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我的大学 （一）

我要上大学了，要把我在农村的户口和粮食关系转到大学所在城市。办理转户口手续要到乡政府有关办公室，不记得当时是不是叫派出所，只要把大学录取通知书带上，他们就二话不说，立即给你办。等我去办的时候，办公室的门是开着的，但空无一人，隔壁房间的人告诉我说人不在，明天再来吧。我只好离开，走在大院中间的时候，听见一声大喊，“小伙儿”，从左侧篮球场上走来一个年青人，满头大汗，穿着个红色跨栏背心，左手臂上搭着一件绿色军装，右手冲着办公楼指了指，我明白了，他这是打完了篮球准备给我办理转户口。我一进大院他就看见我了，他说一看我这学生模样就知道又是一个考上大学办户口的。他刚打完篮球，汗还没消，写字的手有点不听使唤，把我的名字都写错了，但他很巧妙地给改过来了，左手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红油印盒，右手从自己裤兜掏出他自己的一个油戳，在油印盒蘸了一下就在我的名字旁盖了一下，说这就不会有问题了。我心里稍有不快，但也没说什么，毕竟一切顺利，他态度很好，还问我，“你这个怎么这么晚？人家别人都已经走了”，而且我终于要离开农村去上大学了，心里也高兴。

下一步是办理转粮食关系，相关人员解释说，要转走我的粮食关系，我必须交500斤粮票，如果没有粮票，那就交上500斤粮食。我知道我家粮票是没有那么多的，在农村很少用粮票，即使用，也就几斤粮票用来买饼干蛋糕一类的。对500斤粮食我没有概念，我以为交上500斤粮食是小菜一碟，我回家一说，我妈说上哪儿去弄500斤粮食？9月份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去年的陈粮剩下不多了，今年的新粮还没下来。那就只能交粮票，需要到瓦房店去买，可能是黑市吧，那也不是一下子就能买到那么多粮票的，时间上有点来不及了。我老姨家的二表哥认识那个负责办粮食关系的人，就通融了一下，打一个欠条，我先把粮食关系转走，日后再补交粮票， 而且也不用交500斤了，300斤即可。我也不懂得粮食关系是怎么回事，不明白办户口为什么还要粮食关系。后来到了大学以后有人解释说没有粮食关系，户口是没有用的，只有伴随着粮食关系的户口才是有效的。

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实际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的承包，只是把土地均分给大家，我的那一人份的土地和我爹我妈的土地合在一起成为一户。上高中时我住在我姐家，我爹我妈已经不能下田劳动了，我的大哥二哥给我们种地，秋收的粮食收成仍归我们，秸秆归他们，可以用来喂牛。粮食有盈余，我父母养了三头猪，都不到200斤重，还没有完全长大，卖了两头以填补我上学费用。我大嫂二嫂各给了我一张50元的钞票，都是崭新的，可能是从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农村合作银行用零钱换的。我三哥给了我20张皱皱巴巴的一元钞票，但却整整齐齐的，厚厚的一沓，不知是攒了多长时间的了。我姐是最早知道我考上大学的。当高考成绩刚出来时，我还在家里帮助干农活，我高二时的班主任孙老师就告诉我姐我的分数已经超过录取线了，只是不知道最后能被哪儿录取，我姐就立即着手给我准备上大学时住宿需要的行李用具。我姐夫当时和几个合得来的同事兄弟合伙挖煤，告诉我不用担心学费，只需要好好念书。其实我高中三年的学习费用也主要是我姐夫靠挖煤资助我的。

学校在山西太原，我从来没有去这么远的地方，我以前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瓦房店，结果这次去上学，瓦房店却只是乘火车的起点。我们村有出行经验的一个本家大叔曾经为生产队搞副业时去过包头，他指导我说从瓦房店可以买一张通票到太原，到北京后只需要进行中转签字。我大哥送我到瓦房店，出发当天一大早，扛着一大卷行李，我大哥和我一起挤着公共汽车到瓦房店火车站。用录取通知书买火车票时半价，我的行李办托运了，手里只有一个背包，一切妥当，心里轻松了，我和我大哥到一家馄饨馆美美地吃了一顿，我大哥还盘算我应该是四年后的1990年毕业，当时我就核计医学院可能不是四年。火车是从大连始发到北京，到瓦房店时就是傍晚了，我大哥也没有必要一直等到送我上火车了。

