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 云
作者简介：舒云，女，安徽宿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69年8月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一团六连，1972年入伍，服役30余年，曾在兰州空军司令部电话连、兰州空军医院、总政门诊部、北京军区聂荣臻传记组、北京军区政治部编研室等任职，曾参与为林彪、聂荣臻、罗瑞卿、杨勇等将帅作传。
（为作者近照）出版有《啊女兵》《中国女兵揭秘》《大将罗瑞卿》《百战将星杨勇》《林彪传》（上下）《林彪画传》《林彪事件完整调查》《百问九一三》《林豆豆口述》《制造明星——严寄洲口述》《林彪元帅最后七年——林彪秘书于运深口述》等书，与李德合著《林彪元帅年谱》（上下），合编《林彪元帅文集》（上下）等书。著有《1980年林彪、江青案审考疑》（舒云文革电子书第一集，2022年8月），整理《姜作寿回忆录——我所知道的九一三事件》（舒云文革电子书第二集，2022年9月），主编《林彪影集1907-1950》（舒云文革电子书第三集，2022年9月），《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倒台”记》（舒云文革电子书第四集，2022年10月），《北京军区杨勇、廖汉生被关押始末》（舒云文革电子书第五集，2022年11月），《严寄洲讲述八一厂文化大革命》（舒云文革电子书第六集，2022年12月）。已在《昨天》发表：（整理于运深口述）《我给林彪当秘书的最后一年》《林彪事件中的两个谜团》《林彪知道去苏联吗？——与张光渝先生商榷》（第56期，2015年8月30日）、《谈张春桥与文静》（第67期，2016年4月30日）、《重新解读1965年上海会议》（第121期，2018年11月30日）、《打倒罗瑞卿是毛泽东战略部署的第一步》（第125期，2019年2月28日）、《毛泽东与林彪怎样一步步走到“九一三”》（第135期，2019年8月30日）、《关于录入米家农遗稿的说明》（第138期，2019年9月30日）、《“九一三”事件后的大清洗》（第147期，2020年2月29日）、《严寄洲讲述八一厂文化大革命》（第164期，2020年11月30日），节选、注释《张逸民回忆“九一三”后囹圄16年》（第176期，2021年5月30日），录入、注释《张逸民回忆1967年军训上海交通大学》（第182期，2021年8月30日）、《深切怀念我最尊敬的阎长贵老师》（第183期，2021年8月30日）、《打倒罗瑞卿是毛泽东个人的战略部署》（第200期，2022年5月30日）、《〈林彪工作札记〉是伪造的“林彪日记”》（第210期，2022年10月30日）、《有关公安部长李震自杀原因的另一说法》（第228期，2023年7月30日）等。近年在写作之余还热心参加了《昨天》的义务校对工作。
《解放军报》是中央军委机关报，创刊于1956年1月1日。文化大革命初期，《解放军报》有过一段高光时刻。
文化大革命前，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就跟不上领袖步伐了。毛泽东曾说《人民日报》十几年不听话，他公开宣布不看《人民日报》。
早在姚文元文章和“五一六”通知发表之前，《解放军报》就在林彪直接过问和具体指示下，对于不久即将发生的这场“政治大革命”和“阶级大搏斗”进行了有目的、有步骤的舆论准备。军报禀承林彪旨意，在报纸宣传上不断推出许多标新立异的言论、口号，发动了一浪高一浪的宣传攻势，使军报在我国新闻界以及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并独树一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军报奉命派出干部参与接管和实际主持了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中央和首都各大报社的宣传工作，连作为全国新闻中心的新华通讯社，也由军报的一位副总编奉命担任新的社长。实际上当时军报人员夺取并执掌了中央主要的新闻宣传阵地的指挥大权。
