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尔德·J·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社会政治学家。1908年在牛津大学接受正规的古典教育，致力于研究古代希腊、罗马史，曾前往古希腊废墟作徒步旅行，考察这些古老的文化遗迹与现时代的关系。大学毕业后，在贝尔奥学院任古代史教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曾就职于英国外交部情报部。1919年，作为英国代表团的成员出席了巴黎和会。1924年担任伦敦大学教授，讲授希腊史、文学史、世界通史以及国际关系史。1925年任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部长。1937年荣获英国科学院研究员称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任英国外交部调查部长，参加过多次重要的谈判。1955年他获得牛津大学和伯明翰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同年以功勋教授名衔退休，1975年病逝。汤因比一生著作颇多，主要有：《民族与战争》（1915）、《希腊的历史思想》（1924）、《历史研究》12卷（1934—1961）、《经受考验的文明》（1948）、《世界与西方文明》（1953）、《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1954）、《居世界之半》（1973）、《展望二十一世纪》（与池田大作对话录，1974）等。
第一节 知识分子与政治
汤因比认为，知识分子对政治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是脱离所处时代和环境，埋头于纯学术研究，致力于去探讨所谓“普遍性的永恒性的”问题。例如，柏拉图对故国雅典不太抱精神上的亲密感；歌德对祖国德国同拿破仑的交锋，从政治上、心情上都不怎么关心。二是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的问题表现出非常热切的关心。例如，马克思注重于使自己的思想转化为进行政治活动的计划；列宁则进一步将理论应用于实践，掌握了俄国的统治权，并为共产革命而行使这一权力。
在汤因比看来，知识分子既不能完全超脱现实问题，完全割断与自己生活的时代和环境中的各种问题的联系；同时，也不应当完全陷于政治。他赞成采取一种“中庸之道”的态度，认为苏格拉底可谓这方面的楷模。苏格拉底与雅典政治生活保持着某种联系。他平时主要关心普遍性的永恒性的问题，而不介入争论不休的政治，但是，一旦他认为有必要采取某种政治手段——即使一般是不为人们欢迎的——他就认定这样做是市民的一项义务而毫不迟疑地实行。例如，他曾在一次雅典议会上公然投反对票，反对一项在一般市民间很得民心而道义上却极恶劣的提案。所以，汤因比赞赏道：“苏格拉底既不刻意参与政治，也不回避。我想他的这种实践表明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应取的正确态度。”?[1]
在具体“介入”过程中，汤因比强调必须采取“于心公正的立场”。他认为，那种“不带感情”、“不偏向一党一派”、“公正无私”的介入，在有些情况下是办不到的。例如，关于希特勒对犹太人大屠杀的问题，如果像预报天气一样，不带任何感情地报道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就不可能正确地记载这一屠杀问题，就等于无视道义而默认了对犹太人的屠杀。所以他说：“概括地来说，我的结论是：当论述人类现象时，完全抛开感情，不偏不倚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往往牵涉到道义问题。事实原本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抛开道义上的判断来记录事件，这是不可能的。能完全科学地记述的，只限于没有人介入的事实和现象。”?[2]
第二节 能力主义体制
在选择合适的政治体制问题上，汤因比分析了以下三种政体形式：
1.独裁制。汤因比认为，长久的独裁制，比起不可救药的无政府状态固然要好些，但毫无疑义，独裁制仍然是一种灾难性的政治体制，不过，出于两种性质不同的理由，人们往往容忍甚至欢迎或要求独裁制。其一是心理上的经常性的，再一个是环境上的偶然性的。心理上经常性的理由是，独裁制能够把一切个人从必须作出决定性的选择这种痛苦中解放出来；环境上偶然性的理由则是就发生物理的或者社会的异乎寻常的情况等因素而言的。例如，在危机情况下，面临危机的人委身于一个人的指挥，往往要比分散地各自去处理共同的危机更容易些。坐飞机、乘轮船或跟骆驼商队旅行，如果不服从指挥，那是相当危险的。同样，在社会的非常事态中，人们会认为与其让无政府状态继续下去，不如委身于独裁政权，这样做危害可能要小些。
