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身背书包、书包上挂着个水杯、衣裳上别着个手绢的新生们，先在操场上集合好，然后被带进自己班级的教室里。我们家属楼的小朋友除了我那位最亲近的幼儿园玩伴去了一班外，其余的都被分到二班。我家周边并存着军队、公安局以及工学院的家属住宅群。一班的新生大多来自这三个单位的家庭，我们二班除了我们这栋科学院家属楼的六个小朋友和一小部分那三个单位的孩子外，剩下的近一多半来自同区域内普通居民的家庭。学年还有其他几个班级，但它们的新生均不在我那个三角新天地区域内，平常很少有交往。每个班级都有超过40名学生。学校一周上六天课，每天上半天。
我们的老师姓董，是一位身材娇小，脸蛋圆圆的年轻女教师。头上的黑发扎成一对过肩长的辫子的她，总是带着温和和善的微笑。她教我们数学、拼音、认字和读课文。我们是最后一届学生能读到像《乌鸦唱歌》和《狼来了》这样的经典课文。
大连是足球之城。当我第一天踏入教室时，教室里已经摆放着一只学校为每个班级提供的专属于班级的足球。很快，班里出了“大王”和“二王”，把足球牢牢地控制在他们自己的手里，上学、放学都随身拿着。看来，大连出来的足球干将上学时肯定是班里的一个王啦！
学校的体育老师不仅在操场上指导我们踢足球和跑步，还为我们开设了一门大连特色课程：教我们如何在大海中游泳。老师告诉我们一条让我至今还记着的金科玉律：只有学会像青蛙那般的蛙泳才能在波浪翻滚的大海中畅游。然而，学校并没有游泳池，我们只能站在课桌前练习各种游泳动作，在没有波浪的空气中原地畅游。
大连的学校有一个传统，学校每年都会组织全校师生前往海边进行一次被称为“上海”的集体游泳活动。我有幸赶上了学校文革前最后一次举办的“上海”活动，成为我在整个小学期间经历的唯一一次全校海上活动盛事，给我留下相当美好的回忆。因为和朝夕相处的班级小伙伴们玩沙滩玩大海，和跟父母来玩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男孩子那时穿着那种紧身的三角游泳裤，弄得两个大腿跟之间鼓着个包包，加上有的还站在水上张牙舞爪，让女生们坐在沙滩上偷笑。和女生们比在凉凉的海水里泡，男生们绝对都得败下来。我们事后总结：她们身上肉多膘厚。
我们也是那个时代最后一届带过红领巾的小学生。那时的学生干部们胳膊上挂着一道杠、两道杠，甚至三道杠，但仅仅一年后，这些连同红领巾都被取消了。刚刚入学时，社会上掀起了“打倒三家村”的运动，而我们这些还不识字的小学生也没能置身事外。我模仿家里订阅的《小朋友》杂志有一期刊登的一副儿童画：“邓拓吴晗廖莫沙，三个坏蛋是一家”，画画获得三等奖，画被和许多其他获奖的画一起挂到学校走廊墙上。小小的我开始踏上“生在红旗下，长在运动中”的道路上了。
在学校里，我们是最小的一群。眼中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带着红领巾，胳膊上一道杠或者两道杠的，朝气蓬勃，活跃在校园、操场、和教学楼的各个角落里。那个时候学校有旗语队、航模队、无线电队…..。我小小的心中，充满着对他们的羡慕和对自己的期待。
我们都挺喜欢的董老师教了我们不到一年，在文革将要爆发的时候病倒了。我们一群同学还去看望过她。她住在我们楼前大马路（中山路）对面的一片社会底层居民区里：我们家马路斜对面有一家社区商店，沿着商店菜市门前的像水沟一样的路走下去5分钟，就到了董老师的家。在一间昏暗的小屋里，董老师躺在床上，脸上露着微笑，和我们每一个人点头。这让我头一次感觉到悲伤。以后董老师再也没有回到课堂，而且我也再没有见到过董老师。
入学后，我不仅开始有了学业，而且还开始融入了“社会”和“家庭”的生活中。那时候，家里一度只有我、爸爸和妈妈三口。尽管后来弟弟从广东回来，妹妹也降生，但他们仍常常在幼儿园或婴儿园里度过一个星期的大部分时间。这样，我的脖子上挂上了门洞大门和家门的钥匙，时而会去那间社区商店买菜，但更多的是去饭店买大米饭。因为父母都是钟爱大米的广东人，而粮店的供应相对有限。那个时候，买大米饭是需要使用粮票的。每斤米饭的价格是两角五分。
那个时候，一根冰棍卖三分钱，而坐一趟有轨电车的车费是四分钱。家前面主干线大马路（中山路）包括有轨电车路，铁轨铺设在路中间。买大米饭我常去的一家在大连著名的秋林商店旁边，靠着大连市场（今天的大连商场），离大连火车站不远。从家出发要坐两站有轨电车，步行需要二十多分钟。
一年级的我，生活中半个小时内的步行，独自一人或者和小伙伴一起走，成了常态。那时市区安全。有次跟爸妈一起看的一部电影先上映一段宣传片。黑白片里一个玩耍着的比我小一点的小孩，被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大人骗上车拐跑。小孩子在车上的哭叫惊吓得我也感到害怕。但这个害怕在出了电影院后就全都抛到了脑后。我们大连哪有人骑自行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