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特权到底有多《独裁》
美国总统的特权到底有多《独裁》？《两院在手》美国总统特朗普不独裁也难。
新闻：《共和党重量级参议员听闻提名翻白眼：这是总统特权》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周三（11月13日）宣布提名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马特·盖茨（Matt Gaetz）出任司法部长。这一提名引发共和党同僚炮轰。
特朗普在声明中表示，马特·盖茨将致力于结束政府“武器化”，保护美国边境，打击犯罪组织，并恢复公众对司法部的信任。
他说：“马特将根除司法部的系统性腐败，重塑司法部，使其重新聚焦于打击犯罪、维护我们的民主和宪法。司法部必须以诚实、正直和透明为核心。在马特的领导下，所有美国人都会再次为司法部感到自豪。”
盖茨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回应称：“担任特朗普总统的司法部长将是我的荣幸。”
现年42岁的盖茨自2017年起担任佛罗里达州国会第一选区的众议员。他以强硬的言辞和争议性作风闻名，曾在去年成功主导罢免同属共和党的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这一举动震惊了国会。
此外，盖茨过去还曾被卷入联邦性贩运未成年女性的调查，但最终未被起诉。然而，众议院伦理委员会仍在调查他涉嫌性行为不端、非法吸毒、收受不当礼物及给予特殊优待等指控。如果盖茨的提名在参议院获得通过，这些调查将会终止。
共和党众议员马克斯·米勒（Max Miller）对这项提名表示怀疑：“我认为他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的可能性为零。”
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孔宁（John Cornyn）在得知这一提名后表示惊讶，并翻了个白眼：“这是总统的特权，我们没有选择。”
共和党参议员苏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也表示，她对这一提名“感到震惊”，并认为盖茨将面临严厉的听证质询。阿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丽莎·穆尔科夫斯基（Lisa Murkowski）则称这一提名“不在我的预期之中”。
民主党参议员迪克·德宾（Dick Durbin）认为，特朗普意图利用司法部对付政治对手。他表示：“马特·盖茨作为下一任司法部长将是一场灾难。他不具备必要的道德操守和法律判断力。”
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在接受NBC采访时表示：“这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内阁提名之一。盖茨不仅完全没有资格胜任这一职位，他也缺乏应有的品德。”
前司法部官员哈里·利特曼（Harry Litman）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这是个灾难性的决定，灾难评分从1到10的话，我给它10分。”
尽管盖茨拥有威廉与玛丽法学院（William & Mary Law School）的法律学位，并曾在私营部门执业，但他从未担任过联邦检察官。一般来说，司法部长多为具有丰富检察经验的法律人士，盖茨缺乏这一背景也将在参议院提名听证会上成为争议点。
新闻：《盖茨被提名司法部长：称将废除FBI 曾涉性贩运少女》
盖茨被提名司法部长：称将废除FBI 曾涉性贩运少女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13日提名极具争议的共和党众议员盖茨（见图）为司法部长。（法新社资料照）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Donald Trump）于当地时间13日提名极具争议的共和党众议员盖茨（Matt Gaetz）为司法部长，由于盖茨此前曾面临司法部调查，此举疑掀起了党内质疑声浪。
据《路透》报导，川普13日发出声明表示，“马特（盖茨）将终结武装化政府（Weaponized Government），保护我们的边境，瓦解犯罪组织，并修补美国人对司法部严重支离破碎的信任及信心。”
由于盖茨从未在司法部门任职，且未具备任何层级的检察官经历，《路透》指出，这名42岁国会议员已成为川普近日不断提名“缺乏经验阁员”的最新案例。
盖兹是极右翼强硬派共和党人，在2023年罢免前众议院议长麦卡锡（Kevin McCarthy）的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此举一度导致众院陷入空前混乱。麦卡锡成为美国史上首位被罢黜的议长，痛斥盖茨及其同伙是“疯狂8人帮”（Crazy Eight）。
盖兹13日被提名为司法部长，立即引发部分参议院共和党人质疑。参议院拥有否决该项任命案的权力。
《路透》称，据多家新闻媒体报导，共和党籍参议员穆考斯基（Lisa Murkowski）在国会大厦对记者表示，“我认为这对司法部长而言，不是一个慎重的提名。这不在我的宾果卡片上（This one was not on my bingo card）。”
川普2021年结束4年任期后，面临2项联邦刑事起诉，多年来一直对司法部颇有怨言，并誓言在1月20日重返白宫时，彻底整顿司法部。
盖兹13日公开表示，考虑废除隶属司法部的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引发舆论哗然。
此前，盖兹因涉嫌性贩运1名17岁少女，受到司法部长达3年的调查。盖兹办公室2023年声称，检察官已告知他“将不会面临刑事指控。”
盖兹目前仍在接受众议院道德委员会的调查，原因是他涉嫌不当性行为、吸毒及试图阻挠调查。盖兹否认了上述全部指控。
新闻：《特朗普“两院在手”，这回能废除美国教育部吗？》
随着白宫逐步进入权力交接，人们正密切留意特朗普在大选期间提出的竞选主张究竟将如何转化为实际政策。其中，一直被特朗普斥责充当所谓“觉醒文化”战争的工具、被威胁废除的美国教育部，其最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格外吸引众人的目光。
然而，美媒《华盛顿邮报》表示，废除联邦机构需要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尽管共和党已经获得参议院控制权，并被美媒预测大概率将拿下众议院，但特朗普可能仍无法获得足够的支持。
报道称，从政治角度来讲，虽然废除教育部并非绝无可能之事，但也会面临困难重重，因为一些共和党人也会同民主党人一起表示反对。比如在2023年，美众议院曾就废除教育部进行过一次投票，由于60名共和党人与所有的205名民主党人投出反对票，支持票仅为161张，法案最终以失败告终。
据《华邮》介绍，由现年100岁的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于1979年底签署法律通过、1980年初开始运行的美国教育部，并不参与课程设置和大多数学校政策的制定，其主要负责管理联邦教育拨款，监督1.6万亿美元的联邦学生贷款计划。例如，为需要支持的、生源较差或贫困程度较高的小学到高中的公立学校提供资金，以及为经济条件困难的本科生提供助学金。
此外，该部门还负责对全美学生进行一项被称为“国家成绩单”的学习情况测试，并收集有关入学率、校园犯罪、教职员工等其他方面的统计数据。
最后，美教育部还负责执行民权法案，禁止联邦资助学校基于种族、性别等其他因素的歧视。
报道指出，拜登政府正利用这一权力禁止学校因性别认同问题歧视学生。而这可能也是让特朗普等共和党人最为厌烦的一点。
在特朗普抛出的“议程47”竞选纲领中，关于美国教育改革，他曾批评美教育部机构臃肿、效率低下，是所谓“觉醒文化”战争的工具，还抨击该部门的许多员工“憎恨我们的孩子”。
《华邮》称，特朗普指的是美国教育部在民主党领导下，就保护跨性别学生权利上所做的工作，其中大部分工作是通过执行民权法案来完成的。比如，美教育部民权办公室规定性别歧视包括基于性别认同的歧视，这引起了保守派的反对。
