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排男女相间排开而睡，本意是为了防止男孩子们在一起扎堆调皮不睡觉。关灯后，阿姨会进行突击检查。然而，有些不安分的孩子还是会从被窝里钻出来，跳下床跑几步，然后再钻回被窝，闹上一会儿。另一些不安分的，则会身旁男女悄悄拉近，开始玩起家家。结果，我就有了个“两小无猜”。
碰到身旁也是晚觉睡不着的，我们俩有时就悄悄地躺着过起了家家。那个年代没有空调，大热天屋里会很热，孩子容易出疹。我就出过一次疹，被领回家上了一身白粉。这样大天热时，小朋友都给脱得光光去睡觉。这样光光地过家家，虽说“两小无猜”，还是会出现试图“猜”的情形的。她伸出的手触及我身上让她感到新奇的地方，黑暗中都能感觉到她痴痴地笑。我也回了这样猜的应。有过这么一两次，鲜劲过后便再无“猜”触。虽说这么早就有了这样的人生第一次，但幼儿脑智发育不全，留下的就是一次没有感觉的行为记忆，没有半点生理记忆。这可能就是所谓的“两小无猜”吧。只是到上了小学后，一次在单位的仪器厂门前碰见她，两个人的脸一下子都害羞得红了起来。突然相逢的惊喜，眼光中都带有往事不可言喻的神秘。交换了各自去的小学校名后我们便匆匆地离去。记得那天的她，圆脸，短发，没有像其他小姑娘扎小辫，身上有着体育活力的那样。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在幼儿园里，经常在一起玩的那五、六个小朋友，说到底还是我们男孩子们自己。其中两个和我住在同一栋家属楼里，其余的来自离幼儿园后墙下面的那一片楼群。那片楼群是单位的主要家属区。其中三位，幼儿玩出的相互要好一直持续着，直到文革中期社会被打得稀巴烂，大家因家庭的各种原因彼此分开了。
其中同一栋楼里的一位，他的妈妈和我爸爸在同一个研究室工作，两家又都是广东人，他家便成了我幼儿时唯一一家自己去串过门的家。他家和我家隔两个门洞，每当去到他家，他奶奶就用广东话称呼我“小老松”（老人家广东话中的小崽子）。他家中有一位大哥哥，就读于幼儿园隔壁的那所中学。这让我在幼年时对那所中学还有一些膜拜的念头；因为看到大哥哥玩无线电，能把收音机装在小抽屉里，装在肥皂盒里。收音机装成得那么小，太神奇了！这也埋下了我日后对无线电的兴趣。那个时候半导体还不多见，社会普遍使用的是大个头、占书桌一个大角落的电子管收音机；而且并非家家都拥有。
之外幼年时还认识了一位正在读大学的从广东老家来的大哥哥。他住的那所学生宿舍后来我上小学每天都路过那。文革前一年他毕业离开。他和爸爸有时一起来幼儿园接我。一次在路过的一间小铺里他买了一串鞭炮送我，我一路边走边放。第一次放鞭炮，开心极了。这是要到一年最快乐的时刻了，快要过年了！
欢庆过节，幼儿园办得十分隆重。白天，屋内就已经布置妥当。多组细绳散射般地系悬在屋子的上空，绳上密集地贴满各种色彩的小三角旗。墙的四周，装饰各种金粉色彩纸。屋内比平时又多点上几盏灯。灯光之下，彩壁辉煌。那天的饭会更上乘。当天阿姨也早早地给我们洗了澡。晚上，正面墙下坐着一位圣诞老人，参加活动的家长们在对面窗下坐在一处。小朋友从圣诞老人那领到橘子、饼干、糖果，坐到一边。欢庆节日幼儿园举办表演。发现演员就是班上的小朋友，然而我们这几个玩伴事前对此却一点都不知道。还说，那圣诞老人也是一位阿姨装扮的。幼儿园有圣诞老人在场的那份喜庆快乐的场面，像一幅相片，深深地印在我幼儿的脑子里。下次再见到圣诞老人，是赴美留学之后的事了。
我的幼年，就是这样在幼儿园里度过的。阿姨偶尔也带我们出去，到院前的山坡上玩。山坡上有树，玩起来更丰富些，但从来没有上过山，说山上有狼。那时这里还荒凉。有一条泥路夹在幼儿园和那所中学之间通向山里。小朋友们都清楚，这条山路通向山后的石道街火葬场；我们有时会见到马车载着纸人纸马行走在这条山路上。当看到有人上山，有车进山，我会产生一种怪怪的感觉：不知道山的后面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我还没有想到会不会有神仙？会不会有魔鬼？那时我还只是个幼儿呀！
幼年总有头。大班结束了，也就“毕业”了。糊里糊涂的我就要开始上小学了。曾经见识过中学生和大学生这两位大哥哥们点滴生活的我，幻想着接着将会迎来崭新且丰富的学生时光。那一年，1965年，距离文革的开始不到一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