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我的大学 （十三）

尽管学生团体一直倡议罢课，但校方并没有正式通知停课，当时我们正在上各种临床课，第一附属医院的老师都按时来教课。耳鼻喉科的彭教授对我们劝导说：“游行回来以后，该上课的时候还是要来上课”。他经历过文革，知道年轻时失去的时光对人生影响极大。有些学生就从来不旷课，即使是倡议罢课最激烈的时候，也还都去教室上课，这些学生常常受到孤立。阳城大侠的高中好友是医疗系的，他就从不缺课，阳城大侠很无奈：“这个傻宏亮每天都去上课。” 我第一次去北京是5月19号离开学校，最后一次去北京是6月1日回太原，在这短短的10多天内三上北京，所以这期间我是旷了很多课的，只是没有人追究我罢了。我旷课去北京的唯一长期回报就是在我毕业留言里一位同班女同学表扬我这三上北京的激情。短期回报就是每一次从北京回到太原后，我有资格不参加各种活动了，不去给民主论坛会捧场，不去听研究生播放的美国之音。说是短期，因为最后一次从北京回来刚过两天，“6.4”就爆发了。

我是6月4号一早才听说昨天晚上军队进入广场清场了。3天前我还去过广场，已经萧条了，人数少了很多，那几天如果广场人数是进行性下降，到6月3号晚上那就没有几个人了，这时候被清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后来又传说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死了很多人，包括士兵和市民学生，尽管我们远离北京，但气氛已经不对了，校园里已经行人稀少。我被叫去参加在一个阶梯教室的座谈，我进去的时候其实只有四个学生面对一位太原市民，一个将近50岁的工人模样的男人，他说没想到他们会用这么残暴的方式对待学生，他嘱咐我们要冷静克制，静观事态发展。他可能看到我们医学院有后劲才给我们提这个醒，别的学校几乎都偃旗息鼓了，我们还每天晚上折腾游行，这是很容易出事的。

好久没有看新闻联播了，校园里有个夜餐部，他们把电视机搬出来让大家看新闻。当时看到邓小平的画面，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两眼放光，非常亮，有人说这才是杀人的目光。新闻上说暴乱分子是 “四人帮” 的残渣余孽，大家都笑了，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新闻里说的对不对，只是觉得这么多年了还提“四人帮”就是好笑。看到解放军战士崔国政、刘国庚的尸体被倒挂起来的画面，大家似乎没有露出同情心。其实这些士兵跟我们是同龄人，甚至比我们还小。刘国庚是阳城大侠的表哥所在团的一名普通士兵，毕业前我们两个到太原郊区所在的团部去看他表哥时，偶然发现了一个纪念刘国庚的小房间。

看完新闻联播后，外面的民主论坛会还在闹哄哄地举行，美国之音也还是照样从研究生宿舍的窗口上传来，而我照样去找人下棋。半夜回宿舍，我的同班同学阿里，就是第一次和我一起去北京、我还帮他用小型录音机现场录音的阿里，通知我他已经替我报名参加敢死队了，他是副队长，队长是我们卫生系85级的，姓什么记不清了。原来，在民主论坛会上，大家群情激昂，决定明天一早继续组织大游行，说是“大游行”，是期望全校所有学生来参加，因为这次要坚决罢课。既然北京能有军队进城，太原周围也有军队，如果出现暴力行为，我们应该能够自己保护自己，所以有人提议成立敢死队。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敢死队集合。我看了看我的敢死队队友们，主要是我们卫生系的，84级是应届毕业班，有很多已经到外地实习去了，所以主要是85、86、87这三级学生，尤其是我们86级。好几个别的年级的只是面熟，并没有打过交道，这次我们要一起出生入死了，不知道当他们报名参加敢死队的时候，他们是否仔细想过这意味着什么。他们真的会相信这些陌生的队友们吗？在危及时刻大家是会一哄而散，还是真能冲上去“敢死”？我能看出我的这些队友们脸上的表情是严肃而平静的，跟其他同学的灿烂表情相比还是有反差的，他们可能真的是仔细想过以后才主动报名的，不像我是被动的。当时队长跟我们讲，当有军警冲过来的时候，我们就是要保护这些游行的同学们，尤其是女生。

