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树下的省思

榆树下的省思?

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汉乐府?

                                                                                   

            与美国各地的大学大致相同，耶鲁的暑假每年也放得很早，大约到了五月中旬，在考完最后一门课之后的当天或次日，住在十二个寄宿学院内的学生便群鸟般四散而去。三两天之间，纽黑文大草地周围的街道就显得空空荡荡了。今年暑期，我没有旅行或出访的计划，一天到晚，大都泡在自己的办公室内读书消夏，看到同事们出游的出游，去暑期学校授课的照常上课，我自满足这孤云独在的悠闲。有时候在室内坐闷了，我就出门沿庙街（Temple St.）向校园中心走去，穿过圣玛丽教堂石壁外的夹道，转到纪念堂（Memorial Hall）的大圆顶下，然后在威廉大楼（WLH）前那块鲜嫩的草地上坐下来，靠着大榆树消受浓荫下的清凉。闲暇和宁静的确是生活的补药，闲暇滋长了人寻觅的幽趣，宁静则拓宽了思考的空间，消受此难得的清福，再加上终日独处，平时忙碌得麻木了的感觉遂慢慢恢复过来，心里忽然生出省思和回顾的冲动。 ?

            比如拿刚才提到的这段路线来说，它其实就是我每天来威廉大楼上课所走的捷径。只因我平日赶路总是来去匆匆，沿途的景观多擦肩而过，很多熟悉的建筑物在眼中只留下大概的轮廓，若要问起有关的掌故或某一个局部的细节，我几乎一片茫然。很高兴现在有充足的时间，更有较好的心境，可以停下脚步，以欣赏的目光注视这些建筑物不同的细部了。细观默察之下，平日熟视无睹的东西竟现出几分陌生，行步之间，再反复品味这些从不同角度获得的视觉感受，我才模糊觉察出很多从前没注意到的韵致。周围不少建筑物修建的年代其实并不算特别久远，但用来砌墙的石块好像经过做旧处理，其斑驳的颜色均显得年深月久，而未经打磨的棱角也有意保留其原本的粗糙，全都在墙面上不规则地显露出来。连刻在其上的铭文也很简朴，并不怎么精美的字迹若隐若显，恍若路人随意刻下来的。还有笨重的铅制檐沟和水落管，绿锈斑驳的青铜大门，深暗的彩色玻璃窗，总之，从墙街（Wall St.）走到高街（High St.），沿途所见的石壁、圆柱、拱卷和装饰雕刻，处处都流露出一种韬光养晦的情调，令人如置身某一故旧的修道院内。每一个寂寞的石台阶都长凳子一样干干净净，只要你愿意坐下来，那里就是读书或思考的好地方。?

            但仰望四周，高处的空旷则别有一番景致。直刺青天的尖顶，厚重的圆顶，以及屋顶上形态各异的烟囱和小塔楼，所有这些像大旗高举或喇叭吹奏一样指向高空的建筑物顶部，都挺拔得错落有致，各自耸立于所应处的位置，在耶鲁校园的上空撑起了并不让人感到压抑的宏伟气势。哈克尼斯塔楼（Harkness Tower) 在尖顶的群峰中最引人注目，一看见它高临老校园（Old Campus) 背后的雄姿，我就联想起“塔势如涌出”那句咏雁塔的唐诗。它确实如一股巨大的喷泉从平地上涌起，皇冠状的顶部则像水柱喷到最高处向下散落时一下子冻结在半空的泡沫。在纽黑文的建筑群中，它那看起来好像有点剥落颓败的剪影给人的印象尤其深刻。现在，这座建于本世纪初的塔楼已成为纽黑文的地标，也常被视为耶鲁大学的象征，前来游观者大都喜欢以它为背景照一张难忘的留影。这座塔楼的建筑风格最能代表老校园周围建筑群的特色：仿古的优雅和现代技术效果的简洁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具有古老的欧洲风味，却无繁琐雕琢的痕迹。尖顶林立的哥特式空间凸现了精神对上苍的仰慕，由于在总体布局上协调了远近的对比、高低的搭配和虚实的互补，高耸的建筑群并未给人来人往的地面投下过于沉重的阴影。它们被一块块绿草地隔开，再有大榆树夹道而立，长春藤爬上石壁，经过岁月的漫长积累，在这些旧式建筑的隐居群落间，思想已经给它的自由栖息建立了恆久的家园。?

