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拾遗之133：特种部件失窃案

《尘封档案》拾遗之133：特种部件失窃案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一、

1969年暮春。山西太原火车站。

清晨，太阳从东方天际缓缓升起，在车站广场上洒下了一片金红色的光芒。电线杆上的喇叭里传出女播音员那亲切柔和的声音：“旅客同志们请注意了：开往北京的596次列车马上就要开始检票了。请乘坐本次列车的旅客同志前往候车室2号门，依次排队，检票进站。”

车站内站台边的铁轨上，静卧着一列16节的火车。车头里，副司机正做开车前的准备工作，溢汽阀不时“滋滋”地放出白色的蒸汽，弥漫在列车周围。每节车厢门口，都站着一名身穿铁路员工制服的列车员，面露微笑，准备迎接旅客。6点30分，2号门开始检票，上千名旅客汇成一股人流，从狭窄的检票口汹涌而出，直奔站台，随后散向各节车厢。

开车前五分钟，检票口的铁栅门关闭了。就在这时，站台上出现了一辆崭新的黑色“上海牌”轿车，鸣着喇叭，在送行人群仓惶让出的狭过道里急急驶至了3号车厢前，戛然停下。车门打开，走出两个彪形大汉，一个二十三四岁，脸黑皮粗，络腮胡子，穿一身藏青涤卡制服，手里提着一个沉甸甸的黑色人造革拎包；另一个年过30，国字脸，粗眉大眼，头发略略卷曲，穿着一套半新的军便服，空着手。两人上了3号车厢，先掏车票对座位。找到座位后却不坐下，那个络腮胡子站上坐椅，把人造革拎包放在行李架上，从裤兜里掏出一根外裹塑料套的金属链条锁，穿过拎包的拎攀，“咔嗒”一下锁在行李架上。“络腮胡子”下来后，“卷头发”似乎不放心，又上去仔细检查了一遍，确信无恙，这才坐下。这时，汽笛长鸣，列车启程了。

车一开，车厢里顿时热闹起来。有人掏出扑克牌，三四人一堆在膝盖上玩牌，倒也其乐陶陶；有的则两个捉对，在窗口小桌板上摊了张棋盘纸大战楚河汉界；有人低声哼唱样板戏。唱到得意时，情不自禁来一声高腔，把邻座诸君吓了个哆嗦，却无人敢指责半句；更多的旅客则在吹有关刚刚结束的“九大”的小道新闻，说者侃侃而谈，听者津津有味。整个三号车厢里，只有那两位坐“上海”轿车来的乘客与众不同，双双正襟危坐，既不打牌下棋，也不哼戏聊天，甚至互相也不吭一声。周围如果有比较细心的人，只要稍稍留心一下，会发现这样一个细节：不管几时，这两个人中总有一位的视线凝然不动地注视着行李架上的那个人造革拎包。

这两个有与众不同表现的彪形大汉是什么人？拎包里装的是什么宝物？且听下面细细道来——

这两个神秘旅客，是位于太原附近某地的保密单位703研究所的保卫人员。那个“卷头发”姓秦名家康，是研究所保卫科长；“络腮胡子”名叫杨晓晨，是秦家康的下属。703研究所自1967年春天开始，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参与我国自行设计的一种新型特种国防部件“TQD自动仪”的研制工作。经过科研人员近两年的不懈努力，终于研制成功了“TQD自动仪”。经实验室长达数月的试验测定，专家认为“TQD自动仪”已经达到设计要求。研究所领导于是决定将该部件送往北京，交国防科委作最后鉴定。这个送交部件的任务，经703研究所革命委员会讨论，决定交由研究所革委会常委兼保卫科长秦家康负责。

秦家康这年32岁，山西长治人，18岁参军入伍，当的是炮兵，28岁转业到703研究所时是个连职干部，当了个归总务科管的膳食股股长。1966年“文革”开始后，这位秦股长带头造反，“炮轰”“走资派”，“火烧”“反动学术权威”，成了全所显赫人物。“三结合”时，他进了革委会常委会，分管保卫工作，于是又理所当然地当上了保卫科长。

秦家康接受送交“TQD自动仪”任务后，对如何送交作了认真考虑。703研究所以前也研制过国防武器部件，运送样品一般采用两种方式：部件体积较大，不能随身携带的，装上专车经公路运往北京，请驻军部队派武装人员护送；部件较小可以随身携带的，由数人保护着乘火车送北京。多年来，这两种方式交替使用，从未有过闪失。秦家康寻思，“TQD自动仪”体积不过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大小，重量不过十余斤，可以随身携带，应当用后一种方式运送。派何人负责护送？秦家康决定亲自出马。这倒不是他表现积极露一鼻子，而是想乘机去首都逛一圈。几个人去？秦家康自信能力颇强，不必像前任科长执行此类任务那样搬兵点将弄上七八人，他认为只要带一个跟班就行。谁当跟班？秦家康把保卫科几十号人扳着手指头逐个筛选，选中了会武术能徒手格斗三五条汉子的科员杨晓晨。

一切都核计好后，秦家康亲自起草了一份行动报告，送交革委会常委会审批。计划获准后，秦家康亲自去车站订火车票。根据保密条例规定，他直到出发前一分钟才通知杨晓晨。从703研究所到太原火车站要坐两小时汽车，秦家康向小车班要了辆“上海”，不料半途上遇一辆拖拉机出车祸，道路阻塞，结果险些迟到。只好让“上海”直驶站台，在众目睽睽之下上了火车。秦家康知道此举实是下策，所以上车后特别小心。

从太原往北京的这条铁路叫“京原线”，起点太原，终点北京永定门，全程561公里，正常行驶时间为13小时44分。和其他省的省会通往首都的铁路显著不同的一点是，京原线沿途所过之处没有一个城市，都是些县城小镇。所以，当中午11时许列车驶抵代县(即古时山西重镇代州)时，旅客们都把这个三级站当作大站，纷纷下车，在站台上溜达一圈，购买著名的“代县烧鸡”和高粱酒。秦家康临上路时带了些馒头作为两人的午餐，打算不下车，但此刻经不住价廉物美的“代县烧鸡”的诱惑，还是叫杨晓晨下去买了两只烧鸡。午餐之后，旅客们开始打盹了。秦、杨两人未曾喝酒，虽然颇有倦意，但是能坚持不合眼睛，两人嘀嘀咕咕说着话，总算熬过了一下午。

晚上9时，596次列车驶抵终点站——北京永定门车站。杨晓晨掏出钥匙，爬上坐椅去开链条锁。不料刚一拨拉链条，那玩意儿竟自动脱落，从行李架上“啪”的一声掉落下来！

“不好！”秦家康大叫一声，一跃而起。杨晓晨已把人造革拎包抓在手里，轻飘飘的没一斤重。秦家康抢过拎包，扯开拉链，伸手一摸，哪里还有什么“TQD自动仪”？只有几团旧报纸！他只觉得眼前一阵黑暗，耳畔宛若拉响了一门120大炮，震得耳鼓轰然，头脑胀痛，身子摇晃着似要栽倒，连忙用手扶住椅背方才撑住。杨晓晨更是不行，他头脑里萦绕着一个概念：丢失特种国防部件，乃杀头之罪；耳畔反复响着两个字：“完了”，终于膝盖一软，一个马失前蹄栽倒在地下。

旁边的旅客收拾好各自的行李正准备下车，见状情知不妙，连忙扶起杨晓晨，连问“怎么啦”，杨晓晨光是摇头，嘴里说不出话来，秦家康脸色煞白，嘴唇发紫，声音颤抖：“快！快去堵住检票口！！”说着，他用一种和他那魁梧的身躯不相称的敏捷，从车窗里跳了下去(车厢过道里被人堵满了)。

杨晓晨稍一迟疑，也爬上坐椅，跳了下去。

二、

秦家康、杨晓晨像疯子一般边狂叫边向检票口冲去的时候，北京市内一幢雅致幽静的花园洋房里，公安部长谢富治刚刚洗完一个舒适的热水澡，披着睡衣从浴室里走出来。

警卫员迎上来报告：“首长，王大夫已经来了。”

谢富治这年刚满花甲，但从外形看去，至少要比实际年龄大五岁。他那张有棱有角的长方形脸上，已经过早地出现了淡褐色的老人斑；宽阔的额头上布着几条深褶皱，刀刻般的清晰；眉毛粗而浓，直直地朝前冲着，耳朵大而厚，微微佝蜷，就像两块没晒干的萝卜干。近几年来，高血压症缠上了他，他经常感到头晕目眩，走路如在云中，飘飘悠悠，踩下去不觉深浅。据医生说，这种现象对一个老年人来说是很危险的，几时一脚踩空了跌一交，那就会中风脑溢血。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悲剧，谢富治八方求医，中西疗法都试过，今天经一位老部下的介绍，又来了一位擅长气功推拿的专家。当下，谢富治朝警卫员摆摆手：“请他来卧室吧。”说着，他在沙发上坐下，端起新沏的龙井茶慢慢地呷着。

片刻，气功专家来了，这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大约还是第一次为谢富治这样的大人物服务，在这位身兼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诸多职务的陆军上将面前，神态举止有些拘谨不安，说话也略带结巴。谢富治生怕这样会影响他发挥水平，便显出一副平易近人的样子。和他扯了会儿家常。总算使对方平静下来，便开始治疗。气功专家果真身手不凡，他犹如弹琴似的用手指在公安部长头上抚捏了几分钟，谢富治便已觉头脑清新，周身上下有一种说不出的舒适感。他觉得这是一种享受，正想闭上眼睛好好品味消受，电话铃突然响了，急促的铃声破坏了刚刚出现的舒适感。谢富治微嗔，对一旁的警卫员说：

