斧声烛影中有一件东西最为引人注目，那就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玉斧，有人说玉斧是宋代的镇纸，这是对的，但是，并不是唯一的解释。根据历史记载，南北朝时期，陈朝的创建者陈武帝陈霸先称帝前后“夙驾兼道，衣制杖戈，玉斧将挥，金钲且戒。”上古时代所说的刑天舞干戚，内中的戚就是玉斧，周代祭祀太庙时，玉斧往往作为一种工具出现。 后来的云南的著名的对联中说过这句话：“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 如果玉斧仅仅是镇纸的话，那么这句话就显然不通了。 实际上玉斧特别是赵匡胤手中经常拿着的玉斧应该是一个便于携带的既有供皇帝把玩又有防身作用的器械。有人质疑说宋代皇帝不会带着利器上殿的，然则到了明代，明成祖本人还经常带有佩剑，隆平侯张信因为太子之争一语不合就被朱棣用佩剑砍伤了牙齿，而赵匡胤和朱棣都是武人出身，身上带着防身的工具应该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 但是，因此说宋太宗赵光义利用这柄玉斧杀了乃兄，则是比较荒唐了，因为那么作案痕迹委实明显，而且，从当时的背景看赵光义即便是动手也不会选择这么样的下策。 宋太宗赵光义之所以被后代称为得国不正，还是有一定原因的，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说不清这个斧声烛影的背景。 因果有时候是以结果来定论原因的。比如说赵光义做了皇帝之后的几件大事就很不让后人理解。第一个是宋太祖的最后一位皇后宋氏病故之死，谥为孝章皇后，但是，这个皇后的灵柩就被停放到燕国长公主那里，大臣也不按照对待皇后的规矩来成服治丧，当年赵匡胤死后，赵光义亲口对宋皇后说共保富贵，这时候却是不见了。大臣王禹偁就在背后说：“后尝母信仪天下，当遵用旧礼。”结果，王“坐谤讪，罢为工部郎中、知滁州”。（《宋史·王禹偁传》）如果说赵光义嫉恨当初宋后不召自己反而去找德芳的缘故如此办理勉强说的通的话，那么宋后当时为什么不去找光义，而是去找德芳，德芳比较德昭还要年幼，况且也不是宋后德亲生儿子，虽说是她抚养的，如果太祖真的有遗诏宣召光义的话，宋后一个女流怎么敢私自作出决定，而光义又怎么会说出共保富贵的话呢？还有一件小事就是赵光义即位之后，一度把宋太祖的儿子德昭、德芳以及几位侄女一律称作皇子、皇女，赵匡胤弟兄的下一代，名字中间统一有个德字，然而到了太平兴国八年，赵光义这一支下属的皇子一律改名叫元×，而太祖赵匡胤的儿子和齐王廷美的儿子仍旧叫德×，唯一可以解释得过去的理由是这时候德昭、德芳和廷美或者亡故，或者被囚，而光义的皇帝做到这时候已经比较稳固了，不需要继续敷衍弟弟和侄子们了。 德芳的后代从守、世两代之后都越来越衰微了，到了南宋更是不堪。后人说太祖的后裔枝叶飘零不是没有道理的。德昭死于太宗光义的呵斥，死后先是追谥魏王，以后改为燕王。魏是大郡，而且也在宋的治下，而燕则是在北人的手中，虽说是追封，但是，这个改动背后的喻意显然不是一般泛泛的改变。 第二个是当内侍王继恩去找光义的时候，晋王的亲信左压衙程德玄正在门口等候，显然是有所准备的，而光义居然说：“吾当与家人议之。”久不出。王继恩这时候居然大叫道：“事久，将为他人有矣。”到了大内之后，王继恩还想着通报一声，程德玄干脆的很，他说：“便应直前，何待之有！”光义就此进去，定了大事。而此前，也就是赵匡胤死前的晚上“帝召晋王 入对，夜分乃退。”那么，既然在此前皇帝已然召见过光义，而且，那时候太祖赵匡胤已经患病，而光义的接班人地位如果早就简在帝心的话，皇帝不会没有嘱咐的，而光义当时得到王继恩的消息之后也不会那么慌张，王继恩更不会说事久就被人抢了的话。这是《续资治通鉴》卷八中记载的事情。到了《宋史·程德玄传》时就可以看到是说王继恩带着皇帝的遗诏来的，这显然是宋史作者的漏洞，就在北宋期间司马光的《涑水纪闻》中也只说王继恩自己决定去找晋王的，不提什么遗诏。假如真有遗诏的话，司马光这样地位的人物不会不知道，也不会不为光义宣传的。 