2.民主制。汤因比肯定，民主制是人们迄今所想到的弊病最少的政体；但又指出，民主主义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议会民主主义的体制下，人们容易主要尽忠于占劣势的集团而不是主要尽忠于占优势的集团。就是说，政党的利益往往优先于国家的利益，而国家的利益又往往优先于全人类的利益。
第二，无论在直接制民主主义，还是代表制民主主义下，为了服从所属政党的路线，往往要对政治家施加很大的压力；这样，政治家与其说注意真正的公益，不如说他们往往更注意自己的当选或连任。一些人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可以随时抛弃自己的良心；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为了政治上的策略，自己认为不正确的政策，也常常要装出支持的样子。
第三，民主制往往会产生出那种一生以政治为职业，具有专门说服选民而取得权力、登上政权宝座的伎俩的政客。这些政客虽然通过选举产生，但选民实际上并不信任他们，认为这些人缺乏诚意，是不够格的；不过又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更值得尊敬的统治者。对政客所广泛产生的幻灭感，往往进而导致对民主政体本身的不信任，从而使民主主义陷于危难。
第四，民主主义要求公民对自己管理社会的能力抱有充分的信任感，但由于两种原因，一是人口爆炸，二是技术技能范围的扩大和由此而来的产量的增加，人们感到，周围的环境使自己越来越渺小了。人为的物质环境，发展到使人窒息的程度，从而导致人对自己的能力失去信心，感到自己不能成为有成效地对社会负责的一员；而如果他们不相信自己参加公务会产生效果的话，他们也就不会积极努力去参加了。
第五，民主主义还潜藏着堕落成为愚民政治的危险。例如，雅典民主制的黄金时代，权力已经根据宪法掌握在民众手里，可是实际上他们还是甘愿接受贵族阶级的领导的。当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而使雅典民主制失去威信时，富裕阶级便借此机会建立了暴力的政权。
3.能力主义体制。基于上述考虑，汤因比提出：“我想最好的行政体是meritocracy（能力主义体制）。”?[3]这种体制的基本特征：把消极权限尽量交给大多数人，就是说，不给大多数人管理政治的“积极权限”，只使他们在与自身有决定性利害关系的问题上，行使否决权，这样来控制所谓政治的“消极权限”；真正的权力主体由最公正、最有效地严格选出来的人所组成。
汤因比提出，这种行政的能力主义体制，在人选上不采取一般群众选举的办法。他的设想是：在行政体中，最好是一部分人靠相互选举，另一部分人靠指定，并且被指定的人应该是由在社会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同时在政治上经济上又有无党派色彩的团体所指定的人。
不过，汤因比也承认，在能力主义体制下，由于领导层有脱离群众或者还想继续掌权的潜在愿望，实际上很可能忽视群众的利益。“能力主义的政治也有其相应的弱点，这同在道义上和知识上没?有经过千锤百炼的选民中推行民主主义，是同样危险的。”?[4]
汤因比的“能力主义”，对人民群众的参政能力，对他们在政治过程中的主动性和积极作用持怀疑态度，而寄期望于合格的、高明的统治者。他虽然提到，能够让尽量多的公民参加立宪政体，是人们争取的政治目标；但又指出，今天的世界，特别迫切地需要从政治上、社会上进行根本改革，而用立宪的方法是否能够完成这项工作值得怀疑。
汤因比强调民主制下对领导者的能力要求。他认为，在非民主的国家，领导人是靠行使武力、蛊惑群众来实行统治的，他们对所统治的国民或施以压力，或煽起反理性的感情使之服从。相反，民主政体领导人，必须使自己主张的政策让公民感到合情合理、心悦诚服，从而取得他们的合作，而且这种理性的对话，要充满冷静的感情。他说：“民主领袖必须在两条困难的道路中间巧妙地穿行，而且他们在中间巧妙行动的余地特别窄小。一条路是，当他判断选民的要求和希望是错误时，还想去迎合他们的愿望。如果他屈服于这种心理上的诱惑，实际上就等于放弃了作为领导本身的职责，背叛了寄托在自己身上的信赖。与此相反，另一条路是，对于某一政策，认为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如果坦率地提出就要被拒绝，结果就采取欺骗手段使选民投赞成票。这也是背叛了寄托在领袖身上的信赖。并且这种欺骗早晚要被揭穿，那时他终究要失去群众的信赖，而使信誉丧失殆尽。”?[5]所以，对于民主领袖来说，不仅需要具有不用压制和蛊惑就能使国民服从的明确的伦理与知识特长，还需要具有高尚的大公无私的献身精神。
正是由于上述情况，汤因比认为，当一个民主领袖要比当独裁者来得困难；真正合格的民主领袖很难发现，即便发现了，作为本人来说，由于领导本国人民很困难，也不见得接受这种劳而无功的工作。在他心目中，罗斯福、丘吉尔可算是现代民主领袖中的佼佼者。
