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最大功绩是重塑了中国人
毛泽东的最大功绩是重塑了中国人，把几百年来趴在地下，在外族的统治下麻木不仁的民族唤醒，融合成了一个有着一个统一国家意志的国族！中华民族的形成，开始与日寇侵华，国共内战，韩战，以及文化大革命。战争是一个真正国家形成的必要条件。美国国族认同也是在南北内战，一二次世界大战中逐渐形成的！
一些苟延残喘的”还乡团“仍然对“文化大革命”泼最后一盆污水！但是”文化大革命“，从灵魂深处，打碎了千百年来套在中国人身上的各种束缚，锁链！这个影响极其深远！”
《一些苟延残喘的”还乡团“仍然对“文化大革命”泼最后一盆污水！》。
《一些苟延残喘的”还乡团“》《仍然对“文化大革命”泼最后一盆污水！》。
走资派们，仍然对“文化大革命”泼最后一盆污水！
新老右派们，仍然对“文化大革命”泼最后一盆污水！
新的资本家们，仍然对“文化大革命”泼最后一盆污水！
先富的土豪劣绅村霸恶霸们，仍然对“文化大革命”泼最后一盆污水！
牛鬼蛇神们，仍然对“文化大革命”泼最后一盆污水！
砖家叫兽们，仍然对“文化大革命”泼最后一盆污水！
马户又鸟们，仍然对“文化大革命”泼最后一盆污水！
汉奸洋奴们，仍然对“文化大革命”泼最后一盆污水！
洋卖办们，仍然对“文化大革命”泼最后一盆污水！
走资派的吹鼓手们，仍然对“文化大革命”泼最后一盆污水！
当然，最最主要的是《走资派》。
《走资派》反文革是符合走资派的利益的，如果不反文革，就失去了执政基础。
文革是干什么的？文革就是批斗走资派的。
文革中的造反派红卫兵夺权？是夺谁的权？就是夺走资派的权。
走资派邓小平为什么篡权一上台迫不及待地要用一切卑劣的宣传手段将文革搞臭？为什么迫不及待地要给文革定性？”就是要为邓小平自己翻案。翻案为了什么？就是要证明邓小平不是走资派。而四人帮是走资派。所以要为邓小平自己能够上台扫清路障。如果要承认文革是对的， 邓小平是走资派怎么能名正言顺复出呢？
那么，说文革错了，总要找个错的理由，就弄出来个“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的谎言来。文革开始时的毛泽东还没有到晚年。发动文革是经最高层集体讨论通过的，十几亿人参与的一件大事，怎么能说是毛泽东的错误呢？况且毛泽东本人将文革似比天大的大事。而文革中的两方是毛泽东和邓小平。而邓小平篡权上台掌控话语权，只是一面之辞。
就如邓小平上台后讲到毛泽东思想时，强调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是集体的，言下之余有邓小平的功劳？而文革不是集体功劳了？
再说说为什么走资派一直不停地在给文化大革命继续泼污水？
根源在走资派邓小平。别看邓一天也没有当过总书记，但邓可以让胡赵两位总书记一夜之间上台，一夜之间下台。古今中外的封建皇帝也做不到。这还不算最封建的，更封建的还在后头，凭邓之力可以让一个上海的书记直接提升到中央，任最高头头。临死之前还安排好二代接班的。又见过如此封建的封宫吗？
当然，被封的走资派怎么会不反对文革呢？
再下面邓小平没有安排，所以就继续连任下去。
这叫什么？连资产阶级的民主都不是。纯属封建皇朝的作派。
毛泽东最大功绩是重塑了中国人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资产阶级小民主无产阶级大民主
毛泽东从初创建设中国工农红军时开始，就同许多留学西方国家的各方人才交流学习，弄懂各种方法的民主。概括起来，《民主》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即《小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即《大民主》。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就是《大民主》。全民参与的。
延安时期还与美国加拿大的洋人共产党人做朋友，从中了解西方民主并学习其中有益于中国的方法。毛泽东共产党只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当权派入侵别国。而从没有说要反对资产阶级的西方民主。稍有一点脑子的人都会懂得《民主》是一个方法，各国领导人想用何种民主的方法治理国家，是各国自己领导人的事，别国或个人能反对得了吗？或者说别国或个人能送一个《民主》给别国用吗？《民主》不是皇冠可以送人或为人争取的。
西方民主也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认同西方民主“普世价值”者认为，西方民主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应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怎么能否定呢？但是，共产党也是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人类共有的，没有谁可以独自占有的。更不可当礼物送人。
西方民主讲人权，东方民主不也讲人权。进而提出，谁否定“普世价值”，谁就是站在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对立面。这种观点容易引起思想混乱，颇有澄清的必要。澄清关于“普世价值”的是与非，需要分清三个层面的问题：一些西方国家宣扬和推行“普世价值”的实质是什么？西方国家在对内对外实践中是怎样推行其“普世价值”的？西方民主的所谓“普世价值”是否适用于世界上任何国家？
西方宣扬和推行西方民主“普世价值”的实质是什么？
西方民主宣扬“普世价值”，实质是推销西方的所谓“民主国家体系”和“自由体制”。但东方民主不同于西方民主的价值观。“前者为无产阶级的民主。后者为资产阶级的民主。东方民主主张独立自主，不干涉他国内政，不向外国传播意识形态，而美国坚持通过施压和激励来实现价值观的普适性，也就是要干涉别国的内政。”
而西方民主如美国政府及总统如是要：“中国不可能永远抵制西方民主变革的力量。终有一天，它会走上东欧和苏联共产党政权的道路，美国必须尽其所能，鼓励这一进程。”克林顿上台后，把扩展民主确定为首要外交政策目标。1993年9月，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宣称，美国的目标是“扩展和加强世界市场民主国家体系”和“扩大生活在自由体制下国家的数量”，实现“繁荣的民主世界”。可见，美国毫不掩饰地要把西方的“民主国家体系”和“自由体制”推向世界、推向中国。
通过推行西方民主价值观演变与自己价值观不同的国家，是西方国家一贯的政治原则和策略。基辛格指出，老布什和小布什也试图用西方价值观重塑世界面貌。老布什认为美国有能力重塑世界面貌。小布什毫不犹豫地打起美国价值观旗帜，实施外交政策。“小布什的自由议程所规定的是非西方社会极其迅速的演变”。
基辛格的《论中国》一书的最后部分写道：“美国自建国以来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这些理想。这一信念常常成为美国的驱动力。”基辛格是一位有世界影响的美国政要和思想家，他对美国通过推行西方价值观来“重塑世界面貌”、“演变”非西方价值观国家，特别是力促中国重蹈苏联东欧覆辙直言不讳的论述，对中国一些不明事实真相、盲目追捧西方“普世价值”的人士来说，是一支“清醒剂”。
西方民主宣扬和推行“普世价值”，是其和平演变策略的重要一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作为价值观，本是人类社会所共同追求的目标，怎么会成为西方国家用来“重塑”和“演变”非西方价值观国家的工具呢？这就需要进一步弄清楚西方价值观的经济社会制度基础。
西方民主价值观是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能保证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的实现。它把资本主义看作人类社会最美好的制度，把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宣扬为“普世价值”。尽管东方民主也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作为自己的追求和价值原则，但西方并不认同。
因为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行中国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国有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与西方的个人主义相区别。总之，中国积极借鉴西方之长但不照搬西方那一套、不搞西方化，而这些与西方所宣扬的“普世价值”是相左的。
西方民主国家极力向中国推行所谓“普世价值”，其本质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否定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当然要受到中国的抵制。有人不明事情的本质与真相，只从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抽象概念和文字表面出发，认同和宣扬西方民主“普世价值”。这些人应该清醒了。
西方国家是怎样实践其“普世价值”的？
从西方国家的国内实践看，西方民主“普世价值”的口号长期被践踏。一些西方国家长期存在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劳资对立、贫富分化、人权无保障等背离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严重社会问题。
美国1776年《独立宣言》声称“人人生而平等”，但实际上这只适用于男性富人，不包括妇女、穷人、黑人，富人还可拥有黑奴。美国曾长期存在种族隔离制度，践踏人权。
直到1965年，才允许黑人享受与白人一样的民权。西方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贫富分化与对立。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撰文指出，美国民主的实质就是“1%所有，1%统治，1%享用”。前几年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显示的正是99%与1%的对立。上述种种，正是对西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的莫大讽刺。
从西方国家的国际实践看，“普世价值”幌子下掩盖的是侵略、掠夺和灾难。
看看高唱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西方国家是怎样对待中国的。从19世纪初起，西方列强先是非法向中国贩卖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继而以炮舰入侵中国，杀害中国军民，并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开启了灾难深重的中国近代史。
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跌入苦难的深渊。