“问一下谁打来的，说我正治病，不接！”

警卫员抓起耳机一听，没照谢富治说的回复，用手捂住话筒报告道：“首长，是铁道部公安局打来的，说有紧急案情向您亲自报告。”

谢富治稍一沉思，终于去接电话。电话是铁道部公安局军管会主任打来的，他向公安部长报告：半小时前，永定门车站派出所接到报案：两位来自太原703研究所的保卫人员运送的特种国防部件“TQD自动仪”在596次列车上被盗。派出所民警当即全体出动查缉案犯，一面向公安局报告。经层层紧急转报，一直报到铁道部公安局。经请示部首长，让直接向公安部领导报告。

谢富治身为公安部长，什么样的案件没听说过？对这起盗窃案并不特别看重，稍一思忖，说：“按照规定，发生在铁路上的案件，该由铁道部公安局管，你们负责侦查吧。需要北京或者沿途公安局协助的，请他们协助。”

说完，公安部长不待对方开口便把电话挂断了。谢富治重新坐下，让气功专家接着治疗。哪知王大夫的手刚触及头发，电话机又发出一阵急促的铃声。谢富治以为又是铁道部打来的，大怒，说声“胡闹”站起来重新抓起耳机，声音很响地说：“我是谢富治！你是谁？”

耳机里传来一个清亮悦耳的声音：“谢部长，你好，我是总理办公室。”

谢富治的声音低了下去：“哦！什么事？”

“总理请谢部长马上来一趟。”

“马上？”

“是的。”

放下话筒，谢富治开始解睡衣钮扣。警卫员见状，知道首长要外出，一个去通知司机，一个从衣帽架上取下军装。谢富治一声不吭，在警卫员的帮助下穿上军装，戴上帽子，朝气功专家看了看，点点头：“王大夫，我要出去一趟，麻烦你明天再来。”回头吩咐警卫员，“派辆车送王大夫回去。”说着，他大步走出卧室，下了楼，外面已停了一辆“红旗”轿车。公安部长一头钻进车厢，看了司机一眼，哑着嗓子道，“中南海西花厅。”

司机答应一声，“红旗”轿车发出一阵轻微的声响，沿着水泥甬道“沙沙”地往大门口驶去。

谢富治抵达中南海西花厅时，周恩来总理已经坐在客厅里等他了。公安部长像往常一样，右手象征性地往帽檐旁边抬了抬，算是敬礼：“总理，我来了。”

周恩来点点头：“富治同志，请坐！”

公安部长在总理对面坐下，睁大眼睛望着周恩来那张英俊威严的脸，静候下达指示。谢富治1930年参加红四方面军，抗战时期曾担任过太岳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二野”当三兵团司令员；解放后，一度在云南军区和武警部队担任领导。这些部门周恩来都未直接领导过，因此，周恩来跟谢富治的关系不算"老”，也谈不上私人交情。周恩来对待这种下属，通常是随和而又严肃，热情而有分寸，见面时对方如无意外，一般不拉家常话，直截了当把话题切入本意：

“富治同志，刚才我接到报告，说太原703研究所运送北京的特种国防部件‘TQD自动仪’在途中被窃，这个案件你知道了吗？”

谢富治接到电话后，头脑里就在琢磨周总理夜晚召见自己的原因，他想了好几桩事情，就是没和“TQD自动仪”联系起来。此刻周恩来一提及，谢富治头脑里如同打开了一架高速运转的电子计算机：唔！此事引起总理重视了，可不得了哇！是哪个部门这么快就捅给总理了？铁道部？不可能。他们刚给我打过电话，总理办公室的电话就来了，不会是铁道部。因为如果报了公安部，就不会直接报国务院，得由公安部决定是否报告总理。那么是哪家？对了！特种国防部件失窃，国防科委不会不知道，准是他们报告周总理了！这样一想，谢富治寻思干脆来个不认帐，免得因“闻风不动”，而挨总理的批评。这样想着，公安部长咳嗽一声，轻声回答：“有这样的事？我不知道。”

诚如谢富治所估计的，周恩来的消息确实来自国防科委。秦家康、杨晓晨丢失“TQD自动仪”后，心急如焚，一面向永定门派出所报案，一面向国防科委打电话紧急报告。国防科委当然知道这桩事件的分量，几位领导稍稍商量一下，决定向总理办公室报告。周恩来闻讯甚为吃惊，稍一考虑便让秘书向公安部打电话询问情况。但公安部回称“不知道”，于是总理便紧急召见谢富治。公安部长虽然是老资格的高级干部，但毕竟不是演员，他说谎话时眼睛里一瞬间闪过的一丝惊慌神色没能逃过周恩来那双锐利的眼睛。但总理并不想追究这点，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即刻行动，侦破案件，追回“TQD自动仪”。总理眨了几眨眼睛，说话口吻显得很严肃：

“富治同志，‘TQD自动仪’是我国正在研制的新型特种国防重要部件，703研究所的全体同志，为了‘TQD’，整整两年呕心沥血，没度过一个节假日。当然，该部件被窃的严重影响远不止这点，试想，‘TQD’如果落在敌特手里，偷运出境，为他们所利用，那该怎么办？”

这时，一个工作人员进来，走到周恩来身边，悄声道：“总理，计委余秋里主任来电话，询问昨天送呈的那个文件批了没有。”

周恩来说：“哦，你告诉他，文件我正在看，明天上午派人送去。”

工作人员出去后，周恩来接着说：“因此，我们必须迅速侦破案件，追回‘TQD’。”

谢富治这时才意识到这个案件非同小可，后悔先前不该那样回复铁道部，待会儿得赶紧打个招呼，让他们“到此为止”，否则一旦传到总理耳朵里，恐怕不妙。当然，这是小事，重要的是先得把此案接下来。于是，他立即表态：“是的，这个案件应当列为‘特案’(注：即‘特别重大案件’)，我亲自抓。”

周恩来点点头，从茶几上的文件夹里取出一张纸，递给谢富治：“这是有关案情的电话记录，你看一下。”

谢富治这个年纪，已经是老花眼了，平时参加会议、汇报工作什么的他都带着老花眼镜。但今天来得匆忙，忘记带眼镜了，只好把纸放得远远的，借着天花板上射下的吊灯光，纸上的字体不算小，然而他看着还觉吃力。正犯难间，周恩来打开了沙发后面的落地灯，又递过自己的老花眼镜：“富治同志，这是我的眼镜，你凑合着看吧。”

谢富治把电话记录连看两遍，点点头：“哦，是这么个情况。”

周恩来把电话记录放回文件夹，双目灼灼似电，望着谢富治：“富治同志，这个案子就交给公安部了。”

谢富治站起来：“嗯！嗯！我们尽最大努力迅速侦破案件，追回‘TQD’。”

周恩来也站起来，右手一挥，用不容反驳的口吻道：“案情重大，只恐夜长梦多。给你们十天期限，务必破案！”

谢富治无可奈何地点头：“唔。”

三、

谢富治离开中南海西花厅后，坐着“红旗”轿车急赴东长安街公安部。他走进部长办公室，还未坐下，就边想边说地下达了一连串指示——

立即急电通知各边境口岸、边防哨卡：加强对出境人员的物品检查，凡发现仪器类物品及零配件，一律暂先扣下。

迅速通知邮电部：在明晨7时前通知全国各地下辖营业单位：暂不收寄寄往境外的所有仪器类物品及零件。

紧急通知北京市、铁道部、河北省、山西省公安部门负责人：凌晨2点钟来公安部参加紧急会议。

通知永定门派出所：即刻查清太原703研究所来京人员秦家康、杨晓晨的下落，予以拘押。

值班秘书笔走龙蛇迅速记下，复述了一遍，转身出门去隔壁办公室落实了。谢富治这才一屁股在墙边沙发上坐下，猛觉得一阵头晕，连忙取出“降压灵”，吞服了两片，看看手表，离开会尚有三个多小时，还可以睡一会儿，遂唤来值班人员，交代了几句关于准备会议的话，便去休息室躺下了。

凌晨2点整，谢富治踏进小会议室。围桌而坐的十来个与会者一齐站起来，向部长致意。谢富治挥挥手示意坐下，目光在众人脸上逐一扫视：北京市公安部门负责人高阳明、河北省公安部门负责人裘为群、山西省公安部门负责人俞午、铁道部公安局负责人刘灵华以及公安部有关局的几个负责人。也许他们意识到深夜开会意味着什么，个个神情严肃，会议室的气氛肃穆中略显紧张。谢富治认为这种气氛不适宜分析案情，便微微一笑，瞅着裘为群、俞午问道：

“老裘、老俞是坐飞机来的吧？”

两人点点头。胖胖的裘为群说：“部里派来的飞机先飞太原接老俞，然后来石家庄接我。”

谢富治点了支香烟，抽了一口，缓缓开腔道：“各位同志，深更半夜把大家请来，是商量一起‘特案’……”说到这里，他稍一停顿，加重语气：“这个案件是周总理亲自交办的！嗯，黄碧天同志，你先把案情介绍一下。”

黄碧天是一位年约50的瘦高个子，他是谢富治的老部下，解放后，他调往某军校担任领导，和谢富治断了联系。“文革”开始，黄碧天受到了冲击，有个造反派组织要把他打成“叛徒”，外调一直调查到谢富治那里。谢富治这才知道这个老部下的现状，把他保了下来。最近又设法将他调来公安部，未宣布担任什么职务，但他有时能参加部务会议。在谢富治刚才休息的一段时间里，黄碧天已经根据谢的指示把“TQD自动仪”失窃情况大致摸了摸，还和703研究所通了电话，当下便向大家作了介绍。

