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俄罗斯总统普京2014年非法吞并克里米亚时，他是在测试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看看西方会在多大程度上捍卫这一美国二战后制定的秩序。吞并克里米亚未受惩罚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变得肆无顾忌，于2022年2月进一步入侵乌克兰。俄乌战争不仅仅是一场地区冲突：它迫使欧洲考虑其对美国的依赖，让美国重新评估其对外国的安全承诺，使中国大陆成为俄罗斯支持者，并使远离俄乌战场的国家严肃地考虑其国家未来的命运 - 如何平衡与交战大国的伙伴关系？ (下图 KNOWLEDGE AT WHARTON/futuribles/Tyler Rumple)
在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年里，这些问题中的许多似乎不那么重要。苏联的解体大大减少了西方对另一场世界大战的恐惧，这种恐惧曾经导致西方领导人容忍苏联在中欧和东欧的势力范围。西方的冷战胜利给政治领导人和分析人士带来希望：多边主义和实现集体安全的努力将永远削弱零和地缘政治竞争的相关性。但在2008-9年全球金融危机对西方经济体造成损失后，普京巩固了在俄罗斯的权力，中国大陆的全球影响力迅速扩大，地缘政治迅速开始恢复到一种更古老的、以硬实力为基础的动态。大国再次利用其在军事力量、经济杠杆和外交方面的优势来确保势力范围，即一个国家在不一定行使正式主权的地理区域内对其该地理区域施加经济、军事和政治控制。
尽管我们并未面对世界大战，当今的地缘政治格局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特别相似之处 - 当美国总统富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欧洲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现在各大国正寻求通过谈判建立一个新的全球秩序，就像盟军领袖在1945年举行的雅尔塔谈判中重新绘制世界地图时那样。如果普京、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非正式共识，认为权力比意识形态更重要，那么他们就是在效仿雅尔塔，决定他国的主权和未来。在雅尔塔会议上，政权类型 - 两个民主国家与一个专制国家 - 不阻碍利益攸关方就共同利益讨价还价。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北约和欧盟等多边机构将被边缘化，小国的自治权将受到威胁。川普与普京就俄乌战争进行的谈判，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包括当事国乌克兰被排除在关键谈判之外的现实，非常生动地再现了硬实力说话，“强者为所欲为，弱者逆来顺受”原则的回归。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推动强权政治回归的国家 - 中国、俄罗斯和美国 - 都是由信奉“让我们的国家再次伟大”的人掌权，这绝非偶然。这些领导人对他们自认为的国家当前的受限地位感到愤愤不平，渴求恢复想象中的更自由、更辉煌的历史“盛世”。这种比较产生的强烈反差助长了这些民粹领袖的信念，那就是他们国家的救赎只能通过行使硬实力来实现。控制和扩大势力范围似乎恢复了一种衰落的伟大感。对中国来说，仅收回台湾是不够的。对俄罗斯来说，乌克兰永远不足以实现普京关于俄罗斯在世界上应有地位的愿景。美国则开始考虑吞并加拿大，拿下格陵兰。那么，中、美、俄真能遂愿划界而治，分庭抗礼吗？联合国、欧盟、北约不起作用了？其实，欧盟和北约有可能生存再来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它们改变自身以适应新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继续作为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利用硬实力实现狭隘国家利益的制衡力量，消减抵制这三国威胁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繁荣的行径。国际政治教授托夫特日期撰文就世界可能回归势力范围分享她的观点。主要内容如下。
势力范围的演进
“势力范围”一词最早出现在1884-1885年的柏林会议上，当时欧洲殖民帝国正式制定了瓜分非洲的规则。但在那之前的1803-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中，法国即试图通过征服邻国领土和建立忠诚的傀儡政权来建立势力范围，虽然没能成功。英国和俄罗斯帝国为争夺中亚，特别是阿富汗的统治地位也进行了长期斗争。1823年，美国采纳了门罗主义，不允许欧洲列强干涉西半球，从而有效地将拉丁美洲确立为美国的势力范围（下图 State of the Union History/ FP）。门罗主义的部分灵感来自俄罗斯皇帝亚历山大一世通过扩大定居点和维护对贸易的控制来对抗英国和美国在太平洋西北部的影响力。然而，在1824年的一项协议中，俄罗斯同意限制其向南扩张，并承认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亚历山大一世认识到，鼓励欧洲进一步殖民美洲可能会引发更多的不稳定和战争。大国建立势力范围的努力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最终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鉴于“势力范围”与殖民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两个概念都被视为落后的，并可能成为冲突的催化剂。