1840年以后的100多年中，西方列强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
这就是西方国家送给中国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
历史上是这样，现在又如何呢？
西方在一些国家操纵的“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街头政治”，导致相关国家陷入政治动荡、社会混乱、难民流离、经济衰退。
一些国家甚至遭到西方武装入侵，遭受战乱、杀戮、灾难，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在事实面前，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不认同西方推行的“普世价值”。
西方的“普世价值”是否适用于世界各国？
从总体上说，作为一定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没有对一切社会制度的普适性。
世界上有无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被普遍认同的普世价值？这需要探究。比如联合国所规定、由各国签字认可的某些需要共同遵守的准则，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不应简单否定。
西方国家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和以按资（本）分配为核心的按要素所有权分配，是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具有普适性的价值原则。而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原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国家需要遵循的普适性价值。
但是，这些都是一定时期、一定范围或一定社会制度内的普适性价值，而不是适用于一切时期和一切社会制度的普世价值。
不同社会经济制度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例如，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在今人看来是不公平、不正义、不道德的，但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却是维护这种制度的。
西方国家所宣扬的“普世价值”名不副实。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作为反对封建制度的价值观是进步的，但它是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
资本与劳动力的等价交换，表面看来是自由、平等的，但这种自由、平等是表面的、虚伪的。一旦从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劳动力的出卖者成了雇佣劳动者。“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
在资产阶级及其学者看来，资本创造利润，土地创造地租，劳动创造工资。因此，按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是天经地义的，合乎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价值标准。
而马克思批判了这种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的“三位一体公式”。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指出：“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或剥削农奴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偿劳动发财致富的……只在于占有这种无偿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这样一来，有产阶级胡说现代社会制度盛行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谐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也指出了资本主义“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
西方国家内部的许多人士也不认可西方价值观具有普适性。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时期会有不同价值观，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认同、不接受西方向中国推行的“普世价值”。
其实，西方不少学者和社会人士也对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提出了质疑和异议。
中国热衷于西方“普世价值”的人士应读几本西方学者的相关著作，如英国的特里·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英国的查理德·波斯纳针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资本主义的失败》，日本的神谷秀树的《贪婪的资本主义·华尔街的自我毁灭》，等等。
美国的查尔斯·德伯写过《马克思的预言：危机的世界》一书，作者在中译本中对中国读者说：“世人对马克思的著作再度兴起兴趣。美国大学中的教授和学生也再次开始展露对马克思更浓厚的兴趣。民调显示美国的年轻人如今对‘资本主义’有负面印象，而一半对‘社会主义’这个字眼有正面印象。”可见，西方国家的所谓“普世价值”，连其国内不少大学师生和一般年轻人也不认同其普适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合中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此，中国必须坚持自己的价值标准，不能搞西方化。中国社会主义也讲自由、平等、民主等，但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平等是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消灭阶级剥削和对立、消除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平等。
社会主义的自由，是马克思所讲的摆脱了阶级剥削与压迫的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原则的自由；社会主义的东方民主，是民主集中制下的人民民主。等等。总之，社会主义有自己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价值原则，虽然在字面上自由、平等、民主等是相同的，但其内涵是不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凝心聚力实现社会主义的东方民主。
毛泽东从初创建设中国工农红军时开始，就同许多留学西方国家的各方人才交流学习，弄懂各种方法的民主。概括起来，《民主》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即《小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即《大民主》。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就是《大民主》。全民参与的。
延安时期还与美国加拿大的洋人共产党人做朋友，从中了解西方民主并学习其中有益于中国的方法。毛泽东共产党只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当权派入侵别国。而从没有说要反对资产阶级的西方民主。稍有一点脑子的人都会懂得《民主》是一个方法，各国领导人想用何种民主的方法治理国家，是各国自己领导人的事，别国或个人能反对得了吗？或者说别国或个人能送一个《民主》给别国用吗？《民主》不是皇冠可以送人或为人争取的。
西方民主也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认同西方民主“普世价值”者认为，西方民主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应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怎么能否定呢？但是，共产党也是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人类共有的，没有谁可以独自占有的。更不可当礼物送人。
西方民主讲人权，东方民主不也讲人权。进而提出，谁否定“普世价值”，谁就是站在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对立面。这种观点容易引起思想混乱，颇有澄清的必要。澄清关于“普世价值”的是与非，需要分清三个层面的问题：一些西方国家宣扬和推行“普世价值”的实质是什么？西方国家在对内对外实践中是怎样推行其“普世价值”的？西方民主的所谓“普世价值”是否适用于世界上任何国家？
西方宣扬和推行西方民主“普世价值”的实质是什么？
西方民主宣扬“普世价值”，实质是推销西方的所谓“民主国家体系”和“自由体制”。但东方民主不同于西方民主的价值观。“前者为无产阶级的民主。后者为资产阶级的民主。东方民主主张独立自主，不干涉他国内政，不向外国传播意识形态，而美国坚持通过施压和激励来实现价值观的普适性，也就是要干涉别国的内政。”
而西方民主如美国政府及总统如是要：“中国不可能永远抵制西方民主变革的力量。终有一天，它会走上东欧和苏联共产党政权的道路，美国必须尽其所能，鼓励这一进程。”克林顿上台后，把扩展民主确定为首要外交政策目标。1993年9月，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宣称，美国的目标是“扩展和加强世界市场民主国家体系”和“扩大生活在自由体制下国家的数量”，实现“繁荣的民主世界”。可见，美国毫不掩饰地要把西方的“民主国家体系”和“自由体制”推向世界、推向中国。
通过推行西方民主价值观演变与自己价值观不同的国家，是西方国家一贯的政治原则和策略。基辛格指出，老布什和小布什也试图用西方价值观重塑世界面貌。老布什认为美国有能力重塑世界面貌。小布什毫不犹豫地打起美国价值观旗帜，实施外交政策。“小布什的自由议程所规定的是非西方社会极其迅速的演变”。
基辛格的《论中国》一书的最后部分写道：“美国自建国以来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这些理想。这一信念常常成为美国的驱动力。”基辛格是一位有世界影响的美国政要和思想家，他对美国通过推行西方价值观来“重塑世界面貌”、“演变”非西方价值观国家，特别是力促中国重蹈苏联东欧覆辙直言不讳的论述，对中国一些不明事实真相、盲目追捧西方“普世价值”的人士来说，是一支“清醒剂”。