黄碧天介绍过案情后，谢富治说：“总理给我们十天期限侦破本案，追回失物。为此，决定成立侦查专案组，由黄碧天同志担任组长，具体负责抓破案工作。具体如何做，由大家商量后决定。我还有个重要会议参加，就谈到这里。”

谢富治站起来，朝大家点点头，转身出门而去。这是他在公安部长任内参加的唯一的一次案情分析会，这个案件也是他名义上“亲自抓”的唯一的一个案件。

谢富治走后，会议室里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有人窃窃私语，互相询问对案件的见解。黄碧天从衣兜里掏出一包“中华”香烟，向每人扔了一支：“同志们请抽烟，清醒清醒头脑，然后分析案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一支烟还没抽完，铁道部公安局负责人刘灵华就开口了：“本案发生在铁道上，根据全国各路局公安处最近报来的刑案比例来看，我认为很可能是一起刑事案件，案犯是经常在列车上作案的流窜惯窃分子，所以，建议专案组将最近落网的有‘车窃’前科的盗窃犯作为突破目标，通过审讯摸清目前在京原线上活动的犯罪分子的情况，然后划类排队进行重点侦查。”

老刘的意见遭到河北省公安部门负责人裘为群的反驳：“我的观点和老刘不同，我认为根据目前的国际形势来看，极有可能是苏联克格勃特务。同志们，请别忘记，就在不久以前，苏修向我国进行武装挑衅，‘3·2’、‘3·24’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枪声犹在耳畔哩！苏修准备对我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当然要设法窃取我国防军工机密。因此，我的意见是应当把侦查注意力往这上面放。”

裘为群的观点得到好几个人的赞同，但年近六旬的刘灵华局长马上发言反驳，重申自己的观点。这一重申，得到了公安部两位局长的赞同，发言支持刘局长，裘为群一面的几位也发言争辩。两种观点各不相让，争了几轮，花去了个把小时。正争得不可开交，山西省公安部门负责人俞午开腔了，他在两种观点之外另辟了一种观点，但他不想论争，因此声音较低，措词也很温和，婉转地提醒与会者考虑本案是否和台湾蒋帮有关系？或者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系？俞午虽然不想争论，但这第三种观点一发表，立刻得到几个人的支持，于是他们马上开辟了第三战场。

会议主持人、专案组长黄碧天见这样下去案情分析会将变成辩论会，只好行使职权，开口定夺：“同志们想得很多，也想得很好，案情分析就要打开思路，广泛思考。我刚才考虑了一下，觉得刘局长的观点可能失之偏颇。为什么呢？因为据703研究所押运人介绍，‘TQD自动仪’的重量约六七市斤。如果是流窜惯窃犯作案，罪犯经验丰富，一般不认准目标不会贸然下手的；如果说他们是认准目标的，那很难解释为什么对这么一个不能卖钱的东西产生兴趣并甘愿冒险。因此，我的意见是暂时把刑事罪犯作案的可能性排除。这就是说，本案很有可能是一起政治性盗窃案。”

应该承认，黄碧天的观点确实有一定道理。刘灵华几个想了想，便不再反驳。黄碧天笑了笑，又说：“至于作案对象来自何方，我看同志们说的几个可能都存在，目前很难一言定夺。我们只要有个大体上的估断就可以了。现在，我们还是把时间放在如何侦查上。”

公安部一位局长看看手表：“对！现在已经3点多了，我们赶快商量如何侦查，时间拢共只有十天，分分秒秒耽搁不起啊！”

一直没开过口的北京市公安部门负责人高阳明说：“既然如此，我来谈个想法，供大家参考。如果行，咱就这样定下照办；如果不行，咱们再商量着办……“这么一说，大家都看着他。高阳明喝口茶润润嗓子，说：“本案发生在京原线上，从太原到北京的561公里的每一公里都有可能是案发地点，如果像以往侦查‘特案’那样专案组一哄而上，费时太长。因此，我建议咱们是不是分成四个摊子：山西的查山西范围，河北的查河北范围，北京的查北京范围，铁道部公安局就查铁路。当然，分工不是分家，有线索应当立即通报，需要协助的一定要全力协助，大家同心协力，争取在限期内侦破案件！”

黄碧天点头道：“老高的建议与谢部长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刚才部长找我个别交代时也这样说过。大家看怎么样？”

与会者表示赞同，黄碧天于是宣布：“本案定名为‘TQD案件’，分四个摊子一齐侦查，由公安部进行统一协助。从今天上午8点钟开始，各摊子每隔两个小时向专案组长汇报一次关于侦查进展的情况，每24小时将一昼夜侦查工作记录副本报来。散会！”

四、

“TQD案件”案情分析会结束后，四个摊子随即开始行动。北京市公安局得“地利”之便，在山西省的俞午、河北省的裘为群在飞机上打盹的时候，高阳明已经指派刑侦一科副科长丁旭昌率两名刑警驱车前往永定门派出所，向被拘押的秦家康、杨晓晨了解情况。

丁旭昌三人先讯问杨晓晨。这个22岁的小伙子被派出所民警送进办公室时，由于没经历过这等阵势，面对着高踞于审讯桌后的三个刑警，吓得脸色煞白，小腿肚子筛糠。丁旭昌叫他不要害怕，坐下回答问题。他也许自感所犯错误性质严重，为表示态度好，争取宽大，死活不肯坐，就在屋子中间站着，低头弯腰接受讯问。刑警劝了几次无效，只好由着他。

这种讯问属于“调查”一类，因此丁旭昌不问姓名、年龄、籍贯等等，只问押送“TQD自动仪”的经过。杨晓晨原原本本说出押运自动仪的全部过程，他结结巴巴地再三强调：上车时拎包没错，肯定装着“TQD”；在车上他们寸步不离，一直守着拎包。临末，他用手掌代刀在自己脖颈上比划着：“如果我说谎，就让我挨刀子，杀头！”

杨晓晨出去后，秦家康被带了进来。这个靠造反爬上703研究所革委会常委宝座的新贵和他的跟班相比，显得老练而镇定，进门朝丁旭昌几个点头微笑，口称“同志”，然后不请自坐，还架起了二郎腿，不慌不忙问道：“我可以知道您们三位属于哪个部门的吗？”

“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的。”

秦家康点点头：“我也是搞保卫工作的，知道规矩，你们需要了解什么请尽管询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说着他背诵了一段关于“错误和挫折是难免的”的“最高指示”，大概是提醒他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丁旭昌几个是来了解案情的，对属于哪类矛盾不感兴趣，不搭这个茬儿，只是让他谈运送“TQD”的经过。秦家康于是开始陈述，他这一番话可就说得长了，先从研究所革委会举行常委会议研究如何运送“TQD”开始，再讲如何准备，如何落实，再往下就和杨晓晨说的一样了，也是反复强调没有离开过拎包。

丁旭昌听秦家康说完，眨眨眼睛：“这就奇怪了，这拎包是如何被人调包的呢？秦家康，你也是搞保卫工作的，请你解释一下。”

秦家康一脸迷惘：“这个……倒真是桩怪事。”他抬脸望着刑警，轻声道：“可以给支烟抽吗？呵呵，我有个习惯，考虑问题非得抽烟不可。”

丁旭昌满足了他的要求。他抽着香烟，低头沉思。一支烟即将抽完，他忽然拍着大腿叫道：“哦！想起来了，那个中年人可疑！”

“哪个中年人可疑？”

秦家康抛开先前强装出来的“保卫干部”的风度，激动得满脸绯红，指手划脚，唾沫四溅：“是这样的，火车在代县车站停靠时，我们这节车厢有不少人下去了，有的到站了，有的是去买烧鸡的。与此同时，代县车站还上来不少旅客，上上下下，秩序有些混乱。我让小杨下去买两个烧鸡，小杨刚走开，来了一个中年男子，手里拎了个包，见我旁边空着，他就坐下了。我说这座位有人，让他另找一个。他冲我笑笑，说那就坐过道那边吧，不过对面行李架上堆满了，这拎包就放这里，说着他就站上座位，把拎包放在我们这拎包的旁边。放上去后，他从裤腰上解下一根布带子，把拎包攀扎在行李架上。他放好拎包下来后，我抬脸看我们那个包还是好好的，就没起疑。现在回想起来，那个人可疑得很！不过……”

丁旭昌盯着他：“不过什么？”

“不过他那拎包不是黑的，是深咖啡的，大小式样倒跟我们的一模一样。”

“那人怎么个模样？”

“看上去约摸40岁，头发是黄褐色的，一张脸显得很长，眼睛大大的，穿一套半新的蓝咔叽中山装，说的是带山西口音的普通话，声音很难听，男不男女不女的。”

“他是在哪里下车的？”

秦家康搔搔头：“记不得了……好像是平型关吧。这个，你们问问小杨吧，那人下车时他也在，可能他记得。”

于是二审杨晓晨。稍稍提醒一下，小伙子也记起这个中年男子来了，用肯定的口吻说是在灵丘下的车，并说那人的拎包和他们的一模一样，也是黑色的。丁旭昌问：“你再想想，究竟是黑色还是咖啡色的？”

杨晓晨回答得很利索：“不用想，肯定是黑色的，他上去拿包时，我一直盯着他，那两个拎包放在一起，都是黑色的。”他说着又用手掌砍自己的脖颈，“我如果欺骗你们，甘愿杀头！”

丁旭昌略一沉思：“你是色盲吗？”

杨晓晨摇摇头：“我不是色盲。”

“秦家康呢？”

“也不是色盲。我们都参过军，色盲是不能当兵的。”

半小时后，丁旭昌把讯问秦、杨的记录连同那个拎包、链条锁一起送到高阳明面前。高阳明听过汇报，看了记录和东西，挥挥手：“马上开案情分析会。”