            耶鲁建校至今已近三百年，从最初只有十几个毕业生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其间当然有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想到这个凝聚了时间刻痕的空间中分布着如此丰富的积累，有关耶鲁的建校史及其治学精神，我觉得应该作一番详尽的了解。耶鲁的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作为这个学者集团和朋友社会的一个成员，对比一下我在中国大陆读书和教书的经历，耶鲁的精神有什么特别值得我们省思的地方？带着这些问题，我读了一些有关耶鲁的材料。文字的记载就是有这样的好处，它构成了公共记忆的贮藏库，我从同事们口中了解不到的事情，打开书本，一件件都写得清清楚楚。经过几天辛勤研读，谈起这个学校一些有趣的往事，连在此执教多年的一位同事都惊叹我所知之多。现在就趁我的印象还比较新鲜，先把我以为一般的中文读者有兴趣了解的信息，以及由此引起的感想写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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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鲁是很多很多人经过近三百年的努力创造出来的，它的名字则来自其实与它并无多大关系的埃利胡•耶鲁（Elihu Yale）。此人的一生颇有传奇色彩，据他自撰的墓志铭所说，他“生于美洲，长于欧洲，游于非洲，娶于亚洲，最后死于伦敦。”大约是一七一七年左右，一个建立不久的学院刚从塞布茹克（Saybrook）迁到纽黑文，为资助该学院兴建，富有的埃利胡捐出价值562英镑的九包货物和417本书籍，以及英王乔治一世的一张肖像。对他寄有厚望的校董事们因此便以他的姓氏命名了草创中的学院。但这位恩主此后似乎再也没有向学院提供什么实际的帮助，在当时乃至其后的漫长岁月中，学院的财源主要来自教会和地方政府。?

            最初，耶鲁学院是公理会（Congregational）——独立的基督教教会联盟——所办的学校，从主管大事的董事直到教员和学生，几乎全都是公理会的成员。该校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个神职人员培训部，在那个年代，大批毕业生都当了公理会的牧师。正如早期的一个校长克莱普（Thomas Clap）所说，耶鲁是培养牧师的宗教团体，不是造就不同专业人才的学校。由于它的神学根基和浓厚的宗派性，在建校后长期为坚持自己的价值和独立的管理权，耶鲁同地方政府发生过很多摩擦和冲突。此处实不必涉及那些复杂的人事纠纷，对比本人在国内公立大学的经历，可以明显地看出，在耶鲁这样的美国私立大学中，源于基督教精神的保守立场的确有其非常可贵的一面：那就是绝不向世俗权威和物质利诱妥协，只要是为维护个体独立，固守既定的价值，即使付出牺牲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这种对抗的立场也为革命精神的滋生提供了合适的土壤，一本记述耶鲁师生参与美国独立革命的专著，竟题以如此挑战的书名：《耶鲁学院：反叛的康涅狄格神学院》（Connecticut's Seminary of Sedition：Yale College）。?

