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 哀牢山的坝区
1968年，毛泽东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于是，全国所有的中学生都被安排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学校早已停课，学生们由学校安排去各地农村。
当下的哲学名人常教导年轻人要学会作出最佳选择。回顾自己的人生，我仍相信在我们那个年代，自己尚未作出选择时，社会已经为我们做了安排。个人能做的选择是很细微的。
那时，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人生旅途，不能继续上学，不可以去城市的工矿企业工作。摆在我面前的就是上山下乡，必须离开自己父母，必须离开学校，必须离开自己居住的城市上海，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政府给了我们六个可选择的地方：内蒙、黑龙江、江西、安徽、贵州和云南，包括去农村插队落户和去建设兵团。我父母曾想让我们去黑龙江，因为我叔叔在东北工作，或许能对我们有所照顾。但是学校不同意，因为去黑龙江兵团是可以领工资的，要让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学生去，所以我没有资格去黑龙江建设兵团。
我和我班同学WL立即决定：去云南。WL和我是学校游泳队的队员，喜欢游泳。我们畅想着云南天气比较热，一直可以游泳，多好呀，当即报名去云南。
那天回家，我父母都不同意我们去云南，认为云南离上海太远了。但我毫不动摇，坚决要去远远的地方。再说，去安徽、江西的名额有限，那儿离上海近，许多同学想去，在班里要拼比争取，我和WL都估计自己难以争到名额。
所以说，尽管有六个地方安排我们这批学生去落户，事实上，我们仍没有随意选择的自由。
插队前， 我向往着去见识更多的地方。我常想，如果中国象欧洲那些小国那样，我们从上海到云南岂不是去了外国了吗？我要去远远的地方，想去看看远方的世界。
既然我已经决定去云南，我妈妈希望我能带我弟弟一起去。那时我弟只有15岁，父母不放心他一个人去另一个地方插队。我在女校读书，我弟弟是另一个学校的学生，我们必须把我弟弟转来我们学校，然后才能安排在一个地方下乡。当时下乡是以区为单位的，我弟弟与我在同一个区的不同学校上学，在下乡名额分配上没有问题。殊不知，我校主管知青分配的老师坚决不同意把我弟弟转来我校。后来，妈妈到处去托人求情，在其他老师的帮忙下，我弟弟终于转到我校。于是，我、我弟和其他同学共六人组成一个集体户，分配到云南哀牢山区的新平县漠沙公社曼陇大队上阿奴生产队插队落户。那是把上海户口迁去云南落户的大举动， 实际上就是消了你的上海户口，别想再回来。
那位主管我们下乡的老师，在学生的分配工作中做了很多不讲情理的事，有了一点小权，就蛮横霸道，没有慈悲之心。有一天，我在学校帮老师做些杂事，看到一些家长在哭诉家里的困难，恳求着那位主管知青分配的老师能否给予一点儿照顾。那家长几乎是跪下了，哭泣道：“老师呀，你也是有子女的人，你替我们想想，我该怎么办呢？ …… ”可那主管老师没有丝毫的关心与同情心，扯着嗓子，摆着架子打发着那些悲伤的家长。我们几个同学见了都很气愤，我班的一位同学说：“她心地不善，会遭报应的。”
结果，一声怨气即刻变成我们这几个学生的共同诅咒：“对，她一定会遭报应。”
几年后，有同学从上海探亲回云南，非常严肃地对我们说：“我们的咒语灵验了，那主管知青分配的老师的女儿在游泳时淹死了。这老师作恶太多，老天给报应了。”
听了这消息，我们的第一感觉是恶有恶报。但是，我们也立即感到这老师太可怜了。她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中年丧子，她一定难过死了。于是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合掌拜天，为我们的诅咒感到惭愧，我们不可以这么坏心眼。我们都祈愿那老师重新振着起来，永保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