参加案情分析会的有近20名刑警，都是有七年以上警龄且具独立办案能力并立过功的“老公安”。高阳明让丁旭昌介绍过讯问情况后，大家开始发言。不少人都认为代县上车的那个褐发男子是可疑对象，但对那个拎包的颜色却觉疑惑，十几双手轮流把拎包翻来覆去检查遍，并无疑迹发现。高阳明用尺子量了拎包各部尺寸，排除了在里面套上另一个拎包的可能，皱着眉头道：“哎！这事儿怪了，一个说是咖啡色，一个说是黑色，究竟是什么颜色的？如果是咖啡色的，那就要把那中年人的可疑性排除。”

丁旭昌说：“会不会这是一个特制的拎包，表面镀上了一层化学物质，能够变色的？”

“这样看来，有必要把包送技术处作个鉴定。”

正说到这里，局办公室打来电话，说公安部来了位姓黄的领导。高阳明一听就知道黄碧天来了，马上出来迎接。黄碧天听说正开案情分析会，随即来到会议室。他不愧为老资格的保卫工作专家，仔细听过情况介绍，拿过包来看了一会儿，马上说：“拎包是黑色的！就是这个包。为什么秦家康把它看成咖啡色的呢？是光线在起作用。列车经过代县的时候，正是中午时分，太阳光从头顶折射进车厢，映在黑包上，加上列车在运行，而拎包表面本身又有反射功能，看上去就成了咖啡色。”他看看手表，“现在是10点半，光线角度可以了，大家可以试一下。”

十几个人一拥而出，来到院子里，用一辆大客车代替火车车厢，把汽车调整到和火车经过代县时的同一方向，一试，果然不错，黑拎包变成了咖啡色！众人皆叹服。

重新回到会议室，大家对那个褐发男子是嫌疑人已无异议，于是开始作进一步分析。一个刑警把那根链条锁看了一会儿，说：“从钥匙齿口部位的擦痕看来，罪犯是用钢丝钩子捅开锁的。能在别人的眼皮底下用极短的时间把链条锁捅开，这种手法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和惯窃分子才具备。”

另一个年过50的老公安说：“应当把惯窃犯作案的可能性排除，因为既是惯窃，以前必然作过大量同类案件，但长期以来京原线上并没有这方面的案例。”

高阳明和黄碧天交换了一个眼色，点点头：“对！这和昨晚部分析会上的估断是相符的。”

案情分析会开到中午12点钟结束，会议决定立即采取以下手段开展侦查：一、将拎包和链条锁作技术鉴定；二、通知铁道部公安局在京原线沿途尤其是褐发男子上下车的代县、灵丘车站进行调查；三、不排除案犯已潜来北京的可能性，故应在北京各旅馆、车站、机场等进行秘密侦查。

五

北京警方把侦查触角伸向车站、机场、旅馆等处时，负责“TQD案件”山西摊子的山西省公安部门负责人俞午正在他那宽敞的办公室里对着电话下达命令，在太原市围捕一名特务嫌疑分子。

俞午清晨返回太原后，匆匆吃过早点马上去见公安厅长和军管会主任，经过简短商议，决定立即组建专案班子，全力侦查“TQD案件”。俞午亲自圈名字调人、下通知，上午10点钟过后各路人马方来报到。刚介绍过案情，太原市公安局突然报来一个紧急情况：发现市内潜来一名台湾蒋帮特嫌分子！

线索的发现十分偶然——太原市公安局根据省厅有关规定，每周三次由各基层派出所派员去各大小饭店、旅馆检查“旅客住宿登记簿”，凡是发现可疑对象，即进行询问；有进一步嫌疑的，则予以“留置审查”。通过这种方式，公安局查获了不少犯罪分子，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起到了一定作用。这天上午9时许，钟楼派出所的两名治安民警照例去辖区饭店、旅馆作例行巡查。查到第三家旅馆——位于东风路、反帝路口的“东方红旅馆”时，其中一名年岁较大的民警在“旅客住宿登记簿”上发现一行与众不同的笔迹——

司马远发 男 25岁江苏省苏州市江南机器厂采购员

这行字是用圆珠笔写的，所填内容符合登记簿上所列的项目要求，与众不同的是文字均用繁体字写法。这引起了民警的警惕：自1956年实行汉字简化改革以来已有十多年，40岁以下的人一般均写简化字，这个25岁的青年怎么写一手繁体字？这个情况多少显得反常。于是两人便请服务员去唤司马远发，想当面了解一下此人的情况。女服务员去了片刻回到帐房间，告知说客人正穿衣服，马上就到。

这个“马上”显得很长，民警抽了一支香烟仍未见人影，想想不好，赶紧上楼去寻，早已人去室空！

情况变得复杂了，却也明朗了：心中没有鬼，何必惧怕民警传唤？民警马上往派出所打电话，派出所即刻报告公安分局。分局立即派员去各车站布控，同时通过长途电话和苏州方面联系，查询江南机器厂采购员司马远发的情况。一刻钟后，苏州市公安局打来回电：该厂查无此人！

情况更加明了了：这个自称名叫“司马远发”的家伙十有八九是台湾潜来大陆的特务！公安分局连忙报告太原市公安局，市局意识到情况严重，便即报省厅。

当下，俞午闻讯后，想起昨晚公安部案情分析会上的判断，心里一动：会不会此人即是盗窃“TQD”的家伙？于是马上派人去“东方红旅馆”调查。调查结果很快就报来了：司马远发是三天前住进来的，前天上午出去过半天，出去前曾向服务员打听过往“廉溪坊”怎么走；昨天天蒙蒙亮就出去了，至晚上10点多钟才回旅馆。调查人员还带回了一个旅行包，里面是司马远发未及带走的物品：几件衣服、洗漱用具、两包饼干和一本红色塑料封面的袖珍本《毛主席语录》。俞午逐一检查了一遍，很快就发现了疑点：《毛主席语录》末页标明是“北京107印刷厂”1969年元月印刷的，而隶属于一机部的这家专印保密材料的印刷厂已在1968年5月因遭毁灭性火灾而解散了。俞午拍拍《毛主席语录》：“哈，这版本无疑是台湾产品，是蒋帮专为派遣特务印制的伪装物。”

会议室里的几位商量了一下，认为司马远发既然打听“廉溪坊”，那么有可能去那里寻找台湾特务机关潜伏在大陆上的“关系”，应当先去那里查一查。

这个分析是对头的，侦查人员去那个名叫“廉溪坊”的巷子一查，果然有居民反映说前天有一个长相和司马远发一样的人来问过“叶立本家住在哪里”。查下去，叶立本住在廉溪坊57号，此人今年58岁，是一家运输公司的仓库保管员，解放前当过阎(锡山)军连长。据叶家近邻反映，前天有外地人来找过叶立本，叶还买酒置菜招待客人吃了午饭。

专案班子当机立断传讯叶立本。经过突击审讯，叶立本供认自己是潜伏特务。司马远发是台湾特务机关派来大陆的“联络员”，前天上午潜来他家声称此番来大陆身负重任，让他准备协助。身负什么重任及准备协助什么，司马远发没有讲。

专案班子一分析，认为从叶立本的供词和司马远发的行踪看来(昨天有将近20个小时去向不明！)，这个派遣特务自谓的“重大使命”极有可能是盗窃“TQD”，必须立即予以逮捕。于是，俞午便以省厅名义发出“通缉令”，同时调动太原市内市郊各公安分局、派出所及企事业单位的民兵，在方圆50公里范围内查缉司马远发。

下午3时，省公安厅接到报告：位于太原市西南郊20公里的著名风景胜地龙山石窟发现司马远发的行踪。经过研究，俞午下令调动一连武警和100名公安人员火急驱车前往，由当地民兵配合将龙山团团包围，务必在天黑前将特务缉拿归案。

龙山山高林密，且又多洞窟，这给搜缉工作构成较大障碍。如果天黑前未将特务逮住，谁也保不准司马远发是否会利用黑夜逃出包围圈。幸亏主持此项工作的副局长头脑灵活，一到现场便派人和当地老乡联系，借了十几条猎狗(当地老乡空闲时都打猎，许多人家都养猎犬)参加搜缉，结果终于在太阳落山前把司马远发从一个洞穴里抓了出来。

特务还未押下山，消息已经报到省公安厅。俞午大喜，命令即刻把被捕者押解太原，准备立即审讯，追回“TQD”。哪知这是一场空欢喜，驾驶囚车的司机回城心切，在返回途中出了车祸，囚车翻进一条江中，车内四名公安人员(连司机)都钻出来游回岸上，独独不见司马远发。押解人员急了，重新潜入水底去救捞，不料车内已空空如也，司马远发已经“水遁”了！

六

司马远发“水遁”后，太原方面重新拉网兜捕时，北京市公安局“TQD专案组”的警员正在紧张地讯问、查询被捕的几个嫌疑人。

这里有必要提请读者朋友注意：“TQD案件”发生时正是“文革”时期，当时我国的法制遭到林彪、“四人帮”的粗暴践踏，侦查案件、缉拘人犯的手续自然不会健全，因此当您对下面所说的几位被捕者的被捕原因感到迷惑不解时，请不必奇怪，当时的事实就是这样的。被捕的嫌疑人共有六名，四男二女，这里把他们的姓名依次用ABCDEF来表示——

A，男性，郑州人，盲流。被捕时他在北京火车站附近转悠，恰被警察发现，看看他的模样和秦家康所叙述的有些相似，便上去查证件。盲流哪来证件？于是把他请上吉普车，直送市局。

