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2014年间，第六代导演王小帅用大约十年时间执导了“三线三部曲”——《青红》《我11》《闯入者》，他以自己的童年经历展开了对于三线建设时期的追溯，力图讲述和还原一段被官方语境遮蔽的时空，以及内迁族群几代人精神家园的失落与身份认同的迷茫。王小帅在回忆自己的童年经历时写道：“对于很多三线子弟来说，那个时间和地域太封闭了，他们的身份也太特殊了，那么多年，他们就像一群抱团取暖的人，因着同样的命运生活在一起，构成了与外界不同的生命记忆。特别是对后来离开的人来说，那一段生活就像一坛老酒，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空间里它突然被封存了，以至于后来风风雨雨都与这段记忆无关，它是属于三线人自己的秘密。”作为众多三线子女的一员，王小帅的电影和文字竟使我产生了似曾相识的感动。
从1971年底开始，交大唐院分批内迁至四川峨眉山脚下并易名为西南交通大学，我家是1973年初搬走的。本来我也计划和家人一起去四川，但由于那时峨眉条件太差，唐院子弟只能在当地农村学校就读。另一方面，那两年中国教育界进入了 “回潮”时期，唐山市举办了文革中唯一的一次高中入学统考，那时还有直接考大学的传说。因此父母让我留在唐山读高中，几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小闺蜜来家里和我作伴。我家成了小猴子们的王国，没有大人管的日子真是十分快乐，有一次逃学还被各自的班主任老师识破。但这样的“好日子”只过了半年，父母不放心我一人在唐，因此到了暑假就和姐妹们依依惜别了。在入川的路上，我和两个同行伙伴在西安下车，到大雁塔一游。我还作了一首打油诗：“千里偶游长安，西北风光收眼。风吹游人迹去，独存古塔大雁。”
从华北平原初到西南山区，迎面而来的一座座大山让人感到十分压抑，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跳出山沟。与其他三线单位类似，交大也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来到峨眉后我家搬进了新建好的家属楼，阳台正对着峨眉山主峰金顶，真正的“开门见山”。那时交大子弟校刚刚建成，我和早一两年来峨的同学们一起升入高二年级学习，一年之后我们就成了子弟校的第一届毕业生。学校草创时期师资不足，与我以前就读的唐山一中相差甚远。因此我们的数学、英语、体育等课程都请了大学老师来教。峨眉话属西南官话系统，唯一量词是“块”，如一块人、一块猪，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英语吴老师在讲到不定冠词时说 “a、an就像峨眉话的‘块’”。还有一位陈姓体育老师，有一次上课晚了一小时，他说是因为自己的苏联制手表停摆了，顺便批判了一通“苏修”。
文革中百书遭禁，为数不多的外国小说都是想方设法借来暗中传阅。正是那些纸页泛黄、没有封皮的旧书，在蛮荒年代滋养着懵懵懂懂、少不更事的我们。前些年读到王小波的早期作品《绿毛水怪》，故事里那个有点羞怯内敛的、被老师看作捣蛋鬼的男孩不寻常的内心经历，活脱脱我们自己少年时代的白描。当年唯一公开发行的风花雪月的书是《红楼梦》，记得那时背诵了不少大观园中众姐妹的诗词，后来就去找各种各样的红学评论来读。从蓝翎、李希凡开始，继而何其芳，最后则是俞平伯，倒着读的，读到俞评方知原来“钗黛合一”。十八岁高中毕业，金子般的年华，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下乡一条路。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等待下乡期间，我们被安排去帮忙接待交大新入学的工农兵学员。那种站在大学门口眼巴巴看着别人进去的感觉，真地不好玩。
