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大山深处造出远程火箭炮
“正是当年的军工人顶着夏日酷暑、迎着冬日严寒，克服重重困难，才有了一座座厂房拔地而起。”江山重工研究院有限公司退休职工熊国信对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说。
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中央作出了《大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文革中）1969年4月，肩负国防军工重任的江山机械厂，在老河口开始筚路蓝缕的创业之路。
1969年7月1日，工厂正式开工建设，首批筹建人员进入苏家河村。为了早日出产品，他们边设计、边施工，边安装、边生产。仅用一周，便建起铸造和锻造工房。400多平方米的带锯房，工人们从设计到调试生产，只用了1个月。
同年9月，工厂克服基建任务繁重的巨大压力，成立生产准备组。年底，成功组装出第一门某型号火箭炮样品并在武汉展览，创造了“当年定点、当年产出”的军工奇迹。
熊国信回忆，当时，地方组织民兵支援三线建设，打造出一批思想过硬、作风过硬的队伍，涌现出“小老虎排”，“铁姑娘班”等先进集体。
“大家通过不断学习，掌握各项基建技术，生产出各种型号的工件，实现从无到有的巨大飞跃。”提起当年的建设场景，熊国信无限感慨。
从1969年到1979年，经过十年发展，工厂基本完成第一期工程建设，并形成一定的生产能力，4个型号的火箭炮产品先后投入生产。
从此，江山重工研究院犹如雄鹰展翅，为年轻的新中国共和国增添了一处后方稳固的兵器工业基地。十几年间，工厂累计向部队提供各式火箭炮武器2000多门（辆）。
《湖北5133厂：创造军工奇迹的火箭炮制造基地》
文章来源 : 中国工业新闻
湖北5133厂（江山重工研究院）曾经的“江山机械厂”，是我国“三线火箭炮总装厂旧址”。20世纪60年代，根据中共中央将生产力布局由东向西战略大调整的三线建设战略，按照“靠山、分散、隐蔽”方针，江山机械厂于1969年4月在湖北襄阳开始了其筚路蓝缕的创业之路。400多平方米的带锯房，从设计到施工，从设备安装到调试生产，只用了1个月。1969年年底，江山机械厂便装配出了第一门107火箭炮，并在武汉进行了展览，余秋里、张连奎等领导驻足观看，赞叹工厂创造了“当年定点、当年产出”的军工奇迹。
从1969年到1979年，江山机械厂基本完成第一期工程建设，并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能力，4个型号的火箭炮产品先后投入生产。此后，江山犹如雄鹰展翅，为年轻的共和国增添了一处稳固的兵器工业基地，成为我国在鄂西北地区兴建的大型军工企业。如今，公司累计向部队提供各式火箭炮、布雷车等武器设备2000多门（份），荣获国家级、省部级科技进步奖50余项，多次参加国庆及建军阅兵大典。
江山重工研究院，这支隶属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位于华中腹地、汉水之滨的兵工劲旅，历经五十多年风雨坎坷，从三线建设的艰辛、保军转民的奋争、创新发展的探索，如今已成为我国重要的火箭炮武器科研生产制造基地、国防科技工业双保军企业。
核心物项有：建设指挥部，北办公楼，301工房，302工房，305工房，铁路专用线，工人俱乐部，招待所，溜冰场，篮球场；车床等机床16台/套，滚齿机，插齿机，圆刻线机，剪板机，长刻线机，投影仪，光切显微镜。
如今，江山重工研究院的襄阳江山科技园、老河口基地“一厂三区”总体布局日益完善；创新江山、质量江山、精益江山、数字江山、幸福江山建设全面推进。江山重工研究院将聚焦装备研发和技术研究体系建设，对标世界一流，坚决履行强军首责，奋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在“五型江山”建设的宏伟征程上阔步前行。摘自《国家工业遗产》（第三批）。
《创立52年来，江山重工研究院产品数次亮相国庆阅兵 大山深处造出“远程火箭炮”》
湖北日报2021-10-26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许旷 通讯员 杨德义 舒含
“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二战期间，经典老歌《喀秋莎》曾激励前苏联军民浴血奋战、保家卫国。
在中国，有一个“喀秋莎”同样声名远扬。位于我省老河口市洪山嘴镇苏家河村的原国营江山机械厂，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所属江山重工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前身。这里曾是我国“喀秋莎”火箭炮研制和生产基地。
10年生产出4型火箭炮
“正是当年的军工人顶着夏日酷暑、迎着冬日严寒，克服重重困难，才有了一座座厂房拔地而起。”9月28日，江山重工研究院有限公司退休职工熊国信对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说。
上世纪60年代，中共中央作出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1969年4月，肩负国防军工重任的江山机械厂，在老河口开始筚路蓝缕的创业之路。
1969年7月1日，工厂正式开工建设，首批筹建人员进入苏家河村。为了早日出产品，他们边设计、边施工，边安装、边生产。仅用一周，便建起铸造和锻造工房。400多平方米的带锯房，从设计到调试生产，只用了1个月。
同年9月，工厂克服基建任务繁重的巨大压力，成立生产准备组。年底，成功组装出第一门某型号火箭炮样品并在武汉展览，创造了“当年定点、当年产出”的军工奇迹。
熊国信回忆，当时，地方组织民兵支援三线建设，打造出一批思想过硬、作风过硬的队伍，涌现出“小老虎排”“铁姑娘班”等先进集体。
“大家通过不断学习，掌握各项基建技术，生产出各种型号的工件，实现从无到有的巨大飞跃。”提起当年的建设场景，熊国信无限感慨。
从1969年到1979年，经过十年发展，工厂基本完成第一期工程建设，并形成一定的生产能力，4个型号的火箭炮产品先后投入生产。
从此，江山重工研究院犹如雄鹰展翅，为年轻的共和国增添了一处稳固的兵器工业基地。十几年间，工厂累计向部队提供各式火箭炮武器2000多门（辆）。
数次亮相国庆阅兵
“1970年，我跟着父母从东北来到襄阳，小时候跟着父亲进车间看生产线，我也想成为这样的‘总装人’。”51岁的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首席技师孟繁胜说话略带东北口音。
1992年，孟繁胜子承父业，来到江山重工研究院总装分厂。在江山重工研究院工作近30年，为了新一代远程火箭炮的研制，他已经习惯多年和家人两地分居的生活。
“那个年代，一无资料、二无经验、三无设备，大家迎难而上，打造出一款全自动化的某型远程火箭炮。”孟繁胜说，以前的火箭炮都是半自动控制，可现在的远程火箭炮光单体系统就有几十个，已经实现全自动控制。
依靠自主研发和产学研结合，江山重工研究院瞄准世界尖端科技，不断创新，书写了我国火箭炮武器发展的一个又一个崭新篇章。
1984年，在国庆35周年之际，由江山重工研究院生产的3型火箭炮武器首次被列入天安门受阅装备，参加阅兵仪式，为兵器工业赢得无限荣光，在军工发展史上留下光辉一笔。
继35周年阅兵式后，由江山重工研究院生产的火箭炮方阵又先后在国庆50周年、60周年阅兵庆典上精彩亮相，向国人、向世界展示了雄厚的国防实力。
2017年7月，远程多管火箭炮、轮式综合扫雷车参加了建军90周年阅兵式。
如今，江山重工研究院荣获省部级及以上科学技术奖19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奖1项，获得专利216项。公司成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充分展现了企业强大的科研能力。
“为国铸‘箭’、为军服务，这是军工人肩负的崇高使命，要勇担重任，不断为国家制造精品。”孟繁胜说。
文革中大山深处造出远程火箭炮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中国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基于战备需要，国家对全国生产力布局进行了一次由东向西转移的战略大调整，以应对潜在的战争威胁。
自六十年代中期（新中国毛泽东时代文革中)至八十年代(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时），这十几年里有几百万工厂企业干部职工、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上千万人次的民工，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毛泽东的文革时代号召下，他们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奔赴祖国内地，风餐露宿，挥洒青春，在深山峡谷建立了一批对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建设影响深远的《大三线建设》的国有企业。