            精神在俗世的成长往往得经历拉锯战般的磨砺过程，它必须坚持它的抽象原则，但它还得在不断的自我调整中寻求发展，一边放弃过时的负荷，一边与时俱进，寓不变于自觉的求变之中。基督教本身的发展就是这样的，西方社会的民主进程也大致如此，耶鲁同样经历了类似的历程。耶鲁在早期和地方政府的主要纷争，可以概括为谁控制学校的问题，教会人士为紧抓手中的治校大权，一直抵制政治干涉，因而也使学校的财政长期陷入困境。耶鲁与哈佛、普林斯顿等最早建立的长春藤盟校都有一个一致的方向，那就是在官方的限制外走自己办学的路子，由此铸造了美国私立大学各自坚持的个性特色。在中国大陆那种一统天下的情况下，所有的大学都被办成对人进行严格管理的机构，要发展像美国私立大学那样的个性特色，当然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

            一个独立的大学也不能只靠信仰活下去，它还需要金钱撑腰，耶鲁同时也在适应社会需求的过程中向综合大学的方向发展。稍后的另一位校长斯狄尔（Ezra Stiles）扭转了克莱普狭隘的宗派模式，在原有的古典和宗教课程外增添了大量的专业科目。十九世纪初期，耶鲁校友会成立，校友的慷慨捐赠从此给耶鲁的财政打下雄厚的基础，校友会的力量同时也取代公理会的牧师，逐渐渗入校董事会。耶鲁从此走上了耶鲁人自己壮大自己的发展之路。此类反哺母校的馈赠不只使耶鲁深受其惠，在美国，它已成为所有私立大学的主要财源。在一个离了钱寸步难行的社会中，没有这种把私人资产积累到公共教育机构中去的文化投资，教育的独立和学术的自由根本是无从确立的。积累的意义大矣哉! 不幸在中国大陆，多少年来所做的事情多为拆毁和消蚀既有的积累，新的增长常采取从外部注射的方式，于是揠苗助长的结果，比比皆是也。中国的教育事业至今仍缺乏民间资源，那里的大学实际上都是“官学”。?

            南北战争后，随着宗教的影响逐渐削弱，耶鲁最终从公理会的宗派模式超脱出来，发展成今日这种多样统一的自治局面。它最初那种“狷者有所不为”的气质，并没有在走向未来的开放中受到侵蚀，反而与更多的新观念熔铸得愈加坚实。举最近的两个事例即可看出，面对国家强权和金钱支配，耶鲁的固执拒绝所表现的那种学院式孤傲，是绝不可能出现在中国政府所控制的大学内的。越战期间，美国政府指示各大学对于借故逃脱征兵的大学入学申请者一律取消奖学金的资助，命令下来，独有耶鲁拒不执行。校方依然坚持要根据学生本人的成绩办事，不考虑外部强加的政治因素。同时，对越战复员回来的申请者，也不按政府的规定作任何照顾，在录取与否上仍一律按惯常的标准对待。为此，耶鲁失去了来自联邦的一大笔基金，至今在财政上都未能恢复那一次受创的元气。前不久一位富人捐给耶鲁两千万美元，但条件是要按捐款者的意图开设指定的课程，聘用指定的教授。由于耶鲁不愿意屈从对方的专断，最后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毅然退回了全部捐款。

            在耶鲁学习和工作，你往往会觉得这里的某些方面古风犹存，上述那些也许会被外人视为固执得近乎迂腐的做法，岂不就是孔子坚守的“固穷”，孟子所谓君子“难罔以非其道”吗？其实，在美国这块开发不过三百多年的新世界里，你有时反而会看到很多被保存得完好的旧事旧物，会偶尔感受到生活在过去某个遥远年代的经验。这里基本上是一个“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社会，没有那种朝令夕改的现象，既有人追逐新潮，也有人甘于守旧，谁也不会无故干涉他人的事情。因为尊重自由和独立的价值已铁定了，传统的东西才得以日新而不失其旧韵。不仅耶鲁校园的建筑面貌如此，它的校风和学风也是如此。可叹我们历史悠久的中国却因百年来的苍黄反覆而耗竭了自己古老的脉气，致使社会过分求新的热潮浮躁得像老顽童一样滑稽。传统中有生命力的东西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扬，甚至连幸存下来的旧事旧物也被时髦包装，与假古董、复制的古迹同流合污在后现代生意经的俗艳狂潮中。诚如孟子所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然而长满了老树古木的城市毕竟在环境上更具有历史惑，也更容易触发人思旧的情怀。在又名榆城（Elm City）的纽黑文市内，如今的榆树虽大不如十九世纪的作家描写的那样铺天盖地，但合抱参天者依然随处可见，你既可以在晴日下享受其密布的浓荫，也可以月下散步时欣赏其摇曳的幽姿。这块和平的土地就是这样神奇地得天独厚，精神只要在它的泥土中扎下深根，欣欣向荣的生意自然就会向不受限制的高空伸展开去。?

