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出所长问我是不是衣服烂了,我正莫名其妙,不知怎么回答,老者岔开了话头,跟他说:“我要不找他,他还不会来呢?”原来是这老者通知我来的。派出所要我们主动自首,我以为象我这样一个向来低调的人不会有人注意,就存在侥幸心理,没有去自首。老者通知我来,这说明我在派出所是挂了号的。但我是怎么上了他们的黑名单的呢?估计是因为我加入了敢死队,可他们是怎么知道我加入敢死队了呐?原来是阿里供出了我,他是副队长,人家是擒贼先擒王,首先找到他,他只能是竹筒倒豆子,供出了一份名单,主要是我们几个关系比较好的,其他人他却没有供出来。如果阿里让我知道他已经供出我来了,那我也就不会再侥幸了。这是我俩之间沟通不畅的结果,可能是他不好意思跟我说,报名时就是他背着我把我给报上名的,现在又把我出卖了,当然不好意思了,好在老者特地让人通知我。尽管所长一脸凶巴巴地问了这么莫名其妙的一句,可最后他再也没有和我正面接触过,都是老者与我接触。老者又说了一遍:“我是把你们当成自己的害子一样看待的!”估计他对所有被传唤的学生都这么说过,因为后来好几个同学都在宿舍里学他的口音。当时就觉得老者是个很好的人,我猜,他们派出所不仅被医学院领导,也被公安局领导。所以,尽管医学院党委书记于文雄答应不追究,但他们还得执行公安局下达的命令。
我也一下子明白了这“衣服烂了”是什么意思。在游行前我们集合时,有些敢死队员互相在衣服上签名字,他说的衣服烂了肯定是指衣服被笔墨弄得无法穿了,不过我没有让队友签过字。不过所长也只是随口一问,并未深究。但我还是领教了共产党政府运作的严密和他们的手段,象所长这样看起来很粗狂的人也是训练有素的,一旦接到上面的命令,立即采取行动,效率奇高,这次时医学院对我们特别保护,不然的话,我们这些人根本就不是人家的对手。当年毛主席秋收起义失败后逃亡井冈山的路上在小镇三湾进行改编,共产党通过“支部建在连上”的政策编织了一个大网,那真是疏而不漏,组织严密,政令通达,执行力比国民党高几个数量级,最后翻盘,建立政权。这次中央政府对付学潮里的这些散兵游勇,那还不是手到擒来?应该说,他们对付像我这样的学运虾米还是网开一面了,他们只是通缉那些学生领袖。这些学生领袖其实就是北京的学生领袖,甚至只是广场里北京学生的领袖,北京以外的学生所谓的声援北京也不过就是热脸贴了个冷屁股,最多就是个不冷不热的屁股。我只是在第一次戒严那天从那个清华女生身上感受到了温暖,还有从几个绝食学生身上感受到热忱。这些个领袖们的革命纲领可能有,但我们这些外地的不知道,他们也没有把支部建在连上,也没有派党代表到我们驻扎在广场的外地学生中来宣讲革命道理,达成一致意见。还是像我们曾经在宿舍里讨论的那样:“学潮能成功才怪了!”
