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由程皎旸拍摄我20岁的暑假，经常和一个比我大24岁的老男人厮混在一起。
“不，是大24岁半。”他一定要这样纠正我。
“据说现在中年人的标准是47岁，那恭喜你，你还有两年半的时间。”我经常笑他是个老男人，虽然心里并不这样觉得。
“是吗，可我觉得我还在青春期呢！”他说完这话刚好抽完了一根烟，然后我们离开橙色的街边垃圾桶，步入热烘烘的下班人流。那天是下过雨的六点半，我们走在香港的一个工厂区，街道两旁此起彼伏的修车店，修车工人光着膀子，蹲在路旁，黝黑的皮肤，还不及他们擦拭的跑车皮光滑。
我高跟鞋所经的道路不平，且多积水洼，但这并没影响我的心情。我和他一直说笑打闹，连手都忘了牵。他陪我走去巴士站，等着巴士来，目送我随着长龙，弯弯曲曲，潜进车厢，然后离开。我靠在车窗上看他远去的背影，如往常一样：衬衫，牛仔裤，波鞋，双肩包。那时我便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他是一个送我回家的少年，而且还是那种学校篮球队队长，因为他瘦瘦高高，比我高出20公分。
我们结识是为了一起创作一个故事，然后拍出来，参赛。那时我无所事事，在香港找不到实习，又不想回内地吃吃喝喝，千百个焦躁迷茫的时刻之一，一个寻求创作伙伴的Facebook贴子弹在我的眼前，发贴人正是他。
他经常约我出来聊剧本。我们喜欢在酒吧里聊，因为通常他喝多了就会说很多年轻时的故事给我听。他有太多故事，事到如今，我已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回忆，哪些是他的醉话，只记得他的故事都很飞驰，听得我十分荡漾，彷佛回到了中学时代，逃掉每一节数学课，去看小说、看电影、到外地参赛，然后隔几个月就顶着一头乱发，穿着满是涂鸦的校服，在全校老师们的白眼下，跑上演讲台，领我的小说比赛奖状。为了记住这飞驰的感觉，我每次喝酒都逼自己保持清醒。可以说，与他在一起的每一天，我都是千杯不醉。
有一次，他说好了要给我讲他初恋女朋友的故事。于是我们特地去了一家露天酒吧，好似为他的旧伤准备好了一片豪爽的杀场，却不曾想，香港夏日的凌晨还真热呢。他说这个故事要先说时间背景，于是我们坐在热气腾腾的暗夜里，干了一杯又一杯的啤酒，汗流浃背，可他的背景仍没说完。我记得这时候有个侍应生来给我们送打火机。
“我没叫打火机。”
“哦，不好意思，他送错了。” 侍应生屁股后边跟来一位小姐，跟我道歉后，就拎着侍应生的胳膊，嬉骂着去了后边一桌。
他这时候忽然问我：“你听见刚才那个小姐跟那侍应生说什么了吗？”
我愣了一下，说：“没有。”
他好像在黑夜里邪笑了一下，说：”那个侍应生说，‘你不是说要我把火机给一个靓女吗？’，然后那个小姐说，‘你是不是眼盲啊，那个????妹是靓女？我这样才叫靓女！’”
作为一个经常被前男友嫌弃单眼皮且平胸的自卑少女，我认定他是想用那个小姐的话拿我寻开心。
于是，我“哦”了一声之后，便低头咬着杯口的边缘，不再说话。
“怎么了？不要不开心呀，我是在笑她自恋！”我记得他是这样安慰我的。
我把头扭向另外一边，不回应。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啦。”他伸长胳膊，摇着我的肩膀。
我还是不看他，只望着隔壁桌的水烟，从印度人的嘴里袅袅升起。
他终于停止摇晃我，摸了摸我的头，随后又认真地抚摸我垂下的眼睑，说：
“你知道吗，你的眼睛真的很靓。”
那天我们一直喝到酒吧都打烊。那时是香港的凌晨五点半，路灯已经熄了，树影淡淡地洒到砖红色的道路上，一连串的通宵小巴堆在路边，打着盹，路两边的店铺都关了门，沉默的铁门连成一片银色铠甲，偶有一处亮起昏黄的灯，那是兜售鱼蛋烧卖的夜宵摊。我们手牵着手，荡来荡去，在街头摇摇晃晃。我听着他无比兴奋地跟我说，你知道吗，每一次跟你聊天都彷佛回到了年少，每当和你聊剧本时，不约而同说出同样的话，我以为自己早在二十年前已认识你，这感觉真是太奇妙了，我真的好钟意你，好钟意你啊。我记得我好像没有说话，我只是抬头看着他一脸开心的孩子样，在心里回应：“是吗，这么巧，我也是欸。”
