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原来虽然名义上是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但是，权力并不在他的手中，军委他自然指挥不动，国务院又是周恩来在管，所谓主持工作唯一发号司令的总指挥部书记处负责人又是邓小平， 所以，刘少奇一直是挂名的二把手，那时候毛泽东的亲信第一是小平，第二是林彪，我前面提到的刘少奇的庐山讲话中那段，他提议搞除了毛泽东以外两个人的个人崇拜，一个是邓小平，另一个则是林彪，可见邓、林二人那时候的显赫地位了。然而，当小平一旦站到了刘少奇这面时，毛泽东的权力天平大大的失衡了。 邓小平从八大之后就开始包办中央的主要工作，没有一份中央的文件、指示不是出自小平之手，所谓大政所出、内外兼统，小平对毛泽东逐渐疏远之后，权力也开始对毛泽东逐渐疏远了。 毛泽东预感在中央说话已经听得不多了，开始启用林彪这张王牌 ，而林彪蛰伏多年也是为了等待这样的机会，毛泽东和林彪自然也是一拍即合，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九六零年，林彪就逐步布置对毛泽东的宣传和崇拜，在军队里面开足马力，一再鼓吹活学论、紧跟论、顶峰论，要求全军上下背警句、带着问题学，什么三八作风、立杆见影等都出现了。而针对林彪的举动，刘邓给予回击 ，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四日，在天津近郊的火车线上毛泽东专列上召开的著名的常委扩大会上，刘少奇首先提出：“毛泽东思想不能和马列主义分裂开来，毛泽东思想是继承、发扬马列主义，现在只提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列主义就不对，偏了。”邓小平第二个发言：“只提毛泽东思想我们在国际上被动，而且也不符合主席的一贯思想，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结合不是对等和对立。”周恩来第三个发言：“现在宣传明显偏离轨道，一个庸俗化，一个片面化。”朱德、彭真都接着响应，邓小平指责林彪给毛泽东的报告说：“林彪同志报告上写主席并中央，这是不对的，主席和中央不是并列的。”毛泽东不得不出面打圆场，说是秘书搞的，林彪不知道事后和他说了。这次会议最终确定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继承，而不是林彪所说的什么顶峰，毛泽东被迫同意把这次讲话下发司局长一级干部，次日，雷厉风行的邓小平就在中央天津会议上讲了出来，此为著名的“天津讲话”。 林彪宣传毛泽东，让《解放军报》登出毛泽东语录警句，邓小平 给罗瑞卿下达命令，要限制这种做法，黑龙江省委上报中央书记处关于单独开印毛主席语录的报告中，邓小平批示：“永远不变的是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某一个人，记住这一条，就是犯了一万条错误也打不倒。”随后，邓小平在胡耀邦的邀请之下在共青团中央讲话：“毛主席什么时候也没有说过他不犯错误，不犯错误的领袖是没有的。现在动不动就不让人说话，有人喊了打倒毛泽东，你为什么不让他说？他说了你就知道还有人要打倒毛泽东 ，这不很好吗？总比不知道要强的多！”邓小平还针对毛泽东办大食堂的做法多加责难，邓小平说：“吃食堂就是社会主义，不吃就不是社会主义？吃不吃要群众自己决定，怎么能强迫呢？” 谈及毛泽东最拿手的群众运动时，邓小平指出：“现在什么都是一拥而上，都搞群众运动、政治运动，最后就是麻木不仁了。” 作为毛泽东的另一亲信林彪则继续大力吹捧毛泽东，他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公开提出要到毛主席语录中找答案。总政副主任梁必业 就不同意林彪的说法，他和罗瑞卿、罗荣桓、邓小平反映说：“ 这种提法就不科学，什么叫在毛主席语录中找答案？难道夫妻吵架了也要到毛选中找答案吗？主席的思想是政治思想，不是百科全书。”邓小平坚决支持罗瑞卿、罗荣桓、谭政对林彪的抵制工作，一九六一年军委常委会议在北京召开，罗荣桓首先质疑林彪的活学活用论，他指出：“我们不能像有的和尚那样把木鱼敲破了还不知道西天佛祖在哪里，背警句就是教条主义，不能用教条主义解释毛泽东思想。”同时，他还提醒林彪不要提什么带着问题学，林彪开始问在哪里，梁必业给他指出来之后，林彪不高兴的说：“不好，就拿掉嘛。”会议不欢而散，会后，邓小平以书记处的名义支持了罗荣桓。 