直到现在,谈起刘晓波,还是很佩服他。我不懂政治,对错不论,只是看他的行动。当时刘晓波在美国,他并没有趁机滞留美国,而是义无反顾地回到北京,投入到学生运动中去,学潮以后也没消停,最后死于狱中。相反,看有多少学生领袖是与刘晓波反向逆行的,逃出来的又有多少人还在坚持当初的信念,如果他们当初有信念的话。我在纽约西奈山遇到一个来自波兰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她曾问我对89学潮怎么看。我直言不讳地表达我的观点:“政府镇压学生就对了,要不然中国会天下大乱。”其实我是一个脑子空空的人,当时我也知道这个老太太想听什么,我就是不想让她如愿。我有一种自尊心想维护生我养我的国家,至今那儿还有我的亲人、亲戚、朋友、同学同事生活在那片土地。我也没有跟她讲我也参与学潮了,也没提我还是敢死队员,即使想说,也不知道敢死队的英文是什么。
派出所长的态度让我误以为他要吃人血馒头:游行时他也曾在队伍里,现在反过来要查我们,以便升官。我们的学生干部中就有这样的学生,多是入党积极分子。学潮一开始他们不参加活动,看教职工都参加了,他们才加入进来,还不把自己当成游行队伍里的普通一兵,而是把自己当成领队的。后来有这样的人在学潮后的思想总结时表示:作为一名学生干部,我有义务维护游行队伍的纪律,保护同学们的安全,监督同学们的表现,我都做到了,我自信以后我还会是一名合格的学生干部,我更会积极要求向党组织靠拢,力争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发光发热。在全系大会上听到这个发言时,会场上一片骚动。“一句话,百样说”,在这位同学嘴里,岂止是百样说?我们这些榆木脑袋们也茅塞顿开,怪不得人家能当上学生干部,这将来要是不混出个名堂来,那纯粹是共产党不开眼。幸亏我们的于书记有言在先,绝不追究,不然的话,这位就是一个天才打手。
一天晚饭后,李君神色慌张地来到我宿舍:“大侠,派出所要我交出照片,怎么办?”我问他什么照片。 他说:“就是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照片。”我喜出望外:“你已经洗出来了?我怎么没看到?”原来,当他的一卷胶卷都照完了以后,就去冲洗,回来后在宿舍里到处炫耀,结果被告发,是谁告发的也不清楚,连一个可疑的对象都找不出来,他还自认为他在研究生中的人缘极好,自认为大家都很欣赏他这个东北人的豪爽和开朗。他把照片都拿过来了,他是想让我看一眼以后就悉数上交。照片照的非常好,李君身穿棕色带条纹的西装,短发,额头突出,黑镜框,双眼炯炯有神。我头发已经很长了,刘海搭在了棕色眼镜框的上缘,面带微笑,右手卡腰,女神脑袋紧靠着我的左肩,与我绿色上衣形成明显的反差。就这么就交上去了?我不甘心。但是李君吓坏了:“如果不交,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我就毕不了业了!”
李君比我大不了几岁,他是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直接考入山西医学院的,从来没有走向社会。他是被派出所那个所长给吓着了。所长当时只是随口问了我一句“衣服烂了吧?”,我没给出答案他也没深追究,看来我是不够级别,对研究生就不一样了:你们是研究生,跟那些大学生不一样,你们是高级人才,要求更严格。招你们时的原则是宁缺勿滥,现在到你们毕业的时候了,那原则也是宁缺勿滥,宁可把你们给废了,让你们毕不了业,也不能让你们蒙混过关!说吧,你是不是去北京天安门广场了?你是不是照自由女神像了?我们要是不了解情况,也不会把你找过来。很简单,只要你把照片悉数上交,既往不咎。否则,你就别想毕业了!
吓人不?真吓人,不能毕业呀!简单不?真简单,交上去就完事。所以李君才把照片拿来,让我看一看这些照片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再跟这些照片告别。我盘着腿坐在床上,把这些照片一张张地铺在床单上,再一张一张地看,从左看到右,再从右看回到左,真是舍不得。我知道,这自由女神在广场上也没有立住几天就被推倒了,我们这些照片真是太珍贵了,就这么给交上去,太可惜了,如果能留下来哪怕那么一张也好啊!我突然心里一震:从中抽出两张他们也不会知道吧?
