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书展主办机构：
我是旅居德国的作家、社会运动人士王庆民。我收到了法兰克福书展官方寄给我的信件，告知我不能再参加2024年及以后的书展活动，且禁令是无限期的。
首先，我理解和尊重法兰克福书展主办机构的决定。你们为了维持秩序，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可以理解的。我在进行抗议活动之前，就已经有了遭受这样禁令及更严酷惩罚的心理准备。
但是我也需要对我的行为做出说明，以及对你们的禁令做出反驳。
2024年10月18日，我在法兰克福书展“5.1号展馆”的日本展区前，展示海报及呼喊口号，是为了抗议日本政府对德国政府施加压力、反对并抗议拆毁纪念二战“慰安妇”雕像。另外，我呼喊的口号也包括，希望人们铭记二战期间日本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日军“731部队”研制和使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等战争罪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的盟国日本，在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太平洋各岛屿，犯下极为恶劣的战争罪行，包括屠杀战俘和平民、强奸妇女和女童、虐待和酷刑、使用化学武器、杀害儿童等突破人类底线的暴行。
其中，日本在中国杀害和以其他残酷方式致死了1600万至2100万中国人（另外有超过一千万中国人在战争中致残），是纳粹屠杀犹太人数量（约600万人）的大约3倍。日本还制造了南京大屠杀这样的、20世纪之后罕见的屠杀现代化城市居民的巨大罪行。在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有20万至40万中国人被日军杀害，至少数万中国妇女和儿童被日军强奸。在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Iris Chunru Chang）女士的《The Rape of Nanking》、德国商人约翰·拉贝先生的《拉贝日记（The Good Man of Nanking）》、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女士的《明妮·魏特琳日记》及其他许多书籍中都有记述。
二战期间，数十万中国妇女及未成年女孩被日本强征为性奴隶（即“慰安妇”），长年累月被强奸和轮奸，受尽屈辱。在战争末期，许多“慰安妇”被杀害。同时期还有数百万中国劳工，被强制运送到日本、台湾、东南亚、满洲（中国东北）等地，以及日军在中国大陆的各据点，强迫为日本人及侵略战争服务，被强迫劳动，许多人死于矿井中。除了中国人，韩国/朝鲜半岛、东南亚，也有巨量的被强征的“慰安妇”（性奴隶）与被强征劳工，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
而二战后，日本并没有像德国那样反省战争罪行，也没有积极清除类似于纳粹的日本军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各角落的存在。相反，日本右翼势力（包括政府和大众）不断美化战争罪行、参拜供奉数百万侵略战争军人的靖国神社。日本许多知识分子及其书籍、影视剧、媒体也普遍美化侵略战争、回避日本战争罪行。日本一方面渲染广岛、长崎核爆的悲剧，另一方面却对中国、韩国、东南亚许多人民（包括妇女和儿童）遭受日军杀害保持沉默，甚至否认南京大屠杀等反人类罪行。（虽然也有部分日本人和知识分子反省历史罪行，但只占日本人的少数）
日本不仅没有像德国纪念犹太人大屠杀那样，纪念中国和韩国等国家的死难者，还阻止其他国家的纪念。例如在德国柏林、卡塞尔等地的“慰安妇”雕像，就被日本施加压力要求拆除（卡塞尔的“慰安妇”雕像已被拆除，准备在弗莱堡竖立“慰安妇”雕像的尝试已经失败，柏林的“慰安妇”雕像也岌岌可危）。日本时任首相岸田文雄亲自要求德国总理朔尔茨拆除柏林“慰安妇”雕像。
基于对日本战争罪行、战后日本政府和多数大众拒绝悔改（甚至美化侵略战争）的行为的愤怒，我才决定在法兰克福书展及其他场合进行一系列抗议活动，抗议日本在历史上的残暴行径，也抗议日本当今正在做的新的丑恶行为。
我当然也希望通过和平的、温和的、遵守法律与秩序的方式进行表达和抗议。但是这样的渠道是缺失的。即便有这样的表达，也被日本政府阻止。例如“慰安妇”雕像就是和平的表达，但却被日本施加压力要求拆除。日本还施压德国政府和人权机构停止对主办“慰安妇”雕像活动的组织进行资助。