当时的队伍组成是这样的：队伍的最前端是校旗，一名旗手，后边两个护旗手，再后边就是彩旗方队，紧跟着的就是我们敢死队，紧接着就是整个游行的大部队，一路向省委大楼进发。我这一路上一直琢磨着我这敢死队的身份，想象着一旦出事了，我要怎么表现，越想越紧张，至于队伍走的什么路线，喊的什么口号，统统没有往脑子里去，直到省委大楼，脑子才有点回神。当时大家在大楼门外唱的《国际歌》是让我终身难忘的一次荡气回肠的大合唱，尤其是最后面那句“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会实现”，我就觉得整齐的歌声震天动地，直冲九霄，我浑身汗毛孔都张开了的那种感觉。当时的宣传部长张维庆和他身后的一名官员笔挺地站在学生面前，面色凝峻，似乎在看着学生，又似乎什么也没看，这歌声是不是也打动他们了？似乎是。

从省委大楼回来的路段似乎有些偏僻，但到了迎泽大街时，路边的人多起来了。敢死队也活跃起来了，我们的口号也不知是我们当中的某一个人自己编写的，还是从哪儿抄来的，至今记忆犹新：

“李鹏政府，灭绝人性，昨天凌晨，开枪杀人，北京城里，长安街上，尸横遍地，血流成河，学生尸体，坦克底下，碾来碾去，全成肉饼。”

几个人轮流带头喊，重复来重复去，快到五一广场的时候，路边群众越来越多。我的同班杨同学，不知是哪一景触动他生情，带头喊着喊着，突然就声音哽咽，随后就泣不成声。我心想，这至于吗？ 我同宿舍的西山大侠接过来继续喊，他也开始流泪，声音变调，声嘶力竭，我扭头看到他面红耳赤，眼泪在下巴颏往下滴。他比我小一岁，但比我成熟很多，我跟他同室将近两年半，头一次看到他这样，我的眼泪就怎么也抑制不住了，最后整个敢死队都是哭声一片，一直哭到五一广场。路边有不同年纪的妇女过来安慰我们这些还在擦眼泪的爱国学生，这里有她们母爱泛滥的因素，但也一定是被感染到了，可能她们还不知道这些哭鼻子的都是敢死队的呐。

回到校园，食堂的大师傅们用车推着大筐大筐的馒头站在路边给大家免费发馒头。当时的食堂是承包的，他们免费给我们发馒头等同于他们自己掏腰包。其实学生和食堂大师傅们经常有纠纷，学生打饭时经常觉得食堂给的分量不足，或者食物的卫生不够，我本人就曾经端着一碗有虫子的粥去和他们理论。因为我老往北京跑，对情况不太了解，据说这不是他们第一次给大家免费提供食物了。以前晚上游行时有的学生需要夜宵，食堂也给准备，显然食堂师傅们不计前嫌。

我们得到的支持是我们继续游行的动力，但全国的形势已经变了，我们校园里参加游行的人越来越少，甚至不像以前很多人都争当旗手，现在没人要当旗手了。我的性格是羞于出头露面，这时也不得不自告奋勇当旗手，其实我内心也稍微有些紧张。小时候看到有人写的作文，经常是在关键时刻某个英雄人物的形象出现在脑海里，鼓舞作者奋勇直前，我都觉得是胡扯。可这次当我决定要当旗手的时候，还真有一个形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就是电影《风暴》中工人队伍举大旗的那位，记得他长得粗壮，在武装冲突中为了力保大旗不倒，挨了很多枪，最后牺牲了。我当时就想，如果我挨了一枪，我就把旗杆往地上一立，双手拄着旗杆，力保我和旗杆都不倒，当时怎么也想象不出来挨一枪到底会有多痛，总觉得拄着旗杆屹立不倒没有什么难的。

当时我穿着一件圆领短袖的红色老头衫，将下摆掖进裤腰。当时我的腰带头是锯齿咬合的那种，恰好腰带头坏了，根本咬合不上，我索性将腰带头拆下，胡乱地将腰带直接系上死结，研究生李君说我还真象是一名敢死队员，那次他没有参加游行，是从路边看到的，他以为我是故意这样打扮的。我曾经是中小学校队的旗手，旗杆在手又让我恢复了当年打旗的感觉，双臂陡生力量，自己也很有使命感。这是最后一次游行了，随后学生自治会发出空校的号召，我不记得校方和老教授们有什么反应。很多学生回家了，我们辽宁这5个人也一起商量是否回家，我本来不想回去，但一名女同学说：“你不为你自己想想，也得为你爸妈想一想！”这一句话让我破防了。