            耶鲁大学现由本科学院（这里习惯以“耶鲁学院”相称）、研究生院和十个专业学院构成，而本科生始终都是学校的主体和教学的中心。同美国其他大学一样，耶鲁的一、二年级学生无所谓选学什么专业，即使是三、四年级选定了主修的方向，也只是在已经由博览形成的知识广度上有所侧重地加强深度，为进一步读研究院或专业学院打下基础而已。从课程的设计和选课规定，直到现任校长赖文（Richard C. Levin) 在不同场合的讲话，可以明显地看出，耶鲁的大学本科教学一贯都坚持了这里常说的“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

            谈起通识教育的问题，又使我痛切地想到百年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因缺乏积累而陷入的困境。大学在西方是经过长期积累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教育机构，它本来就有它的人文精神传统。但在中国，大学的兴办则是为了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为了培养富国强兵的人才，从一开始就有片面的功利倾向。五十年代向苏联学习的结果更加强化了人才培养的专业化方向。我在国内常听到所谓“人是世间最宝贵的财富”，这一说法貌似强调重视人的价值，其实是在宣扬一种把人当作资源去利用的态度。由此出发，人才的培养只着重制造工具型的专业工作者，而不重视受教育者作为独立的个人如何全面发展自身的问题。一个在入学前就被确定了所学专业的大学生，简直就是送进大学的人才生产线上加工的人“料”，不管他或她喜欢不喜欢或适合不适合所学的专业，专业一旦确定，这个人就必须被制造成有用的专业工作者。?

            通识教育并不造就所谓“有用的”人才，其目的只是培养学生的悟性，扩充他们推理和感受的能力。它并不教什么特殊的知识或技巧，而只致力于丰富学生的心智，促使他们发展自己批判地、独立地进行思考的能力，使他们尽量少受或不受偏见、迷信和教条的束缚。因此，通识教育是以教育为目的本身，并不为任何特殊的目标服务。在一次毕业典礼的讲话中，校长赖文曾明确指出，耶鲁并不打算为二十一世纪制造一批只精于运算、理财和经商的实业家，或只懂得操纵媒体作有效交流的从政者。耶鲁要培养的是二十一世纪的引路人，他们要有创造性独立思考的能力，要有能力在自己精通的专业知识之外思考更为广泛的问题。?

            也许赖文的期待有不少只属于他个人理想的成分，现代的受教育者已不是从前的有闲阶级，文凭与求职的关系毕竟是很现实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从耶鲁本科学院的课程设计和要求可以看出，所有的限制都有意防止学生选修的课程陷入过于狭窄的知识领域，都鞭策他们均匀地选修四大类课程，使其中的每一门都和将来的主修课合理地搭配起来（distributional requirements）。这样的努力至少对过分专业化的倾向可起到冲淡的作用，至少在一个学生达到学有专长之前先打下全面发展的基础，然后才由博返约，在广泛求知中培养其有所偏好的兴趣。你到底要从事什么专业，一开始可能完全是未知的。起先的选课几乎是一种“游学”，是通过选课来发现你的兴趣和能力，是在有趣的实习中检验你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可以反复放弃，直至找到适合你从事的专业。但不管学什么专业，人类系统经验的几个基本类型——数学、实验科学、历史、哲学和文学的阐释——则是必须全面了解的。本科生在耶鲁向来被置于首位，所有的名教授都得给本科生上课，因为这些基础课程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而在必要的时候，学生还可以要求教师做专门的辅导。耶鲁也不主张满堂灌的讲课，学生的自由发言一直受到鼓励。因为通识教育就是要引导学生质疑和界定我们的价值，让学生自由探讨，公开争议，接受挑战，只有冒险让不同的思想和价值得到自由表达，才能培养出对偏见和不宽容有勇气抗拒的公民。正如赖文面对耶鲁学生演讲所说：“你们既然幸运地拥有自由和独立的头脑，就不可避免地要担负捍卫自由和独立的责任。”?