B，男性，哈尔滨人，自称是知青，使用别人的工作证住旅馆，在他身上发现一张昨天的京原线596次车票，此人也被请进了公安局。

C，女性，北京人，在一家饭店当服务员。她是被邮电局职工“扭送”的，因为她往黑龙江省的边境小城逊克县邮寄一个没有标牌的谁也说不出名称的仪器。邮电局工作人员马上想起公安部门的《紧急通知》，尽管她不是寄往境外，但逊克和“苏修”仅一江之隔，转一转手就可以到对岸去的，他们认为还是送公安局的好，就不由分说地把她拉上载运邮包的绿色邮车，直驶公安局。

D，男性，江苏人，江苏某县农业局工作人员，在单位和领导争闹，被“隔离审查”了半月，还扣发工资，他便进京上访。中午喝了些高粱酒，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在市公安局门前溜达，不时留意进进出出的警员。有关人员为了让他看个够，便把他请了进来。

E，女性，天津人，无业，在公共汽车上拎窃他人的行李包，正巧被专案组便衣发现，顺手牵羊牵了进来。

F，男性，工人，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按照规定，这类分子平时的活动范围只能是“二点一线”：上班、下班；工厂、家庭。如果有事要越出范围的，必须经厂保卫科同意。但昨天下了班他却擅自去了永定门，恰被同厂一个干部发现，保卫科便以“新动向”报给公安局。专案人员认为他也对得上号，于是通知工厂把他送来。

嫌疑人虽然只有六个，但“TQD专案组”北京摊子却花费了不少精力。首先是分别讯问，每个对象配两人讯问、一人记录。讯问之后是“口供汇总”，开会分析，然后分门别类查证，北京的即刻去人，外地的电话、电报。一时间，近20名警察忙得不亦乐乎。到午夜过后，各方回音都来了，结果是六名嫌疑人和“TQD案件”都无关。

高阳明长叹一口气，揉揉因缺少睡眠而显得沉甸甸的眼皮，抓起电话机送话器，向黄碧天报告：“侦查工作无进展。”

耳机里传来黄碧天语调沉重的声音：“铁路方面查找‘褐发男子’也无进展。”

放下送话器，高阳明点了支香烟，抽着沉思了一阵，自言自语道：“看来，现在只有一步棋可走了——通过拎包展开侦查！”

技术处关于拎包的“技术鉴定”已经出来了，有以下三点：①拎包系河北省石家庄市红星人造革制品厂的产品，1968年11月出厂，根据商标编码经与红星厂联系断定，该拎包是发往河北省涞源县的产品中的一件；②拎包的拎攀表面有些油脂成分，系太原市日用化学品厂出品的“红灯”护肤脂；③拎包上的指纹模糊不清，无参考价值。高副局长现在想出“拎包侦查”这么一个主意，就是想从河北涞源县销出的那些拎包中寻找是谁买了这么一个拎包。这是一个无异于“大海捞针”的不是办法的办法，但对于公安人员来说，当侦查工作无进展的时候，就要“大海捞针”。侦查和打仗一样，有时就是从在一般人看来不可能取得突破的方向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高阳明不是老公安，他是从部队转业到公安局的，他对破案不十分内行，但他曾指挥过作战，懂得这个道理，决定试一试。

当下，高阳明亲自起草了一份《TQD案件协查通报》，装进标有“绝密”字样的案卷袋，封好，盖上印章，然后召来两个下属，命令道：“连夜把这份紧急密件送往石家庄，面交河北省公安部门负责人裘为群！”

“是！”

七

一连三天，山西省厅一直在查缉“水遁”的司马远发。按照常规情况来说，司马远发应当早就落网了——囚车翻进江中不过20分钟，武警、公安、民兵已经封锁了以出事现场为中心半径七公里的区域。当地都是崎岖不平的山间小道，又是天黑，逃犯还戴着手铐，按说在20分钟内是不可能走出七公里包围圈的。但令人不解的是，上千人折腾了三天，就是没找到司马远发的一丝痕迹。

第四天，警方想到了一种他们不希望出现的可能性：司马远发并非“水遁”，而是钻出车厢后因戴着手铐不便潜泳而溺死江底了！不过，按天气、季气来说，如果死了尸体也该浮起来了。为慎重起见，警方决定将翻车现场拦坝抽水，实地核查。北方的河虽然宽，但只要不下暴雨，还是比较浅的。拦出的20米长的现场，12台抽水机抽了六七个小时也就见底了，只见黑糊糊的淤泥浆中翻腾跳跃的鱼虾，不见司马远发的尸体。警方松了一口气，却又把着心：司马远发究竟逃哪里去了？专案组经过反复分析，认为司马远发肯定还在直径14公里的包围圈内的哪个旮旯里藏着。有人提出来个“欲擒故纵”，撤掉封锁线，让他自己出来。这个方案得到了俞午等领导的首肯，于是当即实施。

这个主意果然有效。当天深夜，在悬崖上的一个岩洞里躲藏了三天的司马远发看不见篝火，听不见狗吠声，料想警方已经撤走了，便决定冒险下山。他钻出岩洞，忍着饥饿用尽全身力气攀上岩顶，沿着一条羊肠小道一步步地往山下走去。他的体力因饥饿而大大减弱，走了两个小时才到半山腰，寻思照这样走下去天亮还到不了公路，得搞点东西填肚子以增体力，遂壮着胆子走进了附近的小山村。他来到一户人家前，不敢敲门惊动主人，便绕着屋子转圈找鸡窝，想掏个鸡去山林里生堆火烤着吃。鸡窝是找到了，但手刚触着窝门，背后忽然射来两道雪亮的手电光，一声霹雳似的吆喝从头顶压下来：

“不许动！举起手来！”

司马远发转身一看，面前站着几个警察，黑洞洞的枪口直指自己的胸口！他这才意识到中计了，叹了口气道：“唉——共产党厉害啊！”遂束手就擒。

俞午选了两个精于审讯的预审员当自己的助手，亲自审讯台湾派遣特务。凌晨3时许，戴着手铐脚镣的司马远发被两个刑警押进审讯室，他刚饱餐了一顿肉丝汤面，进门连打几个饱嗝，朝审讯桌后面的几位看看，在正中地上的椅子上坐下。俞午目光灼灼逼视着犯人，许久突然低声喝问：“姓什么叫什么？”

特务咂了咂嘴唇：“司马远发。”

“这是化名，我问的是真名！”

“程书迪。”

“你属于台湾哪个部门？”

“中华民国国防部情报局五处。”

“担任什么职务？”

“上尉情报员。”

“程书迪，你此次潜来大陆的任务是什么？”这句话一出口，审讯桌后的三双眼睛都直直地盯着程书迪的下巴。

程书迪那两片厚嘴唇嚅动了几下，轻声道：“上峰派我来大陆收集情报。”

“唔？！”

程书迪重复了一遍原话。俞午右侧的那个助手问道：“收集什么情报？”

“关于大陆‘文化大革命’的情报，重点是‘九大’召开以后大陆民众的反应。”

“还有吗？”

“就这些。”

程书迪的口供使俞午觉得失望，但他表面上不露声色，用严厉的口吻说：“程书迪，你要老实交代！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你是奉命行事，罪不该诛，只要老实交代，在处理时是可以从宽的。”

程书迪说：“我这是真话，上峰确实交给我这么个使命。”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脸上显露出一种可怜巴巴的神情，语气近乎哀告。

俞午吃不准犯人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从主观愿望上来说，他怀疑这是假话，因为从北京通报过来的案情分析来看，596次列车上的那个中年褐发男子是疑点最大的作案者。而无论从作案时间也好，年龄也好，头发也好，眼前这个派遣特务都和那个嫌疑犯对得上号。但怀疑必须要用证据来证实。审讯进行到这当儿，俞午感到有些犯难，他甚至不知该如何往下讯问。因为“TQD”案件属绝密案件，在对方未曾供及时，审讯者不能吐露纹丝关于案件的内容；并且，审讯者还不能对犯人的口供表示出明显的不相信，否则犯人很可能会察觉真正的审讯意图而另外编造口供，以求蒙混过关，这样，案情将会越搞越糊涂。这时候，应当发挥助手的作用了，俞午朝他们瞥了一眼。两个助手是名闻全省公检法的审讯专家，当然知道接下去该怎么办。他们迅速交换了一个眼色，其中一个便开口了：

“程书迪，你是何时潜来大陆的？”

“是十天以前从广东汕头偷渡过来的。”

“你把踏上大陆以后的每个小时的经历都作一个详细交代。”

这是审讯学中的“反证法”，即让犯人在毫不知晓审讯意图的情况下通过交代案情，自己来证明是否参与了同一时间内发生的另一桩案件。当下，程书迪便把自己十天来的详细经历作了交代。令审讯人员失望的是，据程犯供称，“TQD案件”发生的当天他并不在596次列车上，而是坐556次车去了娘子关找一个潜伏特务交代收集情报的任务。程犯供述后，俞午宣布暂停审讯，把案犯押入牢房。

回到省厅，俞午指示助手把程书迪赴娘子关一节另立一份案卷，派员立即驱车前往娘子关逮捕特务。太原距娘子关40公里，汽车不到一小时即已抵达。那个披着教师外衣的潜伏特务犹在睡梦中，便被破门而入的公安人员拿下，戴上手铐押解太原。原班人马立刻进行审讯，这家伙倒也供得利索，把自己在解放前夕如何参加“保密局”，如何受命潜伏直至“司马先生”如何来交代任务的全过程来了个“竹筒倒豆子”。俞午等人虽有意外收获，心里却闷闷不乐，因为这个特务的供词证明程书迪确与“TQD”无关。