西方民主宣扬和推行“普世价值”，是其和平演变策略的重要一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作为价值观，本是人类社会所共同追求的目标，怎么会成为西方国家用来“重塑”和“演变”非西方价值观国家的工具呢？这就需要进一步弄清楚西方价值观的经济社会制度基础。
西方民主价值观是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能保证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的实现。它把资本主义看作人类社会最美好的制度，把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宣扬为“普世价值”。尽管东方民主也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作为自己的追求和价值原则，但西方并不认同。
因为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行中国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国有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与西方的个人主义相区别。总之，中国积极借鉴西方之长但不照搬西方那一套、不搞西方化，而这些与西方所宣扬的“普世价值”是相左的。
西方民主国家极力向中国推行所谓“普世价值”，其本质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否定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当然要受到中国的抵制。有人不明事情的本质与真相，只从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抽象概念和文字表面出发，认同和宣扬西方民主“普世价值”。这些人应该清醒了。
西方国家是怎样实践其“普世价值”的？
从西方国家的国内实践看，西方民主“普世价值”的口号长期被践踏。一些西方国家长期存在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劳资对立、贫富分化、人权无保障等背离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严重社会问题。
美国1776年《独立宣言》声称“人人生而平等”，但实际上这只适用于男性富人，不包括妇女、穷人、黑人，富人还可拥有黑奴。美国曾长期存在种族隔离制度，践踏人权。
直到1965年，才允许黑人享受与白人一样的民权。西方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贫富分化与对立。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撰文指出，美国民主的实质就是“1%所有，1%统治，1%享用”。前几年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显示的正是99%与1%的对立。上述种种，正是对西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的莫大讽刺。
从西方国家的国际实践看，“普世价值”幌子下掩盖的是侵略、掠夺和灾难。
看看高唱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西方国家是怎样对待中国的。从19世纪初起，西方列强先是非法向中国贩卖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继而以炮舰入侵中国，杀害中国军民，并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开启了灾难深重的中国近代史。
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跌入苦难的深渊。
1840年以后的100多年中，西方列强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
这就是西方国家送给中国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
历史上是这样，现在又如何呢？
西方在一些国家操纵的“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街头政治”，导致相关国家陷入政治动荡、社会混乱、难民流离、经济衰退。
一些国家甚至遭到西方武装入侵，遭受战乱、杀戮、灾难，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在事实面前，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不认同西方推行的“普世价值”。
西方的“普世价值”是否适用于世界各国？
从总体上说，作为一定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没有对一切社会制度的普适性。
世界上有无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被普遍认同的普世价值？这需要探究。比如联合国所规定、由各国签字认可的某些需要共同遵守的准则，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不应简单否定。
西方国家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和以按资（本）分配为核心的按要素所有权分配，是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具有普适性的价值原则。而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原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国家需要遵循的普适性价值。
但是，这些都是一定时期、一定范围或一定社会制度内的普适性价值，而不是适用于一切时期和一切社会制度的普世价值。
不同社会经济制度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例如，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在今人看来是不公平、不正义、不道德的，但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却是维护这种制度的。
西方国家所宣扬的“普世价值”名不副实。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作为反对封建制度的价值观是进步的，但它是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
资本与劳动力的等价交换，表面看来是自由、平等的，但这种自由、平等是表面的、虚伪的。一旦从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劳动力的出卖者成了雇佣劳动者。“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
在资产阶级及其学者看来，资本创造利润，土地创造地租，劳动创造工资。因此，按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是天经地义的，合乎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价值标准。
而马克思批判了这种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的“三位一体公式”。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指出：“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或剥削农奴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偿劳动发财致富的……只在于占有这种无偿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这样一来，有产阶级胡说现代社会制度盛行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谐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也指出了资本主义“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
西方国家内部的许多人士也不认可西方价值观具有普适性。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时期会有不同价值观，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认同、不接受西方向中国推行的“普世价值”。
其实，西方不少学者和社会人士也对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提出了质疑和异议。
中国热衷于西方“普世价值”的人士应读几本西方学者的相关著作，如英国的特里·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英国的查理德·波斯纳针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资本主义的失败》，日本的神谷秀树的《贪婪的资本主义·华尔街的自我毁灭》，等等。
美国的查尔斯·德伯写过《马克思的预言：危机的世界》一书，作者在中译本中对中国读者说：“世人对马克思的著作再度兴起兴趣。美国大学中的教授和学生也再次开始展露对马克思更浓厚的兴趣。民调显示美国的年轻人如今对‘资本主义’有负面印象，而一半对‘社会主义’这个字眼有正面印象。”可见，西方国家的所谓“普世价值”，连其国内不少大学师生和一般年轻人也不认同其普适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合中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此，中国必须坚持自己的价值标准，不能搞西方化。中国社会主义也讲自由、平等、民主等，但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平等是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消灭阶级剥削和对立、消除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平等。