我就问李君是否把所有照片都给研究生们看了?他说是,当时一个胶卷洗出来一大摞,他就往桌子上一放,大家随便看。我说咱们就赌一把,把你我各自的单人女神照留下来,其它的都交上去,其中有我们与女神的合影照就行了。为了表示诚意,把交上去的照片连底片都交上去。他们也没提要交上底片,但我们主动交上去,这样他们就会感受到我们的诚意,也就不会再怀疑我们还有藏下来的了。李君当时已经六神无主了,脑子被吓得乱成一锅粥了:“这样行吗?”我给他壮胆:“保证没事!”然后我就把底片一个个地剪下来,和交上去的照片放在一起。我俩的单人照和底片则都保留下来了。鬼使神差,我的单人照底片掉落在我自己的床单上,怎么也找不到了,真是女神显灵把底片给收走了?至今我还纳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李君过关了,派出所也没再找他麻烦。我还是跟我上面的猜想一样,派出所就是执行公安局的命令,交差完事,毕竟医学院这边他们也不能违逆。不过我实在是想不通,这告密分子图个啥?能得个仨瓜俩枣的?当时在我们眼里,研究生那是一等一的人才,报名的时候政审不过关是报不上名的,怎么还能有人品这么差的研究生?不过细想起来,政审的第一条就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这么看来,告密者是表里如一的,而象李君这样的却是阳奉阴违的。到底该怎么做人?都他们把人搞糊涂了!
老万,是卫生系84级的,比我高两级,我跟他没有打过交到,但我认识他。在大家眼里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我经常在校园里见到他,挺高的个子,穿着一双脏兮兮的拖鞋,能看到他大脚趾头和脚后跟上的黑泥,可能是煤燃烧后的炭黑吧,走路一晃一晃地,手持一个巴掌大的收音机在收听英语节目,见到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都会点头致意一下。老万的英文非常好,跟他交往深的人都佩服他。89年春,卫生系84级正在做毕业前的专业实习。当时他在山西省阳泉市实习,具体是防疫站还是职业病防治所我不记得了。学潮时他从收听的英语节目里获得很多信息,他把他听到的翻译成中文,做成传单,是手写的,应该没有多少份,都贴在了主要街头。结果,被那些“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告发,被阳泉当地公安局逮捕。不像我们有学校庇护,在阳泉山西医学院爱莫能助,最后被判刑入狱。在我大学毕业那年,他出狱了,在我们宿舍和我们聊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伸出他的左手腕,都是被烟头烧伤的疤痕。“是狱友虐待你了?”他说不是,狱友都很尊重他这个大学生,还是政治犯,不像那些流氓犯被瞧不起。这疤痕是他自己烧的,是在年三十晚上想家极其痛苦时而自虐的。他现在已经谈恋爱了,女朋友是当时我们医学院的大一学生,比他小6岁,是我们物理教研室一个老师的女儿,女朋友对他很崇拜,女朋友的全家也都理解他,正是女朋友使他忘掉过去,重新发奋,接着完成毕业实习,拿到毕业证。后来如何,不得而知。
我们学生自治会的主席王同学,听说后来一蹶不振。学潮结束后我们进入大四,从6号楼搬走了,就很少见到医疗系的学生了,似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王同学,关于他的情况都是听说的。我觉得他可能是象李君一样被派出所给吓到了,或者是被同学告发了,让他万念俱灰。这些都是猜测,具体什么情况不得而知。最后毕业分配的时候,听说好长时间工作单位都没有落实,这还是我研究生毕业在大连医科大学留校任教以后,阳城大侠作为防疫站的副站长带队到大连旅游时透露的,再多了他也不清楚。
有人说60后是最幸福的一代,经历过中国的文革,经历过拨乱反正,有幸通过高考或者其它途径努力奋斗而改变命运,我们没有经历过战火的洗礼,但却有幸参加了学潮。对于我个人来说,这短短的几周时间,比平时的几年都更让我成长,尽管眼界还是没有打开,以后的人生又走了很多弯路,但我已经觉得比好多人都幸运了。后来中国蒸蒸日上,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老家当年的土路都变成了柏油公路,老家农村的年轻一代也可以自驾出行了。看到我那几个已经七八十岁的一母同胞们晚年幸福,我在地球的这一面替他们高兴,甚至都能笑岔了气。当年的学潮,只是中国前进路上的一段插曲,千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