竞选期间，特朗普曾放话称，将削减那些对学生输出“批判种族理论、性别意识讨论等不适当内容”的学校或项目的联邦资金，要求“男性远离女子体育项目”，以及“找到并清除渗透到教育部的激进分子”。
目前还不清楚特朗普是否会选择将废除教育部作为优先处理事项，但他的观点已经获得许多共和党人的支持，赞成废除教育部，将其职责下放至各州及地方教育部门，或分散至其他联邦机构。
“他们（美教育部）试图推行性别意识形态，这简直是疯了。他们试图对你的孩子进行社会改造。因此，我从根本上反对这种做法。”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埃里克·霍夫德（Eric Hovde），在播客节目中猛批美教育部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怪物之一”。
刚刚拿下蒙大拿州参议员席位的共和党人蒂姆·希伊（Tim Sheehy），早些时候也称应该把美教育部“丢进垃圾桶”。“我们成立这个部门，是为了让黑人小女孩能在南方上学，现在我们不需要它了”，他说。
不过，共和党在这一议题上并未达成意见统一。这也导致尽管共和党重现2016年“荣光”，再次将国会两院控制权都握在手中，但特朗普推行废除教育部的主张仍有可能遇到阻力。
综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事实上，特朗普早就想“扬了”美国教育部，然而在第一任期内就已经遭遇百般阻挠。
最开始，他提议将教育部和劳工部合并为一个联邦机构，尽管当时参众两院都掌握在共和党手里，但提案没有得到国会通过；退而求其次，特朗普又提议削减教育部数十亿美元的预算，结果国会反倒增加了拨款。
CNN援引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数据指出，过去历届美国总统提议削减教育部预算时，国会都会予以反对，并且有高达71%的情况是实际拨款超出总统要求的数值。
《华邮》解释称，特朗普无法直接下令废除这一联邦机构，这样做不仅需要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而且“阻挠议事”规则（filibuster）的存在，又意味着多数法案必须得到60票支持才能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参议院“阻挠议事”规则指的是，参议员可以通过发表超长时间演讲以阻挠法案进入投票环节，演讲时长不设限制，强制结束辩论需要60张支持票。由于参议院只需要简单多数票（票数过半，即51票）即可通过法案，因此有时能否结束辩论比法案投票环节更关键。
据《华邮》报道，一些保守派人士正在敦促特朗普放弃废除教育部的想法。他们认为，关闭该机构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在意识形态上也是不明智的。保守派智库曼哈顿研究所的伊登（Max Eden）表示，一个更好的计划是利用该部门的权力来推动保守派的优先事项。
他说，教育部不用禁止学校基于性别认同的歧视，但可以惩罚那些允许跨性别人士参加女子运动的学校，也可以对实施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DEI）战略的学校进行处罚。
伊登在《华盛顿观察家报》上发布的一篇文章还出了一个“馊主意”，“如果你不能让共和党投票关闭这个部门，那就让民主党人也对它深恶痛绝，逼得他们也想关了它。”
特朗普的特权到底有多《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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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重大决策：建设大三线
《毛泽东在1964年的一个重大决策：建设大三线》
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珍宝岛冲突发生后，毛泽东把关注的目光又转回到《大三线建设》上来。
毛泽东更重视《大三线建设》了。
为了排除走资派的干扰，保证三线建设顺利进行，毛泽东决定对一些重点三线建设基地和工程实行军管，甚至直接派军队去施工。对这种由解放军直接管甚至直接施工的单位，一切都是保密的。
为了对付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个《小三线建设》的思路。
这个思路就是：各省特别是进行《大三线建设》的各省，再建设成具有本省自成体系的《小三线建设》。
这样，既可以使国有的《大三线建设》与省有《小三线建设》两个体系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大系统，也可以将三线建设深入到中小城市、县城乃至乡村，使中国形成支持长期战争的工业基础。
从文革后的1970年起，中央开始对三线建设项目实行优先安排、重点保证、抓紧抢修的原则。
在此原则指导下，全国的三线工程建设全面铺开，各省的三线建设也随之全面铺开了。
毛泽东此时的三线建设思路，几乎完全集中到准备打仗、准备打长期的战争上来。因此他对三线建设投资偏重的程度，是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
到1971年，中国三线建设的投资总额达到了340.8亿元。这还没有把各省自筹资金搞“小三线”建设的投资计算在内。
而且，在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搞“文化大革命”之上的同时，毛泽东这样关注三线建设这一经济问题，也说明毛泽东对三线建设的重视，是基于对极有可能发生的中苏战争的考虑的。
毛泽东：“不建设好攀枝花，我睡不好觉”
毛泽东是有战备眼光和勇气的。
建国初期，毛泽东能在156项建设项目中考虑到把一部分项目安排在西部地区，就很了不起。如果没有一定的战略眼光，是考虑不到这一点的。
如果毛泽东没有勇气，在苏联意见不仅具有权威性，而且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候，是不能下这个决心的。
而毛泽东的眼光和勇气，来自毛泽东的精心研究和缜密思考。
这里面自然倾注着毛泽东的大量心血。
1956年，毛泽东虽然还没有决定搞三线建设，但毛泽东已经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西部。
毛泽东倾注心血研究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各方面的问题，特别对西部建设问题给予高度重视。
毛泽东亲自到外地去搞调查研究，回北京后又找了很多高级干部开调查会，认真研究西部地区建设问题。
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对中国西部地区建设问题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倾注了多少心血！
对于毛泽东当年对中国经济建设问题包括西部经济建设问题所倾注的心血，薄一波曾回忆道:“在听汇报的那些日子里，毛主席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汇报，毛泽东带着疲乏的神情，说毛泽东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情况确实是这样。”
当时，毛泽东经常是从每天早晨9点40分开始听汇报，一直到下午。下午处理完党政事务后，到晚上19点10分继续听汇报，一直到22时10分才结束，然后研究这些汇报材料，继续工作到深夜。
1958年，毛泽东已经下定了中国要搞原子弹的决心。
起初，中国还寄希望于苏联的援助。
当年的七、八月间，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毛泽东向赫鲁晓夫提出了苏联援助中国搞原子弹的问题。但是赫鲁晓夫却有他自己的考虑。赫鲁晓夫害怕因此会与美国搞僵，怕美国用原子弹威胁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还考虑，中国没有原子弹，就会投到苏联的核保护之下，苏联就能够控制中国。赫鲁晓夫还对中国拥有原子弹怀有忧虑之心，担心中国也会构成对苏联的威胁。