如今这些《大三线建设》的国有企业大多已被走资派上台私有化后搬离山区，成了《让少数人先富》的资本家私人企业。但这段《大三线建设》的历史在这群《大三线建设》者们，又或是他们的后代人们可不曾忘记，这段历史值得梳理。有图有真相，让我们跟随作者的镜头，来一次“三线”之旅吧！
（文革中）1967年冬，地处均县（现丹江口市）江南的浪河区和丁家营农村人民公社，进来了一批神秘的军人，这些来自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军人，为选址建设全军军需生产片区，爬山涉水，不辞劳苦。
截至1971年，总后在浪河和丁家营地区共建成的《三线工厂》包括3541厂、3545厂、3602厂、3607厂、3611厂及2397军工医院等军需生产单位，俗称均县五厂一院。
这些军工厂为全军部队后勤保障做出了极大贡献，同时也改善了驻地的生存条件，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这些当年的军工单位留下的一批工业遗产，至今还在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发挥着余热。
《三线系列之21：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湖北江河机械厂》
原创2021-06-22 07:00·黑镜头
网址：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6974384246337159713/?group_id=6974384246337159713&wid=1685914618851
三线系列之21：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湖北江河机械厂
原创2021-06-22 07:00·黑镜头
编者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基于战备需要，国家对全国生产力布局进行了一次由东向西转移的战略大调整，以应对潜在的战争威胁。自六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几百万工厂企业干部职工、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上千万人次的民工，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奔赴祖国内地，风餐露宿，挥洒青春，在深山峡谷建立了一批对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建设影响深远的“三线”企业。如今这些“三线”企业大多已搬离山区，但这段历史不曾忘记，这段历史值得梳理。有图有真相，让我们跟随作者的镜头，来一次“三线”之旅吧！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1967年冬，地处均县（现丹江口市）江南的浪河区和丁家营公社，进来了一批神秘的军人，这些来自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军人，为选址建设全军军需生产片区，爬山涉水，不辞劳苦。截至1971年，总后在浪河和丁家营地区共建成包括3541厂、3545厂、3602厂、3607厂、3611厂及2397军工医院等军需生产单位，俗称均县五厂一院。
这些军工厂为全军部队后勤保障做出了极大贡献，同时也改善了驻地的生存条件，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这些当年的军工单位留下的一批工业遗产，至今还在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发挥着余热。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第三六零七工厂位于湖北省丹江口市，是原总后勤部军需生产管理部的直属工厂，全民所有制企业，中等规模，主要生产服装机械、汽车配件和金属纽扣三个系列产品。
据《当代湖北工业·企业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和网易号“三线记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六零七工厂大事记（1969——1990）”记载，3607工厂，隶属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由武汉3604厂包建，是以生产被装机械为主的三线工厂，是我国生产工业平缝机最早的厂家之一。1967年9月，3607工厂于均县（今丹江口市）丁家营公社选点建设 ；1968年9月，调整建厂地点，迁至均县浪河区串塘沟开工建设；1970 年4月15日正式投产。
工厂筹建初期隶属于总后勤部工厂管理部第二生产管理局（武汉局）；1969 年属总后勤部中南物资工厂管理局；1976年划归武汉军区后勤部工厂管理局；1981年收归总后勤部军需生产管理部领导；1989年归属中国新兴（集团）总公司。
1981年4月20日起，该厂对外正式使用第二厂名“湖北江河机械厂”。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本着边建设、边投产的方针，1970年该厂开工生产就完成了中速平缝机929台，工业总产值85.9万元。
后来又完成了新建工程121项、改建工程10项，形成了较完整的生产、生活体系，成为中型企业。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该厂是国内生产工业平缝机最早的厂家之一，1953年在武汉市硚口区就开始生产212-1型平缝机；搬到丹江口山沟后，从第一代产品到第三代产品312-3中速平缝机，已经不太适应服装行业的需要，该厂70年代开始试制成功高速缝纫机，但因当时经济体制的限制无法进入销售渠道。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1983年，该厂产品缝纫机滞销。工厂立即组织技术力量研发新产品，先后开发了212-6双针机、X-5A旋梭、212-3E自动切线机、φ26mm公安扣和汽车配件门锁、玻璃升降器、气缸盖、机油泵、水泵，增加了企业经济效益。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企业历年来贯彻执行“军民结合”的方针，坚持面向部队、面向社会、面向国内外市场。
80年代由于部队减员和经济体制改革，军品任务大幅度减少，工厂随之实现了以民用产品为主的战略转移。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截至1986年，该厂占地面积4.14万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7.18万平方米，固定资产原值1586万元，设备总台数776台。拥有铸造、锻冲、精密铸造、热处理、表面处理、机加工、齿轮加工等生产能力。
工业平缝机年生产能力10000台；可生产小型通用机床、汽车配件、金属纽扣等30多个品种。
1985年产值1364万元，利税总额395万元，创历史最好水平。到1986年底累计创造利税总额1864万元。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该厂有职工1000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65人；职工来源以占职工总数40%的三六零四工厂调来技术骨干和管理人员为基础，和接收大、中专毕业生近200人为主力。
该厂设有13个科、3个办公室、4个生产车间、39个生产班组，附设1个分厂、服务公司、子弟学校和幼儿园。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该厂继212-3中速平缝机被军需生产管理部评为优质产品后，1986年EQ140气缸盖被军需生产管理部评为优质产品。
1982年，该厂被湖北省授予先进单位光荣称号。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被评为全军工业普查先进单位。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八十年代根据中央军委三线企业战略转移的决策，工厂先后在临近的老河口市和襄阳市建立了分厂，形成老河口分厂以生产汽车配件为主，襄阳新厂以生产缝纫机系列为主，丹江口老厂生产其它产品的“三位一体”的生产经营格局。1997年总厂搬至襄阳市。