1966年5月30日下午，刘志坚（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在钱抵千（总政宣传部副部长）陪同下，召见唐平铸、胡痴和朱悦鹏（军报记者处处长）、李恒起（军报通联处处长）。刘志坚宣布，中央决定由陈伯达率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工作组成员由军队干部钱抵千、朱悦鹏、李恒起组成。李恒起提出自己长期管通联，并不精通报纸版面和文字，怕有辱使命，建议改派能写会编的尚力科（军事工作宣传处副主编）去。唐平铸、胡痴都表示同意，经刘志坚批准，尚力科替代李恒起。
5月31日上午10点，军报一行人到钓鱼台报到。陈伯达告诉他们，文化大革命是从意识形态上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把被资产阶级控制的舆论阵地与领导权夺回来。并要他们当晚拿出一篇社论稿，明天见报。
当天下午3点，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会议，除陈伯达、康生和刚组建的人民日报社工作组外，还有中央各大新闻单位中层以上的干部。邓小平宣布，经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重要决定，向人民日报社派出工作组。从5月31日晚上起，由中央工作组领导人民日报社的宣传工作。邓小平说：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人民日报社在宣传上总是跟不上形势，许多重大问题都是由军报首先提出，这已引起国内外注意，外电认为这是由军队报纸“领导”中央报纸，这一极不正常的状况必须予以改变。接着康生又讲了一大段，他痛骂人民日报社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与中央的步调极不一致，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怀仁堂会议开了两个多小时才结束，陈伯达率工作组成员马上返回人民日报社，报社各部门负责人已经就座，陈伯达一进会议室就宣布，从现在起由他为首的工作组接管并领导《人民日报》的工作，报社原领导人“靠边”，不得插手干预工作组，各部门负责人也要工作组重新任命。
这个会议结束时，距陈伯达规定的交社论稿的时间不到三个小时，钱、朱、尚三人到东四附近的钱家边吃晚饭边议论，根据陈伯达讲的大意和林彪“五一八”讲话的调子，强调“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他们是不死心的”，号召“把所有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他们拿着2000余字的初稿赶往人民日报社。陈伯达、关锋、王力、唐平铸、胡痴讨论后，内容没有大动，只是标题略有周折。初稿标题“高举红旗”和“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早被军报用过多次，既没有新鲜感，也没有力度。钱抵千事先拟了几个标题，其中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毛泽东是赞成这个口号的，1966年8月28日，他在接见唐平铸、胡痴时说：“现在学生心思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我们在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不要违反学生的潮流。”陈伯达根据讨论结果圈定社论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
6月20日，陈伯达在人民日报社全体大会上宣布，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出任《人民日报》代总编辑。8月28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人民日报》代总编辑唐平铸、《解放军报》代总编辑胡痴谈《人民日报》改版等问题。毛泽东说：“邓拓、吴冷西都不听话，你们听不听呀？你们是军队的，可能好些”。
林彪多次要求“军管”《人民日报》的军报人员定期向总政治部汇报情况。但是，谁也没想到，在《解放军报》“军管”《人民日报》后，《解放军报》本身却又发生了一场激烈斗争：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肖力，以其独一无二的背景，“奉旨”到军报，进而建立了以肖力为首的军报“红色政权”，把解放军报社90%以上的干部打成另类，使解放军报社成为军队文革的重灾区。