因此当毛泽东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赫鲁晓夫明确表示了对中国搞原子弹的消极态度。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并没有动摇搞原子弹的决心。
毛泽东决定中国独立自主搞原子弹，并且把这个决定与发展西部地区经济结合起来。
此时，毛泽东对西部地区建设的思考中，已经有了很大的军事因素。
1964年党中央正式做出进行三线建设的决策后，毛泽东对三线建设问题更加关心了。
当时，毛泽东特别强调三线建设的重要性。
毛泽东说:必须把三线的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搞起来，这样，军事工业才有基础。
毛泽东甚至说，如果不把攀枝花的钢铁厂搞起来，我睡不着觉。
毛泽东依据他对于三线建设的总构想，确定了三线建设的方针，这就是：
三线建设要“大分散、小集中”，要“依山傍水扎大营”。
要根据当地的地形、地貌条件确定建设项目。
要使三线建设的企业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
要远离大中城市，分散布点。
做到即使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这些工厂和科研单位也打不烂、炸不垮，能继续坚持生产和科研，支援前线。
1964年，也是中国搞原子弹最关键的一年。围绕这一重点军事工程，毛泽东在过去已经调派了很多军队和科技骨干到西部地区的基础上，又调派了大批军队和科技精英奔赴三线，加强核研制基地建设。核研制基地在三线地区的建成，为三线建设描上了最浓重的一笔。
《毛泽东在1964年的一个重大决策：建设大三线》
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珍宝岛冲突发生后，毛泽东把关注的目光又转回到《大三线建设》上来。
毛泽东更重视《大三线建设》了。
为了排除走资派的干扰，保证三线建设顺利进行，毛泽东决定对一些重点三线建设基地和工程实行军管，甚至直接派军队去施工。对这种由解放军直接管甚至直接施工的单位，一切都是保密的。
为了对付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个《小三线建设》的思路。
这个思路就是：各省特别是进行《大三线建设》的各省，再建设成具有本省自成体系的《小三线建设》。
这样，既可以使国有的《大三线建设》与省有《小三线建设》两个体系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大系统，也可以将三线建设深入到中小城市、县城乃至乡村，使中国形成支持长期战争的工业基础。
从文革后的1970年起，中央开始对三线建设项目实行优先安排、重点保证、抓紧抢修的原则。
在此原则指导下，全国的三线工程建设全面铺开，各省的三线建设也随之全面铺开了。
毛泽东此时的三线建设思路，几乎完全集中到准备打仗、准备打长期的战争上来。因此他对三线建设投资偏重的程度，是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
到1971年，中国三线建设的投资总额达到了340.8亿元。这还没有把各省自筹资金搞“小三线”建设的投资计算在内。
而且，在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搞“文化大革命”之上的同时，毛泽东这样关注三线建设这一经济问题，也说明毛泽东对三线建设的重视，是基于对极有可能发生的中苏战争的考虑的。
毛泽东：“不建设好攀枝花，我睡不好觉”
毛泽东是有战备眼光和勇气的。
建国初期，毛泽东能在156项建设项目中考虑到把一部分项目安排在西部地区，就很了不起。如果没有一定的战略眼光，是考虑不到这一点的。
如果毛泽东没有勇气，在苏联意见不仅具有权威性，而且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候，是不能下这个决心的。
而毛泽东的眼光和勇气，来自毛泽东的精心研究和缜密思考。
这里面自然倾注着毛泽东的大量心血。
1956年，毛泽东虽然还没有决定搞三线建设，但毛泽东已经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西部。
毛泽东倾注心血研究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各方面的问题，特别对西部建设问题给予高度重视。
毛泽东亲自到外地去搞调查研究，回北京后又找了很多高级干部开调查会，认真研究西部地区建设问题。
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对中国西部地区建设问题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倾注了多少心血！
对于毛泽东当年对中国经济建设问题包括西部经济建设问题所倾注的心血，薄一波曾回忆道:“在听汇报的那些日子里，毛主席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汇报，毛泽东带着疲乏的神情，说毛泽东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情况确实是这样。”
当时，毛泽东经常是从每天早晨9点40分开始听汇报，一直到下午。下午处理完党政事务后，到晚上19点10分继续听汇报，一直到22时10分才结束，然后研究这些汇报材料，继续工作到深夜。
1958年，毛泽东已经下定了中国要搞原子弹的决心。
起初，中国还寄希望于苏联的援助。
当年的七、八月间，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毛泽东向赫鲁晓夫提出了苏联援助中国搞原子弹的问题。但是赫鲁晓夫却有他自己的考虑。赫鲁晓夫害怕因此会与美国搞僵，怕美国用原子弹威胁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还考虑，中国没有原子弹，就会投到苏联的核保护之下，苏联就能够控制中国。赫鲁晓夫还对中国拥有原子弹怀有忧虑之心，担心中国也会构成对苏联的威胁。
因此当毛泽东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赫鲁晓夫明确表示了对中国搞原子弹的消极态度。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并没有动摇搞原子弹的决心。
毛泽东决定中国独立自主搞原子弹，并且把这个决定与发展西部地区经济结合起来。
此时，毛泽东对西部地区建设的思考中，已经有了很大的军事因素。
1964年党中央正式做出进行三线建设的决策后，毛泽东对三线建设问题更加关心了。
当时，毛泽东特别强调三线建设的重要性。
毛泽东说:必须把三线的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搞起来，这样，军事工业才有基础。
毛泽东甚至说，如果不把攀枝花的钢铁厂搞起来，我睡不着觉。
毛泽东依据他对于三线建设的总构想，确定了三线建设的方针，这就是：
三线建设要“大分散、小集中”，要“依山傍水扎大营”。
要根据当地的地形、地貌条件确定建设项目。
要使三线建设的企业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
要远离大中城市，分散布点。
做到即使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这些工厂和科研单位也打不烂、炸不垮，能继续坚持生产和科研，支援前线。