然而，上述事情还是发生在太祖宣召光义之后的，而在后来考证者看来也有不合情理的地方，于是，就有了斧声烛影的传闻出来。说是光义害死乃兄夺位属于得国不正。姑且不论光义杀没杀他的老兄，单是光义的地位来得还是不那么光明正大。最初，宋太祖一直不愿意定都开封，准备选择洛阳和长安，反对最为坚决的就是光义，光义表面上拿出的理由是天下在德不在险。实际上，光义盘踞开封已经十五年了，一旦迁都，势力受到最大损失的显然是他赵光义。有人说开封尹自从五代以来就是皇储的别称，这是极言之，而不是实际情况或者说不是全部内容，按照《旧五代史·少帝纪》中记载，石敬瑭的儿子石重贵做皇帝时就提拔过华州刺史赵莹为开封尹，宋代开国之后仿照五代一些旧制，但是，光义就任开封尹之后得以兼任中书令后才班列宰相之上的，而不是做了开封尹就是成为潜在的皇储。宋真宗做皇太子之前也做过开封尹，但是，这离皇太子还有一段距离，在开封尹之后，真宗被立为皇太子。由此可见，开封尹是通向皇储宝座的第一号公路，但是，不能简单的说开封尹就是皇储的别名。（石重贵的弟弟石重睿就是从开封尹的位置被调离的）后来，廷美兼任开封尹，他犯错被囚，如果开封尹真的是皇储的别名的话，那就等于说廷美事件是易储的头等大事，大臣们肯定不会那么轻松的看待。然则这件事惊动的并不很大，由此看来，开封尹重要重要矣，可是，一定把它和皇储划上绝对的等号还是牵强。 《宋史·田重进传》中记载，田重进本人曾经做过宋太祖的侍卫步军头领之一，光义就想结好他，派人送去酒菜，可是，田并不接受，来人对他说这是晋王送的，可是，田重进说，我只知道天子而不知道晋王。假如光义的储君的地位已经明确的话，田重进就算不接受也不会说出这样的硬话来。而光义拉拢太祖身边的侍卫人员的用处于此也可见一斑。 还有一件事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光义立赵恒为太子之后，赵恒（宋真宗）到了街上被百姓看到，百姓齐呼少年天子，而传到光义的耳朵里，光义大为不满甚至说百姓准备把我置之于何地啊，幸亏寇准这时挽救了一下，夸奖这是天子的鸿福所致，光义才没有追究。（事详《宋史·寇准传》）设想一下，如果接班人受到群众的拥护，首先应该高兴的是天子本人，因为这是封建王朝，儿子是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建立太子是王朝的头等大事，废太子更是成为圣德之累而被君主看作是畏途的事情，然则光义并不对皇太子的这种群众基础买帐，相反还比较忌讳，和光义类似的情况就是后代的明太宗朱棣了，朱棣对儿子朱高炽一再防范，已经到了神经质的地步。原因很简单，朱棣得国不正，他不想起他人也仿效他的做法侵夺他的权力，假使是亲生儿子也不行。光义死后，王继恩连接其他人居然要拥立已经废了的楚王元佐做皇帝，而皇后居然还说居长为立，合乎清理，也幸亏吕端的反对才作罢。（事详《宋史·吕端传》）可见，皇太子虽说得立，可是地位之一般确实实在不敢恭维了。另一方面，这个王继恩的权力之大也是一个疑问，宋代不是唐明，宦官的势力一般化，远没有到专擅的境地，王继恩代天子巡视，平定巴蜀农民起义，这是宋代特别是北宋开的第一个先例。王继恩这么得宠的原因何在呢？那就是只有从当年的雪夜发生的天子更替上找理由了。 宋初斧声烛影疑案的最大诱因来自那个所谓的金匿之盟。关于金匿之盟的成型并不见于宋史太祖本纪和太宗本纪，而是载于昭宪太后本传中：“建隆二年，太后不豫，太祖侍乐饵不离左右。疾亟，召赵普入受遗命。太后因 问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呜噎不能对。太后固问之，太祖曰：“臣所以得天下者，皆祖考及太后之积庆也。”太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儿主天下耳。使周氏有长君，天下岂为汝有乎？汝百岁后当传位于汝弟。四海至广，万几至众，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太祖顿首泣曰：“敢不如教。”太后顾谓赵普曰：“尔同记吾言，不可违也。”