林彪早在天津讲话之后就摸透了毛泽东的意图，所以，天津讲话半年之后林彪就提出高举、紧跟一类的标语口号式的的顶峰论，为了排除障碍，林彪把谭政抵制三八作风一事捅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决定拿掉谭政。众所周知，罗荣桓、罗瑞卿、谭政、萧华是毛泽东在军队中仅次于林彪的四大金刚，谭政从井冈山时期就忠心耿耿的追随毛泽东，一直惟命是从，而此时，毛泽东为了给林彪的个人崇拜的制造让路，率先同意林彪打倒了谭政。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因为吹捧毛泽东而受到毛泽东“看过此文大为高兴。”的赞扬，其后，毛泽东在有关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的问题上再度支持林彪，称四个第一为发明创造，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同林彪、贺龙等人谈话时指出林彪的提议三八作风使得军队的政治工作上了新的台阶。与毛泽东、林彪相反的是，邓小平、罗瑞卿一再对毛泽东的个人无限的吹捧表示了积极的对抗，罗瑞卿以军委秘书长名义禁止军报在报道毛泽东时加上天才一类的字眼，避免庸俗化毛泽东。同时，罗瑞卿在小平的授意下 大力宣传马列主义普通读本，罗瑞卿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讲话时 指出：“干部战士不能只读一种书，要读很多书，要懂很多道理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书都要读。”林彪对于罗瑞卿的干涉大为不满，种下了日后清算罗瑞卿的诱因。 平心而论，在这场关于要不要个人崇拜，要不要崇拜毛泽东的争论中，邓小平所持的态度是科学的、进步的，也是符合当时历史进程的。因为毛泽东自从五八年之后指导思想逐步向左滑行，他的很多错误言论和思想导致中国经济建设出现了不应有的损失，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央应该积极总结毛泽东的教训，而不是讳疾忌医、王顾左右，毛泽东本人因为历史的局限性和封建思想作祟，错误的以为一线的领导人的调整是针对他本人来的，错误把个人的得失凌驾于全党乃至全国、全民族之上，利用林彪的投机取巧、逢迎钻营打出一张又一张更加左倾的牌，让国家进一步向 巨大的漩涡中跌落。在这点上，毛泽东自然要负有绝大的责任， 而林彪迎合毛泽东的严重错误，也逃不脱历史对他的惩罚。 毛泽东和邓小平在政治蜜月时期，毛泽东对小平赞赏有加，就连小平呈送的报告，毛泽东也称之为：“如同吃了冰糖葫芦一样舒服。”而后，随着政治分歧日渐加深，二人也是渐行渐远，终于导致第一次分手。 邓小平对于毛泽东、林彪的抵制，毛泽东并不是不知道，也不是没有看出来，不过在一九六一年的中国最大的事情是把经济抓上去，让老百姓从饥荒的边缘爬起来。所以，毛泽东暂时容忍了邓小平的一些“出格”的言行，同时鼓励林彪的做法。而在小平来说，除了把经济工作纳入正轨，还要极力反击林彪的个人崇拜， 自然也不可能不触及到毛泽东。一九六一年三月，毛泽东在广东布置关于人民公社的工作会议，邓小平也在北京召开同样的一个会议，毛泽东让人给小平知道请全国各大区都要到广州开会，然而，邓小平只是让三南（中南、西南、华南）的同志去参加广州的会议，而东北、华北、西北的都还留在北京开会，对于邓小平的大胆抗上，毛泽东第一次龙颜大怒：“这是哪一个皇帝决定的 ？”虽然后来大家都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去了广州开会，可是作为会议主持人的邓小平却是姗姗来迟，用文革中陈伯达的话说：“邓小平藐视毛主席，一路游山玩水的，最晚到的广州。”毛泽东在一九六三年最为看重的所谓“鞍钢宪法”一事交给邓小平布置完成，小平以“不是重点”为理由搁置不办，同年起草与苏联论战的稿子，本来邓是中苏论战的总指挥，可是毛泽东偏偏要陈伯达在杭州另起炉灶，最后逼迫书记处认可。邓小平并不示弱，稍后在四清运动开始时，毛泽东提出少先队应该按照村民组织建制，而小平一票否决了毛泽东这个奇谈怪论，还是“要建在学校好，学校更加了解学生。”对于毛泽东过左的文艺指示，邓小平更是拖着不办或者干脆不办，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来北京汇报工作，邓小平劈头就是一句：“你们这个不行，那里不行，干事的都是一堆毛病，看事都成了好人了？都十全十美了？”吓得杨永直不敢吭声。 