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利华大楼才落成不久，粉刷油漆完好如初。门外是小桥流水的维多利亚公园，楼内电梯电话热水煤气，如此安逸方便，房租当然令人咋舌，每月每层600万人民币，差不多五十两黄金。
父亲租了第六层，一个单元的，戴家的德昌贸易公司，一个单元自住，一个单元会客厅和餐厅，我们和写字间的几个先生在那里吃饭。
房租交给一个头上缠着红头巾的印度锡克族办事员，背地里姐姐管人家叫红头阿三。有时还会遇到房东李亚溥，一个慈眉善目的秃顶犹太老头儿，每次遇到，他总给我们拿奶油糖。
利华大楼的暖气很足，再冷的天，房间里也只要穿一件单衣，不似上海家里和外面一样冷，因此爸爸打算接她奶奶来天津过冬。妈妈说：“爸爸从小由他奶奶看护，现在要报答他奶奶的养育之恩。等你长大，也要孝敬你奶奶。”
此后二十多年里，我家几次搬家，房租一降再降，最后降到三块钱一月。
对我们来说，变迁是经过多次自上而下巧言令色的政治运动，和多西自下而上明火执仗地群众运动，渐渐地把我家从五星级酒店般的利华大楼挤兑到不见阳光的窝棚，青蛙在温水煮了二十多年变得皮糙肉厚，居然觉不到水深火热的痛苦。
对于我的四表哥来说，在一天之内，云泥之间的落差没法不让他痛感。七十年代，表伯郑为元将军任职中华民国的国防部长，为表达统战意愿，启用在基层当技术员的四表哥，让他出任上海政协代表。一次例行公事之后，他来我家：“二舅，我这趟北上，受到天津政协高规格接待，安排我住在从不对外开放的高级宾馆，下面是门禁森严的花园，主楼十层，我一个人住在顶层，白天是波光粼粼海河，入夜满城灯火。外面冰天雪地，里面温暖如春，”
“那家宾馆叫什么？”
“利华大楼。 ”
好一番刺痛，父亲半天才说：“四宝，那曾经是我们的家啊。”
四表哥怔住了，透过门窗的冷风让他打了个寒噤，目光在这十几平米逼仄的小窝棚转了一圈，落在父亲脸上，化作一声长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