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管用之地

先是希腊，然后是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法国，甚至德国等国每况愈下的经济运转状况，导致许多国家，无论贫富，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普遍失望并开始寻求新的经济模式。即使经济状况好于欧洲和日本、金融市场占世界主导地位的美国，虽然继续被一些人/国家视为明星，其公民却对自己的未来与欧洲人一样悲观（下图 U.S.News/THE ORACLE）。只有略多于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相信他们会比父母更富有。即使美国政府为国民建立了越来越慷慨的安全网，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比例仍呈下降趋势 - 有70%的美国人表示，国家的国民保障体系“需要重大改革或完全废除”，年轻一代尤其对现存体系感到沮丧。30岁以下的美国人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比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更为积极。

在新兴经济体国家，奉行民主选举制度的“自由之地”放弃了对中央集权和计划的怀疑，转而推行大政府解决方案。当美国的川普政府反对自由贸易和开放边境政策时，当拜登政府开始推广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所说的“支持建设的经济心态”时，从印度到波兰这些尝试过社会主义但失败了的国家感到惊讶。曾经给予他们灵感的中国大陆已失去榜样的作用，因为在共产党将权力移交给私营部门后出现“经济奇迹”的中国大陆，现在的经济风雨飘摇。北京恢复了旧的指挥和控制方式，惩罚那些在共产党眼中过于强大的企业。在沉重的债务、人口老龄化和政府过度干预的拖累下，大陆经济早已偏离奇迹之路。

尽管在一些主要国家中资本主义似乎不灵了，但在像瑞士、台湾和越南这样一些国家和地区中，资本主义使他们的经济高效运转 - 这些地方的例子仍然值得效仿。这些国家/地区的政府重视经济自由，限制政府在管理经济和监管企业方面的作用。他们谨慎使用公共资金，因为公共债务和赤字会伴随严重的风险。他们倾向于避免当前美国政府的过度行为 - 过度支出以刺激经济、纵容大公司、主要为亿万富翁的利益而刺激金融市场。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地区的成功故事证明，政府必须要避免滥用权力，在管与放上保持关键平衡，保证经济自由，为最脆弱的公民提供帮助。

瑞士模式

丹麦、挪威和瑞典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经济治理，经常被美国进步人士奉为圭臬。这些国家与美国一样富裕，但财富分配更平等，并为所有人提供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和免费大学。但鲜有左翼政治家提及的瑞士，其实比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社会民主国家富裕得多，而且同样公平（下图 EnQuoted/WHYSWITZERLAND）。瑞士的经济规模为7,000亿美元，大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任何国家。瑞士政府为公民提供的福利同样全面，政府更精简，税收更低，金融稳定性也高于北欧社会民主国家，却并为像北欧社会民主国家那样在最近几年面临几次金融危机。瑞士的平均收入较高，收入平等程度已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相当。瑞士家庭的平均财富为685,000美元，是北欧平均水平的两倍。瑞士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之一，通常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美好生活指数中名列前五。而且，瑞士以令人惊讶的精简政府实现了所有这些目标：公共支出占GDP的35%，而瑞典则为 55%。

瑞士的医疗体系要求居民从私人供应商处购买保险，但为穷人提供补贴。瑞士世界一流的大学平均每年收取1,000美元的学费，毕业生的债务远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同龄人。与此同时，相对开放的边境帮助这个内陆国家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公司的孵化器。40%的人口出生在国外。根据经济复杂性观察站的数据，瑞士在出口产品的“复杂程度”方面排名第二，仅次于日本。OEC排名的前提是，制造生物医药或数字硬件等复杂的出口产品需要一系列优势，从优质的大学到研究中心，这些优势推动着经济发展。瑞士公司在石油以外的所有主要行业都蓬勃发展，按股票市值计算，瑞士公司在欧洲100强公司中占15家，超过任何斯堪的纳维亚竞争对手。

瑞士经济就像其联邦政治体系一样分散。该国许多最具代表性的出口产品都来自各省：瑞士军刀产自施维茨，手表产自伯尔尼，奶酪产自弗里堡。小公司是经济的支柱，占就业岗位总数的三分之二。只有六分之一的瑞士人在政府工作，仅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平均水平的一半。瑞士人更愿意工作而不是领取国家福利。在2016年的一次公投中，瑞士选民以压倒性多数否决了每月2,500美元的保障收入，批评者称这是“不劳而获的钱”。

在过去十年中，大多数富裕国家在全球出口收入中的份额下降，但瑞士的份额却继续上升。因此，即使瑞士法郎的升值速度快于任何其他货币，其出口仍然蓬勃发展 - 消费者愿意为瑞士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外国资金的流入，对推动瑞士的经济发展不无裨益。当然，瑞士的财政政策并非没有缺陷。过去十年，为了减缓法郎的升值速度，瑞士央行大幅下调了利率。结果是贷款热潮将私人企业和家庭债务推高至GDP的280%，从而增加了未来信贷和银行业危机的风险。