1964年，也是中国搞原子弹最关键的一年。围绕这一重点军事工程，毛泽东在过去已经调派了很多军队和科技骨干到西部地区的基础上，又调派了大批军队和科技精英奔赴三线，加强核研制基地建设。核研制基地在三线地区的建成，为三线建设描上了最浓重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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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战争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时候，他们军队的数量约等于人民解放军的三倍半，他们军队的装备和人力物力的资源，更是远远地超过了人民解放军，他们拥有人民解放军所缺乏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工具，他们获得美国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大量援助，并且他们是经过了长期的准备的。
就是因为这样，战争的第一年（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表现为国民党的进攻和人民解放军的防御。
国民党在一九四六年，在东北占领了沈阳、四平、长春、吉林、安东等城市和辽宁、辽北、安东等省[1]的大部，在黄河以南占领了淮阴、菏泽等城市和鄂豫皖、苏皖、豫皖苏、鲁西南等解放区的大部，在长城以北占领了承德、集宁、张家口等城市和热河、绥远、察哈尔[2]的大部，声势汹汹，不可一世。
人民解放军采取了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每个月平均歼灭国民党正规军的数目约为八个旅（等于现在的师），终于迫使国民党放弃其全面进攻计划，而于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将进攻的重点限制在南线的两翼，即山东和陕北。
战争在第二年（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已经消灭了大量国民党正规军的人民解放军，在南线和北线都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国民党方面则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
人民解放军不但在东北、山东和陕北都恢复了绝大部分的失地，而且把战线伸到了长江和渭水以北的国民党统治区。同时，在攻克石家庄、运城、四平、洛阳、宜川、宝鸡、潍县、临汾、开封等城市的作战中学会了攻坚战术[3]。人民解放军组成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
不要忘记，人民解放军是没有飞机和坦克的，但是自从人民解放军形成了超过国民党军的炮兵和工兵以后，国民党的防御体系，连同他的飞机和坦克就显得渺小了。人民解放军已经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
战争第三年的头半年（一九四八年七月至十二月）发生了另一个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人民解放军不但已经能够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围和歼灭成十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的强大精锐兵团。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兵力的速度大为增加了。
试看歼敌营以上正规军的统计（包括起义的敌军在内）：第一年，九十七个旅，内有四十六个整旅；第二年，九十四个旅，内有五十个整旅；第三年的头半年，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一百四十七个师，内有一百一十一个整师[4]。半年歼敌整师的数目比过去两年歼敌整师的总数多了十五个。敌人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同军事战线上的胜利同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根据确实的情报，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了这样一项阴谋计划，并且已经开始在中国进行这项工作。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英国和法国的帝国主义者，则是美国这一政策的拥护者。这种情形，现在许多人还没有看清楚，但是大约不要很久，人们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5]。
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反动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吗？请大家想一想，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来，从一九四五年十月重庆谈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以来，中国人民对于这伙盗匪曾经做得何等仁至义尽，希望同他们建立国内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改变了他们的阶级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丝没有呢？这些盗匪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是可以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得开的。他们依靠美国帝国主义把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投入了空前残酷的大内战，他们用美国帝国主义所供给的轰炸机、战斗机、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动步枪、汽油弹、毒气弹等等杀人武器屠杀了成百万的男女老少，而美国帝国主义则依靠他们掠夺中国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内河航行权、商业特权、内政外交特权，直至打死人、压死人、强奸妇女而不受任何处罚的特权。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该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加以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吗？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这个真理难道还不明白吗？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了（请读者记着，这种可怜相，今后还要装的）。最近做了国民党行政院长的孙科，在去年六月间，不是曾经宣布“在军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终归可以解决”的吗？这次一上台却大谈其“光荣的和平”，说什么“政府曾努力追求和平，由于和平不能实现，不得已而用兵，用兵的最后目的仍在求得和平的恢复”。合众社上海十二月二十一日的电讯，马上就预料孙科的声明“在美国官方人士及国民党自由主义人士中，将遇到最广泛的赞扬”。美国官方人士现在不但热心于中国的“和平”，而且一再表示，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以来，美国就遵守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应该怎样来对付这些君子国的先生们呢？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6]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老老实实地认为：凡是耍着花腔，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像蛇一样的恶人为什么要怜惜呢？究竟是哪一个工人、哪一个农民、哪一个兵士主张怜惜这类恶人呢？确是有这么一种“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或非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他们劝告中国人民应该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就是说，应该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当作神物供养起来，以免这几种宝贝在世界上绝了种。但是他们决不是工人、农民、兵士，也不是工人、农民、兵士的朋友。