在德国柏林，有纪念犹太人大屠杀的庞大纪念设施，例如在柏林市中心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德国各地也有许多博物馆、纪念碑，纪念犹太人及其他被纳粹杀害的生命。德国政府和大多数政党，也都强调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历史，要永远反省、没有止境和时限。即便过去80年，也不能随时间推移而忘却。但是日本却阻止全世界各地纪念日本侵略战争中受害的来自中国、韩国、东南亚的受害者。
所以我才采取了激烈行为，呼喊口号和展示海报。而且我仍然是以和平的方式抗议，并没有使用暴力。倒是警察对我实施了暴力（虽然我同样可以理解）。相对于日本在二战期间制造的屠杀和强奸等战争罪行、对战争幸存者持续至今的伤害，我喊几句口号、展示一些海报，难道不是完全情有可原的吗？难道你们漠视日本屠杀数千万人且拒绝道歉的行为，而对我出于正义的抗议却格外排斥吗？
法兰克福书展作为展示人类人文成就、助力各国交流、促进世界和平与进步的展览会，应该容忍和鼓励呼喊正义与和平的声音。我所做的，正是为了正义与和平，是为了那些无法发声的死难者，为了那些无力呐喊的弱者。我来法兰克福书展，也并不只是为了政治抗议，我也参观了许多书展展位、看了很多书。
我在被驱逐出展馆之前，曾经看到书展上的乌克兰展馆在醒目位置展示俄乌战争中俄军的暴行，例如战争中被烧焦的乌克兰儿童书籍、被破坏的文学典籍，以及对俄罗斯军队其他暴行的文字和图片展示，以及乌克兰各界人士的演讲、诉说、和参观者的互动。
你们允许乌克兰人在书展大厅内部表达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愤怒、展示俄罗斯军队的暴行和乌克兰人的苦难。那么中国人同样希望展示日本侵略中国期间的暴行、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苦难，为什么不可以呢？这样做是不是双重标准？
我作为一个作家，一边写作，一边为中国人权议题奔波，为中国人民的尊严呼喊。但是却被声称包容多元、促进人类进步的法兰克福书展驱逐。这是不公平的、不应该的。如果一个犹太人在法兰克福书展，抗议纳粹德国的罪行，难道你们会驱逐出去吗？
德国政府说，德国（以及德国人民）对于犹太人有“特殊责任”，需要为历史赎罪。那么德国政府对待遭受纳粹德国盟国日本伤害的中国人民、韩国人民，是否也应该有一份“特殊责任”、并为其纪念历史提供必要便利和宽容呢？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协助了日本军国主义（也可以反过来说，是日本军国主义协助了纳粹德国），共同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那么今日的德国政府、社会团体、每个德国人，难道不应该以对犹太人那样的“特殊责任”，来对待遭受纳粹盟国日本伤害的中国人民、以及中国人民的相关抗议活动吗？（当然，日本和日本人更加应该承担对中国及中国人的“特殊责任”，但日本不仅没有这样做，还变本加厉伤害中国人。我希望德国人不要像1939-1945年那样做日本人的帮凶）
如今法兰克福书展主办机构人员和德国警察等德国人士，恶劣对待抗议日本军国主义的中国人，在日本方面要求下将我驱逐（我被警察控制后，我亲眼看见日本展馆人员与警察和书展工作人员谈话，大致是说我2023年也曾经在书展上抗议日本，以及其他坏话），是否是以另外的形式重演二战期间纳粹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合作呢？是否是在掩盖二战期间纳粹和日军共同犯下的历史罪行呢？当然我知道今天的事和80年前（二战期间）的事，在恶劣程度上和方式上有巨大差别，但这显然是有些类似的、不良的历史延续。
在二战期间，也有德国人对中国人给予了无私的帮助。1937-1938年日本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期间，德国人约翰·拉贝先生就在中国南京，约翰·拉贝先生从日军的刺刀和枪口下，拯救了成千上万中国人（包括妇女儿童）的生命。拉贝先生表现出了勇气、正义感、人道主义精神等高尚的品格，是伟大的人，是东方的奥斯卡·辛德勒。这样的德国人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也是德国人的榜样。我也曾去约翰·拉贝的墓地献花，并在德国多个地方宣传约翰·拉贝先生的事迹。
我希望德国人民效仿约翰·拉贝先生，而不是希特勒和纳粹分子。
你们（法兰克福书展主办者及工作人员）不允许我进入会场内部，我也会在会展中心场外、德国其他地区和场合、全世界各地，展示日本残暴的战争罪行、抗议日本拒绝反省历史且美化战争的丑恶行为、抗议拆除“慰安妇”雕像的恶劣行径。
历史不应该被遗忘！
日本侵略战争中受害国家的死难者不应该被遗忘！
遭受屈辱的妇女儿童不应该被遗忘！
王庆民
2024.10.30
（本文的中文版本为原版。我使用翻译软件将内容翻译为英语、德语及其他语言。或许个别语句翻译不准确、不够通顺，但基本表达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