社会主义的自由，是马克思所讲的摆脱了阶级剥削与压迫的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原则的自由；社会主义的东方民主，是民主集中制下的人民民主。等等。总之，社会主义有自己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价值原则，虽然在字面上自由、平等、民主等是相同的，但其内涵是不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凝心聚力实现社会主义的东方民主。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讲理》？《骂》？要看是谁？
《讲理》？《骂》？要看是谁？
《讲理》是跟同志、朋友、亲人。
《骂》是跟敌人，跟反共产党反毛泽东分子，跟走资派，跟新老右派，跟牛鬼蛇神，跟砖家叫兽，跟马户又鸟。因为这些首先骂人的。
而《讲理》要跟工人、农民、一切拥护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
《讲理》如果是跟资本家？跟地主？跟一切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人？跟帝国主义？跟封建主义？跟资本主义？当白痴骂毛泽东时讲理还管用吗？
应该跟信仰马列毛主义者讲理才能行。除外跟谁讲理？结果就是一定会被《骂》，被反对。为什么会是这样？当白痴骂毛泽东时讲理还管用吗？
阶级立场不同！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毛主席又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迫不及待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就是为了忽悠工人农民不要搞阶级斗争，只准走资派搞阶级斗争。
毛泽东、邓小平二人不懂阶级斗争吗？都懂！而且都很懂，还很会搞。
但，毛泽东讲出来想告诉谁？显然不是他自己，是告诉工人农民们。
邓小平说没有阶级斗争了，是事实吗？想忽悠谁？显然是工人农民。
走资派和右派反对《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认为是毛泽东抓阶级斗争搞乱了中国。真的是这样么？到底是谁搞乱了中国，是毛泽东抓阶级斗争还是走资派在中国全面推行资本主义制度？
没错，毛泽东时代的确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对资产阶级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那时候中国并没有乱，城乡社会秩序良好。就是被走资派定性为“浩劫”的文革十年，中国也没有出现动乱。
历经文革的人好多还都健在，大家有目共睹。那时候城乡都有民兵组织，民兵们手里都有枪支和弹药，除了个别城市偶尔发生几起敌对分子煽动引发的武斗外，全国城乡都很稳定。假如现在民间依然有那么多的枪支弹药，大规模的武装暴乱不知道会发生多少次，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为什么呢？因为毛泽东时代社会秩序良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本平等，干部没有特权，干部家庭也不是特别富有，普通老百姓对“走资派”并没有仇恨，有些善良的农民甚至与他们成了朋友。
而现在当官的贪腐严重，成了骑在人民头上的新贵族，很多老百姓对他们都恨之入骨，如果他们手里有那么多枪支弹药，不闹事才怪。
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为什么有些人一提阶级斗争就会跳出来骂，是因为这些人大多数都是既得利益者，是新权贵。
走资派唯恐天下不乱，授予所有的干部一种特权——带头先富。怎么先富？瓜分国有资产和集体财产，近水楼台先得月，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几乎凡是有点权力的干部都有了生财之道。就连他们的亲友也搭上了发财的顺风车，高额贷款做生意、上项目。几年下来，原本和平民阶层处在一个经济水平线上的干部，全都风光起来，买豪华轿车、买高档住宅、包情人、养二奶。
为了捞取更多的钱，他们买官卖官、行贿受贿，所作所为完全没有了共产党人的影子。
毛泽东有关阶级斗争的论述没有错，以抓阶级斗争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他的英明决策。事实上，这正是走资派对毛泽东恨之入骨之处。
走资派表面上反对阶级斗争，而事实上他们历来十分重视阶级斗争。改革开放后，他们一面以“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理论迷惑中国百姓。
一面以发家致富为诱饵，让老百姓为眼前的蝇头小利而牺牲自己未来应有的权力。同时走资派还逐步在党、政、军及上层建筑诸多领域清除文革中的造反派红卫兵，安插亲信保皇派，把那些代表人民利益，主张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人才边缘化、赶下台。
这是一种什么现象？明明白白就是一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拼杀的阶级斗争，虽然看不见硝烟和刀光剑影，那冲天的杀气却是震惊全世界。不过这场斗争，毛泽东阵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失败了，因为他们失去了领导权，丧失了话语权，已经成了走资派肆意攻击的对象。
毛泽东说：“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尽管走资派把他们的资本主义复辟美化成“特色社会主义”，其实只不过是给资本主义贴上了一个好看的商标，骨子里还是资本主义。
走资派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搞乱了中国，把文革称作“十年浩劫”，可是那十年老百姓过的却是衣食无忧幸福快乐的日子，家庭和睦、尊老爱幼、助人为乐、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与人之间没有尔虞我诈、巧取豪夺。
再看看现在，走资派们说中国富了，中国老百姓都过上了小康的日子，这纯粹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中国哪些人富了？普通的工人、农民有多少人成为小康人家？更多的老百姓过的却是抛家舍业、妻离子散、家庭破碎的凄凉日子。
丑恶的资本主义制度泯灭人性丧失道德，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已经没有别的。为了钱什么罪恶的事情都干得出来，不孝子孙越来越多，夫妻反目杀人碎尸屡见不鲜，离婚如同儿戏，男女私通备受吹捧。特别是一些官员，不仅几个几十个包养情人，而且为他们提供大量金钱肆意挥霍。刑事案件和非正常死亡越来越多。
毛泽东时代，不必担心被富二代的飞车撞死。不必担心住在家里或走在路上被豆腐渣建筑砸死。不必担心有毒酒、毒米、毒菜、毒家具、毒饮料、毒药、毒棉花、毒牛奶、毒肉把你毒死。
不必担心私企工厂排放的有毒物质造成空气污染，让你患上某些不治之症。不必担心有黑社会暴徒来打你、杀你。不必担心有强盗半夜光顾你家，撬开门窗进屋宰了你。不必担心有砍手党、敲头党、飞车党、碰瓷党突然袭击你，把你弄成残疾。不必担心你的孩子会在上学路上一去不回。不必担心你的女性亲友半夜出门会被强暴杀害。
毛泽东时代不会因为没钱上学去自杀，不会因为没钱买房去跳楼，不会因为父母包办婚姻而和恋人殉情，不会因为巨大的生活压力让你无路可走而自杀，不会因为筹措不到孩子上大学的巨额学费而去卖肾。
毛泽东时代是真正的为老百姓谋福利的时代，那个时代没有贪官污吏捞钱，没有黄、赌、毒泛滥，没有黑社会势力横行。因为毛泽东抓了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复辟不能得逞，人民的权力没有丧失，所以老百姓才能过上无忧无虑幸福快乐的好日子。
尽管走资派编造了许多冠冕堂皇的理论文章大肆宣传，但是谁都知道那是狐狸唱曲给树上衔着肉的乌鸦听。乌鸦被唱晕了头，一张嘴肉掉了下去，狐狸得到了一顿美餐。
中国的老百姓被走资派右派们忽悠晕了，半推半就地接受了“特色社会主义”，结果工人农民们失去了稳定的工作，失去了家庭幸福，失去了无忧无虑的生活，留给工人农民们以至他们的子孙后代的是没有穷尽的困苦和忧伤。
这就是阶级斗争，这就是改革开放时期的特色阶级斗争。之所以冠之以“特色”，是因为这场斗争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吃着共产党的饭，砸着共产党的锅”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说过：“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毛主席说：“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学校，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敌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
抗大成立1937年，前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后来改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称为“抗大”。作为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建立的一所大学，主要对标国民党的黄埔军校，来培养我党的军事和政治人才。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对中国发起全面进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生死存亡之际，无数有志青年放弃城市里的舒适生活，怀揣坚定信念，踏上前往延安的道路
延安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革命青年们没有退缩。他们服从组织的安排和领导，跟着部队住在艰苦的涵洞里，与大家吃着简单的食物，一边参加生产劳动的同时，一边在抗大里面进行学习和培训。这些青年里面，还有大批是其他学校的学生。
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丧心病狂的日寇在中国境内进行大肆轰炸。国内许多学校受到波及，如今著名的高校都在这时期进行过迁移，搬到大后方避难。比如清华北大就有一部分搬到了云南，建立起西南联大，浙大搬到了贵州湄潭。也有相当一部分大学搬到了陕西，他们在这里建立了西北联大，重新开展教学，其中，有部分学生加入“抗大”。当时许多来延安的青年，都具有一定的知识水平。
但抗大的教育条件简陋，不仅没有宽广的教室，也没有合适的黑板，更别说标配的课桌木凳和粉笔了。不过即便是一无所有，他们没有条件也会创造条件。众人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没有教室，他们就把简陋的窑洞重新修整，规划为“教室”没有黑板，他们就用木炭灰把墙壁涂黑成了“黑板”没有课桌板凳，他们就自己砍来木头，将小板凳改造成“标配听课椅”……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抗大”的教育成果意外地丰硕!