命普于榻前为约誓书，普于纸尾书“臣普书”。藏之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这个说法和《续资治通鉴》以及其他相关史书的说法类似，情节出入不大。另外，宋史赵普本传和廷美本传中都有述及。似乎言之灼灼，然而，考诸历史以及相关背景，可知事情远非如此简单。 宋承唐后，事事师法唐代，就连宋太祖本人幼年也以李世民为楷模，所以，宋史中多有夸赞太祖生母杜后之处，比如太祖赵匡胤少年不喜读书，希望立志做李世民一流的人物，杜后就劝戒他说：“说大话的人往往不能成事。”以后，赵匡胤陈桥兵变，杜后闻之又说：“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似乎是烛照在先。而后，她训诫赵匡胤说：“吾闻‘为君难’，天子置身兆庶 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求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其见识已经决然非泛泛之辈可以预之的了。对比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位杜太后身上隐藏了很多唐太宗李世民生母窦太后的身影。被唐太宗等人尊为太穆神后的窦太后是北周名将窦毅的女儿，她得知杨坚篡位就大怒说：“恨我非男子，不能救舅家祸。”以后数次解救李渊于困危之际，李渊经常对儿子们说：“早用而母言，得此久矣。”（参见《新唐书·太穆太后本传》）李世民对他的母亲特为尊敬，史书上记载窦太后生前对李世民最为钟爱，隐示日后世民当有大前程。而杜太后的种种卓越的见识为这个金匿之盟做了有效地铺垫，因为在大家看来，像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太后能够安排这么一个决定宋室江山永固的政策也是情理之中的。 杜太后死于建隆二年，这时候，宋太祖赵匡胤只有三十五岁，儿子德昭生于后周显德三年，也就是公元957年，这时候也才五岁，当然可以说是幼儿。这些都合乎情理，然而，却忘了最为重要的一点，赵匡胤此时春秋鼎盛，而且，赵宋家族没有短命的遗传和不可治愈的家族遗传疾病史，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于戎马倥偬之间还渡过了五十多岁的时光，杜太后本人去世的时候也有六十多岁了，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看，赵匡胤的“百年之后”，德昭早就成长为长君了，事实上，赵匡胤死的时候，德昭已然二十出头的年纪，这样的年纪怎么也不能说是幼儿了吧？和后周恭帝有着本质的区别，再者，杜太后怎么能预知儿子不能久安于位呢？怎么能够预知赵匡胤在位几多年呢？这不仅不合乎封建王朝的礼法，也不符合人之常情。更为奇怪的是这么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赵宋统绪排列的秘密政策的决议居然有一个外人赵普在侧，而直接和这件事有着非常重要关系的光义、廷美都不得与闻，按照宋史的说法，光义是即位六年之后也就是宋太平兴国六年才知道的。如果这中间赵普死亡或者赵匡胤疏于交待，那么，还会有谁来证明这件事的真伪？即令是有金匿安在，那么人证呢？宋史作者还补充了一个说明：“或谓昭宪及太祖本意，盖欲太宗传之廷美，而廷美复传之德昭。”这么一说就更加不可解了，这位杜太后简直就是天人一般，她能够预测出次子赵匡胤的在位时间不说，还能预测出三子光义、四子廷美的在位时间，试想，就算光义在位十年，廷美也在位十年，那么到了德昭即位时德昭本人该有多大的年纪了？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种抄袭，抄袭的是春秋时代吴王寿梦的遗言。然则，春秋时代毕竟封建不立，封建礼法尚未形成，中国进到宋代已经是封建社会的成熟期，继承之昭穆制度早就深入人心，杜太后这种安排简直是匪夷所思。