八

山西方面在龙山一带大张旗鼓搜捕“司马远发”时，河北涞源正在追查购买与“TQD案件”有关的那个拎包的顾客。

河北省公安厅接到北京市公安局派专人送来的《TQD案件协查通知》后，根据公安部案情分析会上的决定，立即布置赴涞源侦查。涞源是位于河北、山西交界处河北境内的一个县城，省厅去的侦查员先往县公安局。局长和军管组长一听省厅办公安部交办的“特案”，立即表示全力予以配合。于是，经过一番短暂的商议后，侦查员化装成工厂质量跟踪检查人员走进了县商业局，要求调查发往涞源的1000个拎包的质量。商业局负责该项工作的百货日用科科长适逢出差，无人接待。侦查员吃了闭门羹，只好耐着性子等了一天半。总算候得此公回来，一说情由，那位科长傻眼了：这不是架梯摘月，镜中折花吗？咋办得到？

这个，侦查员早就考虑到了，他们提出了一个方案：由商业局出面向全县发通知，称这种拎包售价有差，每个多收了7角9分，商店决定退款，凡购包者可在三天内凭拎包去原售商店领款。这笔钱，自然由“厂方”出了。这样，剩下没去领款的个别数量就可以在小范围内侦查了。当然，是否查得到很难说，大海捞针是要碰运气的。那位科长一听想想也好，便点头同意，并且当即打电话跟经销和批发这批拎包的全县最大的“红太阳百货公司”联系。

放下话筒，科长咧嘴直乐：“嗬！我说你几位同志运气真好，这几百元钱你们的厂就甭出了，这批拎包都找得到主儿！”

原来，“红太阳百货公司”进货后，还未摆上柜架，便被本县一家来自上海的内迁工厂的采购人员觅去。这家工厂有六千多职工，两个月前召开了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批拎包中的八百个作为奖品发给与会人员，另外二百个至今还锁在后勤处仓库里。侦查员一听自然高兴。当下由县公安局一位副局长陪同，驱车前往工厂。工厂保卫科密切配合，先去仓库查看了发剩下的拎包，数了三遍，二百个一个不少；又从厂办公室找出那八百名“积极分子”的名单，通知所在车间转告各人将拎包拿来检查。检查结果，799个都在，独缺三车间一位姓王的工段长的那个。据王工段长说，拎包在一个月前被窃了。

侦查员一听“被窃”两字，心里不禁一动，当下便请对方详细叙述一下拎包被窃的经过。王工段长便叙述了这样一段往事：王工段长是去年夏天和同在一个单位的妻子作为技术骨干从上海调来河北的，他有个儿子在黑龙江省呼玛县插队落户，上个月儿子来涞源探望父母，一同来的还有一个路经齐齐哈尔市时结识的当地青年。两人来涞源后，东游西荡玩了半个月，后来说要去北京看看。王工段长夫妇便给了他们一百元钱，还准备了一些途中吃的卤菜、点心，就放入那个从未使用过的奖品拎包里。那天两人一早就去了火车站，不料火车误点，便去候车室打盹，醒来时发现拎包已被窃。王工段长的儿子的心情可想而知，言语间说了那朋友几句，那人一怒之下，不辞而别了。

侦查员听完王工段长的叙述，对那个和涉及“TQD案件”的拎包(现在可以肯定调换“TQD自动仪”的那个拎包即是工段长的奖品拎包)有过接触的齐齐哈尔青年产生了兴趣，便向王工段长了解那人的外貌等情况。王工段长一说，侦查员暗自吃惊，原来那人竟是一副苏联人模样：个子高大，金发碧眼高鼻头。他们头脑里马上出现领导传达过的公安部案情分析会上所说过的“本案可能和苏修特务有”一节，于是问得更详细了：他说什么话？他的单位？他的住址？他的……等等，等等。工段长一一作了解答：此人名叫张大胜，住齐齐哈尔市东大街112号，初中毕业后未去插队，蹲在家里混日子。他是混血儿，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苏联军官，1954年回苏联了，后来是否有联系不知道。张大胜说一口流利的东北话。

侦查员记下了王工段长说的每一个字，临末请对方注意保密。离开工厂后，他们马不停蹄直返省城。省公安厅有关领导听取汇报后，也觉得张大胜疑点颇重，当即和齐齐哈尔市公安局联系，让火急协助查清张的情况，这里坐等回音。

午夜时分，齐齐哈尔方面的回音来了：张大胜确系混血儿，其父现已退伍，在苏联雅库茨克市担任商场经理，偶有书信来往。上山下乡时，当地曾动员张去农场，张母不允，遂作罢。最近半月，张大胜未离开齐齐哈尔市。

裘为群看过加急电报，摇摇头，苦笑道：“看来，这个案子轮不到河北方面侦破了。”

此时，已是“TQD案件”发生的第六天。北京公安部那里，专案组长黄碧天守着电话机，每隔两小时就接到来自北京、铁道部、山西、河北方面的例行情况汇报电话，每次铃响去抓话筒时，心里总充满了希望，但耳机里传来的总是千篇一律的几个字：“没有突破。”按照规定，专案组每天晚上要通过电话向公安部长谢富治汇报侦查情况。每到这时，黄碧天便觉得十分犯难，因为他不能像下面的“摊子”那样用四个字来概括，便只好预先将每天傍晚各“摊子”报来的《二十四小时侦查情况记录》看熟，然后做选择性的汇报。谢富治本人虽是公安部长，但对具体侦查工作一窍不通，因此做不出什么具体指示。但他很会催促，每次通电话总是拖长了声音说一句“今天是第×天啦”，语调一天比一天显得焦躁。

这天晚上，黄碧天照例和公安部长通过电话后，正闷闷不乐地再次翻阅《二十四小时侦查情况记录》，想从中发现下面“摊子”未及注意到的情况，忽然电话机铃声大作，抓起耳机一听，是周总理办公室打来的，点名要找黄碧天说话。黄碧天顿时紧张起来，声音竟微微有些颤抖：“我是黄碧天。”

电话是总理办公室一位秘书打来的，向“TQD”专案组长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抓紧时间侦破案件，侦查力量如果不够，可以考虑启用那些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目前不在岗位上的同志。

黄碧天逐字记下周总理的指示，反复看了几遍，眼睛突然一亮：公安部在山西有个临时性的“五·七学习班”，其中不乏具有丰富侦查实践经验的“老公安”，何不让山西省公安厅破例启用他们？不过，这事若让谢部长知道，恐怕会生气……

“文革”开始后，公安部和其他部一样，也免不了折腾一番。七揪八揪，揪出了一批“叛徒”、“内奸”、“黑手”、“特务”、“假党员”、“还乡团”、“阶级异己分子”等等，有的被投进了监狱，有的开除公职戴上“帽子”遣返原籍，有的实在落实不了证据，便送往“五·七学习班”。照谢富治的说法，进“学习班”的人都是“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意思已经宽大他们了。据黄碧天所知，“学习班”中大有能人。现在周总理显然想启用“学习班”里的能人参加“TQD案件”侦查工作。黄碧天知道这个设想是颇具实际价值的。但这些人是谢富治圈定后送去山西的，如果要启用他们参加侦查“TQD案件”，按照组织原则必须报告谢本人。但黄碧天考虑到谢富治有可能会反对，那就麻烦了。他又看了一遍电话记录，忽有所悟：总理绕过谢富治直接向专案组下指示，是不是暗示我可以“相机处理”？我来个“瞒上不瞒下”，不报告谢富治，以专案组名义向山西省厅下通知，让启用“五·七学习班”的能人参加侦查工作！

黄碧天又考虑了一会儿，决定就这样做。于是他抓起保密专线电话机送话器：“请接山西省厅！”

九

山西方面接到公安部专案组的通知后，俞午便亲自去“五·七学习班”物色能人。俞午在“学习班”看了有关材料，物色了一个名叫郭应峰的“老公安”，当即让他上了自己的轿车，直驶省厅。

郭应峰55岁，头发已显花白，瘦瘦高高的个子，一张普普通通的脸，眼睛较小，而且总喜欢眯缝着，像是一副没睡醒的样子。别看他这副貌不惊人的形象，他的侦查本领在全国公安界可是赫赫有名的，“文革”前发生的一些“特案”，如“故宫飞盗案”、“卢沟桥碎尸案”、“保定盗枪杀人案”、“阿克苏盗炮案”等等的侦破都与他的名字分不开的。

当下俞午把郭应峰接到省厅，当作贵宾对待，先给他看过公安部电话通知，又道明用意。郭应峰就像一匹久经战阵的老马，听见让他侦查案件犹如战马听见了久违的冲锋号角，顿时昂奋起来，眯缝的眼睛一瞬间睁得滚圆，闪出灼灼的光彩，马上提出立即去北京讯问秦、杨两个当事人并查看物证。本来这是侦查案件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但俞午和北京一联系，黄碧天因担心惊动谢富治而婉言拒绝了。俞午从耳机里听出黄碧天那种无可奈何的语气，情知有因，也不勉强，便把案发以来北京每天转来的《二十四小时侦查情况记录》及有关技术鉴定拿出来，给郭应峰安排了一间静室，让他专心阅读，静心考虑。

郭应峰在静室中独自待了八个小时，晚上8点半，他给俞午打了个电话，请他来一趟。俞午知道郭应峰的神通，料想此时让他去必有好兆，连忙从家驱车急赴省厅。走进静室，只见里面烟雾缭绕，桌上烟灰缸里的烟蒂堆得像小山，郭应峰正坐在桌前狼吞虎咽地吃一碗凉面条。

“老郭，分析下来情况如何？”

郭应峰吞下最后一口面条，点了支香烟，抽了几口，慢条斯理开口道：“从各种迹象看来，这是一起普通刑事案件。”

