什麽用什麽呢？幾年前網上曾發出一系列《兩個局外人對談錄》的文章，我們可從中讀出一些令人驚異的消息。那兩位富有洞察的局外人顯然熟知局内的情況，他們翻出了紅軍靠搶糧食挖浮財來維持部隊的陳年舊賬；關於這方面的問題，其實周劍岐早在他發表於三十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就做過初步的討論。[19] 現在，讓我們先看那兩個局外人是怎樣講的：
毛上井岡山，也是先拿槍換袁、王的銀元和糧食。毛手上只有武器，給袁、王100多支步槍作為交換。這幾千人上井岡，很快就只剩下了經費問題，即便袁文才、王佐把自己劫得的財寶都給你，也沒有多少。山上只有兩千多戶人家。山民原本就窮困，所以就只有南瓜湯喝。於是毛就不斷帶人下山搞錢糧。整個1928年，他主要就是幹這個事。
“打土豪”是中國革命的一個意像。從早期的國民革命、中共蘇區，到土改，到文革，一直都在“打土豪”，而且打的方式也差不多。從南方一些縣誌資料上看，打土豪的那些方式方法，倒並不是中共發明的，民間早已有了，中共在早期農村動員時，借用、光大了。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來講的一個視角，即當中共從城市敗退下來，走入鄉村時，中共的主要領導人，其實並不知道要怎樣才能動員鄉村的力量。他們只是無處可去，只有進入鄉村去拼命，然後想到或看到了民間的那些獨特的方式，抓過來用，“打土豪”的那些辦法，就是這樣來的，保留在革命的記憶中，一到大事不妙，就拿出來。抗日後期在晉綏之類的地方，也用南方鄉村的辦法，同樣很靈。
“分田地”就逐漸成了幌子，“打土豪”又成了當務之急。紅軍有口號叫作“向一切剝削者籌款”。剝削者自然有個定義，但實際執行的時候，就給擴大了。中農也算進去了，可能有些貧農也給算進去了。反正到了差不多這個時候，已有幾十萬的“土劣”被逐出或自己逃出了蘇區，男的當苦力，妻女當娼妓。這是黨內檔案明確記載的。[20]
從上引談話可以看出，紅軍的活動在當時並不存在什麽預定的正確方向，所謂的革命路綫，其實都是在生死存亡的具體情境中隨機發生的和被迫選擇的，至於後來印在教科書上那些堂皇的革命修辭，多屬在事後爲其並不光彩的行動所確立的正當理由，不過把幸存者無數的集體共謀掩蓋在“偉光正”碑版的背後罷了。蔣介石發動五次圍剿，其性質一如曾國藩帶領湘軍剿滅給大半個江南造成嚴重破壞的太平天國。可惜蔣的軍力十分有限，經過五次圍剿，最終只做到把紅軍逼上長征，趕到陝北的地步。國共兩軍就是在如此長期的殘酷廝殺中日益加劇了雙方的惡性互動，蔣那種農藥除蟲式的反共手段最終竟從反面塑造了共軍，使他們在幸存中發展出頑強的抗葯性能。[21]
然而中共也為他們的幸存和最終勝利付出了代價。就共軍與國軍的殊死拼搏而言，首先是靠大量的人員犧牲來頂住和打垮敵方的。死者已矣，成千上萬戰死的農民子弟兵就不說了，需要追究的是那些活下來的成員。他們在習慣死亡的生存中逐漸變得漠視生命，其磨練得更爲堅強的革命意志明顯地標誌著中共大量黨幹軍幹人物貧血、冷血而嗜血的獨特面貌。殘酷的階級鬥爭塑造了幸存者存在的境況，他們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了殘酷鬥爭的工具。革命將他們革成了物，他們視殘酷為必要和正確，通過拉高就低的抹平方式，最終提高了自身的平庸。正是這種周劍岐稱之爲“殘缺物靈”的黨幹軍幹人物，凝聚了中國社會“平庸惡”的強大陣營。