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愤青的愿意应该是愤世嫉俗的青年的简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叫余杰为愤青文人并不是什么侮辱的名称，余杰的对现实社会的激烈的批评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注脚。 余杰从学校毕业之后很快就投身到批评家的行列中去，他对中国的发展现状提出了很多的批评，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并且通过他们进一步反思，有很多地方出发点都是来自他做人的良知，他早期的作品中自然流露出的对人性黑暗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和抨击虽则有些幼稚不过都还是不为过的，而且，像在那么一个斗居中以 贫寒自许仍旧不放弃所谓的文斗的青年余杰来说，也是不容易的 ，但是，余杰没有给我们提供批评之后的改进的意见，即使提出来了，也是不切合实际的，这和余杰本人较少的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有直接的关系。 我看过他的一本文集，这是他自认为不错的一本书，书的第一篇文章余杰通过一个梦中的老人的话提出了解决中国高级干部司机腐败现象的途经，那就是恢复以往的抬轿子的功能，把汽车改成轿子。传统知识分子救国拯民思想中无非两个要素，一个是复古，一个是革新，两者相互交替，谁也难以战胜谁。这篇文章中体现的则是复古意识。那么我们就按着余杰的想法来看看这个办法是否可行（在这篇文章中余杰显然不是王朔的那样调侃，而且文中颇为自己的这个设想而自豪）。 原来领导的司机有假设有一个，改成轿子后变成了两个，原来的那一个不是行政编制也是事业编制，自然不会是领导人给他开工资的，那么现在的这两个的工资显然也不会是领导人自己掏腰包了，于是还要正常多出一笔支出才行。原本下边找领导办事的人只要贿赂一个司机就可以了，现在却要同时贿赂两个轿夫，贿赂成本从原来的一份变成了两份，那么随着贿赂成本的增加，某些干部收刮的成本也要水涨船高起来，老百姓自然也就要被多剥一层皮才对。所以，这种看似利民的措施最终必定以害民收场。 中国的很多事情都要按照中国的环境来加以综合考量的，比如八十年代初期引进的所谓的激励机制，仿效国外的经理人给雇用工人的“红包”借以达到奖勤罚懒的目的。经理人可以随意增减红包里面的钱数，如果能干的自然得到多数钱，少干的自然就要少得，理论前提建立的很好，然而一旦实行起来就面临了一个最大的滑稽，那就是经理人首先不是公正客观的代表，假如他徇私的话，那么红包立刻变质。事实证明红包后来就是变质了。十五大之后提出的优良资产论，剥离不良资产，调整资产结构，理顺经营关系，那时候最大的呼声就是建立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可是，剥离不良资产很快演变为一场现代的“圈地运动”，一部分经营者就内中大肆掠夺国有资产，当时江苏的一个县城，县长公开叫喊：“十五大的精神就是快卖！”卖厂房卖机器卖工人卖股份成了那个时期的时髦和热点，在这个所谓的优良资产论下，失业者再度增加。此为谈论余杰引出的题外话，不过说明中国的事情远还没有书生论道就能解决的那么简单，也不是读了几本亚当斯密、凯恩斯就能轻松了解的，所谓言必称希腊最终只能偾事。 我们的国家其实最需要的是干实事的，而不是经常空口批评的， 所以，做一个批评家很容易，社会的黑暗和以往的专制罗列起来一千条也不止，然而不解决实际问题，你问问老百姓是苞谷重要还是民主重要？何况民主也不是一般意义上那么简单的问题。余杰大骂周一良和余秋雨时说他们做了人家的枪手，现在，可能又要轮到其他人大骂余杰做枪手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