江青把肖力安排到中央文革办公室
肖力，1940年生于延安，本名李讷，毛泽东和江青唯一的女儿。1953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195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五年制），因病休学一年，1965年毕业，参加中央组织部“四清”工作团，在农村参加了一年的“四清”。
1966年7月初，肖力结束“四清”，住进钓鱼台11号楼。这时中央文革办公室刚成立，来信呈井喷状。穆欣（中央文革成员、《光明日报》总编辑）遵照江青旨意，安排肖力在办公室办信组，主要拆看写给陈伯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群众来信。肖力说活、办事干脆，能抓住来信的主要内容写出摘要和处理意见，文笔流畅，字也工整漂亮。三四十封信，她两三天就办完了。在办信组几个工作人员中，她的办信质量最高。（图为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左起李讷、江青、毛泽东。李讷身后浅色衣服者是唐平铸）
7月下旬，中央文革办公室成立党支部，开会讨论的第一件事就是肖力预备党员的转正问题。以后江青对胡痴说：李讷“是预备党员，我让戚本禹（中央文革成员、办公室主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赶快给她办转正手续，办完后就把档案直接送给你，由你亲自保管”。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中央有通知，暂停党员发展和预备党员转正。戚本禹说：“这件事，别的单位不能做，我们能做。”办公室只有肖力一个预备党员，她预备期已满，工作又需要，作为特殊情况处理。关锋（《红旗》杂志编委）、戚本禹、穆欣、尹达（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考古所副所长、历史研究所第一副所长、中央文革小组早期成员）等出席会议，中央文革办公室党支部组织委员王广宇主持，支部书记范恭俭宣读中组部“四清”工作团党组织的书面意见，认为肖力在农村“四清”中表现良好，具备正式党员条件。与会者一致同意肖力转为正式党员，报中央办公厅党委批准。肖力在进解放军报社前，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肖力在中央文革贴出小字报
肖力办信的时间不长，就有些坐不住了。她对王广宇说：“这么多年轻大学生调到办公室工作，没有经过实际工作锻炼的‘三门干部（家门、学校门、机关门）’，在钓鱼台这样优裕的生活条件，对他们锻炼成长很不利。在政治上也没有经过大风大浪考验，到中央文革就进了‘红色保险箱’，成了当然的左派，他们很容易飘飘然。”王广宇没有表态，也没有向上反映。
一段时间后，肖力看她的意见没有被重视，就用16开白纸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钓鱼台16楼中央文革小会议室的外墙上。字数不多，但句句尖锐，说中央文革办公室成立以来，工作一直没有走上正轨，工作没有章法，工作人员虽然辛辛苦苦，却整天忙忙乱乱，工作不得要领，陷在事务主义中。而办公室领导却很少过问。年轻的工作人员在钓鱼台这样优裕环境里，如同在“红色保险箱”里，这对他们的培养、锻炼很不利。办公室工作必须大刀阔斧地改进，否则无法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肖力的小字报引起办公室主管王力（中央文革成员、中宣部副部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戚本禹的重视，他们在小字报上批了“接受批评，努力改进”八个字（没有署名）。几位新来的大学生贴出大字报支持肖力，其中一张大字报上纲最高，提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号召办公室工作人员起来造反。说钓鱼台并不平静，办公室同样也有阶级斗争，不要以为钓鱼台的人都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不要忘记，文革前住在钓鱼台的写作班子，理论家姚某、范某某、许某某这些人不都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了吗？大字报作者小胡、小雷都是大学毕业生，参加一年多“四清”后，分配到《红旗》杂志和马列主义研究院，文革初被戚本禹调进中央文革办公室。他们和肖力一样是“三门”干部。