汤因比强调领导者的作用，将领导者的合格与否视为民主政体能否完美地发挥其机能的重要因素，并就领导者的条件提出了具体设想，特别要求民主领袖既不能为迎合民众而欺骗自己，也不能为贯彻自己的理念而欺骗民众。这些观点是值得肯定的。此外，在对政治主体作分析时，汤因比注重于发掘、探索特定对象的政治心理因素，这种尝试颇给人启示。不过，在对待人民群众政治作用的问题上，汤因比明显地表现出漠视态度，主张只能给予他们管理政治的“消极权限”。这反映了他在政治立场方面的资产阶级保守主义倾向。
第三节 权力弊病
在肯定“能力主义体制”为最好政体形式的同时，汤因比提到了能力主义所固有的弱点。他通过引述阿克顿男爵的名言“所有权力都要腐败，绝对权力要绝对腐败”，确认权力对能力主义领导层也有腐蚀倾向，这就是“权力弊病”问题。
所谓“权力的弊病”，根据日本知名学者池田大作的说法，意指“权力”具有一种本质，会强化当权者的骄傲自大、贪图名利，使其堕落，而权力的行使又隐藏着对人权的侵犯，有时会有剥夺人的生存这一特性的危险。早在18世纪，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就对“权力弊病”问题作了具体分析。他明确提出，根据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喜欢滥用权力，他们使用权力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为了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这些思想构成他“三权分立”学说的理论基础。
汤因比首先肯定权力存在的必然性。因为人是社会动物，权力是从社会关系中自行产生的，所以，由一个人或一个以上的人们掌握行使权力，这在社会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随后，他指出了权力的双向作用：它既可以服从于好的目的，也有为坏的目的服务的可能。
那么，“权力弊病”产生并得以存在的根源是什么呢？汤因比认为，这同权力主客体双方都有关系。首先，对于权力主体即当权者来说，由于所有生物本来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贪婪的，“所以掌握权力的人会陷于一种很强的诱惑，即便牺牲被统治群众的利益，也要为个人私利而乱用权力”?[6]。在民主制度下，有些民主领袖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一味迎合选民的愿望，而不能合理、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其次，权力的牺牲者们有时之所以会默认不正当的行使权力，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社会的头等大事就是防止使其成员陷于不能生存的混乱崩溃状态，出现不正当的权力行使总比社会崩溃要好些。因此作为社会成员，他们采取了宁愿付出任凭当权者为所欲为的代价也要让社会免遭崩溃的态度。这种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掌权者滥用权力的倾向。
既然“权力弊病”的根源在于人性原来就有的一种倾向，因此，汤因比指出，“解决这一问题唯一有效的方法是，在个人行为上要使利己主义即贪欲，服从利他主义即爱。换句话说，自我克制才是个人以至全人类走向幸福的唯一大道”?[7]。其实，权力，作为一种人支配他人意志的能力，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具有不同的性质、功能和表现形式，它的消极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着社会政治制度的制约。
第四节 “世界政府”论
汤因比指出，国家主义——对地方民族国家集团力量的崇拜——是西方脱离基督教时代后的主要宗教。在今日世界，约有一百四十个正式的主权国家，每个国家都被奉为神明，享有任意肆虐的神圣权力。但是，由于某些方面的原因，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地方民族国家的崇拜思想减退了。第一，科学技术的进步，导致无论军事的还是非军事的活动的规模都在显著地扩大。如果要开展哪怕有一点意义的活动，唯一有效的规模只有全球的规模。这就意味着地方民族国家，作为原先最适合于人们各种活动的单位，今天已成为极不方便的东西了。一百多个主权国家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权威性的国际政策，从而给世界技术和经济的交流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障碍。第二，以经济为目的的一些民间组织——营利的企业团体和工会——已经比各国政府机关还强大，因此对其成员来说，这种组织比政治上的公民权还重要。各国政府对跨国营利企业团体已无力对抗。工会虽然还没有越出国界，但各国政府同其中的一些组织已不能抗衡。第三，战争中的技术进步，投入战争的整个社会剩余生产的增大，使每次战争都比前次战争增大了破坏力。战争的结果，往往是对交战双方都带来灾难；尤其在核战争中，胜利的一方是不存在的。战争制度只要没有被新的制度即世界政府所代替，是不会杜绝的。即使在核能时代，只要现在的一百四十几个地方国家不从属于统一的世界政府，战争的可能性还会继续存在。“越深入进行这样的考察，越使我不能不得出这样一种认识，……不能让现在的约一百四十个地方国家永远作为一个有权发动战争、有权最终决定各种民事的政治单位保留下去，而且也不可能保留下去。”?[8]为此，汤因比呼吁：必须剥夺地方国家的主权，将各个地方国家的行政权限逐渐地转移到世界政府手中。而且，“在科学技术可能而且已经能够对于交通运输提供许多便利的程度而言，世界政府已经是一个很实际的建议”?[9]。
