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读史札记(73)--明成祖靖难始末之东角门定计

2.东角门定计: 对封建诸王的感觉犹如芒刺在背的不仅仅是卓敬、叶伯巨们,还有被朱元璋称之为“仁明孝友,天下归心”的皇太孙朱允炆。朱允炆和他父亲太子朱标不同,朱标虽然也是以仁慈、宽大著称,但是,按照封建的礼法,朱标是诸王的长兄,古有长兄代父一说,所以,朱标对于诸王来说也还是敬畏有之的。而朱允炆身份减朱标一等,沦为诸王的侄子,而且,因为被立为皇太孙的时间不长,威望没有得以充分树立,和皇祖的学习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施展,所以,在诸王中间特别是军功显赫的燕王等人看来其人不过是孺子而已。而朱允炆虽则年轻,却也聪明,他对诸王的看法和乃祖有着截然不同的思路,作为旁观者的他,相对于朱元璋更加贴近于现实。 朱元璋祖孙之间曾经有过一次简单的对话,直接反映了他们对藩王问题的真实看法。朱元璋踌躇满志的对朱允炆说:“现在,内里的跋扈的大臣也已经被我除掉,外面有藩王为你镇守四边,你以后就可以端拱而治了。”朱允炆则说:“诸王如果和朝廷一心倒也罢了,倘若诸王起兵谋反,如之奈何?”朱元璋一时语塞。朱允炆就说:“如果诸王反叛,只好请用祖制,效法汉代的做法,削藩。”朱元璋点点头说:“没有比这个办法更好的了。”朱元璋自己对这番谈话后来显然没有足够的重视,而朱允炆则把这次谈话作为自己今后的既定方针来看。 朱允炆同时还把自己的担忧和亲近的黄子澄说了,一次在东角门,朱允炆问黄子澄假如诸王谋乱怎么办?黄子澄信心很足,他慷慨的回答道:“诸王护卫兵,才足自守。倘有变,临以六师,其谁能支?汉七国非不强,卒底亡灭。大小强弱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这番大道理很让朱允炆满意,而后朱允炆就是套用了黄子澄的话来回答朱元璋的,史称:东角门定计。 然而,我们仔细分析一下黄子澄的话就会发现这个主张未尝不是好的,可是却也空乏的很。黄子澄不过是个书生,只知经而不知权,只知目的而不知手段。当然,关于这点建文君臣自己都是浑然不觉的。 当时,建文帝的智囊团的主要人物包括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其中只有齐泰一人知兵,史书上记载齐泰的发迹是这样的:“太祖尝问边将姓名,泰历数无遗。又问诸图籍,出袖中手册以进,简要详密,大奇之。”所以,他后来被用作兵部尚书。与黄子澄同参军国事,成为实际的宰相。而方孝孺则是名重一时的老书生和当代的大儒。蜀王朱椿对他很是敬重,而朱元璋一眼看破,他说:今非用孝孺时。但建文对方孝孺却是情有独衷、破格使用,每每和他谈论军国大事,更为主要的是让他出任《太祖实录》的 总裁和负责国家官员的改革制度的实施。 应该说朱元璋留给建文的并不是一个十分令人满意的朝廷,当适时,中央因为屠杀而中枢乏人,而四方的藩王因为厚养而权重。而由于朱元璋实行了多年的严猛的政治使得地主阶级不免怨声载道,特别是朱元璋对江南地主的严厉打击,让他们倍感不快。因而,建文甫一即位,立刻宣布政治上的改良。他在诏书中称:“永惟宽猛之宜,诞布维新之政”对于过重的赋税,建文也许诺给予减免。朱元璋死在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当年七月间建文帝就下诏行宽政,赦免罪犯,捐免逋(欠)租。十二月,又下诏说:“朕即位以来,小大之狱,务从宽减,独赋税未平,农民受困,其赐明岁天下田租之半”(《国榷》卷十一)。此后,建文元年二月,又诏均江浙田赋。太祖时江浙赋税独重,悉与减免,每亩纳税不过一斗。同时废除江西、浙江、苏州、松江等地人不准在户部任职的规定,仍得在户部为官(朱元璋认为这几个地方的人很奸诈,不适合在管理财政的重要部门任职,后来朱棣等皇帝仍旧坚持朱元璋的看法,以明英宗为最)。 除此之外,建文君臣开始对官制也做了一定的修改,建文责成方孝孺总其事,用为翰林院侍讲,参据《周礼》更定官制。此事自建文元年正月起陆续进行,至四月大体告竣。所谓更定官制,其实只是某些官员品级的改定、机构的调整和官职名号的更易,并非制度上的实际改革。如六部尚书由正二品改为正一品。工部增设照磨司,兵部裁革典牧所。都察院改为御史府,设御史大夫。通政司改名通政寺。大理寺改名大理司。官员职名六部侍郎改称侍中,原通政使改称通政卿,大理寺卿改称大理卿。他如太常寺卿改称太常卿,光禄寺卿改称光禄卿等等,大体类此。地方官制主要是改左、右布政使制,只设布政使一人。提刑按察司改为肃政按察司。这件事纯粹属于无用功,而且书生气十足,对于建文政治毫无实际用处,而从侧面也反映出建文君臣的务虚和繁琐。 然而,无论是改订官制还是削减赋税,这都不是建文君臣念兹在兹的大事,他们最关注的还是藩王的问题。建文问黄子澄:“先生忆昔东角门之言乎?”子澄回答:“不敢忘”。所以,朱元璋尸骨未寒的洪武三十一年冬十一月,建文帝就对那些不安分的权力极大的叔叔们动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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