我们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扩大，必须容纳一切愿意参加目前的革命事业的人们。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需要有主力军，也需要有同盟军，没有同盟军的军队是打不胜敌人的。正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需要有自己的朋友，应当记住自己的朋友，而不要忘记他们。忠实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朋友，努力保护人民利益而反对保护敌人利益的朋友，在中国无疑是不少，无疑是一个也不应被忘记和被冷淡的。我们又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巩固，必须不容许坏人侵入，必须不容许错误的主张获得胜利。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除了记住自己的朋友以外，还应当牢牢地记住自己的敌人和敌人的朋友。如上所说，既然敌人正在阴谋地用“和平”的方法和混入革命阵营的方法以求保存和加强自己的阵地，而人民的根本利益则要求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并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那末，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
中国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态度。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大群大群的人民正在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营一方面来，中国反动派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人民解放战争愈接近于最后胜利，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将愈加巩固地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达到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的民主的和平。与此相反，美国帝国主义者、中国反动派和他们的朋友，虽然不能够巩固地团结一致，虽然会发生无穷的互相争吵，互相恶骂，互相埋怨，互相抛弃，但是在有一点上却会互相合作，这就是用各种方法力图破坏革命势力而保存反动势力。他们将要用各种方法：公开的和秘密的，直接的和迂回的。但是可以断定，他们的政治阴谋将要和他们的军事进攻遭遇到同样的失败。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
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这些就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一九四九年所应努力求其实现的主要的具体的任务。我们将不怕任何困难团结一致地去实现这些任务。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战争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时候，他们军队的数量约等于人民解放军的三倍半，他们军队的装备和人力物力的资源，更是远远地超过了人民解放军，他们拥有人民解放军所缺乏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工具，他们获得美国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大量援助，并且他们是经过了长期的准备的。
就是因为这样，战争的第一年（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表现为国民党的进攻和人民解放军的防御。
国民党在一九四六年，在东北占领了沈阳、四平、长春、吉林、安东等城市和辽宁、辽北、安东等省[1]的大部，在黄河以南占领了淮阴、菏泽等城市和鄂豫皖、苏皖、豫皖苏、鲁西南等解放区的大部，在长城以北占领了承德、集宁、张家口等城市和热河、绥远、察哈尔[2]的大部，声势汹汹，不可一世。
人民解放军采取了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每个月平均歼灭国民党正规军的数目约为八个旅（等于现在的师），终于迫使国民党放弃其全面进攻计划，而于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将进攻的重点限制在南线的两翼，即山东和陕北。
战争在第二年（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已经消灭了大量国民党正规军的人民解放军，在南线和北线都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国民党方面则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
人民解放军不但在东北、山东和陕北都恢复了绝大部分的失地，而且把战线伸到了长江和渭水以北的国民党统治区。同时，在攻克石家庄、运城、四平、洛阳、宜川、宝鸡、潍县、临汾、开封等城市的作战中学会了攻坚战术[3]。人民解放军组成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
不要忘记，人民解放军是没有飞机和坦克的，但是自从人民解放军形成了超过国民党军的炮兵和工兵以后，国民党的防御体系，连同他的飞机和坦克就显得渺小了。人民解放军已经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
战争第三年的头半年（一九四八年七月至十二月）发生了另一个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人民解放军不但已经能够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围和歼灭成十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的强大精锐兵团。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兵力的速度大为增加了。
试看歼敌营以上正规军的统计（包括起义的敌军在内）：第一年，九十七个旅，内有四十六个整旅；第二年，九十四个旅，内有五十个整旅；第三年的头半年，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一百四十七个师，内有一百一十一个整师[4]。半年歼敌整师的数目比过去两年歼敌整师的总数多了十五个。敌人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同军事战线上的胜利同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根据确实的情报，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了这样一项阴谋计划，并且已经开始在中国进行这项工作。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英国和法国的帝国主义者，则是美国这一政策的拥护者。这种情形，现在许多人还没有看清楚，但是大约不要很久，人们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5]。