火车准点到站，车厢里人不多，我很容易就找到了一个座位。拿到录取通知书时，我高中的老师都叮嘱我路上要自己多加小心，不要和陌生人搭话，不要让别人知道你的目的地，不要告诉别人你的真实姓名，等等等等。我牢记在心，坐在一个靠窗的座位上，双手紧紧地抱着包，这包可太重要了，录取通知书，户口和粮食关系都在包里，但钱却不在包里。怎么带钱还是费了一番心思的，首先我们是听别人的经验故事，比如，可以把钱放在脚下的鞋垫下面；把裤腿扎起来，再把钱放在扎紧的裤腿里面；把钱放在行李里面随着托运到学校。最后，我妈还是照搬了别人的经验，在我的裤衩内侧缝了一个小布口袋，钱就放在这个小口袋里。

一路经停的车站很多，仍然有印象的有熊岳城 （在营口市盖县）、大石桥（也在营口）、海城、鞍山、辽阳，但当时心情忐忑不安，心绪不宁，对它们印象都不是很深了，似乎在辽阳或是鞍山看到高高的烟筒出口有晃动的大火苗，混着淡淡的黑烟。到沈阳前，在瓦房店上车时还很宽松的车厢里已经挤满了人。“各位旅客，沈阳车站就要到了。沈阳车站是一个大站，沈阳是辽宁省的省会…”对沈阳的一通介绍之后又回到老本行：“前方到站，沈阳车站，有下车的旅客请提前做好下车准备，下车站台在左边”。已经是晚上了，看车窗外灯火通明，但我对面的人倚着车窗，是闭目养神还是睡觉说不清楚，我也学着像是见过世面、见怪不怪的样子。后来迷迷糊糊地听到报站，“沟帮子车站到了”，然后就听到站台上的小贩叫卖，“烧鸡，新鲜的烧鸡了”。旁边有人点评说，“沟帮子烧鸡很有名的。”后面还有锦州、天津等大站，我都睡着了没看到。

北京站到了，很激动，来北京了，尽管只是路过，但心里又很忐忑。还不知道怎么中转签字，怎么去找下一列开往太原的火车。出站台时我只是随着人流，下台阶进地下道，人们都是奔着前面不远处的一个大铁门。我不想像在车厢里那么囧地双手抱包，我就把包挎在右肩，右手五指张开托着包的底部，左手拉着右胸前的背包带，侧着身子快步向前。快到出口了，突然被拽了一下，回头一看，一个瘦小的中年人拖着一个硕大的行李，看着像是用很多剪开的塑料编织袋子缝在一起，红蓝白不同颜色混合着，“你帮我抬，我给你钱”，他可能看我只背着一个包，就请我帮忙。看着确实是很着急的样子，他穿着一件蓝色上衣，和我大哥送我时穿的一模一样，我也立即就有了同情心，“你不用给我钱，我帮你抬”，我就用左手拽着他的大行李的一角，和他一起拖着出了大门，他赶紧向我点头致谢，我也没有再去理会他，我内心着急怎么去中转签字。我的目光扫射着，看到几个红色校旗，其中还有北京大学的，显然是为新生接站的，办户口的说我晚了，这也不晚呀，北大不也还在接站吗？我的目光越过人群，看到一个低矮的铁皮窝棚，似乎那儿就是办理中转签字的地方，我急匆匆地奔过去。

“同志”，我好像听到有人喊我，我侧身回头，只见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女子。她个子不高，皮肤白皙，面容姣好，穿着一件白色衬衫，双手抱着正在睡觉的孩子，孩子不是竖着抱在她怀里，而是横着抱在肚子前，一只脚还耷拉着垂下来。她表情很淡定，似乎并不是很着急，见我慢下脚步，“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见我表情疑惑，又来了一句，“你不用害怕，我可以和你说几句话吗？”她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这嗓音也很好听，就是这讲话内容让我摸不着头脑，一阵恐惧感袭来，我转过身快步离开，只听她在我身后恶狠狠地说，“等下一次的，我告诉你”。神经病，不理她，我要办签字呀。到了窝棚，还真是签字的地方，把车票递进去，还没等我说话，已经在我的车票上用胶水贴了一个小纸条，上面打印着车次和时间，是第二天的。签字这么容易呀，心情一放松，也没细想这晚上怎么过，先去找到上车的地方，从车站再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也是新生报到的，他家是我们隔壁的交流岛乡，他要去郑州。我们就结伴去看天安门去。