从1937年到1945年，抗大及其分校为我党培育了近20多万名优秀的党政军管理干部，有效地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大量的人才支撑。刚来时，他们既有稚气未脱、怀揣革命理念的青年学生%3B又有身经百战，在战场上经过艰苦考验的军人和战士。他们为了理想齐聚一堂，学成以后，为了人民和新中国的事业添砖加瓦。抗大的成果，不出意外地引来了国民党的忌恨。
在蒋介石的安排下，反动派往各城市发放报纸或者通告，试图在舆论上对抗大进行抹黑和攻击。对此，毛主席在“抗大”成立三周年的演讲会上，发表《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极大地鼓励了延安的学生和老师们。
1947年，蒋介石与宋美龄秘密来到延安。对于培养了大量人才的抗大，蒋介石可谓是恨之入骨却又慕名已久，但他怎么也没想到，抗大的教学环境会如此简陋。他在“教室”里没有看到一个正常的黑板和课桌板凳。
蒋介石心中百感交集，他对旁边的人说道：“你们也都看见了，论设施，黄埔军校比这里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但真论起打仗，反倒差了不知多少倍，我想听听你们的高见，陪同人员听问话，全都陷入了沉默。其实，蒋介石看到的，也不过是抗大的冰山一角罢了，这里最重要的革命精神，他是看不到的。
对于抗大人的精神，毛主席十分赞扬，他曾说过：“你们是石器时代的人，但学的是最进步的科学。”敌人越是反对，越说明我们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讲理》？《骂》？要看是谁？
《讲理》是跟同志、朋友、亲人。
《骂》是跟敌人，跟反共产党反毛泽东分子，跟走资派，跟新老右派，跟牛鬼蛇神，跟砖家叫兽，跟马户又鸟。因为这些首先骂人的。
而《讲理》要跟工人、农民、一切拥护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
《讲理》如果是跟资本家？跟地主？跟一切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人？跟帝国主义？跟封建主义？跟资本主义？当白痴骂毛泽东时讲理还管用吗？
应该跟信仰马列毛主义者讲理才能行。除外跟谁讲理？结果就是一定会被《骂》，被反对。为什么会是这样？当白痴骂毛泽东时讲理还管用吗？
阶级立场不同！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毛主席又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迫不及待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就是为了忽悠工人农民不要搞阶级斗争，只准走资派搞阶级斗争。
毛泽东、邓小平二人不懂阶级斗争吗？都懂！而且都很懂，还很会搞。
但，毛泽东讲出来想告诉谁？显然不是他自己，是告诉工人农民们。
邓小平说没有阶级斗争了，是事实吗？想忽悠谁？显然是工人农民。
走资派和右派反对《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认为是毛泽东抓阶级斗争搞乱了中国。真的是这样么？到底是谁搞乱了中国，是毛泽东抓阶级斗争还是走资派在中国全面推行资本主义制度？
没错，毛泽东时代的确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对资产阶级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那时候中国并没有乱，城乡社会秩序良好。就是被走资派定性为“浩劫”的文革十年，中国也没有出现动乱。
历经文革的人好多还都健在，大家有目共睹。那时候城乡都有民兵组织，民兵们手里都有枪支和弹药，除了个别城市偶尔发生几起敌对分子煽动引发的武斗外，全国城乡都很稳定。假如现在民间依然有那么多的枪支弹药，大规模的武装暴乱不知道会发生多少次，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为什么呢？因为毛泽东时代社会秩序良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本平等，干部没有特权，干部家庭也不是特别富有，普通老百姓对“走资派”并没有仇恨，有些善良的农民甚至与他们成了朋友。
而现在当官的贪腐严重，成了骑在人民头上的新贵族，很多老百姓对他们都恨之入骨，如果他们手里有那么多枪支弹药，不闹事才怪。
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为什么有些人一提阶级斗争就会跳出来骂，是因为这些人大多数都是既得利益者，是新权贵。
走资派唯恐天下不乱，授予所有的干部一种特权——带头先富。怎么先富？瓜分国有资产和集体财产，近水楼台先得月，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几乎凡是有点权力的干部都有了生财之道。就连他们的亲友也搭上了发财的顺风车，高额贷款做生意、上项目。几年下来，原本和平民阶层处在一个经济水平线上的干部，全都风光起来，买豪华轿车、买高档住宅、包情人、养二奶。
为了捞取更多的钱，他们买官卖官、行贿受贿，所作所为完全没有了共产党人的影子。
毛泽东有关阶级斗争的论述没有错，以抓阶级斗争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他的英明决策。事实上，这正是走资派对毛泽东恨之入骨之处。
走资派表面上反对阶级斗争，而事实上他们历来十分重视阶级斗争。改革开放后，他们一面以“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理论迷惑中国百姓。
一面以发家致富为诱饵，让老百姓为眼前的蝇头小利而牺牲自己未来应有的权力。同时走资派还逐步在党、政、军及上层建筑诸多领域清除文革中的造反派红卫兵，安插亲信保皇派，把那些代表人民利益，主张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人才边缘化、赶下台。
这是一种什么现象？明明白白就是一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拼杀的阶级斗争，虽然看不见硝烟和刀光剑影，那冲天的杀气却是震惊全世界。不过这场斗争，毛泽东阵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失败了，因为他们失去了领导权，丧失了话语权，已经成了走资派肆意攻击的对象。
毛泽东说：“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尽管走资派把他们的资本主义复辟美化成“特色社会主义”，其实只不过是给资本主义贴上了一个好看的商标，骨子里还是资本主义。
走资派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搞乱了中国，把文革称作“十年浩劫”，可是那十年老百姓过的却是衣食无忧幸福快乐的日子，家庭和睦、尊老爱幼、助人为乐、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与人之间没有尔虞我诈、巧取豪夺。
再看看现在，走资派们说中国富了，中国老百姓都过上了小康的日子，这纯粹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中国哪些人富了？普通的工人、农民有多少人成为小康人家？更多的老百姓过的却是抛家舍业、妻离子散、家庭破碎的凄凉日子。
丑恶的资本主义制度泯灭人性丧失道德，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已经没有别的。为了钱什么罪恶的事情都干得出来，不孝子孙越来越多，夫妻反目杀人碎尸屡见不鲜，离婚如同儿戏，男女私通备受吹捧。特别是一些官员，不仅几个几十个包养情人，而且为他们提供大量金钱肆意挥霍。刑事案件和非正常死亡越来越多。
毛泽东时代，不必担心被富二代的飞车撞死。不必担心住在家里或走在路上被豆腐渣建筑砸死。不必担心有毒酒、毒米、毒菜、毒家具、毒饮料、毒药、毒棉花、毒牛奶、毒肉把你毒死。
不必担心私企工厂排放的有毒物质造成空气污染，让你患上某些不治之症。不必担心有黑社会暴徒来打你、杀你。不必担心有强盗半夜光顾你家，撬开门窗进屋宰了你。不必担心有砍手党、敲头党、飞车党、碰瓷党突然袭击你，把你弄成残疾。不必担心你的孩子会在上学路上一去不回。不必担心你的女性亲友半夜出门会被强暴杀害。
毛泽东时代不会因为没钱上学去自杀，不会因为没钱买房去跳楼，不会因为父母包办婚姻而和恋人殉情，不会因为巨大的生活压力让你无路可走而自杀，不会因为筹措不到孩子上大学的巨额学费而去卖肾。
毛泽东时代是真正的为老百姓谋福利的时代，那个时代没有贪官污吏捞钱，没有黄、赌、毒泛滥，没有黑社会势力横行。因为毛泽东抓了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复辟不能得逞，人民的权力没有丧失，所以老百姓才能过上无忧无虑幸福快乐的好日子。
尽管走资派编造了许多冠冕堂皇的理论文章大肆宣传，但是谁都知道那是狐狸唱曲给树上衔着肉的乌鸦听。乌鸦被唱晕了头，一张嘴肉掉了下去，狐狸得到了一顿美餐。
中国的老百姓被走资派右派们忽悠晕了，半推半就地接受了“特色社会主义”，结果工人农民们失去了稳定的工作，失去了家庭幸福，失去了无忧无虑的生活，留给工人农民们以至他们的子孙后代的是没有穷尽的困苦和忧伤。
这就是阶级斗争，这就是改革开放时期的特色阶级斗争。之所以冠之以“特色”，是因为这场斗争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吃着共产党的饭，砸着共产党的锅”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说过：“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毛主席说：“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学校，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敌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
抗大成立1937年，前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后来改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称为“抗大”。作为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建立的一所大学，主要对标国民党的黄埔军校，来培养我党的军事和政治人才。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对中国发起全面进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生死存亡之际，无数有志青年放弃城市里的舒适生活，怀揣坚定信念，踏上前往延安的道路
延安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革命青年们没有退缩。他们服从组织的安排和领导，跟着部队住在艰苦的涵洞里，与大家吃着简单的食物，一边参加生产劳动的同时，一边在抗大里面进行学习和培训。这些青年里面，还有大批是其他学校的学生。
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丧心病狂的日寇在中国境内进行大肆轰炸。国内许多学校受到波及，如今著名的高校都在这时期进行过迁移，搬到大后方避难。比如清华北大就有一部分搬到了云南，建立起西南联大，浙大搬到了贵州湄潭。也有相当一部分大学搬到了陕西，他们在这里建立了西北联大，重新开展教学，其中，有部分学生加入“抗大”。当时许多来延安的青年，都具有一定的知识水平。
但抗大的教育条件简陋，不仅没有宽广的教室，也没有合适的黑板，更别说标配的课桌木凳和粉笔了。不过即便是一无所有，他们没有条件也会创造条件。众人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没有教室，他们就把简陋的窑洞重新修整，规划为“教室”没有黑板，他们就用木炭灰把墙壁涂黑成了“黑板”没有课桌板凳，他们就自己砍来木头，将小板凳改造成“标配听课椅”……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抗大”的教育成果意外地丰硕!