雅尔塔标志着基于势力范围的政治的决定性回归，因为参与雅尔塔谈判的民主国家将划分势力范围视为短暂的邪恶，是防止另一场灾难性世界大战的最佳手段。英国和美国都厌倦了战争，没有一位民主政治家有理由反对士兵退伍复员。斯大林却没有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如果西方无法威慑斯大林，阻止苏联红军西侵的唯一其他方法就是满足他的要求 - 强权政治取决于军事和经济实力。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软实力与军事和经济实力同等重要：美国通过其在流行文化中的主导地位、提供外国援助、高等教育以及对和平队和民主化努力等海外投资来施加影响。而苏联则开展宣传和意识形态外联活动积极推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遥远的国家塑造舆论。莫斯科甚至在“积极措施”这一更广泛的旗帜下，通过传播虚假信息使对民主国家公众两极分化。
但1991年后，随着意识形态斗争让位于市场自由化、民主化和全球化，势力范围似乎失去了相关性。如果没有冷战时期明显的意识形态分歧，许多政治学家认为世界政治将转向经济相互依存，通过行动证明团队合作解决难题的好处。民主规范的全球传播以及前苏联和东欧集团国家迅速融入国际机构，强化了人们的信念，即权力可以而且应该通过集体框架来分散；冷战的地缘政治断层线似乎消失了。1997年旨在定义冷战后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的《北约-俄罗斯成立法案》，被视为一个恰当的例子。该法案明确要求其签署国避免建立势力范围，指示北约和俄罗斯致力于“在欧洲建立一个安全与稳定的共同空间，不分界线或势力范围限制任何国家的主权”
势力范围的强势回归
实际上，在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之前，强权政治就已重现 - 1999年美国领导的北约对科索沃的干预和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下图 Reuters/THE TIMES）。这些事例都表明，集体安全新时代的领导人认为，当一个强国家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以武力介入以达到目的是可以接受的。在美中争夺全球技术和经济主导权的斗争中，华盛顿对北京科技巨头实施的制裁，北京对“一带一路”国家投入的巨资，以及美国及其盟友越来越多地将金融制裁，都是以自身特定优势去作约束对手以实现“winning”的工具。
就实力减弱的俄罗斯而言，它有效地部署了包括网络攻击和虚假信息运动在内的混合战争来削弱西方，如影响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同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普京最近的许多演讲清楚地表明，他从未真正放弃对基于势力范围的地缘政治的理解，并且一直在努力理解北约为什么应该继续存在，更别说扩大了。如果北约的目的是在苏联解体后保护西方免受苏联的攻击，那么北约的扩张实际上使整个欧洲，特别是前华沙条约组织国家，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对普京来说，这是一个不可接受的结果。从2008年对格鲁吉亚的袭击开始，俄罗斯一直依靠混合战争和使用代理武装力量——随着2014年非法吞并克里米亚，这种努力升级，最终导致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
乌克兰战争 - 以及曝出的大国私了解决条款 - 标志着世界正明显地回归到19世纪式的地缘政治，回归到大国/强国向小国/弱国发号施令的丛林法则（下图4 npr/Al Jazeera）。俄罗斯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要求乌克兰接受领土损失，并持续其非西方军事联盟盟友的身份。这其实是要乌克兰成为俄罗斯的卫星国。如果俄美对乌施加的这些压力成功，以武力来推进国家利益正常化将不再被视为离经叛道。更危险的是，会它鼓励大国强国一言不合便武力相向。但是，大国在过去几十年中试图使用武力来达到目的的尝试，并未证明武力是促进国家利益的有效工具。美国军方对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干预皆在付出天文数字的代价后失败。俄罗斯武力强捧的叙利亚独裁者阿萨德以失败告终，其对乌克兰的入侵也步履蹒跚，代价高昂。
旧式的强权政治正让势力范围概念迅速扩散到大国世界政治实践。建立势力范围涉及到一个主导势力剥夺地理位置相近的国家的主权 - 川普在与加拿大、格陵兰岛和墨西哥打交道时，以及中国大陆与台湾打交道时，难道不是在试图建立美中各自的势力范围。基于势力范围的政治秩序也依赖于其他大国不干涉彼此领域的默契，即美、中、俄各不干涉彼此在干的“大事”。
势力范围中的变与不变
以经济和军事实力衡量，俄罗斯不再是一个大国，但它仍然拥有强悍的核暴力。美国、中国大陆和俄罗斯都同意避免核战争符合它们的切身利益，那么承认彼此的势力范围就可以成为阻止各种危机的一种机制（下图5 facebook/AXIOS）。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谈判可能类似于新的雅尔塔协议，中国大陆在其中扮演类似于英国在1945年扮演的调解平衡角色。在雅尔塔，二战中实力大大削弱的英国，由于历史原因及其帝国遗产，仍被认为是一个大国。在游走于美苏之间平衡美国和苏联利益的同时，英国也确保了自己的地缘政治关切。