那么，联合国组织能否发展成为世界政府呢？汤因比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虽然已经证明联合国并不像它的批评者有时所说的那样无用，但是，“联合国显然不能变为一个世界政府的胚胎”?[10]。从表面上看，参加联合国的各主权国家都有一票，实际上，五大国所拥有的否决权，使各国平等成为徒有其名。所以，“联合国组织似乎未必能成为一种制度的核心，从中会产生一种终不可少的世界政府”?[11]。
汤因比所构想的世界政府具有两个明显特征：
其一，一方面，各个地方国家除武装警察应作为例外而允许存在，用以维持各国国内的秩序和法制外，均应放弃一切军备和军队；另一方面，要建立一支世界警察部队，由世界政府自己直接召募，它需要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以便能够在发生不正当活动、纠纷和暴动，严重干扰世界和平，或严重损害个人的或集体的人权的地区，根据公正的条件恢复和平。
在世界政府的军备建设中，汤因比坚决反对制造、储存和使用核武器。他提出：“我们无需等待世界政府的建立，我们要对现有的各地方主权政府，对各国人民加强工作，促使至少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地方政府全部销毁核武器，并促使他们保证今后不再搞核武器。我想强调一下，将来的世界政府自己必须拒绝储存核武器，并把赋予自己的拒绝权作为世界政府宪法的基本条款。”?[12]
其二，世界政府的权威必须建立在各地方国家平等地参与世界政府的各项决策的基础上。“这种世界政府的形态对中小国家必须保证真正的平等。对这个世界政府的各种政策，所有国家都要享有发言权。”?[13]
在建立世界政府的具体途径和方式等问题上，汤因比的设想是：
第一，实现世界的统一。建立世界政府，只能通过和平的方式。武力统一世界的尝试，只能是自取灭亡，达不到统一的目的。在战斗方式上，处于一个极端的游击队和另一个极端的核战争，已使武力统一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第二，建立世界政府必须实现政治观念的更新，也就是说，需要人们放弃那种对自己国家宗教般的献身精神，面向世界，树立热爱全人类的新观念。“我们要把最大的忠诚献给人类，而不献给我们所属的地方国家和统治着这个国家的体制”，“我希望国家的神圣地位要否定，而恢复纯粹大自然的唯一神圣地位”。?[14]
第三，为实现世界统一，需要有一个把世界各民族结成一体的新的世界宗教，以作为大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精神纽带。汤因比通过总结希腊历史，对当今世界自发进行政治统一的可能性，感到悲观。但他认为，若能通过宗教方面的革命，促使人的思想感情急剧地、广泛地发生变化，则实现政治统一也不是不可能的。“估计将来在全球规模进行人类自发统一中，总要有一个共同宗教在世界推广，由此来完成这一重要任务的。”?[15]
第四，建立世界政府，还需要有能胜任的世界政治家。汤因比通过对中国历史上实现大统一的经验的总结，认为汉高祖刘邦是一位把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从地方分权主义持久地引向了世界主义，并巧妙地运用处世才能完成统一中国这项事业的杰出政治家。“将来统一世界的人，就要像中国这位第二个取得更大成功的统一者一样，要具有世界主义思想。同时也要有达到最终目的所需的干练才能。”?[16]
汤因比从对今后国际社会面临的各种挑战的预测出发，提出了建立未来世界政府的设想。他的这一设想令人鼓舞，值得当今社会政治学家重视。在具体论述过程中，他就联合国章程中某些条款，对大国扩军备战的事实作了批评，并明确表示对生产、储存、使用核武器持反对态度。这一切，显然具有积极意义。但是，汤因比回避当今世界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这一事实，将世界政府的降临寄之于人们观念的更新、合格的世界政治家、一个新的世界宗教等，并一味强调通过和平方式来达到既定目标。这种完全否定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具有明显改良主义色彩的设想，在现实生活中注定是行不通的。?