勤於田間農作的農夫不以腳上的牛糞為髒，那本是農作環境下一自然正常的務農心態，其中並不存在任何政治上正確與否的判斷。但當毛澤東硬是把那牛糞腳提昇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必須低頭膜拜的高度，硬是把自卑情結的價值昇華為崇高的美學，他本人便已在心理上出現了變態。沉默的民質於是遭到扭曲，被用來充實了革命的歪理，日常的舉止被造型為刻板的姿態，進而被賦予政治審美的模式，樸素的民風民俗就按照這樣的模式被編排成延安土窯洞文藝的狂歡節觀摩。臭裹腳布一旦被祭成一面戰旗，就有了毀滅性的魔力，在它的引導下，千軍萬馬齊奔騰，匯為一支海畔逐臭之夫的盛大遊行。
殘缺物靈的嗜血性特別表現為它對熱血青年的無情吞噬，按照周劍岐的統計，中共的革命養分包含了兩波青年的投入：一是北伐前後，黃埔與地方的中級幹部；二是抗戰期間，來自全國各地的愛國青年。這兩股左情左思的力量均在中共的内部鬥爭中被陸續消耗：一部分是流血犧牲，被消耗了生命；另一部份活下來的成員繼續留在黨内，他們則被消耗了人格和意志，變成了殘缺物靈。特別是經過延安整風的煎熬，在互相殘損中自殘自損的一群就像被老虎吃掉的倀鬼，他們把自己被傷害後的幸存融入害人的勢力，繼續在殘損他人的行動中存活下去。這又是周劍岐所說的虎倀症候群。那些懷著抗日熱情湧入延安的青年學生和文化人，在當初恐怕很難想到投入革命會陷入如此殘酷的内鬥，等他們在批鬥王實味等人的大會上嚇破膽也喊破了嗓子，他們的純真理想和朝氣便在革命熔爐中漸趨消磨，不知不覺地地陷入靈的殘缺，一個個都板結成可憎的政工幹部面孔。此後的運動接連不斷，從批胡風到批丁陳，直到反右，打倒別人的人在後來也都難以幸免地再被人打倒，最後經過十年文革浩劫，全中國整個地捲入了在互相殘損中自殘自損的瘋狂。
九 平庸惡與三鬼影
周劍岐談論問題時從不做一棍子打死的判斷，每當他把一條綫拉扯到趨於極端時，他的解析便適可而止，好像對剛做出的結論又打了折扣，他接著再拉出一條綫扯向事情的另一方面，在似乎顯得混淆和模糊的範疇内，他漸漸地清理出某種召喚性的澄明。周劍岐年輕時曾對現象學有過一陣子苦讀苦思，至今在他的抽屜裏還保存有兩大本讀胡塞爾、海德格等人著作的筆記。我翻閲過他的筆記，面對那些已經褪色的英文筆跡，我只能淡淡地感受到他年輕的思辨激情退潮後留下的幾絲殘痕。好在他學無所成，沒把那門高深的學問做成他此生的飯碗，沒出息成一位執教或著書的現象學學家，而是僅從中受了些熏陶，感觸過幾縷靈思，品嘗到一點妙味。
對海德格的高足阿倫特（Hannah Arendt）所說的“平庸惡”（banality of evil），周劍岐獨有他在中國語境中的心解。阿倫特說過：“惡只是極端，絕不是根本，它不但毫無深度，也無任何強力的向度。它像黴菌一樣四處瘋長，大有荒蕪整個世界之勢。正如我說過，惡是抗拒思想的，思想要達到某種深度，要趨向事物的根源，但它對惡卻無能爲力，因其原本就一無所有。”這就是阿倫特有關“平庸惡”的著名論述。[22] 阿倫特的“平庸惡”可謂從根子上給毛澤東及其一夥定了品位。對搶糧食挖浮財鬥地主，直到後來搞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文革中全中國被拖入自相殘殺的混亂等一系列野蠻罪行，毛始終都自以爲是，從無自省和反悔，而中共集團，不但至今拒不檢討，甚至不許有思想要論説的人對他們提出任何批評。爲什麽他們會如此頑冥不靈呢？原來，那個被稱爲創造了毛澤東思想的偉大領袖，壓根就沒有思想，他沒有意願思考自己的所作所爲，而跟著他幹革命的千千萬萬共黨庸人，甚至連思考的能力都不具備。