然而，与雅尔塔会议相比，划分势力范围已经变得非常棘手困难。在一个全球化程度较低、依赖钢铁和石油的世界里，划定和尊重地理上连贯的势力范围要容易得多；如今，大国所需的关键资源散布在全球各地。台湾是一个特别的热点，因为它生产的芯片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美国不能让中国主导这些芯片的供应。美国也不允许俄罗斯独占乌克兰稀土矿的供应。一个国家的海洋实力已经变得更加重要：尽管日本和台湾毗邻中国，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被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内。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正努力成为一个海洋强国，并竭力损耗美国的海洋影响力。
随着川普和普京与习建立更合作的关系，欧洲国家可能得自生自灭更多地靠自己了（下图 wikimedia/SBS）。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可能被迫制定独立的安全战略。东欧国家，特别是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可能会推动欧洲在国防上做出更大的承诺，虽然许多国家无法或不愿意提供这样烧钱的国防承诺。美中俄协作划分势力范围也将削弱亚洲盟友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迫使这些国家寻求其他防御安排，甚至为本国追求核武化。欧盟有可能会演变成一个更接近美国的主权联邦国家。拥有核威慑力量的法国和英国，再加上德国，如果联合起来，可能组成一个统一的欧洲，从而减轻在军事和经济上对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恐惧。
如果美国拉拢俄罗斯结盟共同对付中国大陆，那日本和韩国可能会尽力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保持平衡，从而采取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提高军事自力更生的能力，并努力实现安全和经济协议的多样化。日本可能会加快其军事建设，并寻求与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地区伙伴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而韩国则可能会试图通过深化与中国的关系来对冲其地位。如果俄罗斯与中国大陆更紧密地结盟，而欧洲仍与美国保持坚定的结盟，这将加强冷战式的两集团体系。然而，如果（不要人们认为它从属于中国的）俄罗斯和欧洲国家走上一条更独立的道路，这可能会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多极化的世界。在这个多极化世界里，摇摆无定的俄罗斯和欧洲，会利用他们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影响力为本国争取利益。这样的全球地缘政治，将类似于19世纪大国操纵与21世纪战略集团的混合体。澳大利亚在经济和安全结盟方面将面临艰难的选择。它可以加强与美国的防务合作，深化与印度和日本的接触，并增加军费开支以增强威慑力。但如果中国要在亚洲建立其理想的势力范围，澳大利亚可能会寻求成为地区稳定器，拥有更大的自治权，而不是继续作为美国领导的集团中的小伙伴。
势力范围很少是静态的；他们总是存在争议。势力范围的重新出现表明，全球秩序的性质正在受到考验。这种转变可能会导致世界回归早期的强权政治。但还有另一种选择：在经历了几轮破坏稳定的危机周期后，国际体系可能会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回归以多边合作、经济全球化和美国领导或集体安全安排为中心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以遏制扩张主义野心。然而，就目前而言，美国不再是一个可靠的稳定器。直到最近，华盛顿还被认为是制衡地区扩张主义政权的主要力量。但现在川普治下的美国似乎在鼓励这些扩张主义政权，甚至模仿它们。这种转变最终是否会恢复到可预测的权力平衡，还是开启一段长期的不稳定和战争，将取决于势力范围的争夺程度，以及中国、印度、伊朗、俄罗斯和美国等国家愿意为保护这些势力范围付出多大的努力。
* 本文作者托夫特（Monica Duffy Toft）现任职塔夫脱大学，为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的学术院长（Academic Dean，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国际政治教授和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参考资料
Toft, M. D. (2025). The Return of spheres of influence. FOREIGN AFFAIRS. 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return-spheres-influ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