2005年，3607工厂终因资不抵债而破产倒闭，走完了历史赋予她光灿灿的36年历程。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2019年9月作者前往丹江口市3607老厂拍摄时，厂房沿着山沟散点分布，大多已废弃。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傍晚时分，一缕阳光从窗户射入，寂静的破旧厂房顿时生动起来。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背景知识】：
所谓“三线”，一般是指当时经济相对发达且处于国防前线的沿边沿海地区向内地收缩划分的三道线。一线地区指位于沿边沿海的前线地区；二线地区指一线地区与京广铁路之间的安徽、江西及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省的东半部；三线地区指长城以南 、广东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地区，主要包括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区以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广东等省区的部分地区，其中西南的川、贵、云和西北的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一、二线地区的腹地俗称为“小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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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武汉系列之121：三六〇四工厂
大武汉系列之227：三六〇二工厂
大武汉系列之176：武汉市三五四五工厂
大武汉系列之172：武汉三五四一服装总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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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系列之20：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2工厂，国营青峰机械厂
三线系列之19：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545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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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系列之17：湖北省国营红林机械厂
三线系列之16：湖北省国营险峰机器厂
三线系列之15：国营三八八厂，国营中南光学仪器厂
三线系列之14：国营二八八厂，国营长江光学仪器厂
三线系列之13：国营二三八厂，国营湖北华中精密仪器厂
三线系列之12：湖北省国营红峰机械厂
三线系列之11：湖北省华光器材厂，5108厂
三线系列之10：湖北省国营东方化工厂，525厂
三线系列之9：湖北省汉江机械厂
三线系列之8：湖北省国营建昌机器厂，4504厂
三线系列之7：湖北省国营旭东机械制造厂，5107厂
三线系列之6：湖北省国营红山化工厂，295厂
三线系列之5：湖北省国营漳河机械厂，9626厂
三线系列之4：湖北省红星化工厂，中国航天四院四十二所
三线系列之3：湖北省国营汉光电工厂，国营4404厂
三线系列之2：湖北省国营红旗机制厂，9611厂
三线系列之1：湖北省鄂西化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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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中国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基于战备需要，国家对全国生产力布局进行了一次由东向西转移的战略大调整，以应对潜在的战争威胁。
自六十年代中期（新中国毛泽东时代文革中)至八十年代(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时），这十几年里有几百万工厂企业干部职工、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上千万人次的民工，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毛泽东的文革时代号召下，他们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奔赴祖国内地，风餐露宿，挥洒青春，在深山峡谷建立了一批对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建设影响深远的《大三线建设》的国有企业。
如今这些《大三线建设》的国有企业大多已被走资派上台私有化后搬离山区，成了《让少数人先富》的资本家私人企业。但这段《大三线建设》的历史在这群《大三线建设》者们，又或是他们的后代人们可不曾忘记，这段历史值得梳理。有图有真相，让我们跟随作者的镜头，来一次“三线”之旅吧！
（文革中）1967年冬，地处均县（现丹江口市）江南的浪河区和丁家营农村人民公社，进来了一批神秘的军人，这些来自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军人，为选址建设全军军需生产片区，爬山涉水，不辞劳苦。
截至1971年，总后在浪河和丁家营地区共建成的《三线工厂》包括3541厂、3545厂、3602厂、3607厂、3611厂及2397军工医院等军需生产单位，俗称均县五厂一院。
这些军工厂为全军部队后勤保障做出了极大贡献，同时也改善了驻地的生存条件，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这些当年的军工单位留下的一批工业遗产，至今还在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发挥着余热。
《三线系列之21：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湖北江河机械厂》
原创2021-06-22 07:00·黑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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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系列之21：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湖北江河机械厂
原创2021-06-22 07:00·黑镜头
编者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基于战备需要，国家对全国生产力布局进行了一次由东向西转移的战略大调整，以应对潜在的战争威胁。自六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几百万工厂企业干部职工、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上千万人次的民工，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奔赴祖国内地，风餐露宿，挥洒青春，在深山峡谷建立了一批对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建设影响深远的“三线”企业。如今这些“三线”企业大多已搬离山区，但这段历史不曾忘记，这段历史值得梳理。有图有真相，让我们跟随作者的镜头，来一次“三线”之旅吧！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1967年冬，地处均县（现丹江口市）江南的浪河区和丁家营公社，进来了一批神秘的军人，这些来自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军人，为选址建设全军军需生产片区，爬山涉水，不辞劳苦。截至1971年，总后在浪河和丁家营地区共建成包括3541厂、3545厂、3602厂、3607厂、3611厂及2397军工医院等军需生产单位，俗称均县五厂一院。
这些军工厂为全军部队后勤保障做出了极大贡献，同时也改善了驻地的生存条件，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这些当年的军工单位留下的一批工业遗产，至今还在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发挥着余热。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第三六零七工厂位于湖北省丹江口市，是原总后勤部军需生产管理部的直属工厂，全民所有制企业，中等规模，主要生产服装机械、汽车配件和金属纽扣三个系列产品。