从1937年到1945年，抗大及其分校为我党培育了近20多万名优秀的党政军管理干部，有效地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大量的人才支撑。刚来时，他们既有稚气未脱、怀揣革命理念的青年学生%3B又有身经百战，在战场上经过艰苦考验的军人和战士。他们为了理想齐聚一堂，学成以后，为了人民和新中国的事业添砖加瓦。抗大的成果，不出意外地引来了国民党的忌恨。
在蒋介石的安排下，反动派往各城市发放报纸或者通告，试图在舆论上对抗大进行抹黑和攻击。对此，毛主席在“抗大”成立三周年的演讲会上，发表《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极大地鼓励了延安的学生和老师们。
1947年，蒋介石与宋美龄秘密来到延安。对于培养了大量人才的抗大，蒋介石可谓是恨之入骨却又慕名已久，但他怎么也没想到，抗大的教学环境会如此简陋。他在“教室”里没有看到一个正常的黑板和课桌板凳。
蒋介石心中百感交集，他对旁边的人说道：“你们也都看见了，论设施，黄埔军校比这里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但真论起打仗，反倒差了不知多少倍，我想听听你们的高见，陪同人员听问话，全都陷入了沉默。其实，蒋介石看到的，也不过是抗大的冰山一角罢了，这里最重要的革命精神，他是看不到的。
对于抗大人的精神，毛主席十分赞扬，他曾说过：“你们是石器时代的人，但学的是最进步的科学。”敌人越是反对，越说明我们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中国工人失去了当家作主的权利
佩服阳和平的父母，那时不但全国的优秀青年人都要到延安去，连远在美国的也不例外。一个真正的红二代：美国人阳和平。
用他弟弟阳建平的话说，就算有两只兔子，“我哥也能分出哪只是贫下中农，哪只是富农”。阳和平却认为自己的阶级对立法放在当下再适合不过了：阶级无处不在，当年的中国工人慢慢成了温水里的青蛙，失去了当家作主的权利。而官僚特权阶层则迅速积累着财富和资源。
中国农场里的童年。上完一整天的课，坐在小餐馆里灌下一碗酸辣汤后，这个大鼻子老外甩出一口京腔“没有中国革命，我妈肯定不会嫁给我爸，更不会有我”。
在中国出生，度过少年时光；到美国求学工作；最终回到北京定居。现在，59岁的阳和平是对外经贸大学的一名讲师。和他的中国同龄人一样，他的一生被时代左右，只是左右的方式更为不同。
阳和平的母亲，Joan Hinton，曾是芝加哥大学核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曾在曼哈顿工程中担任“原子弹之父”费米的助手。日本广岛的惨状，促使她放弃了自己的工作。1949年，为追寻《西行漫记》里描述的革命生活，她来到中国延安。同年，与比自己早三年来到中国的同胞Erwin Engst在瓦窑堡的窑洞里结婚。Erwin Engst是个地道的美国农民，为了来到中国，把老家的三十多头奶牛都卖了。当地的同志们给这对外国夫妇起了中国名字：寒春、阳早。之后的岁月里，他们成为中国奶牛品质改良和农机革新方面的专家。六十多年，寒春、阳早一直在“为中国人民养奶牛”。
最初，他们在陕北的三边牧场工作了四年。直到现在，阳和平还是怀念那儿的锅盔：“一张大号的发面饼，放在铁锅里烤得两面都脆，掰成七八块，我这辈子最爱吃的就是它了。”
1953年，阳和平随父母来到西安，他的童年在西安草滩农场里度过。七八岁时他就敢爬上最高的水塔，看农场的全景：麦田、树林、农舍的炊烟。“太美了。”他一脸陶醉。和很多中国男孩一样，阳和平爱玩火，有次点着了农场的柴火垛，差点酿成大火灾。父亲在救火中抓住了他，“臭小子又敢玩火！”抡圆胳膊打他屁股。
在这里，他度过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圣诞节。1962年，阳和平的姥姥卡玛丽达为了看望久别的女儿，从苏联入境，来到中国（这在当时是非法的），带来一棵挂着糖果和玩具的小松树。父亲告诉他，晚上会有一个白胡子老头拿着礼物从烟囱里进来，给乖孩子的袜子里放上礼物，给淘气孩子的袜子里会放上一大块煤炭。“兄妹三人，我总是拿到炭。”
牛场里的圣诞节，没有烛光晚餐，也没有圣诞歌曲：“能有啥好吃的，白菜帮子就着面条就算好的啦，初中才第一次吃粉蒸肉！”一粒糖果，能让阳和平开心很久。
农场是他的家，离开那儿，一切都变了。周围的人总在提醒他：你不是中国人。
上小学时，阳和平没少和同学们打架，因为被嘲笑“大鼻子”。每次打了架，老师就会单独教育他：你怎么能和中国孩子打架呢！上课开小差也是同样的待遇：你就不能学习好点么？
50多年过去了，阳和平还是有些忿忿不平：“都是孩子，凭什么剥夺我打架的权利？为什么就我必须好好学习？”
有件事他印象深刻：1963年左右时，寒春带着他去城里送奶。很快，马路被堵住了，围观的人们像看动物一样看着他们，警察来了才把他们解救出来。阳和平很难受，母亲安慰他：“他们没有敌意的，只是好奇。”
因为是美国人，他们必须定期去公安局申请“居留证件延期”，他第一次去的时候，工作人员问：“你为何留在中国？”他无奈地耸了耸肩：“我怎么知道--我生在这儿，不留在这儿我去哪儿！”
1966年，寒春和阳早调到了北京做文职工作。后来他们主动要求去北京南郊的红星农场继续养牛。“文革”开始后，刚读完初一的阳和平也想和同学一样上山下乡，可学校没有批准，找区里、市里的领导也不行。“因为我大鼻子呗！”
1969年，阳和平被分配到了北京光华木材厂当工人。一开始，他在8车间干压缩木头的活儿。1970年代初，8车间要生产一种特殊的军用玻璃钢，因为保密需要，阳和平被调到了5车间，连学习和讨论都不能参加了。“这不算歧视--美国种族主义对黑人那才叫歧视。”他想了好一阵才说，“是提防，没把我当自己人。”更让他伤心的是，走在大街上，一旦遇到反帝游行，激动的人们就会瞪着眼指着十七八岁的阳和平喊：打倒美帝！那时候，父母这样开导他：革命总是要有牺牲的。阳和平深吸了一口气，“我还不够反帝么？前些日子我还声援了在华尔街闹革命的朋友呢。”
巨变在悄悄地发生，1971年，一支美国乒乓球队来到中国，“乒乓外交”解冻了两个大国的冰冻关系。这一年春天，阳和平的舅舅、美国记者韩丁受周恩来总理邀请来中国访问。韩丁之前也曾访问过中国，并把自己的女儿卡玛留在中国。那年秋天，卡玛跟着父亲韩丁回到美国。打那时起，阳和平最盼望的就是收到表姐的美国来信，“当时特崇拜她，好奇死了！”表姐的信是用中文写的，信里新奇陌生的故乡，开始诱惑他。他开始努力学英语。
