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社会，透明度被认为是权力制衡、信息自由流通和公众监督的重要保障。一旦某个国家、组织或个人，刻意隐藏信息或进行模糊处理，外界会认为其有不可告人的动机。换句话说，不透明本身，就是一种“有罪推定”的理由。
在面对不确定性时，许多决策者、媒体和公众都会倾向于假设最坏的情况，因为这样可以减少风险。例如，在情报分析或地缘政治博弈中，西方国家会把信息不透明的国家，视为潜在威胁，宁可高估其危险性，也不愿低估而导致安全风险。
历史上曾多次出现政府或机构隐瞒负面信息的案例（如前苏联切尔诺贝利事件、中国SARS初期的信息封锁等），西方社会在面对信息不透明的情况时，会自动套用“过去发生过，所以现在也可能在发生”的思维框架，这进一步加强了“最坏的假设”的合理性。
中国政府长期实施信息过滤、新闻审查和高度集中化的宣传政策，这种模式在国内有效控制舆论，塑造官方叙事，但在国际上，却引发外界的怀疑和“最坏的假设”效应。比如，当中国严格限制自由新闻报道、删除敏感信息、打压独立媒体时，外界自然会推测，中国政府在掩盖一些重要真相。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时，中国对初期疫情信息的控制，使得西方舆论怀疑中国隐瞒了病例数据，更加认定病毒可能源自实验室泄漏。
中国官方的GDP增长率、失业率、债务水平等关键经济数据，一直被质疑“注水”，因为政府不允许独立机构进行数据核查。结果，外界会假设中国经济远比官方数据更糟糕，从而影响市场信心，导致资本外逃。
中国官方媒体（如《人民日报》、央视、新华社等）以高度一致的口径报道时政新闻，并严格过滤负面内容。这种“全是好消息”的宣传方式，反而让外界更加不信任。由于外界无法获取真实、完整的信息，西方默认中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于是采取“最坏的假设”进行推测。相较之下，西方媒体内部，虽然存在偏见和立场分歧，但仍允许不同声音共存，因此整体上更具公信力。
当一个国家的媒体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时，外界会默认它缺乏真实性，自动推导出相反的结论。例如：中国吹捧经济强劲增长，西方则认为中国经济危机四伏；中国声称“香港国安法”带来社会稳定，西方则认为香港自由已经死亡；中国报道新疆“反恐与去极端化”取得成效，西方则推测中国存在大规模人权侵犯。
西方国家在做出对华政策时，通常基于“最坏的假设”来制定战略，比如：美国认为中国可能利用高科技进行监视、军事用途或窃取知识产权，因此限制半导体、AI和先进材料的出口。尽管中国否认这些指控，但缺乏透明机制，使西方更倾向于相信风险存在；西方假设中国可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最坏情况”（即发动战争），因此加速武装台湾、加强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并与日本、澳大利亚等盟友建立更紧密的军事合作；由于中国的信息不透明，西方企业担心供应链受控于中国政府，纷纷推动“去风险化”，将生产转移到东南亚、印度等地，以降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最坏的假设”理论，使得中国的新闻封锁和宣传政策，在国际上产生反效果，导致西方国家倾向于相信最不利于中国的猜测，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对华政策。从科技封锁到军事遏制，从经济脱钩到政治对抗，因为信息不透明，中国国际形象严重受损，陷入“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找不到一个”的窘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