中央文革成员议论，大字报中怎么写“以陶铸（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同志为首”？陈伯达秘书责问：“中央文革办的人居然不知道领导是谁？真是怪事！”原来陶铸在中央文革顾问中，排在康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前面，政治局常委中也排在陈伯达前。虽然因江青排挤，陶铸很少在中央文革露面，但小胡等人还是根据排名写“以陶铸为首”。王力宣布：“在我们中央文革内部，不搞‘四大’。工作中有什么意见可以反映，也可以写书面意见交给小组领导。办公室需要正常办公，不能把这里也搞乱了。”小胡被认为不适合在钓鱼台工作，调到花园村办信组。肖力被她母亲江青安排到军报后，“怕搞乱”的王力、戚本禹等人也大松一口气，总算送走小胡大字报的“始作俑者”，而军报却遭遇空前劫难。
一天晚上钓鱼台放电影，江青当着肖力的面对穆欣说：“穆欣同志啊，你怎么叫肖力天天坐办公室办信呀？这孩子本来胆子就小，你不让她出去见见世面，怎么锻炼她呀？为什么不让她出去闯一闯啊！”穆欣说：“办公室现在没有合适的工作给她，我们暂时让她办信，她可以随时出去活动，没有固定她的工作。”此后肖力以毛泽东“观察员”的身份，负责了解各大专院校的文革运动情况。她从不打招呼，想走就走。
肖力大学毕业不久，仍是学生式装扮，短发，旧蓝布衣服，圆口布鞋，夏天穿一条她母亲的黑裙子，混在大学生中并不显眼。陈伯达专门用粗黑铅笔和32开白纸，给她写了一个“手令”：“兹派肖力同志为中央文革驻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观察员。”此后肖力每隔两三天就去一次地质学院。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地院东方红核心组第一时间从肖力嘴里得知，策划了“一进地质部”的重大行动，在北京乃至全国都属“首创”，有力配合了“炮打司令部”的重大部署，地院东方红也名扬天下。朱成昭（地院东方红头头）说：“我们炮炮打响，一着都没踏空。”肖力在办公室也讲过，地院东方红的造反活动，是她的功劳。
肖力在中南海丰泽园有住室，但她一般是回钓鱼台11号楼，与江青同住。那时没有手机，电话也极少，毛泽东、江青多次寻找肖力，都找到戚本禹头上。有一天18点，戚本禹对王广宇说：“毛主席要见肖力，要她今晚回中南海。你知道她在哪里吗？”王广宇摇头，戚本禹说：“你不要小看这种小事，这是直接为毛主席服务……要保密，我觉得你忠诚老实才交给你，你一个人去办就行了，要想办法完成任务。”王广宇给几个高校打电话，都没有找到。肖力说过地院东方红正在地质部绝食静坐，于是，王广宇要了车，直奔地质部，找到朱成昭。朱成昭说肖力下午和他谈过话，晚饭前回中南海了。
不久后一天中午，江青要见肖力，戚本禹又派王广宇去找。肖力这一段主要接触北京红卫兵“三司”。王广宇叫了车直奔劳动人民文化宫，他对肖力说：“江青同志有事叫你回去。”肖力有些不太高兴，但也没说什么，上车坐到副驾驶位上，她不满地说：“我走到哪里，你们就追到哪里！”停了一会儿她又说：“老王，这事不怪你！”
8月的一天，叶群给军报代总编胡痴打电话：“江青让帮助李讷办一个记者证，到各地既方便又安全，你给她办一个吧。但要绝对保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胡痴问李讷的“讷”是哪个字，并说还需要两张半身照片。他让宋琼（军报记者处副处长）给李讷办了记者证，交给叶群。但李讷外出并未使用，她用的“李小江”的化名。
有一次肖力不辞而别，到天津后她写信回来，江青很不放心，说她是毛主席最疼爱的小女儿，不能让主席着急，要立即把她找回来。戚本禹和扮成北大学生的军报两名记者去了天津几所大学，都没有找到。宋琼又派女内勤和另两名记者去上海寻找，还是没有找到。最后肖力自己跑回来了，说她到山东爬泰山去了。
江青三番五次下令寻找肖力，为此“和主席大吵了一架”。她看到叶群把林豆豆安排到空军报社，决定让肖力进解放军报社，既约束她不到处乱跑，又在军报安插一个亲信。
1966年10月，肖力突然不来钓鱼台上班了。戚本禹交代，肖力还要回来看文件，凡是我们能看的都可以让她看。起初肖力还隔三差五回钓鱼台看文件，以后越来越少。11月的一天，肖力回到钓鱼台，显得很疲惫。受她父亲委托，肖力扮成红卫兵，和北京几个同学到外地去了半个月。
杨成武越权安排肖力到军报