1974年3月，21岁的阳和平坐上了从香港飞往洛杉矶的航班，然后转机到费城乡下找舅舅。“爸妈没有阻拦我，他俩认为18岁之后，孩子就不用管了，随我去。”
他至今还记得刚下飞机的场景：急匆匆的人流里，自己穿着特地新买的中山装，很显眼，但没人注意他。他留着平头，很像美国大兵，求助时，人们都不大愿意帮助他。“越战还没有结束，美国老百姓的反战情绪特别高。”他解释道，“不过，再也没有人偷偷看你，那种感觉太舒服了。”
美国没有铁饭碗。
在舅舅的农场帮了半年活儿，阳和平决定去城里求职。花了五百美元中介费，找了一份修理收银机的工作，两个月就被辞退了。1975年他当上电工，在修理炼钢厂吊车电线的时候，他差点掉进高炉。过了十个月又被解雇。他问老板：“是我干得不够好么？”老板解释：“跟你没关系，我们不需要这么多人。”
“当时中国可没有‘解雇'的说法，我崩溃了，感觉天塌了下来。”
“过去的中国，工人可以当家做主，管理工厂，可以批评干部，分工不同，地位相同。美国工厂，我在这打工就是挣钱，一天辛苦劳动挣一天辛苦钱，我不会耍滑头，也服从管理。”阳和平这样描述在中美当工人的区别。
房租、吃饭都没法解决，阳和平不得不住在表姐家，靠修理复印机赚钱。
1976年，阳早回到美国，阳和平索性辞了工作，跟着父亲一起作全美巡回演讲。美中友好协会对他们管吃管住，还在各个城市做宣传，报纸、广播铺天盖地。“每场都有几千人，我们爷俩各自讲述在中国的经历，美国观众特别感兴趣。”说起这事，他突然来了精神，“好家伙，白天黑夜地去讲啊！我的口才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
美国转了大半圈，他们在旧金山给自己放了假。父子俩租了部车，在中西部的高速路上兜风。路过一个小镇，他们买了两盒半加仑装的冰激凌当午饭。“我们全家都爱吃冰激凌，”阳和平捂着脸笑，“美国的冰激凌好吃！”一路上，副驾驶座位上的阳早滔滔不绝地讲着笑话。阳和平突然发现，那个脾气暴躁、不苟言笑的父亲，竟然如此幽默。
“那是我在美国最开心的一天。”他把手挪开，眼圈红了。
1977年，阳和平回到中国，常常对同事们讲述美国的经历。可他有些失望：人们感兴趣的是美国的物质生活，却看不透“资本主义的本质”。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阳和平陷入了迷茫，常常会和父母争论。他又一次去了美国，打算看看“西方是怎么研究社会主义的”。
1980年，他已经28岁了，在美国一边打工一边读书。他本科的论文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博士论文研究“资本主义的周期问题”。从1980年到1997年，阳和平花了七年读完大学，花了九年才读完博士。
“大学毕业我没懂，研究生时候更迷糊了，后来看了斯蒂格利茨的《社会主义走向何处》，终于有点懂了。”他总结自己17年的求学经历，“把西方主流经济学弄懂了，再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特别明白。”他对如今中国大学生的考研热潮摇头不已：大部分是为了找个好工作，不是为了“追求真理”。
从拉特格斯大学读完博士学位后，阳和平在一个信用卡公司工作了三年，后来他厌倦了，因为老板只知道吸引那些“没有破产却花钱多的人”，却创造不出一点社会价值。
在美国求学的日子，阳和平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他不懂美式玩笑，不习惯人们虽然很礼貌却“从来不串门”。他很难和大多数人交流自己的政治观点。只有花几个月时间，等待一份从中国寄过来的《人民日报》，透过那些铅字，他才能找到些许的归属感。
他觉得在美国的二十多年，好比看了一场电影，自己只是观众，却在影片中找到了寻求已久的答案。
佩服阳和平的父母，那时不但全国的优秀青年人都要到延安去，连远在美国的也不例外。一个真正的红二代：美国人阳和平。
用他弟弟阳建平的话说，就算有两只兔子，“我哥也能分出哪只是贫下中农，哪只是富农”。阳和平却认为自己的阶级对立法放在当下再适合不过了：阶级无处不在，当年的中国工人慢慢成了温水里的青蛙，失去了当家作主的权利。而官僚特权阶层则迅速积累着财富和资源。
中国农场里的童年。上完一整天的课，坐在小餐馆里灌下一碗酸辣汤后，这个大鼻子老外甩出一口京腔“没有中国革命，我妈肯定不会嫁给我爸，更不会有我”。
在中国出生，度过少年时光；到美国求学工作；最终回到北京定居。现在，59岁的阳和平是对外经贸大学的一名讲师。和他的中国同龄人一样，他的一生被时代左右，只是左右的方式更为不同。
阳和平的母亲，Joan Hinton，曾是芝加哥大学核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曾在曼哈顿工程中担任“原子弹之父”费米的助手。日本广岛的惨状，促使她放弃了自己的工作。1949年，为追寻《西行漫记》里描述的革命生活，她来到中国延安。同年，与比自己早三年来到中国的同胞Erwin Engst在瓦窑堡的窑洞里结婚。Erwin Engst是个地道的美国农民，为了来到中国，把老家的三十多头奶牛都卖了。当地的同志们给这对外国夫妇起了中国名字：寒春、阳早。之后的岁月里，他们成为中国奶牛品质改良和农机革新方面的专家。六十多年，寒春、阳早一直在“为中国人民养奶牛”。
最初，他们在陕北的三边牧场工作了四年。直到现在，阳和平还是怀念那儿的锅盔：“一张大号的发面饼，放在铁锅里烤得两面都脆，掰成七八块，我这辈子最爱吃的就是它了。”
1953年，阳和平随父母来到西安，他的童年在西安草滩农场里度过。七八岁时他就敢爬上最高的水塔，看农场的全景：麦田、树林、农舍的炊烟。“太美了。”他一脸陶醉。和很多中国男孩一样，阳和平爱玩火，有次点着了农场的柴火垛，差点酿成大火灾。父亲在救火中抓住了他，“臭小子又敢玩火！”抡圆胳膊打他屁股。
在这里，他度过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圣诞节。1962年，阳和平的姥姥卡玛丽达为了看望久别的女儿，从苏联入境，来到中国（这在当时是非法的），带来一棵挂着糖果和玩具的小松树。父亲告诉他，晚上会有一个白胡子老头拿着礼物从烟囱里进来，给乖孩子的袜子里放上礼物，给淘气孩子的袜子里会放上一大块煤炭。“兄妹三人，我总是拿到炭。”