我们还象以前寒暑假回家时一样乘坐开往北京的夜车，第二天一早车到丰台的时候，一个同车厢的小男孩大喊: “快看，铁甲车！”我们随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到三三两两的装甲车歪歪斜斜地停在铁路边的草沟里，不像是被开过来的，不知是不是被人推过来的。车越靠近北京，铁路边的装甲车越多，车停靠得也越规矩有序，这些车应该是被主动开过来停在这些地方的，偶尔还可以看到带着头盔的士兵。车上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士看到士兵后骂了一声：“真他么不是东西！这些人行动前都给吃了药了，连爹娘老子都不认得了，见人就开枪，子弹还都是炸籽的，打进人体就爆炸。”

到了北京换车才发现，很多车次已经停运了，最后我们5个上了从北京开往东北什么城市已经不记得的一列火车。车上空空如也，整个车厢就我们5个人。结果一个乘务员过来要我们补票，我们说就不能免了吗？这车根本就没人，你不卖这几张票谁会说你什么？结果他把列车长叫来了，列车长50岁的样子，个子不高，面容白净，跟我们说：“我们也没有接到通知说学生坐车可以不用买票啊？”一听这话，我们就判定这是一个坏种，他不会有同情心，别废话了。我们早就得出结论，这些小白脸没有好东西。我们买完票讥讽他说：“这下你可发财了！”我们断定这些卖票钱会被他们这几人给私吞了。

辗转回到家，我爹妈都很高兴，我侄子侄女也很高兴，他们喜欢和我一起玩儿，也喜欢听我给他们讲故事。农耕已经结束了，只是偶尔给果树打些果药。我去拜访一个本家大婶，我很小的时候她就抱过我，我妈说有时她还把我小鸡鸡含到嘴里，但她不是有怪癖，就是不知道怎么喜欢孩子好了。一见面她就问我：“听说北京那儿学生都起儿尸了？”老家把人胡折腾尤其是指孩子淘气叫做“起尸”，有时儿化音就叫“起儿尸了”。因为她看到新闻画面了，觉得太可怕了，就说：“这书你不希念得了！”意思是别再去念大学了，太危险了。

我家的房子是石头墙，但屋顶是用高粱秆扎成的一捆捆的垛紧密地排在檩子上，再在这高粱垛上盖上一层盐碱土防漏，但每年雨季前要给房顶加上一层盐碱土以补充以前被雨水冲刷流失的土。一天我正在房顶铺盐碱土，我大侄儿飞跑着喊：“老叔，电报！”原来是学校发来电报通知复课。在家没呆上几天，这就又得返校。在瓦房店站买票时，我照旧地递上学生证，享受半价票。可三个月后我暑假返校时，一名老售票员正准备要给我学生证上盖章，意味着要半价售票给我，结果她举起的手在空中悬了半天也没有盖下来，她放下戳，站起身，把我的学生证推向我，指着前几次售票记录向我解释，“你已经买了四次了”，一二三四地数着售票记录，还在上面写上阿拉伯数字并画上圈。她这么划重点，结果别的售票员看见这些数字圈也都被她提醒了，我不得不买全票。我心里核计：“空校时我真不该回来，结果这火车票就让我多花了这么多钱”。当时我全价买到太原的通票是27块钱.

到校后，一边上课，一边是政治思想教育。记得政治老师是一个年轻的老师，人很帅，身材很健美，一身黑装，非常酷。他一上来就问我们：“你们知道宪法上的头两个字是什么吗？”没人应声。他紧接着向我们发难：“你们连宪法上头两个字是什么都不知道，还去游什么行？示什么威？”结果课堂上嘘声一片。每个人都要写行动总结和思想汇报，同时老师通知我们要主动到派出所去自首。山西医学院有自己的派出所，负责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户籍和校园治安管理。一天，我被通知到派出所去，有人要找我谈话。学潮后，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于文雄曾在全校大会上向我们保证，绝不搞秋后算账，因为他认为我们很多学生只是碍于情面才去游行的，不然会被骂作“板油”，他也保证不会把学潮行为写进档案里。现在怎么有人找我谈话了？去就去，怕什么？

一进派出所，接待我的是一位慈祥的老者，在校园里我经常看到他，只是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不用紧张，我是把你们当成自己的害子一样看待的！”他是什么地方的口音我说不清楚，他把“孩子”念成“害子”。他正和我谈着，进来一个四十岁的男的，我知道他是派出所的，但不知道他就是所长，形象气质都不像。游行时我在教工队伍里还见过他。他一脸严肃地斜着眼问我：“衣服烂了吧？”我听得一头雾水，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