看來，我們的古人早就對“平庸惡”有所針砭，僅看“頑冥不靈”這四個字，真可謂把那種沒有思想的狀態點得惟妙惟肖。平庸惡就這樣使平庸的共產黨人弄權操控在自由同左的結盟與中資下愚的盲眾之間，上採補左的精血滋潤自己的平庸，下藉助激蕩群氓的濁浪洪波壯大自己的淫威。按周劍岐的分析，“從左與自由的深層情意結構，轉到一黨獨霸暴力專政的深層情意結構，看起來是相互對反的，但在歷史現實中，它們卻是難兄難弟，如虎如倀，在歷史災難的暗夜裡，一前一後，如影隨身。”（《從左傾情綜到殘缺物靈》）在利用左的動力掀起一個又一個暴烈行動的過程中，左的資源總是被作爲推進衛星上天的多級火箭而遭到陸續的廢棄。因爲平庸的黨幹軍幹人物一旦面對左氣昂揚的自由傾向，立刻就會為自身的心智貧瘠而感到危機，他們是在與左傾勢力打得一團火熱後，很快便轉向總是憤憤不平，隨時準備起哄的盲眾，唆使和縱容那一幫普羅畜群的鐵蹄狂奔而去，將一批批青春熱焰的精英都踐踏成肉泥。試讀周劍岐簡要勾繪的六十年左傾動力曲折圖：
中共1949前，靠左與自由民盟，拖垮國民黨。49年後把自由民盟打為右派，靠左冒進把國民經濟搞得奄奄一息。知錯的務實派偷偷摸摸，想以生產力為號召的社會主義往現代化的世界潮流靠攏，反被文革的左鬥成走資派。六四流血到改革開放後的共產黨，大多談左色變。但打天下暴力專政的道德正當性，卻仍是左的，是而三個代表的轉向，有其布黨邏輯的迫急性。是而三個代表的論述，要比左與自由更貼切中共的政治現實。但左與自由同三個代表卻是兩組不同而無可交接的話語。（《從左傾情綜到殘缺物靈》）
但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左勢動力的定位已發生了變化，隨著中共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換，左勢動力從以前的壯陽性刺激漸成爲弄不好就可能造成大麻煩的政治干擾。中共當局今日與左勢動力的尷尬相處，真可謂養左遺患，自詒伊戚，已弄得自己左右都不是人了。自從鄧小平南巡中在談到既反左又反右的問題時特別強調要反左的方向以來，左症一直是中共當局的心腹大患。中共至今在政改上之所以舉步艱難，與其說是單純地恐懼民主，拒絕憲政，絕不照搬西方的模式，倒不如說是要命地懼左，自上至下都擺不脫左情左思後遺症的困擾。周劍岐將其總結為“三大鬼影”：“一曰毛澤東的父性崇拜；二曰共產黨革命救亡神話與沒有共產黨中國就會大亂的深層自欺；三曰中國受難的貧苦大眾，被共產黨迫害的冤鬼，以及童稚麻木的大眾文化。”此三大鬼影幾乎成爲中共當局頭上的懸劍。他憂慮地指出，
若不為此三鬼解咒，中國近代史與過往是斷裂的。任何政治改革都可能被三鬼附身，引入歧途，尤其是民粹式的民主與平等。大陸民主的機遇指日可待，說來就來。但大眾文化仍停留在解放前後的前現代的政治童稚期，精英文化卻沉耽於後現代超現實的政治話語，逐漸成形的中產階層只能活在紅塵洋場官商營利的半下流文化中，讓技術官僚擁著權貴，獨霸行政法權與正當性，而人代政協以娼妓之質把憲法錯亂為全民的賣身契。入世、申奧、三代表、十六大的現實，而國內耽迷在左與自由的口水論爭，海外論述精英聯盟賣身以助中共執政興國，此大勢正足顯示此三大鬼影仍在左右中國的精神現象與歷史辯証。
真正的政治体制與惡質文化的逐漸改造，必得在技術官僚宏觀調控，多次失靈後方會開始。而積弊經年，落伍保守的勢力，在改革開放中，藉機已樹起各自的堡壘與法規的掩護。若不為左情綜解毒，未來的政治與文化抗爭，仍有落入無理想的殘缺物靈的歷史旋渦的可能。（同上）
