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上中学时，我放学回家就帮忙算账，帮忙熬硝盐。家里请的工人到农村去收柴火回来，他们熬夜我要负责给他们记账发钱。
我们家没有田地，父亲就做小生意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做过卖肉的，还和别人合伙做过酒厂做过硝场,开纱厂和疏花厂，忙的时候还要请一些临时工来做一些体力活。那时每天或隔天赶一次集，赶集的时候我们卖肉，买米买菜。父亲平时要去乡下四处收毛猪，卖了以后再把钱付给卖出的农民。收猪有两种方法，一个是有经验的人，靠眼手摸估。拍拍猪的身子后蹲，量出长度，差不多就可以估计这个猪能出多少肉，给养猪户多少钱。这是有经验的人，可以这样做而且还是非常准确。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称重，有分称毛猪或边口。称重量来决定给多少钱，或者称猪肉的重量给钱。一般都是把猪赶回去叫猪场去杀猪，猪场把猪血留下，卖肉的人就把肉拿去卖，卖完了收的钱在当天下午或者是第二个赶集的时候（隔天一场或3、6、9。）把这个钱付给卖出的农民。我们一家人的生活通过做这些小生意还是基本上能够保持全家人的生活，家境相对来说条件也还算可以，还能够让子女读书。记得我上学的时候父亲给我买过一条大绸裙子，同学们都是很羡慕的。我们家里经常有进城赶集的农村人或者卖猪人，把他们的东西存房在我家。我们总是要招待他们的。这些人都是水淹汉，客人来了，借我们的地方用放东西，我们都要给别人烟抽。所以我们还要很花很多钱买水烟给大家抽。收税的人来了我们也要招待人家，给人家抽烟。我们也敬土地菩萨，敬台上要放很多贡品。
记忆中，我上初中的时候感觉最快乐。放学以后我有几个好朋友同学，有男有女，记得周述华和杨淑华。我们下午放学就会在操场上坐在一起聊天说话，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我不是很爱说，可是那烈兴南非常喜欢说话，也会讲很多故事。他可以天上地上哪听来的传说神话故事很多很多。有时候我们会轮着讲故事，你讲一个我讲一个，大家很开心。然后咧家当时家境看了还不错自己家里只有妈妈和妹妹爸爸不在家在外地工作，后来知道他爸爸是一个军人。那有时候的我们会到他们家里面去打麻将也挺开心的
我们小学的时候有唱歌音乐课。初中就没有音乐老师了，也没有音乐课了。我们去看打球的，当拉拉队。我们的英语老师就是我们的拉拉队的领导，教我们拉拉队去支持我们的球队，“上山流水西哩哩，下山流水西哩哩，三班篮球打得好，绕，绕，绕。我们的英语老师很有领导才能。我们去当拉拉队看比赛很高兴很开心。
我从小就开始学习帮助家里做些事情算账记账。我还有一个老师他是教我们数学的，教我们怎么用两求斤，斤求两。当时是在国民党时期。以前的旧称是20两一斤，国民党时期改为新称，是16两一斤。所以我们就要对20两的称怎么把它换生成16两的称的斤和两，然后再来算钱。我还记得有口诀“31875，1退625，2125，53125”，然后折算旧斤两成新斤两，然后再计算需要付多少钱。
49年，物价飞涨，金元卷，银元卷狂跌，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老百姓对腐败透顶的国民党政府极力反对，希望共产党推翻国民党，建立新政权。政府房租要用米来付，可是他们欠的肉钱却用一天跌价的纸币支付。
解放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新政府又把这个20和16两进制的这些称改成了10进制的，10两为一斤。当时的新政府就用人民币，不用银元。但是老百姓还是不相信，比较相信银元，因为银币是硬通货而且保值。刚解放的时候，上午下午买卖，银元价格都非常乱，有法讲解释，发生了各种各样的货币疯狂贬值，什么法毕竟连接音源键换壁换成大家早上晚上排队去买硬通货。就是要去把这些票据都换成银元。因为银员比才是实打实的硬通货。那个时候科捐杂税很多，民不聊生，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所以大家都是觉得这个政府是需要推翻重新建立一个新政府。所以共产党打天下，解放的时候老百姓示非常支持。打打倒现在的政府重新建立新政府。所以大部分都是非常支持共产党革命，建立新政府的。记得我父亲也曾经问过我是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我就回答说当时有钱的人就说国民党好，没钱的一般老百姓都认为共产党好，我就回答我们又没有什么钱，当然还是共产党好。
父亲白天做生意，晚上收工以后喜欢去河里打鱼。四弟很聪明，八岁就会打算盘算账，常常跟着父亲去打鱼，也喜欢下河玩水游泳。
在物质贫乏，缺医少药的年代，天灾人祸随时都会降临每一个脆弱的家庭。1949.7.17，我初中五期刚放假，父亲就高烧病重，7.19短短两天不治而去。人们说是常在河水中，被蚂蟥入侵腹中至死的。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四弟和六妹也去世了。大家说是我们家犯了三杀，要降仙除邪。全家人只能请来降仙婆，一切听她的指示，烧香化缘拜佛。一番高香银钱，只愿神仙降临保佑一家安康不再有大灾大难。
父亲不幸突然去世后，奶奶母亲不能掌管肉铺生意，我们也还未成年，就由一个亲戚来暂时支撑。还有一个从张家场劳教出来的亲戚，先开始父亲收他在店里当学徒工，父亲走了以后他也顶起来在店里面卖一段时间肉。后来他就自己独立去做生意了。我的学业也因为父亲是突然去世而中断。尽管我的学习成绩很优秀，也非常喜欢上学，但是家里已经负担不起我的学费，店里有很多记账收钱的事要我掌管，我不得不停学帮助家里的日常事务。
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心里也很难受。家里痛苦地接连这样失去三个亲人，对一家人的打击巨大。我的奶奶和母亲还得坚强地维持这个家，我们上学的儿女们都只能退学回家帮助打理各种生意。我那时十三岁，帮家里算账做账。二弟十一岁在家帮助倒纱洗纱晒纱织布，还承担跑外面买货卖货。我闲暇时也和以前的同学们去文化馆宣传队，去欢迎解放军进城，春节期间扭着秧歌去拜年。
我想参加工作，也喜欢读书，而且知道文凭对找工作很重要。一直请求奶奶和母亲同意我回学校复读，把最后一期中学读完，拿文凭。她们是女性，不能做主，要我去找大伯大娘说。我还请求老师，县里的干部等等去找奶奶母亲大伯大娘。最后他们同意我再回学校，条件是所有家里和生意上的事情还得继续承担。只要他们同意我上学，我当然满口同意这些条件。
1950年，我终于顺利读完初中六期，拿到了初中毕业的文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