据《当代湖北工业·企业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和网易号“三线记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六零七工厂大事记（1969——1990）”记载，3607工厂，隶属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由武汉3604厂包建，是以生产被装机械为主的三线工厂，是我国生产工业平缝机最早的厂家之一。1967年9月，3607工厂于均县（今丹江口市）丁家营公社选点建设 ；1968年9月，调整建厂地点，迁至均县浪河区串塘沟开工建设；1970 年4月15日正式投产。
工厂筹建初期隶属于总后勤部工厂管理部第二生产管理局（武汉局）；1969 年属总后勤部中南物资工厂管理局；1976年划归武汉军区后勤部工厂管理局；1981年收归总后勤部军需生产管理部领导；1989年归属中国新兴（集团）总公司。
1981年4月20日起，该厂对外正式使用第二厂名“湖北江河机械厂”。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本着边建设、边投产的方针，1970年该厂开工生产就完成了中速平缝机929台，工业总产值85.9万元。
后来又完成了新建工程121项、改建工程10项，形成了较完整的生产、生活体系，成为中型企业。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该厂是国内生产工业平缝机最早的厂家之一，1953年在武汉市硚口区就开始生产212-1型平缝机；搬到丹江口山沟后，从第一代产品到第三代产品312-3中速平缝机，已经不太适应服装行业的需要，该厂70年代开始试制成功高速缝纫机，但因当时经济体制的限制无法进入销售渠道。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1983年，该厂产品缝纫机滞销。工厂立即组织技术力量研发新产品，先后开发了212-6双针机、X-5A旋梭、212-3E自动切线机、φ26mm公安扣和汽车配件门锁、玻璃升降器、气缸盖、机油泵、水泵，增加了企业经济效益。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企业历年来贯彻执行“军民结合”的方针，坚持面向部队、面向社会、面向国内外市场。
80年代由于部队减员和经济体制改革，军品任务大幅度减少，工厂随之实现了以民用产品为主的战略转移。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截至1986年，该厂占地面积4.14万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7.18万平方米，固定资产原值1586万元，设备总台数776台。拥有铸造、锻冲、精密铸造、热处理、表面处理、机加工、齿轮加工等生产能力。
工业平缝机年生产能力10000台；可生产小型通用机床、汽车配件、金属纽扣等30多个品种。
1985年产值1364万元，利税总额395万元，创历史最好水平。到1986年底累计创造利税总额1864万元。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该厂有职工1000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65人；职工来源以占职工总数40%的三六零四工厂调来技术骨干和管理人员为基础，和接收大、中专毕业生近200人为主力。
该厂设有13个科、3个办公室、4个生产车间、39个生产班组，附设1个分厂、服务公司、子弟学校和幼儿园。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该厂继212-3中速平缝机被军需生产管理部评为优质产品后，1986年EQ140气缸盖被军需生产管理部评为优质产品。
1982年，该厂被湖北省授予先进单位光荣称号。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被评为全军工业普查先进单位。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八十年代根据中央军委三线企业战略转移的决策，工厂先后在临近的老河口市和襄阳市建立了分厂，形成老河口分厂以生产汽车配件为主，襄阳新厂以生产缝纫机系列为主，丹江口老厂生产其它产品的“三位一体”的生产经营格局。1997年总厂搬至襄阳市。
2005年，3607工厂终因资不抵债而破产倒闭，走完了历史赋予她光灿灿的36年历程。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2019年9月作者前往丹江口市3607老厂拍摄时，厂房沿着山沟散点分布，大多已废弃。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傍晚时分，一缕阳光从窗户射入，寂静的破旧厂房顿时生动起来。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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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背景知识】：
所谓“三线”，一般是指当时经济相对发达且处于国防前线的沿边沿海地区向内地收缩划分的三道线。一线地区指位于沿边沿海的前线地区；二线地区指一线地区与京广铁路之间的安徽、江西及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省的东半部；三线地区指长城以南 、广东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地区，主要包括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区以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广东等省区的部分地区，其中西南的川、贵、云和西北的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一、二线地区的腹地俗称为“小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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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系列之11：湖北省华光器材厂，5108厂
三线系列之10：湖北省国营东方化工厂，525厂
三线系列之9：湖北省汉江机械厂
三线系列之8：湖北省国营建昌机器厂，4504厂
三线系列之7：湖北省国营旭东机械制造厂，5107厂
三线系列之6：湖北省国营红山化工厂，295厂
三线系列之5：湖北省国营漳河机械厂，9626厂
三线系列之4：湖北省红星化工厂，中国航天四院四十二所
三线系列之3：湖北省国营汉光电工厂，国营4404厂
三线系列之2：湖北省国营红旗机制厂，9611厂
三线系列之1：湖北省鄂西化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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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毛泽东的重大决策：建设大三线
《毛泽东在1964年的一个重大决策：建设大三线》
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珍宝岛冲突发生后，毛泽东把关注的目光又转回到《大三线建设》上来。
毛泽东更重视《大三线建设》了。
为了排除走资派的干扰，保证三线建设顺利进行，毛泽东决定对一些重点三线建设基地和工程实行军管，甚至直接派军队去施工。对这种由解放军直接管甚至直接施工的单位，一切都是保密的。
为了对付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个《小三线建设》的思路。
这个思路就是：各省特别是进行《大三线建设》的各省，再建设成具有本省自成体系的《小三线建设》。
这样，既可以使国有的《大三线建设》与省有《小三线建设》两个体系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大系统，也可以将三线建设深入到中小城市、县城乃至乡村，使中国形成支持长期战争的工业基础。
从文革后的1970年起，中央开始对三线建设项目实行优先安排、重点保证、抓紧抢修的原则。
在此原则指导下，全国的三线工程建设全面铺开，各省的三线建设也随之全面铺开了。
