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東急就章（79）

以北京及關東爲大本營，當時東正教的活動擴展到華北、華東、山東、湖北、内蒙和外蒙地區，在哈爾濱、上海、天津等地都建立了獨立的教區，並通過各種活動接受華籍教徒。這里所談的不包括新疆、青島等地的東正教擴張，因爲那里的宗教活動與關東的聯係不是很大。

俄國十月革命後，因爲蘇共的鎭壓，大批的富農、資本家、官吏和皇室成員逃入關東和華北地區，這使在華的東正教會更加壯大了起來，據統計，從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三八年，東正教在關東又新增設了四十四座教堂，而一九二二年的統計數字説明該教教徒猛增到三十萬人。

關於俄國東正教在華夏大地會同俄國軍隊、外交人員、商人、工程施工者等所侵犯滿清政治、經濟、軍事、民生等方面的事實，因爲叙述起來過於瑣碎及枯燥，有興趣者可參看中國歷史檔案館編《清代中俄關係檔案史料》、商務印書館版《俄中兩國外交文獻滙編》、葛斯頓的《早期中俄關係史》、帕雷的《在華的俄國東正教士》、吉特闊夫的《論西伯利亞的俄羅斯化》、《衞三畏傳》、《穆拉維約夫----阿穆爾斯基伯爵》、《外貝加爾哥薩克》、《俄羅斯館考》、《北京俄國傳教士團史料》、《北京東正教傳教士團的外交職能》等書籍，這些書籍和資料都有漢語版且在大陆非爲禁止類的出版物。

在這里談一談俄國人的説辭。在俄國的歷史叙述上，東正教傳入華夏是另一番情景：“東正教在中國的存在具有天命使然般的意義。俄國是正教明燈的执掌者和在東方的和平傳播者。東正教沒有依靠武力進入中國，而是通過俄人俘虜以平和方式出現在那里。”看官至此可能明白了，歷史的叙述方法會以非常隐晦的句法和形容詞來引誘讀者得出不同的結論。在這里東正教進入華夏是在使用武力失敗後，隨着俘虜而來的，但叙述上特别注明是以“平和方式出現”，這就把歷史事實給扭曲了。但這也是事實，因爲俘虜是被解除武裝後帶往京城的。其潜臺詞也包括由於正教的“明燈”作用，是“和平傳播者”，從而征服了滿清貴族及子民。

再選一段俄國史書中的叙述：“俄國東正教傳教團是按照彼得大帝的想法在北京建立的，同時經過了中國政府的同意，後來又由《恰克圖條約》將其存在合法化。俄國傳教團在中國的狀况是由東正教的基本原則所决定的。傳教團在處理與中華帝國政府及其臣民的關係方面遵循了這些原則。俄國傳教團的活動始終與俄國的對華采取的寬宏政策一脈相承，與牺牲中國的民族獨立並極力將基督教文明强加於其人民的做法大相徑庭。”以上所述的東正教簡直就是偉光正的典範。

俄國東正教從歷史的角度而言並非僅僅是基督教的一個分支，雖然它有其自己的發展軌道，但萬變不離其宗。世界上不管是宗教還是政黨，都是需要對人進行分類的。以政黨而言，是以“敵我”爲界限的，順我者昌，逆我者亡。西方的黨同伐異因爲汲取了殘酷的歷史教訓，已經不再像以前那樣慘烈了。但東方的路綫鬥爭之路還相當地漫長。今天的大陆雖然不講究十次路綫鬥爭了，但你死我活仍是必然的結局。這就是宗教與黨的共同點。二戰後蘇聯是戰勝國以及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冷戰熱戰互動不止，使這個問題被忽略了，也是因爲在世界人口中信奉宗教和忠誠於黨的事業的一些人一直是占有着話語權，他們並不希望所謂的“眞理”被戳穿，爲此而千方百計地掩蓋著。魔鬼從不稱自己爲惡人，一定要裝扮成救世主。二戰後，蘇聯是戰勝國，因此而成爲正義的化身，而德國戰敗了，就是邪惡的，實際上在滅絶猶太人的大屠殺中，納粹黨徒與蘇聯的共産黨員是同樣地“奮不頋身”，且成績優異。人們知道希特勒這個惡魔，但卻對同様是魔鬼的斯大林盛贊不已。今天的中國人談論塔利班，都知道這是一羣利用極端宗教作惡的魔鬼，但對與塔利班同樣行事的新中國太祖，卻奉之如神。原因就在於宗教與黨在行同樣的事，隐瞞眞相，打扮自己，本是蛇鼠，卻非要妝成救民於水火的神祇。這也是東正教在華所行之事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