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证明了接班人是自愿形成的

文革证明了接班人是自愿形成的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经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证明了《共产主义接班人！》是自愿自觉形成的。

马克思主义没有被选定谁是接班人。列宁是自愿自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马列主义也没有被选定谁是接班人。毛泽东也是自愿自觉继承了马列主义。

无产阶级接班人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大公无私，斗私批修。谁要自愿自觉做到这些，就能成为无产阶级接班人即《共产主义接班人！》

资产阶级接班人除了家庭式的接班人外，就是中国走资派的特色指定式的接班人。让你《先富起来》，让谁去接班，阿Q也能接班。走资派邓小平指定了胡赵当牵线木偶后，又指定了江胡习，都成了先富之人，何乐而不为。习后恐指定不下去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选举产生的只能是轮流执政。谈不上谁接谁的班。拜登接了川普的班？还是川普接了拜登的班？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经毛泽东的文革证明了接班人是自愿形成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试图交班给刘少奇，林彪，但都不成后，意识到接班人是自愿形成的。因此，不惜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真理在人间。这真理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新政权之后，要《继续革命》！要《继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大公无私，斗私批修。让后人们明白，让千千万万个后人们懂得这个真理。

毛泽东的文革是成功的。文革在毛泽东逝世前放收自如，完整完美地结束。文革分三个阶段：《斗》《批》《改》。《改》是个长期艰巨的工程。因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毛泽东也不例外。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没有能稳固政权，这只怪四人帮无能。华也是过渡之人，玩不过走资派邓小平，只能怪华无能。

而毛泽东的《文革》影响深远。恐怕一万年之后，还会有人会淡论《文革》。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一首被传唱了几十年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还有人在唱。

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苦难境地，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危亡而上下求索。至新文化运动，李大钊将当时衰落的中国比作“白首中华”，未来美好的中国比作“青春中华”，提出“白首中华”能否再现青春之关键“系乎青年之自觉如何耳”，进而致力于青年启蒙，指引青年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批进步青年就在李大钊等的影响和带动下，从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成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骨干，直接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创建及之后的革命活动。可以说，早在党成立之前，中国最早觉悟的共产主义者就已经将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努力培养革命事业的领导者、主力军和生力军，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培养接班人思想的最初萌芽。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的“第一个决议”提出，在一切产业部门均应成立“工人学校”，“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要求“社会主义的青年应宣传社会主义于大多数青年无产阶级……以启发并养成青年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及批评力”。同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提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应当约束他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之下”，中国少年运动的先锋“要认目前民主革命的奋斗是训练无产阶级革命的绝好机会”。可见，尽管当时党还处在幼年时期，但已经开始在工人和青少年中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为他们将来投身工农运动进行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接班人的早期实践。

正是越来越多的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加入党组织并在蓬勃兴起的工农运动中成长为合格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才使得中国共产党迅速从中国各政党和团体中脱颖而出，为以后发动和领导中国革命走向高潮提供了有力保证。大革命时期，党通过在黄埔军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致力于培养具有革命精神的“新军人”；土地革命时期，党强调“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由此，党在改造社会的同时也改造了一批批人。这些人积极投身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面对敌人的疯狂屠杀，“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而是“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尽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近半数党员惨遭杀害，土地革命后期红军和根据地损失90%，但党还是能从挫折中奋起，革命还能在曲折中前进，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党在打仗的同时，没有忘记从群众中发现并培养新生力量和后备干部，由此确保在生死攸关的历史时刻党的事业总能后继有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辟了稳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适应全民族抗战和争取革命彻底胜利的需要，成批量培养各类干部和青年具备了过去不曾具备的条件。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再次论及干部政策：“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毛泽东在这里提出对“干部和领袖”的要求，其实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后继者——接班人的要求；部署的“培养大批的新干部”的“战斗任务”，其实就是要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革命事业最关键的接班人是干部，而干部又主要出自青年。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大批知识青年突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奔赴延安。党及时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先后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一批干部学校和专门学校，招收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创办这些学校的目的，正如1937年1月毛泽东为陕北公学的题词所示，“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惟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顺利的解决”。这里，毛泽东对“先锋分子”的要求，其实就是对从青年中培养的接班人的要求。1939年5月，五四运动20周年之际，毛泽东再次肯定青年在中国革命中发挥的“先锋队的作用”，并提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这就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接班人思想。

总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尽管党还没有明确提出“接班人”概念，但提出“培养大批的新干部”、造就青年这一“革命的先锋队”，已经内在包含了培养接班人的意蕴。这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培养了一批批骨干力量，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正式提出接班人思想奠定了基本的理论前提和实践基础。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还需要一代代革命者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接续奋斗。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第一个公开提出“接班人”概念的是宋庆龄。20世纪50年代中期连续几年庆祝儿童节时，宋庆龄都把少年儿童称作“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我们伟大事业的接班人”，“接班人”一词由此正式进入党和国家的话语体系。而完整提出“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并在理论上明确其重要性、必要性、条件要求、培养方式，在实践中进行大量探索的是毛泽东。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际上，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展开了对斯大林的全面批判，同时极力缓和同美国的关系，对兄弟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搞老子党和大国主义，中苏两党之间发生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两国关系随之恶化。由此，毛泽东认为，苏联赫鲁晓夫集团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一套修正主义的思想体系和行动纲领，正在为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在此形势下，美国也企图利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思想混乱，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在国内，一方面，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党面临更加艰巨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任务，选拔和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大批干部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另一方面，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后，干部队伍中确有极少数意志薄弱者在“糖衣炮弹”的进攻下吃了“败仗”，甚至发生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毛泽东对此高度警觉，多次提出“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的问题，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

早在1956年9月，毛泽东就不无忧虑地指出：“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的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1964年1月，他更加忧虑地指出：“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是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同年6月，出于对“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的高度戒备，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问题，并明确了接班人应具备的五项条件：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为剥削阶级；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同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修改过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其中写道：“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很显然，这里的“接班人”不是指一两个人，而是指千百万人，不仅包括担任党和国家各级领导职务的干部，也包括作为干部后备军的青年学生。怎样培养接班人？根据党的长期经验，毛泽东强调了两点：一是思想教育，二是实践锻炼。对于干部来说，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修养不足，这是普遍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好好地学。”为此，除进行常规化、群众性的思想教育外，毛泽东还经常倡导大家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58年11月，他就“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此外，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与这一思想相一致，此前的1957年5月，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把干部参加劳动确立为一项制度，让干部回到生产中去，避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克服不愿和群众同甘共苦的“危险倾向”，保证各级干部特别是领袖集团不出修正主义。对于学生来说，党在20世纪50年代确定的教育方针已经明确提出了通过教育来培养接班人的根本目的和具体路径。其中，“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就是要培养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即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要解决教育脱离实际的问题。1965年12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指出：“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他想了各种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总不能如愿，最后回想起“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于是毅然作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1600多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展开。作出这样的决策，“虽有对解决城市人口就业这一十分重要的问题的考量，但毛泽东从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出发的战略设想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回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关于“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的思想和实践，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之下，毛泽东在晚年发动了《文革》，毛泽东系统提出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显示了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的宏阔视野和深邃洞察。特别是联系后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剧变，使人愈加感受到毛泽东的远见卓识。直到今天，毛泽东在培养接班人问题上真知灼见依然是人类社会主义思想宝库中一座无法逾越的巨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