毛泽东此时的三线建设思路，几乎完全集中到准备打仗、准备打长期的战争上来。因此他对三线建设投资偏重的程度，是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
到1971年，中国三线建设的投资总额达到了340.8亿元。这还没有把各省自筹资金搞“小三线”建设的投资计算在内。
而且，在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搞“文化大革命”之上的同时，毛泽东这样关注三线建设这一经济问题，也说明毛泽东对三线建设的重视，是基于对极有可能发生的中苏战争的考虑的。
毛泽东：“不建设好攀枝花，我睡不好觉”
毛泽东是有战备眼光和勇气的。
建国初期，毛泽东能在156项建设项目中考虑到把一部分项目安排在西部地区，就很了不起。如果没有一定的战略眼光，是考虑不到这一点的。
如果毛泽东没有勇气，在苏联意见不仅具有权威性，而且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候，是不能下这个决心的。
而毛泽东的眼光和勇气，来自毛泽东的精心研究和缜密思考。
这里面自然倾注着毛泽东的大量心血。
1956年，毛泽东虽然还没有决定搞三线建设，但毛泽东已经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西部。
毛泽东倾注心血研究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各方面的问题，特别对西部建设问题给予高度重视。
毛泽东亲自到外地去搞调查研究，回北京后又找了很多高级干部开调查会，认真研究西部地区建设问题。
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对中国西部地区建设问题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倾注了多少心血！
对于毛泽东当年对中国经济建设问题包括西部经济建设问题所倾注的心血，薄一波曾回忆道:“在听汇报的那些日子里，毛主席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汇报，毛泽东带着疲乏的神情，说毛泽东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情况确实是这样。”
当时，毛泽东经常是从每天早晨9点40分开始听汇报，一直到下午。下午处理完党政事务后，到晚上19点10分继续听汇报，一直到22时10分才结束，然后研究这些汇报材料，继续工作到深夜。
1958年，毛泽东已经下定了中国要搞原子弹的决心。
起初，中国还寄希望于苏联的援助。
当年的七、八月间，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毛泽东向赫鲁晓夫提出了苏联援助中国搞原子弹的问题。但是赫鲁晓夫却有他自己的考虑。赫鲁晓夫害怕因此会与美国搞僵，怕美国用原子弹威胁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还考虑，中国没有原子弹，就会投到苏联的核保护之下，苏联就能够控制中国。赫鲁晓夫还对中国拥有原子弹怀有忧虑之心，担心中国也会构成对苏联的威胁。
因此当毛泽东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赫鲁晓夫明确表示了对中国搞原子弹的消极态度。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并没有动摇搞原子弹的决心。
毛泽东决定中国独立自主搞原子弹，并且把这个决定与发展西部地区经济结合起来。
此时，毛泽东对西部地区建设的思考中，已经有了很大的军事因素。
1964年党中央正式做出进行三线建设的决策后，毛泽东对三线建设问题更加关心了。
当时，毛泽东特别强调三线建设的重要性。
毛泽东说:必须把三线的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搞起来，这样，军事工业才有基础。
毛泽东甚至说，如果不把攀枝花的钢铁厂搞起来，我睡不着觉。
毛泽东依据他对于三线建设的总构想，确定了三线建设的方针，这就是：
三线建设要“大分散、小集中”，要“依山傍水扎大营”。
要根据当地的地形、地貌条件确定建设项目。
要使三线建设的企业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
要远离大中城市，分散布点。
做到即使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这些工厂和科研单位也打不烂、炸不垮，能继续坚持生产和科研，支援前线。
1964年，也是中国搞原子弹最关键的一年。围绕这一重点军事工程，毛泽东在过去已经调派了很多军队和科技骨干到西部地区的基础上，又调派了大批军队和科技精英奔赴三线，加强核研制基地建设。核研制基地在三线地区的建成，为三线建设描上了最浓重的一笔。
《毛泽东在1964年的一个重大决策：建设大三线》
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珍宝岛冲突发生后，毛泽东把关注的目光又转回到《大三线建设》上来。
毛泽东更重视《大三线建设》了。
为了排除走资派的干扰，保证三线建设顺利进行，毛泽东决定对一些重点三线建设基地和工程实行军管，甚至直接派军队去施工。对这种由解放军直接管甚至直接施工的单位，一切都是保密的。
为了对付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个《小三线建设》的思路。
这个思路就是：各省特别是进行《大三线建设》的各省，再建设成具有本省自成体系的《小三线建设》。
这样，既可以使国有的《大三线建设》与省有《小三线建设》两个体系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大系统，也可以将三线建设深入到中小城市、县城乃至乡村，使中国形成支持长期战争的工业基础。
从文革后的1970年起，中央开始对三线建设项目实行优先安排、重点保证、抓紧抢修的原则。
在此原则指导下，全国的三线工程建设全面铺开，各省的三线建设也随之全面铺开了。
毛泽东此时的三线建设思路，几乎完全集中到准备打仗、准备打长期的战争上来。因此他对三线建设投资偏重的程度，是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
到1971年，中国三线建设的投资总额达到了340.8亿元。这还没有把各省自筹资金搞“小三线”建设的投资计算在内。
而且，在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搞“文化大革命”之上的同时，毛泽东这样关注三线建设这一经济问题，也说明毛泽东对三线建设的重视，是基于对极有可能发生的中苏战争的考虑的。
毛泽东：“不建设好攀枝花，我睡不好觉”
毛泽东是有战备眼光和勇气的。
建国初期，毛泽东能在156项建设项目中考虑到把一部分项目安排在西部地区，就很了不起。如果没有一定的战略眼光，是考虑不到这一点的。
如果毛泽东没有勇气，在苏联意见不仅具有权威性，而且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候，是不能下这个决心的。
而毛泽东的眼光和勇气，来自毛泽东的精心研究和缜密思考。
这里面自然倾注着毛泽东的大量心血。
1956年，毛泽东虽然还没有决定搞三线建设，但毛泽东已经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西部。
毛泽东倾注心血研究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各方面的问题，特别对西部建设问题给予高度重视。
毛泽东亲自到外地去搞调查研究，回北京后又找了很多高级干部开调查会，认真研究西部地区建设问题。
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对中国西部地区建设问题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倾注了多少心血！
对于毛泽东当年对中国经济建设问题包括西部经济建设问题所倾注的心血，薄一波曾回忆道:“在听汇报的那些日子里，毛主席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汇报，毛泽东带着疲乏的神情，说毛泽东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情况确实是这样。”
当时，毛泽东经常是从每天早晨9点40分开始听汇报，一直到下午。下午处理完党政事务后，到晚上19点10分继续听汇报，一直到22时10分才结束，然后研究这些汇报材料，继续工作到深夜。
1958年，毛泽东已经下定了中国要搞原子弹的决心。
起初，中国还寄希望于苏联的援助。
当年的七、八月间，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毛泽东向赫鲁晓夫提出了苏联援助中国搞原子弹的问题。但是赫鲁晓夫却有他自己的考虑。赫鲁晓夫害怕因此会与美国搞僵，怕美国用原子弹威胁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还考虑，中国没有原子弹，就会投到苏联的核保护之下，苏联就能够控制中国。赫鲁晓夫还对中国拥有原子弹怀有忧虑之心，担心中国也会构成对苏联的威胁。