世界忽视瑞士的资本主义模式，或许是因为它曾经拥有的避税天堂名声 – 其严格的银行保密法后面隐藏着大量非法财富。但瑞士在外国政府的压力下，于2015年同意对其银行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其经济并未因此出现任何波动，证明其成功不仅仅归功于极其谨慎的银行家。瑞士成功的资本主义模式一直都在众目睽睽之下 -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已经开始朝着它的方向发展。瑞典在20世纪90年代遭受债务危机的重创，瑞典降低了最高税率，并将公共支出从GDP的70%削减至50%。它成为少数几个预算盈余的发达国家之一，因此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它的财政状况良好而毫发无伤。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也纷纷效仿。

台湾模式

二战后的日本、韩国和台湾被称为“亚洲奇迹”，因为它们比其他穷国在研发方面投入更多，并迅速跻身富国/地区行列。这些奇迹是由有能力的政府与工业界合作出口产品所促成的，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韩国对三星和现代的扶持，如今这两家公司都已成为韩国富可敌国的大型企业。但说到“亚洲奇迹”，就必须提及台湾的经济起飞。与韩国政府全力以赴的扶持几家企业生产销售自有品牌的跨国公司不同，台湾选择专注于发展为外国公司生产零部件的小型企业。近年来，台湾已超越韩国和美国，成为先进计算机芯片制造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先进计算机芯片是人工智能和其他未来行业的关键基础。直到20世纪70年代，台湾主要出口纺织品和服装。然后，像许多同行一样，台湾开始通过复制西方技术实现经济现代化。1980年，台湾政府借鉴硅谷的经验，开始在全岛建立“科技园区”，每个园区都有自己的大学校园，以确保区域平衡增长（下图 ResearchGate/CECI）。这些园区成为初创公司的温床，它们从这些大学吸引人才，并利用政府奖金吸引经验丰富的外籍人士回国。其中一些初创公司将发展壮大。

为了打造芯片产业，台湾招募了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德州仪器资深员工张忠谋。就像台湾曾经为美泰等全球巨头生产塑料玩具一样，张忠谋创建了一家“纯代工厂” - 芯片的合同制造商台积电。他投入数十亿美元建设芯片制造厂，建立了对竞争对手的不可逾越的领先优势。最小、最快的芯片是最先进的数字技术不可或缺的，它们都是在代工厂制造的。如今三分之二的代工芯片是在台湾制造的。其中大部分来自张忠谋创立的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

台积电是许多西方政客如今所推崇的产业政策的产物 - 但就张忠谋和台湾而言，这一政策是由一个精简的政府执行的。公共支出徘徊在GDP的20%左右，公共债务在34%左右，每30名工人中只有1名受雇于国家；所有这些都只是其他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小部分。通过限制政府作为支出者、债务人、雇主和监管者的角色，台湾创造了一个超额完成任务的经济体。台积电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它有足够的钱收购台湾最优秀的人才，虽然这招到部分人士的批评，认为台积电背离了台湾作为小企业家平等社会的根基。但与杰夫·贝佐斯和埃隆·马斯克等美国科技巨头不同，张忠谋并没有成为公众抗议贫富不均的焦点 - 他的个人净资产大约只有20亿美元。

台湾不会在金融市场陷入困境时出手相救，也不会救助大型银行和企业 - 即使在新冠疫情期间也是如此。2020年，台湾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合计不到GDP的7%，仅为美国、欧洲、英国和日本通过的刺激计划平均值的五分之一。虽然台湾的税率是发达经济体的典型税率，但其消费习惯却有所不同：社会项目和医疗保健较少，教育和研究较多。其结果是生产力非凡。四十年来，台湾每年的人均产出增长速度都快于G-4国家。在过去四年中，台湾的增长率是G-4国家的八倍。这些增长可能归因于台湾GDP中制造业占比异常高（30%），而制造业是与生产力增长最密切相关的行业。由于台湾一直努力在中美之间正在兴起的冷战中保持中立，它可以说已成为中美争相拉拢的对象。作为世界上最先进计算机芯片的制造地，台湾是技术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如果无法获得台湾生产的高端芯片，美国和中国大陆都无法实现其全球技术霸权的野心。

台湾的风险在于它距中国大陆太近 – 160公里/100英里。美国国防分析人士担心，由于高端芯片制造厂都集中在台湾本岛，台湾极易受到仅100英里外中国大陆的导弹威胁或海上封锁。对于一个相对较小的地区来说，这一直是焦虑的根源。台湾创造了一种商业环境，既能催生出初创公司，也能催生巨头，并产生巨大的财富，而且财富分布相对均匀。台湾的资本主义模式，或许会得到更广泛的研究。