我们平日的劳作主要是开荒种地、挑大粪、下水田，学会了挑担子。下田插秧、挠秧十分辛苦，唯一的好处是每年可以吃到新米新面。水田里有很多吸血的蚂蝗，还有蚊虫叮咬，我的皮肤容易过敏，下乡的几年中几乎腿无完肤。上大学后回家过暑假，一起下乡的同学不相信我腿上的伤疤居然会消失。在农村的最后半年中我轮值喂猪，青黄不接的时候常常为没有青饲料发愁。为了增加收入，我们还搞过副业，如砸石子修路、熬沥青等，并借住过峨眉山下的尼姑庵伏虎寺。那时寺庙里都没有了香火，尼姑们也蓄起了长发。有一次在校区遇到交大首批工农兵学员毕业，欢送几位风云人物下乡的场景，我们在一旁看热闹。记得他们是去川西高原甘孜阿坝一带，那年头是穷山恶水，谁也想不到几十年后变成了网红风景区。
文革开始后，我们就分男女界限，男女同学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直到下乡后才缓解。那时毕竟年纪小，我们也会苦中作乐，常常自编自演文娱节目，乘大卡车登金顶。一次有一个同学借来留声机和文革前及国外歌曲的唱片，我们躲进她家拉起窗帘听唱片，大饱耳福。说起“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来，我们还觉得挺豪迈的，真是青春无敌的年纪！多年之后移居北欧，冬天雪后初霁到林中散步，触景生情联想起来的竟然是当年朗诵过的诗句 ：“红日、白雪、蓝天，乘东风飞来报春的群雁 ……”。有时我们也会穿上漂亮点的衣服，以油菜花地和青纱帐为背景拍照片，尽管难得有心情欣赏峨眉山的美景。至今已有四位姐妹先后离世（图片中有两位），她们都曾经是我的室友，愿她们在天之灵安息。
下乡体力上的劳累还在其次，最痛苦的是户口迁到农村，根本看不到前途。两年后可以抽调时，但学校制订的土政策向领导干部家的孩子倾斜，几批都没轮到我。后有贵人相助，为此打抱不平，经过一番曲折才把我抽调上来。这事我父母全不知情，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考大学坚决离开的一个原因。我被分配到交大航测实验室作学徒工，首先练一项基本功，就是两眼分别看两张不同角度的二维航拍图，要看出3D的效果来。先拿自己的大拇指开练，幸好只工作了半年，不然非练成斗鸡眼不可。那时我的月薪是两张大团结，同教研室工资最高的是一位文革前的二级教授——280元。一次发工资时我的工资袋里只有一张，赶紧去查，原来教授的工资袋里多出十元。对教授来说不过是多一张少一张的事，可却是本人半个月的口粮啊！
1977年12月，我参加了中断11年之久的高考。那年共有570万人参加考试，录取27万人，录取率不到5％。我本想报考北大或中科大学数学系，但前者当年不招生、后者回家木有直达火车。我爸妈起初坚决不同意我学数学，因为交大的数学老师有好几位神经兮兮的。其中一位黄教授，还是吴文俊先生介绍去清华、院系调整去唐院，坊间流传很多他的糗事。后来爸妈勉强同意我报考复旦的“应用数学”专业。为了安慰爸妈，第二志愿我报了交大桥梁专业，其实我并不喜欢学工科。当时我奶奶在南汇老家，到上海读书可以常常去看望奶奶，但我考取后还没动身奶奶就去世了。考上大学后没有了20元工资，全靠父母节衣缩食资助，他们收入的近一半都用来供养我们姐弟两个大学生。从此我结束了四年半的三线岁月，走出大山，开始独自打拼的人生之旅。
王小帅有一本私人笔记，题为《薄薄的故乡》，是一部有关故乡、乡愁和家园的记录。在他眼里，是哪里人其实并不重要，在哪里留有记忆才更重要。故乡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而更像是一种精神的归依；乡愁也不是对某一个地方的想念，而更像是一种家园的情结。对于每一个三线子女来说，故乡何尝不是“薄薄”的。回想自己，大半生都是在路上——不断地告别故土、远走他乡，并变他乡为故土，以致于在梦中常常分不清哪是故土、哪是他乡。那时最爱说的一句话是“谁知道命运会将我抛向何方”，如今则变成了“人在他乡，家在心中，退一步便成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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