而以前此英明烛照的杜太后能够作出这样的安排的唯一解释那就是这种说法系出伪造。《宋史·廷美本传》中记载：“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继夭绝，廷美始不自安。”廷美不自安的是什么呢？既然廷美没有参与金匿之盟，不知道皇家既定的传承顺序，那么他不自安什么呢？宋史的这个记载至少透露两个东西，一个是德昭之死和德芳之死不那么正常，第二个是廷美的存在于光义看来比较危险。就以第一个来说，既然杜太后已经和宋太祖预定太宗光义即位，那么，光义没有必要害死德昭和德芳，就算是光义不想完成传位廷美再传位德昭的既定方针，那么首先害死的也应该是廷美才对。解决德昭和德芳单纯的就继承来说似乎对廷美最为有利。而以第二个来说好像是能够证明廷美是皇位的既定接班人和有力竞争者，那么，按照这个逻辑看，光义害死廷美岂不是等于公开给自己背上违背母训的不孝的罪名了吗？以光义这样一个立志做一代雄主的人物何以出此下策而不顾呢？这种圣德之累光义怎么会一点计较都没有？ 光义在得到赵普的上书之后，“上于宫中访得普前所上章，并发金匮得誓书，遂大感悟。”皇帝显然不会自己去找，自然是还有其他人过目，赵普在太祖晚年失去信任，放归已久，这时突然冒出来再相，自然会引起大家的惊奇，而世上本来就没有不透风的墙，金匿之盟当然就会传播开来，光义于此时害死廷美岂不是让天下视为异类？下面，我们再来看看金匿之盟杜太后的原话：“汝百岁后当传位于汝弟。”赵匡胤有两个弟弟，杜太后不会不知道，那么传给哪个弟弟呢？杜太后没有明说，有人或许要讲那就是推长而立，然则也不对，为什么呢？封建统绪首先是传子，家天下的含义异常狭窄，子孙一系、万古不易，其他的即便是兄弟也是旁支，而且，既然已经抛弃了子孙即位的大礼法，传弟那就也可以变通为传贤而非传长，至于传贤那就只有皇帝本人最有发言权了。放着日渐长大的儿子不立，传位弟弟又没有指定说明，即是传弟，那么廷美自然也有份，廷美之后德昭兄弟（太祖系）、德昌兄弟（太宗系）、德恭（廷美系）兄弟又要怎么办？这么一个明显制造宗族继承混乱的金匿盟约还被太祖这样开国皇帝奉为圭臬，内中蹊跷不说也知。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喧嚣一时被宋太宗赵光义君臣视之为他即位的合理法统的唯一解释文件其实是赵光义和赵普精心策划编造的，我们来设想一下，如果金匿盟约真的存在，宋太祖一直准备传位于弟，那么为什么没有遗诏？宋史说王继恩拿着遗诏去找晋王，其他的史书包括《续资治通鉴》和司马光的《涑水纪闻》都没有提及此事，如果太祖真有遗诏的话，完全可以不需要王继恩去私下找到晋王，而是应该集合大臣，公开宣读太祖的遗诏，晋王在先帝的灵柩之前即位，这是古今即位的通法，也是消除天下疑问的最好办法，光义如果真的具备合法的继承身份宁不出此？换言之，也就是只有一件事是真的，那就是王继恩确实私下找到了晋王。这个王继恩是太祖时代的宠臣，太祖身体不好，“命内侍王继恩就建隆观设黄箓醮”，可见亲信之高，以一般的惯例，这样的人在第二代统治者眼中应该得不到同等的信赖，至少不会比之先皇帝更加青睐，可是，这个王继恩不仅荣宠比之太祖时期还盛，而且，等到太宗一死，在太子已经存在的情况之下居然还敢继续搞一个新皇帝出来，可见其人的威权到了什么地步，王继恩拥有这样的大权显然是太宗生前赋予的，俗话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太宗光义对这么一个刑余之人给予这么之大的政治感情和热情，难道不说明什么问题吗？如果不是王继恩于他有恩的话，光义何苦为此呢？而之于皇帝有恩，如果不是救护于沙场，那么就是私相于内廷了。 宋太祖开宝九年十二月，光义就改元为太平兴国元年，这和几乎所有的正统王朝的正统继承人的改元办法都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可以说是对先皇帝不敬不孝的做法发生在一个有着所谓金匿之盟铁定继承文件允许的宋太宗身上，难道不也是可疑呢吗？ 