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反动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吗？请大家想一想，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来，从一九四五年十月重庆谈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以来，中国人民对于这伙盗匪曾经做得何等仁至义尽，希望同他们建立国内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改变了他们的阶级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丝没有呢？这些盗匪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是可以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得开的。他们依靠美国帝国主义把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投入了空前残酷的大内战，他们用美国帝国主义所供给的轰炸机、战斗机、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动步枪、汽油弹、毒气弹等等杀人武器屠杀了成百万的男女老少，而美国帝国主义则依靠他们掠夺中国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内河航行权、商业特权、内政外交特权，直至打死人、压死人、强奸妇女而不受任何处罚的特权。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该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加以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吗？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这个真理难道还不明白吗？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了（请读者记着，这种可怜相，今后还要装的）。最近做了国民党行政院长的孙科，在去年六月间，不是曾经宣布“在军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终归可以解决”的吗？这次一上台却大谈其“光荣的和平”，说什么“政府曾努力追求和平，由于和平不能实现，不得已而用兵，用兵的最后目的仍在求得和平的恢复”。合众社上海十二月二十一日的电讯，马上就预料孙科的声明“在美国官方人士及国民党自由主义人士中，将遇到最广泛的赞扬”。美国官方人士现在不但热心于中国的“和平”，而且一再表示，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以来，美国就遵守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应该怎样来对付这些君子国的先生们呢？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6]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老老实实地认为：凡是耍着花腔，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像蛇一样的恶人为什么要怜惜呢？究竟是哪一个工人、哪一个农民、哪一个兵士主张怜惜这类恶人呢？确是有这么一种“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或非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他们劝告中国人民应该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就是说，应该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当作神物供养起来，以免这几种宝贝在世界上绝了种。但是他们决不是工人、农民、兵士，也不是工人、农民、兵士的朋友。
我们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扩大，必须容纳一切愿意参加目前的革命事业的人们。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需要有主力军，也需要有同盟军，没有同盟军的军队是打不胜敌人的。正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需要有自己的朋友，应当记住自己的朋友，而不要忘记他们。忠实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朋友，努力保护人民利益而反对保护敌人利益的朋友，在中国无疑是不少，无疑是一个也不应被忘记和被冷淡的。我们又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巩固，必须不容许坏人侵入，必须不容许错误的主张获得胜利。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除了记住自己的朋友以外，还应当牢牢地记住自己的敌人和敌人的朋友。如上所说，既然敌人正在阴谋地用“和平”的方法和混入革命阵营的方法以求保存和加强自己的阵地，而人民的根本利益则要求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并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那末，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
中国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态度。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大群大群的人民正在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营一方面来，中国反动派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人民解放战争愈接近于最后胜利，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将愈加巩固地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达到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的民主的和平。与此相反，美国帝国主义者、中国反动派和他们的朋友，虽然不能够巩固地团结一致，虽然会发生无穷的互相争吵，互相恶骂，互相埋怨，互相抛弃，但是在有一点上却会互相合作，这就是用各种方法力图破坏革命势力而保存反动势力。他们将要用各种方法：公开的和秘密的，直接的和迂回的。但是可以断定，他们的政治阴谋将要和他们的军事进攻遭遇到同样的失败。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