第一节 知识分子与政治
汤因比认为，知识分子对政治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是脱离所处时代和环境，埋头于纯学术研究，致力于去探讨所谓“普遍性的永恒性的”问题。例如，柏拉图对故国雅典不太抱精神上的亲密感；歌德对祖国德国同拿破仑的交锋，从政治上、心情上都不怎么关心。二是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的问题表现出非常热切的关心。例如，马克思注重于使自己的思想转化为进行政治活动的计划；列宁则进一步将理论应用于实践，掌握了俄国的统治权，并为共产革命而行使这一权力。
在汤因比看来，知识分子既不能完全超脱现实问题，完全割断与自己生活的时代和环境中的各种问题的联系；同时，也不应当完全陷于政治。他赞成采取一种“中庸之道”的态度，认为苏格拉底可谓这方面的楷模。苏格拉底与雅典政治生活保持着某种联系。他平时主要关心普遍性的永恒性的问题，而不介入争论不休的政治，但是，一旦他认为有必要采取某种政治手段——即使一般是不为人们欢迎的——他就认定这样做是市民的一项义务而毫不迟疑地实行。例如，他曾在一次雅典议会上公然投反对票，反对一项在一般市民间很得民心而道义上却极恶劣的提案。所以，汤因比赞赏道：“苏格拉底既不刻意参与政治，也不回避。我想他的这种实践表明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应取的正确态度。”?[1]
在具体“介入”过程中，汤因比强调必须采取“于心公正的立场”。他认为，那种“不带感情”、“不偏向一党一派”、“公正无私”的介入，在有些情况下是办不到的。例如，关于希特勒对犹太人大屠杀的问题，如果像预报天气一样，不带任何感情地报道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就不可能正确地记载这一屠杀问题，就等于无视道义而默认了对犹太人的屠杀。所以他说：“概括地来说，我的结论是：当论述人类现象时，完全抛开感情，不偏不倚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往往牵涉到道义问题。事实原本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抛开道义上的判断来记录事件，这是不可能的。能完全科学地记述的，只限于没有人介入的事实和现象。”?[2]
第二节 能力主义体制
在选择合适的政治体制问题上，汤因比分析了以下三种政体形式：
1.独裁制。汤因比认为，长久的独裁制，比起不可救药的无政府状态固然要好些，但毫无疑义，独裁制仍然是一种灾难性的政治体制，不过，出于两种性质不同的理由，人们往往容忍甚至欢迎或要求独裁制。其一是心理上的经常性的，再一个是环境上的偶然性的。心理上经常性的理由是，独裁制能够把一切个人从必须作出决定性的选择这种痛苦中解放出来；环境上偶然性的理由则是就发生物理的或者社会的异乎寻常的情况等因素而言的。例如，在危机情况下，面临危机的人委身于一个人的指挥，往往要比分散地各自去处理共同的危机更容易些。坐飞机、乘轮船或跟骆驼商队旅行，如果不服从指挥，那是相当危险的。同样，在社会的非常事态中，人们会认为与其让无政府状态继续下去，不如委身于独裁政权，这样做危害可能要小些。
2.民主制。汤因比肯定，民主制是人们迄今所想到的弊病最少的政体；但又指出，民主主义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议会民主主义的体制下，人们容易主要尽忠于占劣势的集团而不是主要尽忠于占优势的集团。就是说，政党的利益往往优先于国家的利益，而国家的利益又往往优先于全人类的利益。
第二，无论在直接制民主主义，还是代表制民主主义下，为了服从所属政党的路线，往往要对政治家施加很大的压力；这样，政治家与其说注意真正的公益，不如说他们往往更注意自己的当选或连任。一些人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可以随时抛弃自己的良心；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为了政治上的策略，自己认为不正确的政策，也常常要装出支持的样子。
第三，民主制往往会产生出那种一生以政治为职业，具有专门说服选民而取得权力、登上政权宝座的伎俩的政客。这些政客虽然通过选举产生，但选民实际上并不信任他们，认为这些人缺乏诚意，是不够格的；不过又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更值得尊敬的统治者。对政客所广泛产生的幻灭感，往往进而导致对民主政体本身的不信任，从而使民主主义陷于危难。
