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的午饭常会有一根广水肠，由妈妈在单位蒸熟，我去单位吃完午饭后匆匆赶去上学。家里的午饭通常在单位食堂就餐，经常晚饭也还会在单位食堂里享用，周末家里又会到市中心的餐馆用餐，这些给我留下一些欢快的记忆。
有一次，我们在大连市场（如今的大连商场）的三楼餐厅部用餐。那时同一张饭桌一般都会同餐好几家人。这次我们的同桌是一位头戴大盖帽、身穿白色海军服的军官的一家三口，坐在中间的小女孩比我小些。饭桌上两家人说话，这位军官逗我。我说我长大了也要当兵。他对我说：“想当兵就不能挑食。”这句话让我一直记住到今天。还是军人有力量，我可是一直以来都做到了这点。每当出现挑食的念头，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位军官跟我说的话，和当时的欢快情形。
离开幼儿园后，我的游乐天地再也不是过去那个幼儿园的院子了。我们家门口除了下面那个有座微型派出所的小公园外，上面还有一个同样完全开放、上端处有座三角小邮局的微型三角公园，公园紧贴着我们楼另一端相邻的公安局家属楼。在这两座小公园里，男孩们再也不是像在幼儿园那样用手比划枪的时候了。我们开始玩耍弹弓、小树棒，甚至带着能够发射玩具子弹的玩具枪。这里也是玩捉猫猫、丢手绢等游戏的好地方。我的玩伴变成了班级里的同学以及我们楼里的大大小小的孩子。几位住在我们马路对面的同学也会跨过马路来和我们一起玩耍。
马路对面同学们的家是一排整齐的小洋楼。洋楼看上去有模有样，其实每一座里都挤满了需要共用厨房的好几家人，冬天还得自己烧煤取暖。他们平时吃的饭是我头一次见识的苞米饼蘸大酱外加一根葱。我们门前大马路两侧人行道上种着成排的大槐树。春天槐树花香，我只会摘几朵尝尝；但他们会摘下成脸盘的槐树花，拿回家放进玉米面里做包子。
我们这一侧的马路上也有一些小洋楼，但只要是独户占用的，通常都住着身份显赫的父母。像我家门洞旁边的那座两层小洋楼，里面住的就是一位市公安高官的家庭。家里有一位比我高一届、胳膊上挂着三道杠、在学年做干部的漂亮小女孩。她经常在学校的各种大型活动上亮相，很是风光。
在我们班也有一位长得漂亮的高官家女孩，父亲在大连广播电台高就。她家独住的洋楼后院的围墙就立在那个有派出所的小公园后侧。我可以从我们家二楼的后阳台斜角线俯瞰到她家的后院。她胳膊上挂着两道杠，在班级做干部。她脸长得稍微偏黑，显得两只大眼睛格外明亮。她能歌善舞。
不像一班的同学都来自高大上单位的家庭，我们二班这样的同学只占一部分。剩下的另一部分，即使住在我们马路这一侧，家庭情况仍然不算富裕，和马路对面的比也好不了多少，但没有几家共用厨房的。同学们这样的家庭背景构成了我们班的多样性，也造成了文革爆发后同班同学在班级和社区活动中角色上较大的反差。
我们班只有一位同学来自军队家庭，他却成了我童年时最好的伙伴。最好的伙伴就是互相好到双方家长都将对方的孩子视成为自家的半个成员，而家长间却并不认识。那位分到一班的幼儿园玩伴，也在班里结交了一位军官孩子：家独住一栋二层小楼。他曾经向我们炫耀他的一件高大上的玩具车，人能直接坐到车里面，还能按喇叭叫。我那位最要好伙伴的军官父亲没那个地位，他家住在石头营房经过改造而成的家属房，周围是一片菜地。我们两家离得不是很近，但彼此经常会呆在对方的家里。如果那时我们有美国小孩的那种sleep over，到对方家过夜，绝对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在那个物质还是贫乏的年代，很多家庭都会自己养几只鸡。我出了幼儿园后，家里也在后阳台上养了鸡。每天放学回家，同学们会穿过一间工学院的大操场，那里能找到厨房清理出来可以带回家喂鸡的菜叶。捡菜叶便成了我和几个伙伴们玩耍的多样形式中的一项。谁能捡到一片完整的菜帮，特别是从地窖土层上扒拉出一个（他们是把菜埋到地底下过冬），就好像谁寻获到一件宝似的。
住在公安大楼的一名女同学领我们去她家看那产蛋比鸭蛋还大的火鸡，我头一次见识养这么大的家禽。我的军队家庭的好伙伴家除了养鸡还养了几只大硕鼠，体型竟然有点像兔子那么大。还有一两个同学家里养兔子。有一位同学送我一条孔雀鱼，我没告诉爸妈，偷偷地在家养着。小鱼缸藏在收音机的后面。没过一个月，这条鱼竟然生下了一大群小鱼，我分送了一些给其他玩伴。鱼一直养到文革爆发，社会上开始破四旧、砸鱼缸，鱼不能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