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人为制造的饥荒，至少导致300万至500万乌克兰人活活饿死，更有学者估计，死亡人数高达700万。这不仅是自然灾害的结果，更是苏联当局，特别是斯大林政权所造成的一场浩劫。
1920年代末，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推行农业集体化，试图通过强制手段将农民的土地、牲畜、农具等财产剥夺，并纳入国家控制的集体农庄（kolkhoz）和国营农场（sovkhoz）。斯大林认为，这样可以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并为工业化提供足够的粮食供给，同时削弱农村富农（库拉克，Kulaks）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然而，集体化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下降，农民失去了生产的积极性，同时由于政府征收粮食的比例极高，导致乌克兰等农业区陷入严重粮食短缺。
乌克兰素有“欧洲粮仓”之称，其肥沃的黑土地能生产大量小麦，向全苏联供应粮食。然而，苏联政府将乌克兰视为一个必须严格控制的地区，不仅要从这里掠夺粮食，更要削弱乌克兰民族主义，防止其独立。
斯大林对乌克兰的政策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即便乌克兰农民已经陷入饥饿，政府仍然强制征收粮食，甚至搜查民居，抢走农民藏起来的最后一点食物。与此同时，乌克兰农民被禁止离开自己的村庄寻找食物，任何试图逃离饥荒地区的人都会被逮捕或枪决。其间，知识分子、文化领袖、教会人士被清洗，乌克兰语言、文化受到压制。这场饥荒不仅仅是经济政策的失败，而是带有民族清洗性质的政治镇压，目的是通过饥饿削弱乌克兰民族的抵抗能力。
死亡率在乌克兰农村最为惨烈，整个村庄被饿死的情况比比皆是。在极端饥饿下，人性被迫扭曲，社会秩序彻底崩溃，许多惨不忍睹的现象发生。饿疯的农民开始吃尸体，甚至有父母吃掉自己的孩子，以求生存。苏联当局对食人现象下达了封口令，严禁报道；许多家庭无法养活孩子，不得不将其遗弃在街头或孤儿院，而孤儿院里同样缺乏食物，许多孩子活活饿死。尽管乌克兰农民正在大规模死亡，苏联政府仍然将大量粮食出口到西方，换取外汇支持工业化建设。
当时的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和英国，大多对这场饥荒选择视而不见。部分原因是他们不愿得罪苏联，部分原因是苏联控制了信息，外界无法获知真实情况。最著名的例子是《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杜兰蒂（Walter Duranty），他在苏联访问后公开否认乌克兰发生饥荒，还批评那些报道饥荒的记者造谣。结果，他还因为“优秀的苏联报道”获得了普利策奖。直到几十年后，人们才意识到他的报道是一场骗局。
虽然大饥荒表面上是粮食政策的失败，但许多学者认为，这是斯大林故意制造的一场种族灭绝，主要目的是打压乌克兰民族主义，强化苏联中央集权统治。斯大林将反对集体化的富农作为镇压目标，乌克兰的大量地主和富裕农民成为被镇压的对象。乌克兰在1917年曾短暂独立，苏联政府一直担心乌克兰会再次脱离，因此对乌克兰民族精英进行镇压，同时摧毁当地文化和语言。政府有意制造饥荒，并利用食物作为控制人口的工具，谁忠于苏维埃政府，谁才有资格获得粮食配给。
2006年，乌克兰官方正式承认大饥荒是一场种族灭绝（genocide），并将其称为“Holodomor”（意为“饥饿大屠杀”）。乌克兰大饥荒表明，一个国家的政府如果不受约束，和平并不意味着人民的安全。战争的死亡是短暂的，而暴政的死亡是长期的。战争虽然会导致大量死亡，但往往是短时间的，而暴政可能在几十年间持续剥夺人民的生命和自由。和平并不意味着正义，一个缺乏制衡的政府，比战争更致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