在《续资治通鉴》卷八中记载：“皇后使王继恩出，召贵州防御使德芳。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这是一个比较滑稽的说法，为什么这么说呢？俗话说：“知夫莫若妻”，从古至今就是疏不间亲。以皇后之尊母仪天下居然不知道皇帝传位给谁，倒是一个内侍居然了解皇帝“之志素定”，难道不值得疑问吗？ 我们有必要来看一看这位宋皇后的背景，宋后是五代十国著名的世家宋渥的女儿，宋渥是唐庄宗李存勖的外孙，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女婿，宋氏一门家族贵盛，显于当世。宋太祖赵匡胤本来看重后蜀的花蕊夫人，但是，赵普以“亡国之物不祥”解劝赵匡胤，赵匡胤改立宋渥的女儿，宋后是赵匡胤亲自挑选的，其人“柔顺好礼”，和宋太祖共同生活八年之久，没有史料证明赵匡胤对这位皇后表示出厌倦，即使是后来光义那么对待宋后，仍旧不能从宋后本身上做文章。换言之，宋后之于赵匡胤来说是很满意的。宋太祖虽然不会以后宫来决定传位的统绪，但是，宋后本人应该知道皇帝内心心属何人。这里我们回顾一下清代嘉庆暴死热河之后道光的即位前后的风波就会比较清晰的对宋后当时的情况有所了解。 嘉庆皇帝在热河病故之后，因为大臣没有找到御笔亲书的密诏，所以，慌作一团，以内大臣僖恩等人为首的主张立皇次子旻宁（也就是后来的道光帝），可是，首席大臣托津、戴均元以不符合祖制不同意，最后决定一面寻找，一面汇报在京的嘉庆的皇后。在京的皇后后来写了懿旨，确定皇次子旻宁为皇太子，因为嘉庆生前多次褒奖皇次子旻宁，而且，皇次子也是年岁最长的皇子，兼以禁门之变中立有大功。就在皇后的懿旨到达热河的前一天，嘉庆皇帝的遗诏被找到了，内中就是立旻宁为皇太子。皇后的懿旨虽然没有帮得上很大的忙，但是，皇后鲜明的态度却是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道光即位之后，对这位仅仅比他年长六岁的继母尊如生母，亲自加尊皇太后及其母家。可以说，满清的密立储贰制度从雍正朝开始到嘉庆朝已经臻于完善，可钻的空子几乎为零，这从托津当时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然而，即使这样，在号称“本朝家法森严”的满清，皇后的力度还是存在的，大臣们最终还要把请示皇后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来办，而从皇后的懿旨看，显然在所谓密立的前提之下，皇后也还是知道皇帝准备确立的皇储是哪一位。 由上述的例子我们就不难知道在生命中的最后八年的赵匡胤对于身后的地位归属问题不可能不让皇后知道的。皇后在皇帝突然宾天后的地位也是相当突出的，惟其如此，光义对于宋后的做法才恨之入骨，以致于后来在宋后的葬礼上大做文章借以泄愤。宋后之所以去让人去找德芳，而不是德昭，也不是晋王，这里面并非没有深意。然而，宋后不是一名具有相当政治经验的政治家，而且，也没有足够的羽翼保障她的这个指示获得完成，不过，从宋后这个异乎寻常的举动我们应该知道，宋太祖并没有遗诏给光义，否则以宋后这么一个女人家是不敢轻易更换储贰的。假使宋后想要倾覆光义，那么一定做足准备，怎么会随便的差遣一名内侍去做非常之事呢？宋后尽管不是成熟老练之辈，但是，也不会轻率到如此境地。 现在，我们回头看看续资治通鉴中的关于这段的记载，只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王继恩主动去找的光义，而光义不是坐等皇帝的遗诏。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产生太祖的遗诏，光义的即位缺乏足够的文件认可，也就是最具说服力的宋太祖遗诏，现有的宋太祖遗诏是光义即位之后编造的，为了让宋太祖遗诏和光义即位互相吻合，后者继续编造了金匿之盟。从而说明光义的地位是历史上形成的，是出自太后的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