人真多真密集，象我们课间操全校做第六套广播体操一样，天安门应该朝哪个方向走啊？还是上午，有的是时间，走就对了，走到哪儿都是我们没去过的地方。看到一条非常宽广的大街，我俩猜测这是长安街，长安街连着天安门，可站在街边连个天安门的影子都看不到。过来一辆长条形的红黄相间的公共汽车，有前后门，人们都挤过去，我俩不知道该怎么坐北京的公共汽车，也跟着挤进后门，我右手拉着背包带，左肩往前挤，正要回头用左手拉住包，车门关上了，我的包还在车门外，我在车门里扯着包带。只听见前面有人大喊一声，“车门”，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替我喊的，见没有反应，我也学着北京腔调，把舌头向上用力抵住上颚并狠狠地卷起来，非常羞涩腼腆地喊了一声“师傅，后门”，我对我自己的嗓音很不满意，太没有底气了，算了，就别丢人了。我眼瞅着骑着自行车的路人盯着我的包看，我猜测他们是好奇而不是想抢走我的包。天安门，我看到天安门了，车怎么还不停，车停了，我是第一个下来的，背上包，若无其事地向回走，去天安门呀。第一次坐首都北京的公共汽车，我俩都没有买票。

我俩中午回到北京站，他的火车是下午的，他走后我一个人核计为什么我不能当天走？回想着北京也不是那么好呆的，特别是想起那个漂亮的女恶人就害怕，就再去那个窝棚试一下。这时候已经没有旅客了，我奔到一个窗口，一个面目和善的中年妇女在里面，我就说我想今天就离开北京去太原。她也和前面的那位一样不说话，只扔出一个小纸条给我，我一看是今天晚上的。就赶紧又回到车站内找到检票口，就在就近的候车厅等着，不乱走了。晚上9点的火车，我老早就去排队了。我前面是一个慈眉善目的50岁妇女，她面前好几个包，估计她还有同伴。她看到我排在她后面，就主动跟我搭话，“看你像个学生，是去上大学吗？”我点了点头。“是什么学校？” “哎呀，我儿子也是山西医学院。” “你看着很小，我儿子胡子拉碴的看着比你大多了。”一会儿，她那胡子拉碴的儿子来了，听说我俩是同一个学校的，还是同一个系的，显见着是非常高兴，眼睛放着光。其实我也是很兴奋，一扫白天恐惧，但我只是微笑着，不那么外放。“说不定我们还是一个宿舍的呐！”后来好几次学校新学期开学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在北京站不期而遇。在大学毕业临别赠言时他写道：“今日与君别，何日再相见，直觉告诉我，相会北京站”。

晚上在火车上，一个中年偏上但老年还没到的那么一个干瘦的乘务员过来查票，把我的票给拿走了，一会儿回来了，把一张发票都准备好了，我需要补票，他解释说，这是“变径”，我的通票是按最短路径卖的，现在这个车次的路径变长了，我需要补交这多出来的一段路途的费用，这是我后来搞明白的，当时一听说我要补交钱我的脑袋就大了，根本听不进去他的解释，其实，我明白和不明白的科学价值都是一样的，都要交钱。后来明白了为什么一开始给我第二天的签字，因为那是最近的路线，叫石太线，经过石家庄，是通票应该走的线路。而我改签的是原平线，比石太线要长，所以要交“变径”费。不管怎么说，一路有惊无险、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地到达了太原站，出来后我们就什么都不用管了，学校接站的帮助取行李，不用行李单，只要看到行李上贴着“山西医学院”的字样，太原站就允许提走，接站的汽车把我们一直送到我们的宿舍楼门口。我的大学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