三大鬼影中，我看最難驅除的就是“中國受難的貧苦大眾”。在改革已搞了三十年的今日僵局中，前兩個鬼影的浮沉出沒，在一定的程度上都反映了後一個鬼影的不滿和欲求。權貴與資本的結合使得中共當局與左和自由以及廣大民衆的關係變得遠比以前複雜，毛澤東的父性崇拜成了各方勢力用以滿足其表達訴求的武裝工具。從胡錦濤前拜西柏坡後上井岡山到弱勢群體示威時打出毛像壯聲勢，直到不滿現狀者懷念毛主席及其“清廉”的五十年代，經濟起飛中出現的任何不義不公現象——貧富差距，下崗潮，三農問題，拆遷和徵地糾紛，自上而下的腐敗——都不同程度地刺激到左情左思的蠢動，甚至在當前維權活動、政治異議和民運話語的衆聲喧囂中，都或多或少地摻入了與三個鬼影糾纏不清的雜音。當中共當局的專制腐敗被描述得越來越像中共左派人士當年所口誅筆伐的國民黨當局時，形形色色的反共話語聼起來也就越來越像來自那個年代左情左思的回聲了。反共情緒與戀共心理就這樣以連體嬰兒的方式滑稽地固著在中國人的政治無意識之中。
馬克思說過，“要求抛棄關於自身處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棄那需要幻想的處境。”中共當局與當今的既得利益者或未得利益者，乃至受害者、反對者，都必須抛棄各自的處境所共同需要的幻想，因爲正是囿於此一共同需要的幻想，左症才得以延續它作祟的邪力。托福勒在其近著《革命性的財富》一書中指出，中國當前最大的麻煩是三波浪的重疊，前現代的農業人口正在分化出一部分流向現代的工業城鎮，後現代的高科技白領階層與大量的低收入者拉出了過於懸殊的差距。西方國家分階段走過的路程，如今在中國竟共時性地交錯在一起，壘成了新舊問題堆積的金字塔。面對法輪功的興起和基督教的迅速傳播，托福勒模糊地感覺到另一個比周劍岐所說的三個鬼影更為可怕的鬼影：某個噩夢般出現的毛二世人物。他說：“在一個渴求取代近乎宗教的共產主義的國度内，這個毛不是共產主義的毛或資本主義的毛，而是一個可將農民、工人和年輕的第三波因素積聚在一面宗教旗幟下的毛。”[23] 此噩夢般的鬼影正是中共的前世孽障，不難想象，中共當局也正是因深懼其獸樣原形之醉後再現，才對法輪功和地下教會採取了殘暴迫害和嚴加取締的手段。曾經靠被壓抑在黑暗中的粗暴力量和左情左思取得勝利的共黨庸人集團，如今踫到了最頭痛的事情：點火者終於點到了引火燒身的一天，他們吃驚地發現，他們自身已越來越深地陷入了那兩股力量的擠壓之中。三個代表的修辭不管說得多麽好聽，其革命黨的前身與執政黨的現狀早已矛盾百出，無論如何都拉扯不到一起了。
下一步到底怎麽辦？中共的遁詞不管說得多好聽，最終都逃不過剝皮賣肉的蛻變。那時候“偉光正”的蝸牛殼一旦破裂，暴露在衆目睽睽之下的就是一條滑膩蠕動的軟体蟲了。
十 展望：民德自新三大波
托福勒的預測未免聳人聽聞，對於此類西方學者就中國現狀所發的宏論，吾人自不妨姑妄聽之，權作爲參考放到一邊好了。周劍岐雖耽讀西人之書，卻很少以偏信的態度妄傳西書之論。比如，對於近年來被海内外華人論者作爲普世價值熱談的自由主義、民主、憲政等問題，他不但從未湊熱鬧隨大流一起鼓噪，反而不避保守之嫌，對文本上的自由主義論調提出了嚴肅的批評：