第四，民主主义要求公民对自己管理社会的能力抱有充分的信任感，但由于两种原因，一是人口爆炸，二是技术技能范围的扩大和由此而来的产量的增加，人们感到，周围的环境使自己越来越渺小了。人为的物质环境，发展到使人窒息的程度，从而导致人对自己的能力失去信心，感到自己不能成为有成效地对社会负责的一员；而如果他们不相信自己参加公务会产生效果的话，他们也就不会积极努力去参加了。
第五，民主主义还潜藏着堕落成为愚民政治的危险。例如，雅典民主制的黄金时代，权力已经根据宪法掌握在民众手里，可是实际上他们还是甘愿接受贵族阶级的领导的。当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而使雅典民主制失去威信时，富裕阶级便借此机会建立了暴力的政权。
3.能力主义体制。基于上述考虑，汤因比提出：“我想最好的行政体是meritocracy（能力主义体制）。”?[3]这种体制的基本特征：把消极权限尽量交给大多数人，就是说，不给大多数人管理政治的“积极权限”，只使他们在与自身有决定性利害关系的问题上，行使否决权，这样来控制所谓政治的“消极权限”；真正的权力主体由最公正、最有效地严格选出来的人所组成。
汤因比提出，这种行政的能力主义体制，在人选上不采取一般群众选举的办法。他的设想是：在行政体中，最好是一部分人靠相互选举，另一部分人靠指定，并且被指定的人应该是由在社会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同时在政治上经济上又有无党派色彩的团体所指定的人。
不过，汤因比也承认，在能力主义体制下，由于领导层有脱离群众或者还想继续掌权的潜在愿望，实际上很可能忽视群众的利益。“能力主义的政治也有其相应的弱点，这同在道义上和知识上没?有经过千锤百炼的选民中推行民主主义，是同样危险的。”?[4]
汤因比的“能力主义”，对人民群众的参政能力，对他们在政治过程中的主动性和积极作用持怀疑态度，而寄期望于合格的、高明的统治者。他虽然提到，能够让尽量多的公民参加立宪政体，是人们争取的政治目标；但又指出，今天的世界，特别迫切地需要从政治上、社会上进行根本改革，而用立宪的方法是否能够完成这项工作值得怀疑。
汤因比强调民主制下对领导者的能力要求。他认为，在非民主的国家，领导人是靠行使武力、蛊惑群众来实行统治的，他们对所统治的国民或施以压力，或煽起反理性的感情使之服从。相反，民主政体领导人，必须使自己主张的政策让公民感到合情合理、心悦诚服，从而取得他们的合作，而且这种理性的对话，要充满冷静的感情。他说：“民主领袖必须在两条困难的道路中间巧妙地穿行，而且他们在中间巧妙行动的余地特别窄小。一条路是，当他判断选民的要求和希望是错误时，还想去迎合他们的愿望。如果他屈服于这种心理上的诱惑，实际上就等于放弃了作为领导本身的职责，背叛了寄托在自己身上的信赖。与此相反，另一条路是，对于某一政策，认为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如果坦率地提出就要被拒绝，结果就采取欺骗手段使选民投赞成票。这也是背叛了寄托在领袖身上的信赖。并且这种欺骗早晚要被揭穿，那时他终究要失去群众的信赖，而使信誉丧失殆尽。”?[5]所以，对于民主领袖来说，不仅需要具有不用压制和蛊惑就能使国民服从的明确的伦理与知识特长，还需要具有高尚的大公无私的献身精神。
正是由于上述情况，汤因比认为，当一个民主领袖要比当独裁者来得困难；真正合格的民主领袖很难发现，即便发现了，作为本人来说，由于领导本国人民很困难，也不见得接受这种劳而无功的工作。在他心目中，罗斯福、丘吉尔可算是现代民主领袖中的佼佼者。
汤因比强调领导者的作用，将领导者的合格与否视为民主政体能否完美地发挥其机能的重要因素，并就领导者的条件提出了具体设想，特别要求民主领袖既不能为迎合民众而欺骗自己，也不能为贯彻自己的理念而欺骗民众。这些观点是值得肯定的。此外，在对政治主体作分析时，汤因比注重于发掘、探索特定对象的政治心理因素，这种尝试颇给人启示。不过，在对待人民群众政治作用的问题上，汤因比明显地表现出漠视态度，主张只能给予他们管理政治的“消极权限”。这反映了他在政治立场方面的资产阶级保守主义倾向。
第三节 权力弊病
在肯定“能力主义体制”为最好政体形式的同时，汤因比提到了能力主义所固有的弱点。他通过引述阿克顿男爵的名言“所有权力都要腐败，绝对权力要绝对腐败”，确认权力对能力主义领导层也有腐蚀倾向，这就是“权力弊病”问题。