“哦？！”俞午大吃一惊。普通刑案？这不是把公安部案情分析会(谢富治也参加了)所作的预测结论彻底给推翻了！他稍一停顿，问道：“老郭，这可能吗？”

郭应峰嘴角边上露出一丝浅浅的笑意，轻声道：“差不离！这是一起刑案，作案者是一个具有稔熟作案技能但不过是初出茅庐的女人，年龄在30岁以下，是山西省境内某小城镇上的人。”

何以见得？俞午倒要请教了。郭应峰不慌不忙开口道：“根据技术鉴定，那个拎包的拎攀上有少量油渍——‘红灯’护肤脂，按京原线途经山西各小镇群众生活习惯来说，只有青年妇女喜欢在冬春秋三个季节使用太原日用化学品厂出品的廉价的‘红灯’护肤脂——农村青年妇女则因经济原因而用猪油——这说明案犯是山西某小镇上的青年妇女。她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打开链条锁，说明她具备这方面的技术；按说具备这种技术的角色不会冒冒失失贸然下手，她得轧准目标，确有油水可捞才下手，但她下手了，这说明她不谙作案要诀，是个初出茅庐的雏儿。”

俞午听了，发表不同意见道：“我想，正因为如此，她这是属于政治性盗窃，是看准了目标下手的。”

郭应峰胸有成竹，依旧从容不迫：“涞源那个工段长丢失拎包是在一个多月前，那时703研究所自己也不知道几时运送‘TQD’，及用什么方式送，如果说是政治盗案，那么她从何处得知‘TQD’会装在这么一个拎包里，而照样去窃了一个来做准备呢？”

这个问题颇有些分量，俞午语塞。郭应峰说：“所以，这是一起普通刑案，案犯手里有这么个拎包，她就看准了这样的拎包作为目标来玩‘狸猫换太子’的把戏。”

俞午沉默了片刻，又说：“可是据分析判断，作案者极有可能是那个在代县上车的褐发男子，这又如何解释呢？”

郭应峰说：“我估摸如果真是那个‘褐发男子’作的案，那么这是个假男子，是女贼妆扮的。她能化装得几可乱真，我想也许曾在什么小剧团待过。老俞，今天已经是规定破案期限的第七天了，事不宜迟，得马上行动，朝我所估断的侦查方向展开调查。现在大体上可以肯定：案犯在山西，而且在铁路沿线的某地。你尽可放心，只要捕获案犯，追回‘TQD’是不成问题的，这种仪器对于刑事犯罪分子来说还不如一块废铜。”

俞午似被说动，不再反驳，想了想问：“你打算如何侦查？”

郭应峰显然已经考虑过了，马上回答：“立即调查以太原为中心的各条铁路线上在‘TQD案件’发生前后的同类报案记录，这一点必须在天亮以前完成。明天上午，我去市公安局看守所提审在押的流窜盗犯，估计能找到线索。”

省公安厅于是立即急电通知京原线(太原——北京)、石太线(石家庄——阳泉——太原)、太津线(太原——天津)、太郑线(太原——郑州)、北同蒲、忻河线(太原——河边)、(忻县——大同)、南同蒲、介曲线(太原——介休——阳泉、盂原——西安)沿途车站派出所或公安特派员，调集车窃报案记录。下半夜2点半，各线记录汇齐，最近一个月里共有车窃案件42起，其中扒窃案31起，窃包案11起，后类案件中有5起作案手法和“TQD案件”有相似之处，即都是开锁作案。半小时后，俞午唤醒熟睡的郭应峰，把材料交给他。郭应峰仔细看过，又让调来最近一个多月来市公安局审讯盗窃犯的卷宗，又是翻阅又是摘录，忙到天亮，理出了要提审的三名盗窃犯，随即驱车前往市公安局看守所。

被提审的三名案犯，均是有过几进几出犯罪记载的“捉兔子”(即专窃拎包)“朋友”。郭应峰分别提审，不问各人的案情，只问他们“同行”中的女贼情况，言明如果提供的线索有助破案即算立功，将功折罪，决不食言。这三个案犯都是“老官司”，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立功机会，不须郭应峰费什么口舌，都乖乖地道出了各自所知道的情况。郭应峰从他们的口供中得知：活跃在以太原为中心诸铁道线上的“捉兔子”女贼共有五名，现四名已经被捕判刑，剩下一名叫王玲，是大同市人，但她不会开锁。会开锁的那位多半是新近冒出来的年轻姑娘，据说她自称其开锁本领由北方五省流窃惯盗中有名的“锁王”贾福坤所授，能在眨眼间打开链条锁；她作案无固定地点，东抓一个包，西拿一件行李，所以同行中给她起了个诨号叫“蝴蝶”。三名案犯中有一人见过这位“蝴蝶”姑娘，据他介绍，那是一个高挑个漂亮妞儿：二十三四岁，鹅蛋脸，大眼睛，挺鼻梁，有一副好嗓子，唱起“样板戏”来和喇叭盒子里的几可乱真。这末一点和郭应峰估计女贼可能当过演员是合拍的。

返回省厅，郭应峰让俞午请了位画家，按照那个犯人所说的形象画了张“蝴蝶”的模拟像，翻拍后赶印出数百份，立即分发给以太原为中心的各铁道线车站派出所和乘警，另外还专门派出50名精干刑警，化装成旅客携照片上了各趟列车，查访“蝴蝶”。为防止打草惊蛇，郭应峰特地关照各有关人员，如果发现目标，只可跟踪，不可惊动。

郭应峰的这一着棋果然有用——当天晚上7时许，从阳泉市传来消息：在太原开往永定门的560次列车上，发现一个与模拟像照片相似的年轻女子，于18点45分在阳泉下车，现在住进了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

郭应峰闻讯，和俞午商议了一下，带了两名助手，于当晚23点45分乘558次列车赴阳泉。

十

558次列车抵达阳泉时，已是次日凌晨2点22分。郭应峰三人赶到目标下榻的那家旅馆附近，和跟踪的两个刑警会合。刑警向郭应峰汇报：目标是从太原坐火车来阳泉的，车上未曾作案，住进旅馆后未外出过。郭应峰稍一考虑，做出决定：他和一名助手住进旅馆，刑警继续跟踪监视，另一助手住进车站东侧的“东风饭店”。

次日早晨，目标去旅馆食堂用早餐，郭应峰暗暗观察，发现和那个犯人所说的“蝴蝶”的确相似，便让助手悄悄拍摄了几张照片。照片冲出后，立即通过电传输往太原。上午10时，太原方面来了回音：经那个犯人辨认，证实确是“蝴蝶”！俞午让郭应峰立即将其逮捕。

郭应峰看过阳泉市公安局机要通讯员送来的电话记录，并未下达逮捕命令。他头脑里萦绕着一个问题：目前不过确证这个女人是“蝴蝶”，尚未吃准她就是“TQD”案件的案犯，如果逮捕她后坚决不承认盗窃“TQD自动仪”，那又怎么办？看来，目前先不宜逮捕她，而应当设法证实她确是“TQD”案犯，然后再予以逮捕，以证据迫使其承认作案，追回“TQD”。用什么办法能达到这一点呢？郭应峰思忖良久，终于想出了一个“钓鱼”之计，于是让助手通知那两个跟踪的刑警暗作准备。

当天中午，“蝴蝶”离开旅馆，去市里兜了一圈，12点半走进了一家专卖牛羊肉的清真饭店。化装成外地采购员(阳泉产煤，采购员特多)模样的郭应峰一直远远跟着她，见她进店吃饭，便加快脚步也走了进去，在“蝴蝶”邻桌坐下。

此时已过中午市头，店堂里顾客不多，十几张桌上拢共只有二20来人。“蝴蝶”独居一桌，要了两个菜、半斤果子酒。郭应峰和两个本地知青模样的小伙子同桌，要了三个菜、一瓶“阳泉大曲”，自顾吃喝，并不搭腔。片刻，从外面进来一个中年乡下人，四下看了看，在“蝴蝶”对面坐下，要了一菜一汤和半斤馍馍。他掏出钱包付款时，不独“蝴蝶”，连那个青年服务员的眼睛也亮了亮——别看此人一身土布装束，打扮得土不溜秋，钱包里却是鼓鼓囊囊，装满了十元大票，估摸足有四五百元，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中级技术工人的全年收入。乡下人吃饭时，“蝴蝶”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他却像是没看见，只顾低着头喝汤吃菜啃馍馍。

郭应峰忽然敲着桌子叫“服务员”，让添一个“三鲜砂锅”。砂锅上来后，他却不喝汤，光用勺子捞里面的肉丸子、熏鱼吃。当他捞得砂锅里只留下汤水时，同桌的两个知青喝完酒走了。郭应峰掏出烟盒，抽一支叼在嘴上，却找不着火柴，把口袋里的东西都掏出来放在桌上，其中最醒目的是桔黄色的拴有钥匙的“住宿证”。他皱皱眉头，站起来走到那乡下人旁边，满脸堆笑道：“老哥，借个火！”

乡下人把火柴掏给他，他点了烟却又不走，和对方拉呱了一阵才重新回到自己桌上喝酒，却调了个方向，将背脊对着“蝴蝶”这张桌子。乡下人很快就吃完饭，打着饱嗝出门而去。刚过一、二分钟，他突然去而复归，满脸惊慌，并不开腔，来到先前坐的桌子那里低头乱瞅，急得团团打转。片刻，他走到“蝴蝶”旁边，问道：“同志，你见到我的钱包了吗？”

“蝴蝶”一愣，连连摇头：“没啊！咋啦？”

乡下人“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倒在地下乱打滚，边哭边泣：“这是俺全大队的救济款哪，丢了俺咋活呢！”