近期間讀海外對中國自由主義的歷史評述，此等文字剪貼的論述益為顯露，不論反對與同意，知識份子心目中的自由主義，只是書齋裏書本上政治學教課書中的自由主義。從不知自由主義之為一社會變動中爭身家產業財稅自主自律的群體政治意願與潛在潮流，在馬克思的話語中應是“資產階級的革命精神”。換言之，不只是盧梭的柔情，洛克的鄉紳優雅，與孟德思鳩的節制有度。而是克倫威爾的劍，羅勃斯卑的段頭台，輝格的貪婪，拿破倫的騎兵，才有民主社會自由文明的果實。就因為中國從沒有過如此的自由主義，才會有痞子流氓帶頭的共產主義，任意玩弄文字，而一批唱鴛鴦蝴蝶式的書齋自由民主的自由主義文人奴從其後，高歌社會主義祖國新民主萬歲。等到反右，被割了尾巴，吃盡苦頭平反後，仍覺十分委屈，仍以民族主義與理想主義的藉口，一面為共黨的黑歷史編說辭，一面為自身的奴從愚蠢作粉飾。若仍一味把自由主義限定為個人個性與一己意願的伸張，就難免落入了土八路共產黨祖國民族集體主義情綜的陷阱。從1931到2001，以民族主義與理想主義的面具跳加官的猴戲，把戲沒變過，音樂一響，自有群猴起舞，漫山猿啼，連割過尾巴的也蠢蠢欲動，悲哉。（《中國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袁偉時、潘惠祥是我所謂的文字自由主義的歷史學者，他們活在後西方資產階級革命下的文字話語世界。他們要求歷史事件與人物能合乎自由主義人權憲政的理念。當歷史的天足，不合他們的小鞋時，他們有與左症一樣的義憤不滿。
文字自由主義者往往得依附一殖民的現成文化租界(西方主義)的話語。開口洛克，閉口盧梭，從不知資產階級政治的創世紀是怎麼發生的。其等上賊船後(不論是列寧的斯大林的，還是毛澤東的)，還想掌舵的天真，無關乎道德勇氣，識見不足而已。善從來不是現成的。誠如克爾凱郭爾所言，“無知即罪”。中國自由主義是一進口啟蒙西方的道義光環來掩護精神貧血症，就像一從不知奶牛之為何物，卻堅持每人都應喝牛奶的阿木林。以西方主義的話語來看中國歷史，就更是莫名其妙了。（《民國世界的義烈血性》）
要充分討論這方面的問題，恐怕得另文深究，我在此只能三言兩語來概括一下周劍岐反復申説的要點。他所批評的不是民主、憲政、自由等觀念本身，而是批評此類觀念的傳播者僅在文本上誇誇其談的態度，以及他們對西方國家爭自由民主，建立憲政的過程視而不見的盲點。他特別指出，民主、自由之類的高調乃資產階級革命過程中及其勝利後的論述和修辭，而此革命之得以成功，民主憲政和自由平等之得以維持，則與該社會制度下民德的培育有著很重要的聯係。社會秩序和民風民氣不是僅慿主義的貫徹，觀念的宣揚即可得到提昇的，從蘇共到中共的意識形態破產已證明了觀念動力的虛幻。共有的價值是共同體中的所有成員活出來的精神，是普通人飽滿的生命力開花結果的東西，絕非輕飄飄的泛文泛情所滋生得出。因此，展望未來，周劍岐巡視的眼光並未投向學院精英的論壇，而是落向了民間的厚土。他認爲，“文明的新機往往起之於邊緣厚實強勁的生命，它可以是聖潔自信而良善的，但也可以是原始粗野而強暴的。尼采超人的不測危機即在於此。華夏後現代的生命邊緣和腹地在哪裡？南下北上的流民外勞？鄉鎮企業或民間社群？也許正有一個英雄出漁樵的時代等在前面，華夏的質地將以民德自新，君子自強的精神出現。其間最大的挑戰即在，如何將怨憤與貪婪下的平庸與扭曲，轉化為因神明誠敬而可能的崇信愉悅與涵容感通。”（《斷岸叫西風》）他將此形而上質地的轉化稱之為君子革命。
而這一場新民德的華夏再生，必先經過爭身家產業的新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再繼之以後毛鄧的新江湖政經團體——周認爲用“新江湖”要比那個譯自civil society的“民間社會”更實在——爭財稅自主自律的立法鬥爭 ，這期間還會有不知道多少難以預測的黑白雜交和優劣較量，直到形成了公德私德的整合，才談得上民質的復原和民德的重建。這三場革命也是三大波，但卻是漸進而隱蔽地推動著的三波，它們與托福勒所說的三大波交織在一起，並釋放出一種將托福勒擔憂的危機和不太明瞭的混亂化解為新的生機的動力。