因此当毛泽东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赫鲁晓夫明确表示了对中国搞原子弹的消极态度。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并没有动摇搞原子弹的决心。
毛泽东决定中国独立自主搞原子弹，并且把这个决定与发展西部地区经济结合起来。
此时，毛泽东对西部地区建设的思考中，已经有了很大的军事因素。
1964年党中央正式做出进行三线建设的决策后，毛泽东对三线建设问题更加关心了。
当时，毛泽东特别强调三线建设的重要性。
毛泽东说:必须把三线的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搞起来，这样，军事工业才有基础。
毛泽东甚至说，如果不把攀枝花的钢铁厂搞起来，我睡不着觉。
毛泽东依据他对于三线建设的总构想，确定了三线建设的方针，这就是：
三线建设要“大分散、小集中”，要“依山傍水扎大营”。
要根据当地的地形、地貌条件确定建设项目。
要使三线建设的企业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
要远离大中城市，分散布点。
做到即使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这些工厂和科研单位也打不烂、炸不垮，能继续坚持生产和科研，支援前线。
1964年，也是中国搞原子弹最关键的一年。围绕这一重点军事工程，毛泽东在过去已经调派了很多军队和科技骨干到西部地区的基础上，又调派了大批军队和科技精英奔赴三线，加强核研制基地建设。核研制基地在三线地区的建成，为三线建设描上了最浓重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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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战争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时候，他们军队的数量约等于人民解放军的三倍半，他们军队的装备和人力物力的资源，更是远远地超过了人民解放军，他们拥有人民解放军所缺乏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工具，他们获得美国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大量援助，并且他们是经过了长期的准备的。
就是因为这样，战争的第一年（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表现为国民党的进攻和人民解放军的防御。
国民党在一九四六年，在东北占领了沈阳、四平、长春、吉林、安东等城市和辽宁、辽北、安东等省[1]的大部，在黄河以南占领了淮阴、菏泽等城市和鄂豫皖、苏皖、豫皖苏、鲁西南等解放区的大部，在长城以北占领了承德、集宁、张家口等城市和热河、绥远、察哈尔[2]的大部，声势汹汹，不可一世。
人民解放军采取了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每个月平均歼灭国民党正规军的数目约为八个旅（等于现在的师），终于迫使国民党放弃其全面进攻计划，而于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将进攻的重点限制在南线的两翼，即山东和陕北。
战争在第二年（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已经消灭了大量国民党正规军的人民解放军，在南线和北线都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国民党方面则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
人民解放军不但在东北、山东和陕北都恢复了绝大部分的失地，而且把战线伸到了长江和渭水以北的国民党统治区。同时，在攻克石家庄、运城、四平、洛阳、宜川、宝鸡、潍县、临汾、开封等城市的作战中学会了攻坚战术[3]。人民解放军组成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
不要忘记，人民解放军是没有飞机和坦克的，但是自从人民解放军形成了超过国民党军的炮兵和工兵以后，国民党的防御体系，连同他的飞机和坦克就显得渺小了。人民解放军已经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
战争第三年的头半年（一九四八年七月至十二月）发生了另一个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人民解放军不但已经能够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围和歼灭成十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的强大精锐兵团。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兵力的速度大为增加了。
试看歼敌营以上正规军的统计（包括起义的敌军在内）：第一年，九十七个旅，内有四十六个整旅；第二年，九十四个旅，内有五十个整旅；第三年的头半年，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一百四十七个师，内有一百一十一个整师[4]。半年歼敌整师的数目比过去两年歼敌整师的总数多了十五个。敌人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同军事战线上的胜利同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根据确实的情报，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了这样一项阴谋计划，并且已经开始在中国进行这项工作。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英国和法国的帝国主义者，则是美国这一政策的拥护者。这种情形，现在许多人还没有看清楚，但是大约不要很久，人们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5]。
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反动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吗？请大家想一想，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来，从一九四五年十月重庆谈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以来，中国人民对于这伙盗匪曾经做得何等仁至义尽，希望同他们建立国内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改变了他们的阶级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丝没有呢？这些盗匪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是可以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得开的。他们依靠美国帝国主义把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投入了空前残酷的大内战，他们用美国帝国主义所供给的轰炸机、战斗机、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动步枪、汽油弹、毒气弹等等杀人武器屠杀了成百万的男女老少，而美国帝国主义则依靠他们掠夺中国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内河航行权、商业特权、内政外交特权，直至打死人、压死人、强奸妇女而不受任何处罚的特权。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该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加以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吗？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这个真理难道还不明白吗？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了（请读者记着，这种可怜相，今后还要装的）。