1966年9月下旬的一天中午，代总长杨成武电话通知胡痴，江青要见他。当天下午3点，杨成武和胡痴分别来到钓鱼台15楼陈伯达住处，江青已经先到了。她说：请你们来，我想把李讷送到军队去，让她到军队锻炼锻炼，主席也同意。交给你们军队负责，这样也比较放心。这孩子才出大学校门不久，她学的是历史，肯用脑子，也能写点东西，我看比林豆豆强些。你们放心，她在政治上是跟我们走的。她的缺点是看问题有些片面，有点固执，要多帮助她。对她不要抓得太紧，管得太严，要发挥她的主观性。为了保密，给她改名肖力，你们知道就行啦，否则，她的活动和安全都会有问题。江青说完，陈伯达捧了几句场。
杨成武表示欢迎肖力到军队来。胡痴说：“是否通知萧（华）主任和主管军报的刘（志坚）副主任。”军报归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管，与总参谋部没有隶属关系。官场尤其军队分工明确，不能越权。杨成武本不该管这件事，更不能越过萧华表这个态，他犯了官场大忌。
江青说：“那就由杨代总长转告吧。”江青也在装糊涂，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是平级单位，何来转告一说？江青为什么不直接找萧华呢？原来抗战时期萧华在江青家乡山东诸城一带，对江青有一定的了解。文革前江青想进总政治部，被萧华拒绝，李讷进军报当然不能重蹈覆辙。
杨成武对胡痴说：“李讷是毛主席女儿，要好好帮助、照顾她。” 杨成武不知道，他这个越权举动不仅得罪叶群（林彪不管这种小事），也没在江青那里讨到什么好，一年半后的“三二四”他就倒台了。
1966年10月，戚本禹把肖力的组织手续交给胡痴，存入军报保密室。戚本禹办这件事非常积极，如果李讷继续在他手下，还不知道她会再“造”什么“反”，那一张小字报就让他吃不消了。戚本禹提出给肖力提一级，因不合程序没有办成。胡痴把肖力安排在军报《快报》组当记者。
文革初期，中央文革为及时了解和掌握全国各地的文革动态，在军报设立文革接待站，接待各地来访者。同时毛泽东指示军报编印绝密级内参《快报》。军报记者周游全国各地，带回新鲜动态，编成不定期的16开《快报》。《快报》强调“准和快”，一事一报，一个小时出版好几期。每期印30多份，随印随发，供毛泽东等高层领导阅批。文革接待站和《快报》起到了情况汇总、信息交流和联系协调等重要作用，是中央文革指导全国文化大革命的“调度中心”和“情报中心”。林彪曾赞扬《快报》“很有价值，提供了很重要的情况。”
军报记者几乎全力为中央办《快报》，胡痴亲自挂帅，宋琼具体主持。据宋玉芬回忆，宋琼经常到钓鱼台接受中央文革的指示。有一次江青还到军报来看宋琼，了解《快报》组的情况。肖力的小字报批评中央文革办公室的工作“杂乱无章”，“不得要领”，无法适应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江青等也认为办公室的工作不得力。他们认为原因是中央文革成员兼任办公室领导，无法集中精力管好办公室，于是决定中央文革成员一律不再兼任办公室的领导工作。这样，从军报调来宋琼负责。大约是1966年底，宋琼提出的改组办公室的工作方案被中央文革小组批准了。宋琼调走后，军报的和谷岩（记者处副处长）、栾宝俊等五人组成《快报》领导小组。他们都被卷进了军报“一·一三”事件，成为“胡痴阴谋小集团”成员。
《快报》组工作量大，人手不够，各大军区军报记者组的记者也被调来，还从新华社借了一批记者。那时候穿军装成风，不管有无军籍，都以军报记者的名义外出采访，想去哪就去哪，想找谁就找谁，畅通无阻。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执政后首次穿军装亮相，中央领导人也无一例外穿上了军装。本来是“党指挥枪”，军队“党化”，而这天的天安门城楼上出现了这么多“军人”，党中央忽然“军化”，并且是中共中央全体要人“集体参军”。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也强烈要求穿军装，戚本禹答应可以从总政领一部分军装，作为外出工作服，谁跟小组成员出去就换上军装。办公室从总政领来军装十几套，作为公用服装，不固定给个人，办公室几个主要工作人员才算有条件地穿上了军装。