所谓“权力的弊病”，根据日本知名学者池田大作的说法，意指“权力”具有一种本质，会强化当权者的骄傲自大、贪图名利，使其堕落，而权力的行使又隐藏着对人权的侵犯，有时会有剥夺人的生存这一特性的危险。早在18世纪，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就对“权力弊病”问题作了具体分析。他明确提出，根据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喜欢滥用权力，他们使用权力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为了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这些思想构成他“三权分立”学说的理论基础。
汤因比首先肯定权力存在的必然性。因为人是社会动物，权力是从社会关系中自行产生的，所以，由一个人或一个以上的人们掌握行使权力，这在社会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随后，他指出了权力的双向作用：它既可以服从于好的目的，也有为坏的目的服务的可能。
那么，“权力弊病”产生并得以存在的根源是什么呢？汤因比认为，这同权力主客体双方都有关系。首先，对于权力主体即当权者来说，由于所有生物本来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贪婪的，“所以掌握权力的人会陷于一种很强的诱惑，即便牺牲被统治群众的利益，也要为个人私利而乱用权力”?[6]。在民主制度下，有些民主领袖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一味迎合选民的愿望，而不能合理、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其次，权力的牺牲者们有时之所以会默认不正当的行使权力，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社会的头等大事就是防止使其成员陷于不能生存的混乱崩溃状态，出现不正当的权力行使总比社会崩溃要好些。因此作为社会成员，他们采取了宁愿付出任凭当权者为所欲为的代价也要让社会免遭崩溃的态度。这种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掌权者滥用权力的倾向。
既然“权力弊病”的根源在于人性原来就有的一种倾向，因此，汤因比指出，“解决这一问题唯一有效的方法是，在个人行为上要使利己主义即贪欲，服从利他主义即爱。换句话说，自我克制才是个人以至全人类走向幸福的唯一大道”?[7]。其实，权力，作为一种人支配他人意志的能力，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具有不同的性质、功能和表现形式，它的消极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着社会政治制度的制约。
第四节 “世界政府”论
汤因比指出，国家主义——对地方民族国家集团力量的崇拜——是西方脱离基督教时代后的主要宗教。在今日世界，约有一百四十个正式的主权国家，每个国家都被奉为神明，享有任意肆虐的神圣权力。但是，由于某些方面的原因，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地方民族国家的崇拜思想减退了。第一，科学技术的进步，导致无论军事的还是非军事的活动的规模都在显著地扩大。如果要开展哪怕有一点意义的活动，唯一有效的规模只有全球的规模。这就意味着地方民族国家，作为原先最适合于人们各种活动的单位，今天已成为极不方便的东西了。一百多个主权国家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权威性的国际政策，从而给世界技术和经济的交流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障碍。第二，以经济为目的的一些民间组织——营利的企业团体和工会——已经比各国政府机关还强大，因此对其成员来说，这种组织比政治上的公民权还重要。各国政府对跨国营利企业团体已无力对抗。工会虽然还没有越出国界，但各国政府同其中的一些组织已不能抗衡。第三，战争中的技术进步，投入战争的整个社会剩余生产的增大，使每次战争都比前次战争增大了破坏力。战争的结果，往往是对交战双方都带来灾难；尤其在核战争中，胜利的一方是不存在的。战争制度只要没有被新的制度即世界政府所代替，是不会杜绝的。即使在核能时代，只要现在的一百四十几个地方国家不从属于统一的世界政府，战争的可能性还会继续存在。“越深入进行这样的考察，越使我不能不得出这样一种认识，……不能让现在的约一百四十个地方国家永远作为一个有权发动战争、有权最终决定各种民事的政治单位保留下去，而且也不可能保留下去。”?[8]为此，汤因比呼吁：必须剥夺地方国家的主权，将各个地方国家的行政权限逐渐地转移到世界政府手中。而且，“在科学技术可能而且已经能够对于交通运输提供许多便利的程度而言，世界政府已经是一个很实际的建议”?[9]。