牛场里的圣诞节，没有烛光晚餐，也没有圣诞歌曲：“能有啥好吃的，白菜帮子就着面条就算好的啦，初中才第一次吃粉蒸肉！”一粒糖果，能让阳和平开心很久。
农场是他的家，离开那儿，一切都变了。周围的人总在提醒他：你不是中国人。
上小学时，阳和平没少和同学们打架，因为被嘲笑“大鼻子”。每次打了架，老师就会单独教育他：你怎么能和中国孩子打架呢！上课开小差也是同样的待遇：你就不能学习好点么？
50多年过去了，阳和平还是有些忿忿不平：“都是孩子，凭什么剥夺我打架的权利？为什么就我必须好好学习？”
有件事他印象深刻：1963年左右时，寒春带着他去城里送奶。很快，马路被堵住了，围观的人们像看动物一样看着他们，警察来了才把他们解救出来。阳和平很难受，母亲安慰他：“他们没有敌意的，只是好奇。”
因为是美国人，他们必须定期去公安局申请“居留证件延期”，他第一次去的时候，工作人员问：“你为何留在中国？”他无奈地耸了耸肩：“我怎么知道--我生在这儿，不留在这儿我去哪儿！”
1966年，寒春和阳早调到了北京做文职工作。后来他们主动要求去北京南郊的红星农场继续养牛。“文革”开始后，刚读完初一的阳和平也想和同学一样上山下乡，可学校没有批准，找区里、市里的领导也不行。“因为我大鼻子呗！”
1969年，阳和平被分配到了北京光华木材厂当工人。一开始，他在8车间干压缩木头的活儿。1970年代初，8车间要生产一种特殊的军用玻璃钢，因为保密需要，阳和平被调到了5车间，连学习和讨论都不能参加了。“这不算歧视--美国种族主义对黑人那才叫歧视。”他想了好一阵才说，“是提防，没把我当自己人。”更让他伤心的是，走在大街上，一旦遇到反帝游行，激动的人们就会瞪着眼指着十七八岁的阳和平喊：打倒美帝！那时候，父母这样开导他：革命总是要有牺牲的。阳和平深吸了一口气，“我还不够反帝么？前些日子我还声援了在华尔街闹革命的朋友呢。”
巨变在悄悄地发生，1971年，一支美国乒乓球队来到中国，“乒乓外交”解冻了两个大国的冰冻关系。这一年春天，阳和平的舅舅、美国记者韩丁受周恩来总理邀请来中国访问。韩丁之前也曾访问过中国，并把自己的女儿卡玛留在中国。那年秋天，卡玛跟着父亲韩丁回到美国。打那时起，阳和平最盼望的就是收到表姐的美国来信，“当时特崇拜她，好奇死了！”表姐的信是用中文写的，信里新奇陌生的故乡，开始诱惑他。他开始努力学英语。
1974年3月，21岁的阳和平坐上了从香港飞往洛杉矶的航班，然后转机到费城乡下找舅舅。“爸妈没有阻拦我，他俩认为18岁之后，孩子就不用管了，随我去。”
他至今还记得刚下飞机的场景：急匆匆的人流里，自己穿着特地新买的中山装，很显眼，但没人注意他。他留着平头，很像美国大兵，求助时，人们都不大愿意帮助他。“越战还没有结束，美国老百姓的反战情绪特别高。”他解释道，“不过，再也没有人偷偷看你，那种感觉太舒服了。”
美国没有铁饭碗。
在舅舅的农场帮了半年活儿，阳和平决定去城里求职。花了五百美元中介费，找了一份修理收银机的工作，两个月就被辞退了。1975年他当上电工，在修理炼钢厂吊车电线的时候，他差点掉进高炉。过了十个月又被解雇。他问老板：“是我干得不够好么？”老板解释：“跟你没关系，我们不需要这么多人。”
“当时中国可没有‘解雇'的说法，我崩溃了，感觉天塌了下来。”
“过去的中国，工人可以当家做主，管理工厂，可以批评干部，分工不同，地位相同。美国工厂，我在这打工就是挣钱，一天辛苦劳动挣一天辛苦钱，我不会耍滑头，也服从管理。”阳和平这样描述在中美当工人的区别。
房租、吃饭都没法解决，阳和平不得不住在表姐家，靠修理复印机赚钱。
1976年，阳早回到美国，阳和平索性辞了工作，跟着父亲一起作全美巡回演讲。美中友好协会对他们管吃管住，还在各个城市做宣传，报纸、广播铺天盖地。“每场都有几千人，我们爷俩各自讲述在中国的经历，美国观众特别感兴趣。”说起这事，他突然来了精神，“好家伙，白天黑夜地去讲啊！我的口才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
美国转了大半圈，他们在旧金山给自己放了假。父子俩租了部车，在中西部的高速路上兜风。路过一个小镇，他们买了两盒半加仑装的冰激凌当午饭。“我们全家都爱吃冰激凌，”阳和平捂着脸笑，“美国的冰激凌好吃！”一路上，副驾驶座位上的阳早滔滔不绝地讲着笑话。阳和平突然发现，那个脾气暴躁、不苟言笑的父亲，竟然如此幽默。
“那是我在美国最开心的一天。”他把手挪开，眼圈红了。
1977年，阳和平回到中国，常常对同事们讲述美国的经历。可他有些失望：人们感兴趣的是美国的物质生活，却看不透“资本主义的本质”。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阳和平陷入了迷茫，常常会和父母争论。他又一次去了美国，打算看看“西方是怎么研究社会主义的”。
1980年，他已经28岁了，在美国一边打工一边读书。他本科的论文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博士论文研究“资本主义的周期问题”。从1980年到1997年，阳和平花了七年读完大学，花了九年才读完博士。
“大学毕业我没懂，研究生时候更迷糊了，后来看了斯蒂格利茨的《社会主义走向何处》，终于有点懂了。”他总结自己17年的求学经历，“把西方主流经济学弄懂了，再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特别明白。”他对如今中国大学生的考研热潮摇头不已：大部分是为了找个好工作，不是为了“追求真理”。
从拉特格斯大学读完博士学位后，阳和平在一个信用卡公司工作了三年，后来他厌倦了，因为老板只知道吸引那些“没有破产却花钱多的人”，却创造不出一点社会价值。
在美国求学的日子，阳和平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他不懂美式玩笑，不习惯人们虽然很礼貌却“从来不串门”。他很难和大多数人交流自己的政治观点。只有花几个月时间，等待一份从中国寄过来的《人民日报》，透过那些铅字，他才能找到些许的归属感。
他觉得在美国的二十多年，好比看了一场电影，自己只是观众，却在影片中找到了寻求已久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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