1966年11月28日，北京举行文艺界文化大革命大会，谢镗忠（总政文化部部长）宣布中央军委决定江青担任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江青头脑一热，在大会上宣布，根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决定，将中国京剧院、中央乐团、中央芭蕾舞团、北京京剧一团等“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列入部队序列”。参军明明是军队的事情，江青凭什么宣布？此举惹来了源源不断的麻烦，很多文艺团体以及个人都强烈要求穿军装，军队根本无法落实，最后只能不了了之。当然，江青安排肖力穿军装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女“保镖”猜不出肖力的父母是谁
江青授意，为保证肖力安全，调一个女“保镖”。萧华、刘志坚和胡痴商量，从总政管辖的军事博物馆选调政治可靠、历史清白，又有一定文字水平的讲解员宋玉芬。她与肖力同年，已有六年军龄，父亲是中央监委干部。
1966年底，宋玉芬到平安里3号军报大院报到。宋琼对她说：“我们只有两名女同志搞内勤，她们都有孩子，不能外出采访。现在工作需要女记者，就调你和另一位同志（肖力）来了。”宋玉芬说：“我没有经验，当不了记者呀！”宋琼说：“我调查过你的情况，你可以边干边学。”正说着，一位身着战士装的女青年走进来，身材高挑、匀称，面孔白晰，白框眼镜，齐颈短发。宋琼忙站起来介绍：“这是肖力同志，也是刚调来当记者的，以后你们都在《快报》上班，住在一起吧。”
宋玉芬对肖力的第一印象还不错，都是战友嘛，她并不知道自己是“保镖”。直到1974年夏，她复员5年后在301医院偶遇宋琼，才揭开谜底。宋琼摸着头说：“小宋，为了你，我的头发差点被造反派揪光了。”原来，当年李志高等人造反后曾揪着宋琼头发审问“为什么调宋玉芬到报社”。宋玉芬说：“这也是我想弄明白的。”宋琼说：“当初肖力来报社，中央文革首长（江青）叫我找一位女同志贴身保卫肖力，我把你的个人和家庭情况都报告了，她同意才调你来的。这件事报社只有胡痴和我知道，那位首长不让说。”宋玉芬这才恍然大悟。
肖力和宋玉芬被安排在军报办公楼五层的一间向阳房间，两张单人床、两张三屉桌，两把椅子。肖力说她大学毕业不久，刚参军，部队里的好多事情都不懂。她看到宋玉芬有一本《入伍须知》，“你还看这个？”宋玉芬说：“部队人手一册，军委要求全军每个人都要学习！”说着她把《入伍须知》递给肖力：“你可以看看。”肖力笑笑把书放下。以后肖力说：“我刚来时，小宋还叫我学《入伍须知》哪!”言外之意是小看她了，她怎么会看这类“小儿科”的东西。
肖力第一次外出采访是到怀柔农村。除宋玉芬外，宋琼还指定记者处几位男记者和内勤金秀芳陪同。当晚，肖力、宋玉芬、金秀芳和房东母女睡在火炕上。宋玉芬和金秀芳共用一条褥子，肖力则单独睡在一边。第二天清晨，宋玉芬和金秀芳起床后，按部队老传统帮房东挑水扫院子，然后有说有笑用房东的脸盆洗脸。而肖力刷完牙，用毛巾从口杯沾水擦脸，她嫌房东的脸盆不卫生。
采访回来的路上大家买了一些糖葫芦，谁都没有吃，因为穿军装不能在大街上边走边吃。只有肖力拿起一串糖葫芦，边吃边问：“你们怎么不吃呀？”杨秉文忍不住四下望了望，也拿了一串糖葫芦，犹豫片刻吃起来。回到住处，大家才一人一串吃起来。肖力说：“小宋，你不是说你不吃吗？怎么现在吃起来了？虚情假意！”宋玉芬不客气地说：“大街上当然不能吃！”
宋琼调任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后，老记者栾保俊负责《快报》。有一次，栾保俊轻描淡写说：“以后出去别吃东西。”肖力生气了，第二天开会，她坐在栾保俊旁边，掏出糖果分给在座的人，故意不给栾保俊。她把糖送进嘴里说：“我就是要人家把我看成是好吃懒做的姑娘！”搞得栾保俊十分尴尬。
1967年3月3日，总政治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肖力一坐下就从挎包掏出一个苹果吃起来，又拿出一个苹果硬塞给武将。武将不好意思吃，递给宋玉芬。肖力说：“我是给你吃的，叫你吃你就吃！”武将只好把苹果拿在手里。宋玉芬对肖力说：“你没吃饭吧？”本想替她找一个在大庭广众面前吃苹果的理由，没想到肖力反问：“你又看不惯了吧？”确实宋玉芬看不惯肖力的一些言行，但总认为她是新兵，可以原谅。
相处几天后，宋玉芬问肖力：“你是干部子女吧？”“是呀！你也是吧？”“嗯，你爸爸是谁呀？”肖力笑着反问：“你说呢？”“是肖（萧）华？”长相不像，宋玉芬又想了几个姓（萧）肖的大干部，都被否定了。她根本不会想到她爸爸是毛主席！难怪宋琼对这位新记者那样客气，见了她都要站起来。肖力外出采访，宋琼组织庞大的采访组，老记者帮她写稿件，年轻记者是她的警卫员。作战参谋出身的军事编辑方抚时担任领队，一旦有事，就是保卫肖力的指挥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