这一哭闹，惊动了全店堂所有人，都围拢过来。饭店经理也来了，询问情由，乡下人一口咬定钱丢在店堂里了，因为他出门才走了十几步就发现兜里空了。店经理于是让人把大门关上，朝众顾客扫视着：“同志们，大家看咋办？”

众人面面相觑，都不吭声。经理又问了一遍，郭应峰朝“蝴蝶”瞥了一眼：“这样吧，他说肯定丢在这里了，而我们一个都没出过店门，那就来个互相搜查吧。搜着了，拉派出所去！”

众人都点头。“蝴蝶”眨了眨眼睛，也说“中”。那乡下人也不哭了，坐在地上眼泪汪汪地看着众人。店经理叫来一个男厨师、一个女会计：“他们不在场，抄起来最公正。”

于是男男女女便分别站在两人面前，依次接受搜身。搜身结果：空空如也！“蝴蝶”望了望乡下人，又朝郭应峰看看，一言不发，重新坐下喝酒。郭应峰朝店经理苦笑一下：“现在清楚了：他这钱遗失在外面，跟我们在场人都无关。”

乡下人又哭起来，郭应峰把他扶起来，掏出一张拾元票塞给他：“你快去派出所报案，让警察帮你找。”

乡下人出门后，郭应峰又喝了一会儿酒，起身离去。

郭应峰径自回到下榻的旅馆，关上房门，拉上窗帘，从怀里掏出一个湿漉漉油腻腻的和乡下人一模一样的钱包，放在桌上。他点了支香烟抽了几口，从钱包里拿出一叠拾元钞票，小心翼翼地一张张揭开来，依次贴在桌面上。这就是他的“钓鱼计”——根据“蝴蝶”新出道却频频作案的特点，可以断定这是个贪婪而心狠手辣的女人。对于车窃犯罪分子来说，“捉兔子”(拎包)不如“轧轮子”(扒窃)。郭应峰推想“蝴蝶”如果精于扒窃之道，那她一定“双管齐下”，广开财路，而且不久就会侧重于“轧轮子”。他不知道“蝴蝶”是在什么情况下拜“锁王”贾福坤(贾于1968年被捕，判刑20年，1969年初越狱，不久重新被捕，已于上月判死刑，执行枪决)为师学开锁本领的，但可以肯定，如果“蝴蝶”现在碰到精通扒窃“技艺”的角色，她是很想学这门“技艺”的。根据这个推断，郭应峰决定扮演一回“扒窃犯”角色，诱“蝴蝶”上钩。先前清真饭店的那一幕，全是郭应峰一手策划的，那个“乡下人”其实是郭应峰的另一位助手化装的。钱包一共准备了两只，郭应峰和“乡下人”，每人一个。郭应峰故意先借“找火柴”之由亮出“住宿证”，使“蝴蝶”知道他也住这家旅馆，又趁点烟之际在“乡下人”身边磨磨蹭蹭，之后把自己身上那个钱包放进砂锅里，待“乡下人”发作时安然应付搜查。按“蝴蝶”这种人的悟性，她完全能察觉是郭应峰作的“案”，如果她想拜师，那她很快就会自己找上门来的。只要她自己找上门来，郭应峰就差不多成功了。

郭应峰不愧是名探，料事如神。他刚把几十张钞票贴在桌面上，房门被轻轻叩响了。郭应峰知道“鱼儿”上钩了，却假装慌张，把床上的毛毯和衣物拉过来盖住桌子，然后轻声问道：“谁？”

“我——服务员。”

郭应峰听出是“蝴蝶”的声音，便去开门。门锁刚拧开，“蝴蝶”把门用力一推冲了进来，反手把门关上，朝郭应峰莞尔一笑：“你好！”

郭应峰挡住她，沉着脸：“你有什么事？”

“蝴蝶”冷不防把郭应峰往侧边一推，一个箭步冲到桌前，掀开毛毯，指着钞票不无得意道：“果然不出我的所料，是你偷的钱！嘿嘿，朋友，真是人不可貌相，你这一手真是绝活啊！”

郭应峰假装气急败坏，抄起椅子欲砸过去。“蝴蝶”眼疾手快，一手挡住椅子，一手从怀中拔出匕首，低声喝道：“姑奶奶会飞刀，你敢撒野，一刀扎死你！”

郭应峰眼望着寒光闪闪的匕道，吓得战战兢兢：“你……你要钱，见者一份，拿一半去就是了。”

“嘿嘿，谁希罕这几张票子？姑奶奶不缺钱花！”

“那你要什么？”

“蝴蝶”沉浸在初胜的喜悦里，把匕首一晃，“坐下说话，咱们好好拉呱拉呱！”

郭应峰脸上白一块红一块，眼露惊恐神色：“遵命！遵命！”遂退后几步，在床沿上坐下。

“蝴蝶”大模大样在椅子上坐下：“你叫什么名字？”

“姓郭名忠。”

“郭忠，我问你，你这一手绝活跟谁学的？”

“我自个儿练的，解放前就已经练成了。”

“蝴蝶”翘起大拇指：“佩服！佩服！唔，怎么样，你收我做徒弟吧？”

郭应峰沉思片刻：“我得先知道你是谁。”

“我叫奚若兰，道儿上朋友给我起个诨号叫‘蝴蝶’。”

“哦，我不是这一带的，对北方‘道儿’上的情况一无所知，‘蝴蝶’也好，‘蜜峰’也好，都没听说过。”

“那我自个儿介绍一下，我出道不久，道行尚浅。但我会开锁，师承‘锁王’贾福坤。现在在太原一带铁路线上混饭吃，有点小名气。”

“你是贾福坤的徒儿，那你干的是‘捉兔子’？”

奚若兰点点头：“不错。但我想光‘捉兔子’发不了大财，所以想跟你学学‘轧轮子’。”

郭应峰笑道：“你想发大财，可以‘登堂’(上门撬窃)搞银箱嘛！”

奚若兰摇摇头：“贾师父只在我家里住了三天，没来得及传授开号码锁的绝技。”

郭应峰盯着她：“干‘轧轮子’这一行，随时得准备蹲大狱。我是无家无口之人，豁得出去。你豁得出吗？”

奚若兰拍拍胸脯：“我也是一个人，怕什么？”

“如果折进局子了，你能做到守口如瓶吗？”

“能！”

郭应峰站起来：“你能证明你不是公安局的便衣，而真的是贾福坤的徒弟吗？”

“可以。你有链条锁或其他什么锁吗？”

郭应峰是以“采购员”身份住进旅馆的，况且又要取证，当然备了链条锁，当下拿出来放在奚若兰面前。奚若兰手腕一动，指缝间不知怎的已经多了一枚钢丝钩子。这女贼的动作也真是个快，以郭应峰这样的名探眼光也还未看清，只听见极细微的一下声响，链条锁已经开了。郭应峰赞叹道：“哦！不愧是贾福坤的弟子！”拿过链条锁一看，只见钥匙口上已有钢丝钩擦痕，他相信经过“金相分析”鉴定，其结果定和“TQD案件”的那根链条锁上的痕迹完全一样。这已经是确凿的作案证据，可以逮捕奚若兰了。但他很沉得住气，还不动手，笑吟吟道：

“这足可证明你是贾福坤的徒弟了！但不知你胆量如何？”

“胆量？哈哈，别看我初出茅庐，我可是不怕谁的！这一阵子我经常做‘无本买卖’，就是收入有限。”

“这是眼力问题了。‘捉兔子’也好，‘轧轮子’也好，除了要有本领，还讲究眼力，否则你本领再高，做的却是‘小本买卖’，是吗？”

奚若兰一拍大腿，不无感慨道：“对啊！对啊！老前辈说得有道理，我上几天就吃过这个亏！那天我化装成男子坐596次去河北，碰上两个‘主儿’派头蛮大的，小车直送站台，拎着一个沉甸甸的包，我只道是装了满满一包钱哩，寻思正巧我的拎包跟他们的一模一样，正好来个‘狸猫换太子’。车抵代县，我假装刚上车，上前去一试就成。哪知把包带回太原一看，他妈的是用棉花裹着的一个铁盒子样的玩意儿，废铁一块！”

郭应峰纵然是老资格，听到这里，一颗心在胸腔里也怦然直跳，一股狂喜像电流似地涌遍全身，脸上显出几分笑意：“结果就扔了？”

对方是个“雏儿”，没觉察异常，点头道：“可不是吗，一下子就被我扔进人民公园那个荷花池里去了！”

郭应峰哈哈大笑：“姑娘，所以要讲究眼力啊！”

“我跟你老学呗！”

郭应峰像是被烟呛了，咳嗽几声，开窗透气。这是暗号，下面院子里呆着的几位随即冲上楼来，破门而入，亮出手枪：“不许动！”

奚若兰吃了一惊，却还弄不清楚来逮“老前辈”还是她，眼光在来人与郭应峰之间来回扫视，直到手铐扣上来才恍然大悟：“他妈的你是便衣警察！”

一小时后，这起一直惊动到国务院总理的盗窃案已经审理清楚：案犯奚若兰，山西代县人，原是晋剧团演员，晋剧团解散后她不接受分配，拒绝去工厂报到，终日游手好闲。四个月前，奚搭识了逃犯贾福坤，贾向其传授犯罪手段。之后，奚开始在铁路线上作案，专窃过往旅客的包、袋、箱。“TQD案件”的发生，纯属偶然：奚见秦家康、杨晓晨坐小车来车站，只道是送什么专款的，便动了作案念头。

当天下午，一辆警车驶进太原人民公园，一群刑警跳进荷花池打捞“TQD自动仪”……

无线电波飞越山山水水，直往北京：“TQD案件”已破获，失物原封不动追回！

这天，正是周恩来总理所规定的破案期限的最后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