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东角门定计： 对封建诸王的感觉犹如芒刺在背的不仅仅是卓敬、叶伯巨们，还有被朱元璋称之为“仁明孝友，天下归心”的皇太孙朱允炆。朱允炆和他父亲太子朱标不同，朱标虽然也是以仁慈、宽大著称，但是，按照封建的礼法，朱标是诸王的长兄，古有长兄代父一说，所以，朱标对于诸王来说也还是敬畏有之的。而朱允炆身份减朱标一等，沦为诸王的侄子，而且，因为被立为皇太孙的时间不长，威望没有得以充分树立，和皇祖的学习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施展，所以，在诸王中间特别是军功显赫的燕王等人看来其人不过是孺子而已。而朱允炆虽则年轻，却也聪明，他对诸王的看法和乃祖有着截然不同的思路，作为旁观者的他，相对于朱元璋更加贴近于现实。 朱元璋祖孙之间曾经有过一次简单的对话，直接反映了他们对藩王问题的真实看法。朱元璋踌躇满志的对朱允炆说：“现在，内里的跋扈的大臣也已经被我除掉，外面有藩王为你镇守四边，你以后就可以端拱而治了。”朱允炆则说：“诸王如果和朝廷一心倒也罢了，倘若诸王起兵谋反，如之奈何？”朱元璋一时语塞。朱允炆就说：“如果诸王反叛，只好请用祖制，效法汉代的做法，削藩。”朱元璋点点头说：“没有比这个办法更好的了。”朱元璋自己对这番谈话后来显然没有足够的重视，而朱允炆则把这次谈话作为自己今后的既定方针来看。 朱允炆同时还把自己的担忧和亲近的黄子澄说了，一次在东角门，朱允炆问黄子澄假如诸王谋乱怎么办？黄子澄信心很足，他慷慨的回答道：“诸王护卫兵，才足自守。倘有变，临以六师，其谁能支？汉七国非不强，卒底亡灭。大小强弱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这番大道理很让朱允炆满意，而后朱允炆就是套用了黄子澄的话来回答朱元璋的，史称：东角门定计。 然而，我们仔细分析一下黄子澄的话就会发现这个主张未尝不是好的，可是却也空乏的很。黄子澄不过是个书生，只知经而不知权，只知目的而不知手段。当然，关于这点建文君臣自己都是浑然不觉的。 当时，建文帝的智囊团的主要人物包括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其中只有齐泰一人知兵，史书上记载齐泰的发迹是这样的：“太祖尝问边将姓名，泰历数无遗。又问诸图籍，出袖中手册以进，简要详密，大奇之。”所以，他后来被用作兵部尚书。与黄子澄同参军国事，成为实际的宰相。而方孝孺则是名重一时的老书生和当代的大儒。蜀王朱椿对他很是敬重，而朱元璋一眼看破，他说：今非用孝孺时。但建文对方孝孺却是情有独衷、破格使用，每每和他谈论军国大事，更为主要的是让他出任《太祖实录》的 总裁和负责国家官员的改革制度的实施。 应该说朱元璋留给建文的并不是一个十分令人满意的朝廷，当适时，中央因为屠杀而中枢乏人，而四方的藩王因为厚养而权重。而由于朱元璋实行了多年的严猛的政治使得地主阶级不免怨声载道，特别是朱元璋对江南地主的严厉打击，让他们倍感不快。因而，建文甫一即位，立刻宣布政治上的改良。他在诏书中称：“永惟宽猛之宜，诞布维新之政”对于过重的赋税，建文也许诺给予减免。朱元璋死在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当年七月间建文帝就下诏行宽政，赦免罪犯，捐免逋（欠）租。十二月，又下诏说：“朕即位以来，小大之狱，务从宽减，独赋税未平，农民受困，其赐明岁天下田租之半”（《国榷》卷十一）。此后，建文元年二月，又诏均江浙田赋。太祖时江浙赋税独重，悉与减免，每亩纳税不过一斗。同时废除江西、浙江、苏州、松江等地人不准在户部任职的规定，仍得在户部为官（朱元璋认为这几个地方的人很奸诈，不适合在管理财政的重要部门任职，后来朱棣等皇帝仍旧坚持朱元璋的看法，以明英宗为最）。 除此之外，建文君臣开始对官制也做了一定的修改，建文责成方孝孺总其事，用为翰林院侍讲，参据《周礼》更定官制。此事自建文元年正月起陆续进行，至四月大体告竣。所谓更定官制，其实只是某些官员品级的改定、机构的调整和官职名号的更易，并非制度上的实际改革。如六部尚书由正二品改为正一品。工部增设照磨司，兵部裁革典牧所。都察院改为御史府，设御史大夫。通政司改名通政寺。大理寺改名大理司。官员职名六部侍郎改称侍中，原通政使改称通政卿，大理寺卿改称大理卿。他如太常寺卿改称太常卿，光禄寺卿改称光禄卿等等，大体类此。地方官制主要是改左、右布政使制，只设布政使一人。提刑按察司改为肃政按察司。这件事纯粹属于无用功，而且书生气十足，对于建文政治毫无实际用处，而从侧面也反映出建文君臣的务虚和繁琐。 然而，无论是改订官制还是削减赋税，这都不是建文君臣念兹在兹的大事，他们最关注的还是藩王的问题。建文问黄子澄：“先生忆昔东角门之言乎？”子澄回答：“不敢忘”。所以，朱元璋尸骨未寒的洪武三十一年冬十一月，建文帝就对那些不安分的权力极大的叔叔们动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