当时很多朋友都觉得我疯了，和一个并不熟悉的老男人在一起，他既没有给我送车，更没有给我送房，只是酒后说了几句醉话，就把我泡到手了。实际上，他也并不是一个良好的男朋友，他一把年纪了，依旧没有固定的职业，是自由的导演、编剧、剪辑师、广告人??晚上八点睡觉，凌晨起床，太阳升起时再次睡去，正午一点开始新的一天。他也从不会纠正我的粗口，不会在我翻白眼时叫我温柔一点，不会让我穿长裙配高跟鞋，任由我露出没有腹肌的肚脐、和一点也不细的大腿，不会欣赏我辛苦贴上的双眼皮和假睫毛，喜欢望着我因熬夜而爆出的暗疮傻笑。总之我在前男友们那里学到的一切变美、变好的技巧，到了他手里全融化了。但我觉得无比快乐，彷佛又成了那个想怎样就怎样，根本不计后果的中学生。所以在我眼里，这就是爱情。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重新爱上了同一部老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我经常说他是我的Leon，但他从没说过我是他的Mathilda，他只说我是他的小天使。但我还是坚持要模仿电影里的Mathilda，抱着一个盆栽，跟在他屁股后边，走走停停。路上的人时常投来异样的眼光。
“你看，他们好像都在看我们。”
“他们会不会觉得我是你爸？”
我不喜欢别人觉得他是我爸爸，于是我就跳起来与他接吻。
“好了，现在他们就不会觉得你是我爸了。”我们满足而快乐，牵起手来，在斑马线上转起圈圈，任身边人去人往，绿灯的“嘟嘟嘟嘟”响成一串。
我们也有争吵的时候。那时候很流行一套法国电影，叫《接近无限温暖的蓝》。从电影院里出来，他很不高兴。他觉得剧情远不如宣传片来的吸引人，令他失望。
“可是它拍得很美啊。”
“可是美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好的东西，很多艺术品都是不美的。”
“可它就是拍得很美啊，你不是也经常说我很美吗，那是不是我并不好？”
然后他更加不高兴了。
“可你只追求美，不追求内涵吗？”
“是你说我美的。”
“如果不是你的创作才华，你的美也算不上什么啊，更何况，我现在在说电影啊！”
我也生气了，故意走得很慢，和他拉远距离。他也不回头看我。那是一个闷热的午后，我们一前一后在热闹的步行街上赌气，空气里充斥着不同国家的语言，和不同肤色的汗味，很快就被人潮冲散了。我记得那时候忽然就打起了雷，香港夏日的暴雨总是说来就来。雨水哗啦哗啦捶打着每一寸大地，行人纷纷打起伞来，我完全看不到他的背影了。而这个瞬间他就出现在我眼前了，脱下衬衫，套在我头上，露出打底T恤，揽着我毫无目的地在雨里跑着。跑着跑着我就大笑起来。
“你以为你的衬衫是防水的呀？！”
雨水顺着我的刘海往下滴，霓虹都倾斜了，变成柔软的彩虹，在我心里倒挂着。
我们还喜欢去稀奇古怪的地方约会：半夜三更在滑梯间里喝啤酒，亲吻，躺在铁质的冰凉地板上，仍是不断流汗; 溜进工业大厦的某个垃圾房里，没有灯，没有冷气，只有半开的方窗，为我们画出天边的山脉，以及扎根在海里的钢铁森林。
有一次，我们心血来潮，搭上末班车，山长水远地跑去了赤柱。夜里的赤柱竟如此宁静，完全没了日头的商业气。我们经过一条没有灯的小巷，两边紧闭的店门，好似怪兽的眼睛，吓得我唯有紧握他的胳膊。而他任我挽着，就一直往前走，彷佛走在一条没有时间的通道里。终于，我们在黑暗里找到了一家尚未打烊的泰国餐厅，成了午夜里唯一的客人。我们坐在藤制的餐椅上，看着四周摆着泰国佛像，以及站在灯下，不断对我们微笑的老板娘，议论著是不是进入了鬼片里。
不过那餐饭我们都吃撑了。在喝最后一杯酒的时候，他终于告诉我了一个好消息。原来，他认识的一个很有名气的摄影师朋友，看了我们的剧本后，非常喜欢，愿意无条件帮我们拍片。我们在昏暗的餐厅里不断地干杯，大笑，引得老板娘都来和我们一同歌唱。那一瞬间，我以为我们年少的梦想即将实现。
那天，我们在赤柱海边一直呆到了凌晨六点。我们坐在海边吹风，远处的酒吧街里不断传来鼎沸的吶喊声，那是看世界杯的酒鬼们。我们有些睡意，揽在一起，很久没有说话。