頭一波的衝擊必須從加強商務文明的勁力上起步。商場一如戰場，商務文明的勁力不是按照黨的政策能閉門造車搞出台的，“數量管理、規則運作、品質提昇均是生存競爭下的本能與手段。紳士風範的底層是，武士的榮譽，商人的利潤，僧侶的救贖和工匠的技藝。知識的工具性與真理性，服事於歐洲民族終極價值與民德內涵的內在必然。商務、科技、民主、法制均有其倫理德行的一面，而統攝於公義與自主之西方民德之內。”（《民德與君子》）因此，必須在認識西方民德的基礎上磨礪華夏的民質，才可能走出中共缺德教育的困境。對改革開放以來的混沌狀況，周劍岐並非如流行的批評論説那樣，僅籠統地貶之為權貴資本主義。他仍然秉持其一貫的辯證洞察，透過那混濁的汪洋，他在尋找一線明滅閃現的可能性演變。這不是他的臆想，是他從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引伸過來的延長綫，從民國世代被中斷的現代性延續下來的接頭綫，是他多年來觀察思考所瞭望到的地平綫。他指出:
當稅務、地權、農商、社資、統獨、產業、金融的動蕩矛盾週期化中，出現各型瓶頸時，專政黨權不得不訴諸憲法與政務協商的方式，在新的公私勾結，商業族群的利益結構，以及舊的農村國營中層定薪依附集團間，為了給自身尋求存亡的平衡點與合法性時，全民制產業與產權立法的意願就會悄悄啟幕浮現。在外觀上，它會是新型資產階級匯集城鄉中小型產業主的聯盟，以爭取合法的政經立法權。在底層上，它會是腐蝕性、顛覆性、狡黠性、實務性、妥協性、勢利性、競爭性的；換言之，它是帶著資本主義的精神的，它來自狼窟熊穴滋養出的頑強自然生命，毛鄧一生趕資本主義的鬼，但事實上，連半個鬼影子都沒看過，沒想到摸著石頭過河，還沒一半，鍾馗自己倒讓鬼附了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個新的世代，將以勢利冰冷的邏輯，替代封建權力的話語，從民間的山林市井中鼎現天命，而為一個盲信妄行的世代，悄悄地挖墳送終。待資本商品的規律成熟到一定程度時，物化的運轉為開物成務，才德效率的倫理形成有利的客觀條件時，熊狼之質亦能成虎豹之德。（《民德與君子》）
不要只看到今日的權貴還鋪天蓋地地寄生在資本之中，也不要因此便以爲金錢就是絕對的腐敗。惡與惡相惡，往往會踫撞出非惡，儘管它還不是善。但面對惡的鐵門，正義修辭的攻克力卻總是顯得銀樣蠟槍頭的疲軟。中共注定是要在自身的交叉感染中生瘡流膿了，要觀察周式三波說好戲的人，不妨冷下面硬下心來，挺起自己的承受力和免疫力穿越當今的社會潰瘍，以現實主義的清醒目光洞察民質恢復的端倪。
按照周劍岐的勾繪，“捍衛恆產後，天道德義在人間的履現方能有物質基礎。”也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才談得上“以德聚財，以財養德，而在跨國商務、地方企業、民間社團中所匯集的新的豪強才得以進入議會，明文立法，來構制和凝結地域次結構實力的有形的民間管道與網絡。”（同上）這時候，君子革命才得以水到渠成。君子革命與全球化背景下的第三波文明是同步並進的，隨著先進地域之間的科技落差逐漸縮小，在不同的國度、地區和社群之間，優勢與劣勢的競爭，貧富強弱的對比，就不再只是憑仗財力和物質，而更要取決於各自的生命倫理與群體和諧所呈現的精神質地之差異了。