            除了课堂学习，耶鲁还建立了十二个寄宿学院，让住在其中的学生在完全自治的环境中过他们的课外生活。耶鲁是一个没有围墙和大门的学校，所有的建筑都分布于纽黑文城内不同的街道上，教室和办公室与市内的商店、公司比邻而处，错落在一起。与这种整体上的开放相反，寄宿学院则修建得像古堡一样封闭，大铁门总是沉重紧关，你几乎难以从外面看见里面是什么情形。因为那是属于寄宿学生自己的领地，封闭显然不是要把学生关在其中，而是为了制造一种自成体系的氛围。这就是耶鲁的哲学：在大的方面，是一个松散的组合，但同时又在其中有意地安排下一些彷佛有自己的隐私要保藏起来的独立单位，在分散与凝聚的协调中保持整体的活力。十二个寄宿学院各有各的院徽和旗帜，各有自己的食堂、图书馆、活动厅，各按各的传统过各自的节日，开展自己的体育运动，再于其中作形形色色的结社，组织更小的朋友圈子。这里有自发的互相学习和竞赛，有种种以游戏的方式让你领略人生经验的活动。教师也参与其中，但不是监督性质的，而是社交性质，他们只是按一定的数目填充进来，配够这个自成系统的集体所需要的角色，同时也在频繁的聚会中找到各自的位置，从而分享身为某一寄宿学院成员的荣誉。我本人就是戴文坡特（Davenport）学院里的一名院士（fellow），有时被请到院长的客厅喝酒聊天，或偶尔在学生食堂吃一顿饭，在毕业典礼游行时排到该院毕业生的队伍前一壮声势。你一旦挂靠在某一集团的名下，你的名分就使你有了特殊的归属。?

            在三、四年级的学生中，另有一些从十九世纪沿袭下来的秘密会社（secret society），著名的组织有“骷髅会”、“书蛇会”、“卷轴钥匙会”等等。学生和教师中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活动，可以知道的只是，他们都是学生中最优秀的人物。必须经过该组织内一个成员的推荐，外面的学生才会被接纳入会。会员都有定期活动，集会的地方是该组织的会堂。如果你走在耶鲁校园所在的街上，偶然注意到一座与众不同的建筑，你发现那神庙一样宏伟的石头房子没有任何类似窗子的孔洞，只有沉重的铁门好像几十年没开过地锁着，石壁坚固得像碉堡一样，四处看不到一个字的标志或说明，无论什么时候经过，它都阴沉地盘踞在它的角落，那大概就是某一个秘密会社的会堂。听我们系的一位老教授说，他们祖孙三代毕业于耶鲁，他又在此执教多年，只是在后来他的一个学生成了某会社的成员，他才对秘密会社获取些微的了解。很多秘密会社的成员毕业后都成了大名，做了大事，比如像出过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的骷髅会，就号称为进入白宫的秘密通道。那些石头修建的会堂均出于有钱的前会员捐赠，如今已构成耶鲁建筑景观的一部分，长期以来，以其绝对封闭的面貌给校园增添了某种神秘的气氛。若放在中国大陆的大学内，像这类未经上级批准，擅自成立的可疑组织，恐怕早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严加取缔了！但在这里，神秘也是一种价值，学校有责任花钱维持它的存在。因为大学是一个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环境的地方，每一个人都能像榆树一样，既然长在这里，就拥有扎根的土地，就自在自为地生长起来了。

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