不仅针对毛泽东，邓小平还针对林彪发起的种种造神运动进行了有效的反击，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些，这里再举一个例子，比如林彪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挂帅”，邓小平就在书记处会议上说 ：“有的问题要搞清楚，不搞清楚就提出什么挂帅的事比较草率 。”邓小平鼓励干部群众多多学习，他说：“不是毛主席创造了马列主义吗？不看别的书你怎么知道创造了什么？只看毛选，只会背雷锋日记不是又红又专。” 由于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分离转而和刘少奇结合，使得毛泽东顿感大权旁落，一九六二年，庐山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条时，邓小平再度提及公社的错误时，毛泽东气急败坏的打断邓小平的话说：“这几年错误就那么一点，谁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然而，不论毛泽东怎样发火，不争的事实是刘邓在六二年之后领导经济出现的奇迹，从包产到户的讨论到退赔农民，从钢铁扩张下马到均衡发展，国家的经济在一九六五年上半年出现了大面积的复苏，商店重新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副食品供应不再紧缺，总之，人们越来越对调整的信心充满了向往，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刘少奇不再是少奇同志，而代之以刘主席。 毛泽东一生从事政治斗争，深知权力下移的危害，何况他本人当年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他不能允许独立王国存在于他的身边 ，因此，毛泽东开始寻找一切机会打击刘邓，林彪、江青等人炮制的座谈会讲话、《海瑞罢官》的要害等都陆续出台了。而毛泽东自己一手创立的书记处反而成为限制他自己活动的工具，这也是他始料不及的。所以，文革第一回合的打倒彭罗陆杨事件，四人无一不是书记处成员。为了取得林彪的全力支持，毛泽东不惜 放弃罗瑞卿、贺龙，而彭真之被打垮使得书记处处在半瘫痪状态中，因为书记处的一个重要阵地就是原来的北京市委。 邓小平在文革风暴前夕并没有表现六神无主，批斗罗瑞卿的会议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小平不仅不主持，还利用看望罗瑞卿的机会向罗瑞卿夫妇问候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总之要站稳立场 才对。”批判陆定一时，邓小平说：“陆定一文章写的好，总是带点刺。”而窃听器事件出来后，对于杨尚昆的批判，邓小平作为会议的主持人始终一言不发，看着天棚。江青后来骂邓小平是袒护杨尚昆的“总后台老板”。 毛泽东所说的邓小平的强悍就在于邓小平一般不作轻易的妥协，不作无谓的检讨，这和刘少奇一打就垮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也是毛泽东对他看重的地方之一。林彪曾经形容过邓，林说：“邓这个人是一只真老虎，不是死老虎。”即使是这样，毛泽东还没有放弃“挽救”邓小平，他让小平和林彪去谈一次，他希望小平和林彪能够携手共同领导文革，不过，邓和林都是赋性强硬的人，自然不可能完成毛泽东的期望，而文革之际，毛泽东只能选择林彪，因而，邓的被打倒也在情理之中了。 王力晚年回忆毛泽东对他讲：“林彪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让小平出来，至少是常委。”毛泽东对邓的能力的留恋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这也造就了邓的东山再起。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书记处名存实亡，中央文革代之而起，陈伯达成了名副其实的“总书记”，然而，毛泽东真正准备使用的还是张姚之流，尽管如此，江青还传达毛泽东的讲话：“主席要你们把文革小组当作书记处看待。”可见，毛泽东不是不需要书记处，而是需要一个听话的书记处。 九大上，中央文革成员全体进入政治局，八届一中全会产生的书记处暂时划上了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