這就是說，物質文明背後的精神文化將是保証物質技術是否能精益求精和持續發展的決定因素。此即周劍岐多年來在他的文章中反復申辯，亟欲重建的民德。中國與中國人，是新生還是劣質化？這的確是一個令人焦慮的問題。因爲“一個厭棄自身根源的民族文化，不可能成為孕育文明新基因之來由之一。生物性的多數，並不保証靈魂素質的延續。文化中之生命氣質，一如將斷種的稀有動植物，一旦被混種同化，很可能就成為弱基因而不再生現了。”（《無信不立——中國宗教精神的扭曲與衰落》）
餘論
周劍岐這些古拙的措詞用語——諸如“民德歸厚，開物成務，崇德而廣業”等華夏文明古訓——置諸今日紛亂的時髦語境中，顯然不易引起一般讀者的理解和重視，包括我自己在内，初一接觸，多不甚瞭了，很難一下吃透他的意思。十幾年前我讀到他交給我讀的那些文章和乾條條時，也曾不以爲然，戲稱其“民德說”為浪漫的倫理抒情。對他不斷寄給我文字，好多年來，我一直都堆在一邊或存入電腦，並未給予認真而全面的回應，致使他撫卷自惜，大有古道西風下一匹瘦馬獨行在天涯的蒼茫之感。
那“古道”就是他憑著血性思索活出來的對華夏民質民德的體悟，“西風”則為百年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衝擊下，帶給國人和他自己的種種影響，而“瘦馬”就是迷失的古道，尚未轉化到現代性中的傳統，以及他這個執著的論説者在當前的孤立處境。
只是在後來經過反復交談和相互溝通，我逐漸摸清了周劍岐那些長期以來我都覺得陳舊、含混的論述，才開始領會到他深沉的心意，才梳理出他連貫的思路，才對他獨到的思考有了仔細咀嚼的興趣，最後，才決定寫一篇公開評介他的文章，把我這些年讀周文、聼周說的感想講給普通讀者。這就是本文寫作的緣由。
寫這篇數萬言的長文，首先要表達我對周本人的回應。投桃報李，我收了他那麽多手寫的，電郵的文字，也的確該有個總的回應了。之所以公開寫出我的回應，當然有意要向網上的讀—寫公衆盡我力所能及的導讀之務。為吸引更多的讀者有興趣上網去讀周的原作，我不但經過精心編排，把這篇轉述他人思想的文章用我自己發揮的口氣表述出來，更經過反復挑選，從他網上那榛楛叢生的文集中剪裁了大量精辟的段落，作爲引文插入我的論述，以期讀者能在我捧出的這一碗糊辣湯裏多品到一些周文的原汁原味。
“花外春來路，芳草不曾遮”，周劍岐的“古道西風瘦馬”感，到此該有所寬慰了吧。有一條逐漸明晰的地平綫已呈現於我們眼前的視野上，我從電腦鍵盤上敲出的每一個字都飛向熹微的晨光，化作了閃閃的亮點。
2009年2月
[1] 讀者若有興趣了解這些會議的情況，可參看“周劍岐文集”中以下各篇中有關會議的綜述：《後現代東亞文明精神生命的動向與展望》（1994）；《華夏文明的異化與再生——文化深層結構與脈絡的反思》（1999）；《傳承中華新文化——從花果飄零到浴火鳳凰》（2006）。
[2] 關於價值序列的論述可參看Max Scheler, The Formalism in Ethics and Non-Formal Ethics of Value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在 pp. 86-87中是這樣說的，“在整個的價值領域中有一獨特的秩序，即一切價值所具有的序列。正因如此，價值有高低對比之分。此一秩序乃價值自身的本質，其性質一如價值的正面與負面之分。”為避免打斷行文，特在此稍作説明，下文將詳加發揮。