最近做了国民党行政院长的孙科，在去年六月间，不是曾经宣布“在军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终归可以解决”的吗？这次一上台却大谈其“光荣的和平”，说什么“政府曾努力追求和平，由于和平不能实现，不得已而用兵，用兵的最后目的仍在求得和平的恢复”。合众社上海十二月二十一日的电讯，马上就预料孙科的声明“在美国官方人士及国民党自由主义人士中，将遇到最广泛的赞扬”。美国官方人士现在不但热心于中国的“和平”，而且一再表示，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以来，美国就遵守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应该怎样来对付这些君子国的先生们呢？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6]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老老实实地认为：凡是耍着花腔，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像蛇一样的恶人为什么要怜惜呢？究竟是哪一个工人、哪一个农民、哪一个兵士主张怜惜这类恶人呢？确是有这么一种“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或非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他们劝告中国人民应该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就是说，应该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当作神物供养起来，以免这几种宝贝在世界上绝了种。但是他们决不是工人、农民、兵士，也不是工人、农民、兵士的朋友。
我们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扩大，必须容纳一切愿意参加目前的革命事业的人们。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需要有主力军，也需要有同盟军，没有同盟军的军队是打不胜敌人的。正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需要有自己的朋友，应当记住自己的朋友，而不要忘记他们。忠实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朋友，努力保护人民利益而反对保护敌人利益的朋友，在中国无疑是不少，无疑是一个也不应被忘记和被冷淡的。我们又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巩固，必须不容许坏人侵入，必须不容许错误的主张获得胜利。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除了记住自己的朋友以外，还应当牢牢地记住自己的敌人和敌人的朋友。如上所说，既然敌人正在阴谋地用“和平”的方法和混入革命阵营的方法以求保存和加强自己的阵地，而人民的根本利益则要求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并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那末，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
中国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态度。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大群大群的人民正在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营一方面来，中国反动派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人民解放战争愈接近于最后胜利，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将愈加巩固地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达到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的民主的和平。与此相反，美国帝国主义者、中国反动派和他们的朋友，虽然不能够巩固地团结一致，虽然会发生无穷的互相争吵，互相恶骂，互相埋怨，互相抛弃，但是在有一点上却会互相合作，这就是用各种方法力图破坏革命势力而保存反动势力。他们将要用各种方法：公开的和秘密的，直接的和迂回的。但是可以断定，他们的政治阴谋将要和他们的军事进攻遭遇到同样的失败。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
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这些就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一九四九年所应努力求其实现的主要的具体的任务。我们将不怕任何困难团结一致地去实现这些任务。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战争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时候，他们军队的数量约等于人民解放军的三倍半，他们军队的装备和人力物力的资源，更是远远地超过了人民解放军，他们拥有人民解放军所缺乏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工具，他们获得美国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大量援助，并且他们是经过了长期的准备的。
就是因为这样，战争的第一年（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表现为国民党的进攻和人民解放军的防御。
国民党在一九四六年，在东北占领了沈阳、四平、长春、吉林、安东等城市和辽宁、辽北、安东等省[1]的大部，在黄河以南占领了淮阴、菏泽等城市和鄂豫皖、苏皖、豫皖苏、鲁西南等解放区的大部，在长城以北占领了承德、集宁、张家口等城市和热河、绥远、察哈尔[2]的大部，声势汹汹，不可一世。
人民解放军采取了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每个月平均歼灭国民党正规军的数目约为八个旅（等于现在的师），终于迫使国民党放弃其全面进攻计划，而于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将进攻的重点限制在南线的两翼，即山东和陕北。
战争在第二年（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已经消灭了大量国民党正规军的人民解放军，在南线和北线都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国民党方面则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
人民解放军不但在东北、山东和陕北都恢复了绝大部分的失地，而且把战线伸到了长江和渭水以北的国民党统治区。同时，在攻克石家庄、运城、四平、洛阳、宜川、宝鸡、潍县、临汾、开封等城市的作战中学会了攻坚战术[3]。人民解放军组成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
不要忘记，人民解放军是没有飞机和坦克的，但是自从人民解放军形成了超过国民党军的炮兵和工兵以后，国民党的防御体系，连同他的飞机和坦克就显得渺小了。人民解放军已经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
战争第三年的头半年（一九四八年七月至十二月）发生了另一个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人民解放军不但已经能够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围和歼灭成十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的强大精锐兵团。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兵力的速度大为增加了。