“以后，我要开始认真存钱了。”他忽然冒出这么一句。
我半睡半醒地，在他怀里点了点头。
“一年以后，我们会有自己的小家庭，所以，44岁半的我，要开始存钱了。”
那是他第一次给我承诺。很多人的承诺是钻戒，是钞票，是奢侈品，它们属于酒席，属于教堂，属于大别墅。而我眼前是一片深蓝无尽的海，带着夏夜的沉香，以及酒鬼的吶喊，所以，我的承诺是属于自由的。
而那之后，他少了带我出去玩，他开始接更多的工作，拍片的日子也因为摄影师的时间不和，而一拖再拖。日子依旧炎热，没有约会的时候，我窝在几百呎的小房间里吹冷气，写稿，和想他。偶尔出街，我就去逛家居市场，一想到一年后会与他建立小家庭，那些锅碗瓢盆、储物箱、鞋柜、桌子、椅子、挂钩、衣架??在我眼里都变得无比可爱起来。但即使这样，我们最终还是分开了。
我记得很多事情，但惟独不记得到底是什么令我下决心与他分开了。也许因为那段日子十分地差，房东要加租金，新来的室友霸占了整个客厅，我妈还不断地打电话来威胁我，说如果再写些不赚钱的稿子，而不找正经工作的话，就不再给我生活费了。我为了躲避逼仄的纷扰，便去街上荡漾，可街上不断有人拿着喇叭喊口号，拖着行李箱的人推来搡去，耳边是各种语言夹杂红绿灯转换的”嘟——嘟——嘟——”，以及”嘟嘟嘟嘟嘟??”。我无处可去的时候，唯有尝试去找回班上的同学，可他们却问我：“要一起罢课吗”。我觉得一切都彷徨、拥挤，却又事不关己。
我和他分手前，去了迪士尼。途中，我很想看一个经典的演出，但不记得名字是什么了。我就叫他去问路。
“你不记得名字，那怎么问？”
“你就问，有一个米奇老鼠和唐老鸭为主角的3D表演，在哪里看？”
他好像觉得这问题太白痴了，就是不愿意去。于是我们玩石头剪刀布，他输了。我给他戴上米奇老鼠的帽子，让他独自一人走去一群小朋友里，然后躲在远处观望。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按我的原话去问，但那些孩子却忽然朝我望过来，笑得直不起腰。
晚上十点，看完烟花，我们随着人流散场。人太多，我们走了很久才走出迪士尼，然后拐进了通往码头的甬道。道两旁是郁郁的绿色植物，不时经过挂着卡通人像的路灯，不知躲在哪里的喇叭，播放着动画片里的插曲。
“你一定不要放弃。”他忽然轻轻地说。
“什么？”
“就算我们分开了，你也不要放弃写作。”
“嗯。”我紧紧地握了一下他的手。
散场的人声渐渐离我们远去，我们牵着手，越走越慢，很轻很轻，仿佛走在一个童话里，那时候，我多希望这甬道没有尽头。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算是食言了。跟他分开以后，我听我妈的话，去读了硕士，换了专业，现在终于是拎着柏金包去中环上班的精致丽人了。我学着一日三餐，细嚼慢咽，把长发染黑，笑不露齿，日复一日，我终于混到了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我的年龄逐年增长，离44岁半逐年靠近，可我却觉得和他越来越远。
在他之后，我不再几个月就换一个男友了，而是有了一个长期陪我的人，他温暖踏实，懂得煮健康的菜肴给我吃。这样的日子没什么不好，起码令我觉得安全，不焦躁。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我经过车站，看到那些靠在路灯柱子上，或听音乐，或玩手机，或发呆的穿衬衫的少年时，我就会想起他。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是否继续摇晃，但我想他应该还是那个一说起我就忍不住笑的少年，尽管他比我爸只小六岁，比我妈还大了一岁。
程皎旸 (中国香港)，90后，硕士毕业于香港大学，《香港文学》
编辑：顾艳
编发：晓霜
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刊《东西》第42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