[5] 如孫郁在《民国文人的趣味与操守》（見《南方周末》，2006年8月10日）一文中便就很多民國文人的趣味与操守總結說：“外來的與固有的東西有時還處於碰撞的狀態，間或還顯得錯雜、零亂的排列，不過以我的看法，恰恰是彆彆扭扭之中，誕生了罕有的生氣。古無此類新人，今無其繼者，那也像六朝之人，後人只能愛之而不可及之了。”他還說：“那時的中國正從晚清到民國，軍閥混戰，文人團體都在尋找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他們當時思考的問題、生活的情調和興奮點和現在的我們完全不一樣。文化處於過渡階段時，最大的豐富性莫過於不舊不新又舊又新、不古不今又古又今，不中不外又中又外，所以那個時代的文人身上，會自然散發出那種鬆散的、自娛自樂的趣味。而這種儒雅、混沌、自然、悠然的文化狀態，現在都被那種學科化的，非常條理化的東西代替了。現在的文人學者都各幹各的，在自己的專業中打拼，但也因此成為被馴化的、單向度的人。這是看似現代化進程中最遺憾的事情。”
[7] Richard J. Ellis, The Dark Side of the Left: Illiberal Egalitarianism in America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1998, pp.1-14 )
[12] 在《無信不立——中國宗教精神的扭曲與衰落》一文中，周劍岐說：“與康正果談文革、惡官、刁民與儒家。我強調有清一代，是被征服的一代文化惡質低能化因素之成形。在我眼中，儒的精神已隨宋明衰亡。花果飄零，靈根自植，不僅是曾、左、胡、康、梁而後知識份子的命運，也是儒門不得不沉潛山林市井，結合民間社會，不再存聖君外王的迷夢，而以民德自立自強再續命脈的新機運。儒在均產、減租、平權、德治、禮制上是穩健保守的，但在是非善惡、明德、新民上應是積極進取的，在順天應人的情況下，還是激進革命，殺身捨生，在所不惜的。儒在大局的考量上理應是左派的。”
[13] 參看姚大中《近代中國的成立》，三民書局，1985年，頁406-407。其腳註引朱琳《洪門志》序曰：“洪門組織，自明末清初，於今三百餘年，歷史悠久，勢力龐大，人多稱為‘秘密社會’，忠國勤民，卓具功績。原本天賦人權，倡導‘民族革命’，並以‘反清復明’運動，建立‘民國’基礎”。
[14] 正如周劍岐在《血性江湖的悲劇》一文中所說：“江湖未必是一個俠義公道的世界。它黑白混雜，良莠不齊，有其特殊的語言價值與群集結社的規律，但均帶有強烈的地域民風色彩。也有它滋長寄生的經濟行業，謀生技能等特殊社會結構與文化。”
[18] 見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trans. & edit. by Walter Kaufmann, Vintage Books, 1967), p. 159.
[22] 轉引自Richard J. Bernstein, Hannah Arendt and the Jewish Question (The MIT Press, 1996), p. 167. 此外，也可參看克里斯蒂瓦《漢娜·阿倫特》（劉成福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惡的平庸”一節，頁143-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