越南的资本主义奇迹

20世纪70年代末毛泽东的继任者放松了国家控制，中国大陆微不足道的私营部门得以发展壮大，其经济发展从此一日千里，一发不可收拾。现在，私营经济为城市提供了超过一半的就业岗位，其产出也占中国大陆GDP的一半以上。私营部门帮助北京经济迅速起飞，使中国大陆占世界GDP的份额在几十年间增长了两倍至15%，重新成为全球强国。但2010年代末，北京重新确立了国家控制的“国家资本主义”，使其增长急剧放缓，正在吞噬其经济奇迹。

与中国大陆近年来的蹉跎经济形成对照的，是务实的共产主义政府领导下的越南，学习模仿20年前中国大陆创造奇迹时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正在起飞（下图 Nedium/VnEconomy）。

20世纪80年代末时，越南一直靠苏联的施舍度日。其经济增长停滞不前，通货膨胀率高达700%。河内的应对措施是向私营企业开放国营经济，废除集体农场，将土地出租给个人，个人首次被允许在国内外出售农产品赚取利润。长期以来一直是与饥饿作斗争的大米进口国越南，如今已成为大米出口国。即使现在，在许多国家提高贸易壁垒的情况下，越南仍然是自由市场的共产主义拥护者。效仿中国大陆早期的改革，越南将所有资源都用于建设出口制造业强国。为振兴私营部门，越南出售了11,000多家国有企业，到2010年代末只剩下600家。为了支持工厂，它投入大量资金建设运输系统以将商品运往市场。目前，世界银行对越南基础设施质量的评分高于任何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其国际高中考试成绩经常位列全球前十，高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

奉行实用主义的越南现在已能够生产出越来越复杂的产品 - 三星和苹果等巨头的智能手机和计算机产品。连续数十年保持增长的越南，如今也成为亚洲奇迹国家之一。30年来，越南人均年收入增长了两倍，达到近3,000美元。日均生活费不足2美元的人口比例从60%下降到不到5%；近90%的人有医疗保险，使越南成为消除贫困的领导者。2013年，越南诞生了第一位亿万富翁范日旺。范日旺毕业于俄罗斯的一所大学，他的第一桶金是将方便面引入乌克兰生产销售。现在范日旺是越南首富，拥有越南最大私企之一的Vingroup集团。作为一名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他在越南受到广泛的赞扬。问题是越南的繁荣能持续多久。越南共产党已经执政半个世纪，新任党总书记苏林的权力巩固可能会对这一记录进行考验。就目前而言，越南正通过出口走向繁荣，并证明即使是共产主义者也能通过给予人们更多的经济自由和简化国家职能来成功管理资本主义。越南的例子也表明，即使在独裁的一党统治下，资本主义依然能发挥作用。

美国的“资本主义”

瑞士、台湾和越南，以及改革开放至2010年末的中国大陆经济实践表明，给予人们更多的经济自由仍然是人类实现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最大希望。国家无休止的扩张并不是解决二十一世纪危机的可行方案。可以限制国家/政府的权力，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更有的放矢地瞄准公共支出，为人们留下足够的空间，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投资，而不受繁文缛节和政府干预的束缚。

反观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却与有限中央权力小政府的建国理想背道而驰且愈走愈远（下图 MISHTALK/FINANCIAL TIMES）。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通过增加公共债务、每年推出数千项新法规以及通过越来越大规模的救助来应对每一次新危机，联邦和州政府雇员不断膨胀。政府增加了许多社会项目支出，以支持补贴穷人（懒人？）和那些每况愈下的中产阶级（尤其是老年人）。政府同时还实施了金融市场救助计划，主要惠及超级富豪。而这些年龄较大的受惠富豪，往往拥有股票、债券和财产。这种扭曲的资本主义形式被恰当地讽刺为“富人的社会主义”，而美国经济政策的漏洞比“富人的社会主义”的问题要严重得多。

美国“混合”资本主义制度的平衡已经过于偏向国家控制，最终使社会精英这类既得利益阶层受益。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需要的是鼓励私人竞争的政策，支持年轻人和创业公司，而不是保护年迈、保守、不尚创新、趋于垄断、主宰着美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精英” - 寡头、亿万富翁和巨头。恢复对资本主义的信心需要向那些仍然为普通民众服务的制度的国家学习，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更有限的政府。

* 鲁奇尔·夏尔马（Ruchir Sharma）是洛克菲勒国际公司董事长，本文改编自他撰写出版的《资本主义出了什么问题》（What Went Wrong With Capitalism）一书的部分内容。

参考资料

Sharma, R. (2024). Where capitalism is working. FOREIGN AFFAIRS. 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capitalism-switzerland-taiwan-vietn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