那么，联合国组织能否发展成为世界政府呢？汤因比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虽然已经证明联合国并不像它的批评者有时所说的那样无用，但是，“联合国显然不能变为一个世界政府的胚胎”?[10]。从表面上看，参加联合国的各主权国家都有一票，实际上，五大国所拥有的否决权，使各国平等成为徒有其名。所以，“联合国组织似乎未必能成为一种制度的核心，从中会产生一种终不可少的世界政府”?[11]。
汤因比所构想的世界政府具有两个明显特征：
其一，一方面，各个地方国家除武装警察应作为例外而允许存在，用以维持各国国内的秩序和法制外，均应放弃一切军备和军队；另一方面，要建立一支世界警察部队，由世界政府自己直接召募，它需要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以便能够在发生不正当活动、纠纷和暴动，严重干扰世界和平，或严重损害个人的或集体的人权的地区，根据公正的条件恢复和平。
在世界政府的军备建设中，汤因比坚决反对制造、储存和使用核武器。他提出：“我们无需等待世界政府的建立，我们要对现有的各地方主权政府，对各国人民加强工作，促使至少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地方政府全部销毁核武器，并促使他们保证今后不再搞核武器。我想强调一下，将来的世界政府自己必须拒绝储存核武器，并把赋予自己的拒绝权作为世界政府宪法的基本条款。”?[12]
其二，世界政府的权威必须建立在各地方国家平等地参与世界政府的各项决策的基础上。“这种世界政府的形态对中小国家必须保证真正的平等。对这个世界政府的各种政策，所有国家都要享有发言权。”?[13]
在建立世界政府的具体途径和方式等问题上，汤因比的设想是：
第一，实现世界的统一。建立世界政府，只能通过和平的方式。武力统一世界的尝试，只能是自取灭亡，达不到统一的目的。在战斗方式上，处于一个极端的游击队和另一个极端的核战争，已使武力统一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第二，建立世界政府必须实现政治观念的更新，也就是说，需要人们放弃那种对自己国家宗教般的献身精神，面向世界，树立热爱全人类的新观念。“我们要把最大的忠诚献给人类，而不献给我们所属的地方国家和统治着这个国家的体制”，“我希望国家的神圣地位要否定，而恢复纯粹大自然的唯一神圣地位”。?[14]
第三，为实现世界统一，需要有一个把世界各民族结成一体的新的世界宗教，以作为大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精神纽带。汤因比通过总结希腊历史，对当今世界自发进行政治统一的可能性，感到悲观。但他认为，若能通过宗教方面的革命，促使人的思想感情急剧地、广泛地发生变化，则实现政治统一也不是不可能的。“估计将来在全球规模进行人类自发统一中，总要有一个共同宗教在世界推广，由此来完成这一重要任务的。”?[15]
第四，建立世界政府，还需要有能胜任的世界政治家。汤因比通过对中国历史上实现大统一的经验的总结，认为汉高祖刘邦是一位把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从地方分权主义持久地引向了世界主义，并巧妙地运用处世才能完成统一中国这项事业的杰出政治家。“将来统一世界的人，就要像中国这位第二个取得更大成功的统一者一样，要具有世界主义思想。同时也要有达到最终目的所需的干练才能。”?[16]
汤因比从对今后国际社会面临的各种挑战的预测出发，提出了建立未来世界政府的设想。他的这一设想令人鼓舞，值得当今社会政治学家重视。在具体论述过程中，他就联合国章程中某些条款，对大国扩军备战的事实作了批评，并明确表示对生产、储存、使用核武器持反对态度。这一切，显然具有积极意义。但是，汤因比回避当今世界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这一事实，将世界政府的降临寄之于人们观念的更新、合格的世界政治家、一个新的世界宗教等，并一味强调通过和平方式来达到既定目标。这种完全否定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具有明显改良主义色彩的设想，在现实生活中注定是行不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