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这些就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一九四九年所应努力求其实现的主要的具体的任务。我们将不怕任何困难团结一致地去实现这些任务。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文革中大山深处造出远程火箭炮
“正是当年的军工人顶着夏日酷暑、迎着冬日严寒，克服重重困难，才有了一座座厂房拔地而起。”江山重工研究院有限公司退休职工熊国信对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说。
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中央作出了《大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文革中）1969年4月，肩负国防军工重任的江山机械厂，在老河口开始筚路蓝缕的创业之路。
1969年7月1日，工厂正式开工建设，首批筹建人员进入苏家河村。为了早日出产品，他们边设计、边施工，边安装、边生产。仅用一周，便建起铸造和锻造工房。400多平方米的带锯房，工人们从设计到调试生产，只用了1个月。
同年9月，工厂克服基建任务繁重的巨大压力，成立生产准备组。年底，成功组装出第一门某型号火箭炮样品并在武汉展览，创造了“当年定点、当年产出”的军工奇迹。
熊国信回忆，当时，地方组织民兵支援三线建设，打造出一批思想过硬、作风过硬的队伍，涌现出“小老虎排”，“铁姑娘班”等先进集体。
“大家通过不断学习，掌握各项基建技术，生产出各种型号的工件，实现从无到有的巨大飞跃。”提起当年的建设场景，熊国信无限感慨。
从1969年到1979年，经过十年发展，工厂基本完成第一期工程建设，并形成一定的生产能力，4个型号的火箭炮产品先后投入生产。
从此，江山重工研究院犹如雄鹰展翅，为年轻的新中国共和国增添了一处后方稳固的兵器工业基地。十几年间，工厂累计向部队提供各式火箭炮武器2000多门（辆）。
《湖北5133厂：创造军工奇迹的火箭炮制造基地》
文章来源 : 中国工业新闻
湖北5133厂（江山重工研究院）曾经的“江山机械厂”，是我国“三线火箭炮总装厂旧址”。20世纪60年代，根据中共中央将生产力布局由东向西战略大调整的三线建设战略，按照“靠山、分散、隐蔽”方针，江山机械厂于1969年4月在湖北襄阳开始了其筚路蓝缕的创业之路。400多平方米的带锯房，从设计到施工，从设备安装到调试生产，只用了1个月。1969年年底，江山机械厂便装配出了第一门107火箭炮，并在武汉进行了展览，余秋里、张连奎等领导驻足观看，赞叹工厂创造了“当年定点、当年产出”的军工奇迹。
从1969年到1979年，江山机械厂基本完成第一期工程建设，并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能力，4个型号的火箭炮产品先后投入生产。此后，江山犹如雄鹰展翅，为年轻的共和国增添了一处稳固的兵器工业基地，成为我国在鄂西北地区兴建的大型军工企业。如今，公司累计向部队提供各式火箭炮、布雷车等武器设备2000多门（份），荣获国家级、省部级科技进步奖50余项，多次参加国庆及建军阅兵大典。
江山重工研究院，这支隶属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位于华中腹地、汉水之滨的兵工劲旅，历经五十多年风雨坎坷，从三线建设的艰辛、保军转民的奋争、创新发展的探索，如今已成为我国重要的火箭炮武器科研生产制造基地、国防科技工业双保军企业。
核心物项有：建设指挥部，北办公楼，301工房，302工房，305工房，铁路专用线，工人俱乐部，招待所，溜冰场，篮球场；车床等机床16台/套，滚齿机，插齿机，圆刻线机，剪板机，长刻线机，投影仪，光切显微镜。
如今，江山重工研究院的襄阳江山科技园、老河口基地“一厂三区”总体布局日益完善；创新江山、质量江山、精益江山、数字江山、幸福江山建设全面推进。江山重工研究院将聚焦装备研发和技术研究体系建设，对标世界一流，坚决履行强军首责，奋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在“五型江山”建设的宏伟征程上阔步前行。摘自《国家工业遗产》（第三批）。
《创立52年来，江山重工研究院产品数次亮相国庆阅兵 大山深处造出“远程火箭炮”》
湖北日报2021-10-26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许旷 通讯员 杨德义 舒含
“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二战期间，经典老歌《喀秋莎》曾激励前苏联军民浴血奋战、保家卫国。
在中国，有一个“喀秋莎”同样声名远扬。位于我省老河口市洪山嘴镇苏家河村的原国营江山机械厂，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所属江山重工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前身。这里曾是我国“喀秋莎”火箭炮研制和生产基地。
10年生产出4型火箭炮
“正是当年的军工人顶着夏日酷暑、迎着冬日严寒，克服重重困难，才有了一座座厂房拔地而起。”9月28日，江山重工研究院有限公司退休职工熊国信对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说。
上世纪60年代，中共中央作出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1969年4月，肩负国防军工重任的江山机械厂，在老河口开始筚路蓝缕的创业之路。
1969年7月1日，工厂正式开工建设，首批筹建人员进入苏家河村。为了早日出产品，他们边设计、边施工，边安装、边生产。仅用一周，便建起铸造和锻造工房。400多平方米的带锯房，从设计到调试生产，只用了1个月。
同年9月，工厂克服基建任务繁重的巨大压力，成立生产准备组。年底，成功组装出第一门某型号火箭炮样品并在武汉展览，创造了“当年定点、当年产出”的军工奇迹。
熊国信回忆，当时，地方组织民兵支援三线建设，打造出一批思想过硬、作风过硬的队伍，涌现出“小老虎排”“铁姑娘班”等先进集体。
“大家通过不断学习，掌握各项基建技术，生产出各种型号的工件，实现从无到有的巨大飞跃。”提起当年的建设场景，熊国信无限感慨。
从1969年到1979年，经过十年发展，工厂基本完成第一期工程建设，并形成一定的生产能力，4个型号的火箭炮产品先后投入生产。
从此，江山重工研究院犹如雄鹰展翅，为年轻的共和国增添了一处稳固的兵器工业基地。十几年间，工厂累计向部队提供各式火箭炮武器2000多门（辆）。
数次亮相国庆阅兵
“1970年，我跟着父母从东北来到襄阳，小时候跟着父亲进车间看生产线，我也想成为这样的‘总装人’。”51岁的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首席技师孟繁胜说话略带东北口音。
1992年，孟繁胜子承父业，来到江山重工研究院总装分厂。在江山重工研究院工作近30年，为了新一代远程火箭炮的研制，他已经习惯多年和家人两地分居的生活。
“那个年代，一无资料、二无经验、三无设备，大家迎难而上，打造出一款全自动化的某型远程火箭炮。”孟繁胜说，以前的火箭炮都是半自动控制，可现在的远程火箭炮光单体系统就有几十个，已经实现全自动控制。
依靠自主研发和产学研结合，江山重工研究院瞄准世界尖端科技，不断创新，书写了我国火箭炮武器发展的一个又一个崭新篇章。
1984年，在国庆35周年之际，由江山重工研究院生产的3型火箭炮武器首次被列入天安门受阅装备，参加阅兵仪式，为兵器工业赢得无限荣光，在军工发展史上留下光辉一笔。
继35周年阅兵式后，由江山重工研究院生产的火箭炮方阵又先后在国庆50周年、60周年阅兵庆典上精彩亮相，向国人、向世界展示了雄厚的国防实力。
2017年7月，远程多管火箭炮、轮式综合扫雷车参加了建军90周年阅兵式。
如今，江山重工研究院荣获省部级及以上科学技术奖19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奖1项，获得专利216项。公司成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充分展现了企业强大的科研能力。