试看歼敌营以上正规军的统计（包括起义的敌军在内）：第一年，九十七个旅，内有四十六个整旅；第二年，九十四个旅，内有五十个整旅；第三年的头半年，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一百四十七个师，内有一百一十一个整师[4]。半年歼敌整师的数目比过去两年歼敌整师的总数多了十五个。敌人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同军事战线上的胜利同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根据确实的情报，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了这样一项阴谋计划，并且已经开始在中国进行这项工作。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英国和法国的帝国主义者，则是美国这一政策的拥护者。这种情形，现在许多人还没有看清楚，但是大约不要很久，人们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5]。
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反动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吗？请大家想一想，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来，从一九四五年十月重庆谈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以来，中国人民对于这伙盗匪曾经做得何等仁至义尽，希望同他们建立国内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改变了他们的阶级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丝没有呢？这些盗匪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是可以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得开的。他们依靠美国帝国主义把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投入了空前残酷的大内战，他们用美国帝国主义所供给的轰炸机、战斗机、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动步枪、汽油弹、毒气弹等等杀人武器屠杀了成百万的男女老少，而美国帝国主义则依靠他们掠夺中国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内河航行权、商业特权、内政外交特权，直至打死人、压死人、强奸妇女而不受任何处罚的特权。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该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加以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吗？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这个真理难道还不明白吗？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了（请读者记着，这种可怜相，今后还要装的）。最近做了国民党行政院长的孙科，在去年六月间，不是曾经宣布“在军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终归可以解决”的吗？这次一上台却大谈其“光荣的和平”，说什么“政府曾努力追求和平，由于和平不能实现，不得已而用兵，用兵的最后目的仍在求得和平的恢复”。合众社上海十二月二十一日的电讯，马上就预料孙科的声明“在美国官方人士及国民党自由主义人士中，将遇到最广泛的赞扬”。美国官方人士现在不但热心于中国的“和平”，而且一再表示，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以来，美国就遵守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应该怎样来对付这些君子国的先生们呢？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6]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老老实实地认为：凡是耍着花腔，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像蛇一样的恶人为什么要怜惜呢？究竟是哪一个工人、哪一个农民、哪一个兵士主张怜惜这类恶人呢？确是有这么一种“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或非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他们劝告中国人民应该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就是说，应该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当作神物供养起来，以免这几种宝贝在世界上绝了种。但是他们决不是工人、农民、兵士，也不是工人、农民、兵士的朋友。
我们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扩大，必须容纳一切愿意参加目前的革命事业的人们。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需要有主力军，也需要有同盟军，没有同盟军的军队是打不胜敌人的。正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需要有自己的朋友，应当记住自己的朋友，而不要忘记他们。忠实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朋友，努力保护人民利益而反对保护敌人利益的朋友，在中国无疑是不少，无疑是一个也不应被忘记和被冷淡的。我们又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巩固，必须不容许坏人侵入，必须不容许错误的主张获得胜利。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除了记住自己的朋友以外，还应当牢牢地记住自己的敌人和敌人的朋友。如上所说，既然敌人正在阴谋地用“和平”的方法和混入革命阵营的方法以求保存和加强自己的阵地，而人民的根本利益则要求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并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那末，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
中国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态度。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大群大群的人民正在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营一方面来，中国反动派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人民解放战争愈接近于最后胜利，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将愈加巩固地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达到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的民主的和平。与此相反，美国帝国主义者、中国反动派和他们的朋友，虽然不能够巩固地团结一致，虽然会发生无穷的互相争吵，互相恶骂，互相埋怨，互相抛弃，但是在有一点上却会互相合作，这就是用各种方法力图破坏革命势力而保存反动势力。他们将要用各种方法：公开的和秘密的，直接的和迂回的。但是可以断定，他们的政治阴谋将要和他们的军事进攻遭遇到同样的失败。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
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这些就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一九四九年所应努力求其实现的主要的具体的任务。我们将不怕任何困难团结一致地去实现这些任务。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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