“为国铸‘箭’、为军服务，这是军工人肩负的崇高使命，要勇担重任，不断为国家制造精品。”孟繁胜说。
“正是当年的军工人顶着夏日酷暑、迎着冬日严寒，克服重重困难，才有了一座座厂房拔地而起。”江山重工研究院有限公司退休职工熊国信对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说。
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中央作出了《大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文革中）1969年4月，肩负国防军工重任的江山机械厂，在老河口开始筚路蓝缕的创业之路。
1969年7月1日，工厂正式开工建设，首批筹建人员进入苏家河村。为了早日出产品，他们边设计、边施工，边安装、边生产。仅用一周，便建起铸造和锻造工房。400多平方米的带锯房，工人们从设计到调试生产，只用了1个月。
同年9月，工厂克服基建任务繁重的巨大压力，成立生产准备组。年底，成功组装出第一门某型号火箭炮样品并在武汉展览，创造了“当年定点、当年产出”的军工奇迹。
熊国信回忆，当时，地方组织民兵支援三线建设，打造出一批思想过硬、作风过硬的队伍，涌现出“小老虎排”，“铁姑娘班”等先进集体。
“大家通过不断学习，掌握各项基建技术，生产出各种型号的工件，实现从无到有的巨大飞跃。”提起当年的建设场景，熊国信无限感慨。
从1969年到1979年，经过十年发展，工厂基本完成第一期工程建设，并形成一定的生产能力，4个型号的火箭炮产品先后投入生产。
从此，江山重工研究院犹如雄鹰展翅，为年轻的新中国共和国增添了一处后方稳固的兵器工业基地。十几年间，工厂累计向部队提供各式火箭炮武器2000多门（辆）。
《湖北5133厂：创造军工奇迹的火箭炮制造基地》
文章来源 : 中国工业新闻
湖北5133厂（江山重工研究院）曾经的“江山机械厂”，是我国“三线火箭炮总装厂旧址”。20世纪60年代，根据中共中央将生产力布局由东向西战略大调整的三线建设战略，按照“靠山、分散、隐蔽”方针，江山机械厂于1969年4月在湖北襄阳开始了其筚路蓝缕的创业之路。400多平方米的带锯房，从设计到施工，从设备安装到调试生产，只用了1个月。1969年年底，江山机械厂便装配出了第一门107火箭炮，并在武汉进行了展览，余秋里、张连奎等领导驻足观看，赞叹工厂创造了“当年定点、当年产出”的军工奇迹。
从1969年到1979年，江山机械厂基本完成第一期工程建设，并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能力，4个型号的火箭炮产品先后投入生产。此后，江山犹如雄鹰展翅，为年轻的共和国增添了一处稳固的兵器工业基地，成为我国在鄂西北地区兴建的大型军工企业。如今，公司累计向部队提供各式火箭炮、布雷车等武器设备2000多门（份），荣获国家级、省部级科技进步奖50余项，多次参加国庆及建军阅兵大典。
江山重工研究院，这支隶属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位于华中腹地、汉水之滨的兵工劲旅，历经五十多年风雨坎坷，从三线建设的艰辛、保军转民的奋争、创新发展的探索，如今已成为我国重要的火箭炮武器科研生产制造基地、国防科技工业双保军企业。
核心物项有：建设指挥部，北办公楼，301工房，302工房，305工房，铁路专用线，工人俱乐部，招待所，溜冰场，篮球场；车床等机床16台/套，滚齿机，插齿机，圆刻线机，剪板机，长刻线机，投影仪，光切显微镜。
如今，江山重工研究院的襄阳江山科技园、老河口基地“一厂三区”总体布局日益完善；创新江山、质量江山、精益江山、数字江山、幸福江山建设全面推进。江山重工研究院将聚焦装备研发和技术研究体系建设，对标世界一流，坚决履行强军首责，奋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在“五型江山”建设的宏伟征程上阔步前行。摘自《国家工业遗产》（第三批）。
《创立52年来，江山重工研究院产品数次亮相国庆阅兵 大山深处造出“远程火箭炮”》
湖北日报2021-10-26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许旷 通讯员 杨德义 舒含
“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二战期间，经典老歌《喀秋莎》曾激励前苏联军民浴血奋战、保家卫国。
在中国，有一个“喀秋莎”同样声名远扬。位于我省老河口市洪山嘴镇苏家河村的原国营江山机械厂，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所属江山重工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前身。这里曾是我国“喀秋莎”火箭炮研制和生产基地。
10年生产出4型火箭炮
“正是当年的军工人顶着夏日酷暑、迎着冬日严寒，克服重重困难，才有了一座座厂房拔地而起。”9月28日，江山重工研究院有限公司退休职工熊国信对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说。
上世纪60年代，中共中央作出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1969年4月，肩负国防军工重任的江山机械厂，在老河口开始筚路蓝缕的创业之路。
1969年7月1日，工厂正式开工建设，首批筹建人员进入苏家河村。为了早日出产品，他们边设计、边施工，边安装、边生产。仅用一周，便建起铸造和锻造工房。400多平方米的带锯房，从设计到调试生产，只用了1个月。
同年9月，工厂克服基建任务繁重的巨大压力，成立生产准备组。年底，成功组装出第一门某型号火箭炮样品并在武汉展览，创造了“当年定点、当年产出”的军工奇迹。
熊国信回忆，当时，地方组织民兵支援三线建设，打造出一批思想过硬、作风过硬的队伍，涌现出“小老虎排”“铁姑娘班”等先进集体。
“大家通过不断学习，掌握各项基建技术，生产出各种型号的工件，实现从无到有的巨大飞跃。”提起当年的建设场景，熊国信无限感慨。
从1969年到1979年，经过十年发展，工厂基本完成第一期工程建设，并形成一定的生产能力，4个型号的火箭炮产品先后投入生产。
从此，江山重工研究院犹如雄鹰展翅，为年轻的共和国增添了一处稳固的兵器工业基地。十几年间，工厂累计向部队提供各式火箭炮武器2000多门（辆）。
数次亮相国庆阅兵
“1970年，我跟着父母从东北来到襄阳，小时候跟着父亲进车间看生产线，我也想成为这样的‘总装人’。”51岁的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首席技师孟繁胜说话略带东北口音。
1992年，孟繁胜子承父业，来到江山重工研究院总装分厂。在江山重工研究院工作近30年，为了新一代远程火箭炮的研制，他已经习惯多年和家人两地分居的生活。
“那个年代，一无资料、二无经验、三无设备，大家迎难而上，打造出一款全自动化的某型远程火箭炮。”孟繁胜说，以前的火箭炮都是半自动控制，可现在的远程火箭炮光单体系统就有几十个，已经实现全自动控制。
依靠自主研发和产学研结合，江山重工研究院瞄准世界尖端科技，不断创新，书写了我国火箭炮武器发展的一个又一个崭新篇章。
1984年，在国庆35周年之际，由江山重工研究院生产的3型火箭炮武器首次被列入天安门受阅装备，参加阅兵仪式，为兵器工业赢得无限荣光，在军工发展史上留下光辉一笔。
继35周年阅兵式后，由江山重工研究院生产的火箭炮方阵又先后在国庆50周年、60周年阅兵庆典上精彩亮相，向国人、向世界展示了雄厚的国防实力。
2017年7月，远程多管火箭炮、轮式综合扫雷车参加了建军90周年阅兵式。
如今，江山重工研究院荣获省部级及以上科学技术奖19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奖1项，获得专利216项。公司成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充分展现了企业强大的科研能力。
“为国铸‘箭’、为军服务，这是军工人肩负的崇高使命，要勇担重任，不断为国家制造精品。”孟繁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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