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为什么还不敢公布陈版九大报告？个中原因不外乎两个： 1)陈版的九大政治报告是已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报告：而后来的毛泽东在倒林彪的时候明确指出林彪是支持这个报告的幕后操纵人(十大报告)，并且被称作“唯生产力论” 被大批特批， 那就是毛泽东撒了一个弥天大谎，所以如果是这样一个版本的话，不可能在毛的时代披露。如果说是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那么，为什么在毛的时代也不能发表？众所周知，刘邓集团被称为“资产阶级司令部” 就是因为忘了阶级斗争而去搞生产。印刷“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 的报告的字迹还没有干，陈伯达又“嚷” 着发展生产，岂不是告诉人们“阶级斗争” 是不得人心的嘛？要不中央上层的人们为什么老是都想着过“资产阶级” 的生活。 2) 如果陈版的九大政治报告果真是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报告，既然说林彪是陈伯达的后台，那个时候的林彪就知道要发展生产了，那岂不是林彪案要大翻特翻了嘛？既使同林彪无关，陈伯达在文革斗争的岁月，能提出要以发展生产为中心，那岂不是让老邓的风光退色不少？所以在邓小平的时代还是不能披露陈版的政治报告。尤为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在1980年12月18日，最高法院就陈伯达问题进行辩论时，陈伯达的问题丝毫与此报告一点牵连都没有，相反还尽量躲避。这不正是从反面证实了陈版报告的内容？要知道，在那次所谓的“超级审判” 中，象这样白纸黑字的确凿罪证是少之又少的？当初给他安上的那些罪名，如鼓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天才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 这在毛时代是可怕的罪名，那么现在岂不成了“正确路线”？ 而法庭明确要求陈伯达对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出笼和审定一肩承担，并且解释原题目叫《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什么要改名字！不提陈伯达起草的《五•一六通知》因为是亲自在毛泽东授意下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那么为什么不提陈伯达起草的八大和九大的政治报告呢？个中缘由恐怕就是二报告是异曲同工之妙吧。[4] 那么陈伯达的这个报告和林彪的关系具体是如何的？我认为不大。首先林办秘书张云生的回忆中是这样讲的：林彪在准备“九大”报告时告诉秘书：“我向来不习惯念别人写的现成稿子，而只愿意自己顺口讲。” 林彪还说明：“我这次做口头讲话，还是用十二中全会讲话的那六个题目(全部都是文革的事).” [5] [6].林彪对“九大”报告的设想显然同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的主题就大不一样。实际的情况是，作为“笔杆子”的陈伯达只是揣摩毛泽东的意思在单独行动，陈林两个人根本就没有一起起草。在王文耀的《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前后》是这样写的：由于是林彪在党的九大会议上作报告，所以林彪就约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去他那里（毛家湾）谈了一下，以表示林委托他们三个代劳，报告内容由陈考虑，林彪就不多过问了。而后来，陈伯达带着报告的提纲，又去和林彪商量过后，回来改成总题目下面十个小题，还把这个提纲呈报给毛泽东。林彪根本就对要具体写什么没有什么意见，而是陈伯达写完之后找的林彪，回来后也没有做重大修改。对于林彪到底有没有具体理解陈伯达的报告呢？在陈伯达起草的报告被“中央文革”否决后，陈伯达托叶群劝林彪好好看看他起草的报告稿。叶群向“林办”秘书们吩咐：在向林彪讲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稿时，不能讲得太细，以防林彪脑子一热，又对陈伯达的东西发生兴趣[7]. 这写都表明林彪对陈伯达起草的报告并不是十分了解。实际上，政治报告并不能体现念政治报告的人的思想，因为政治报告从来都是起草人揣摩最高领导人的意图而写的。揣摩的对不对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后记：陈伯达的遭遇应了一个笑话：某些倒霉的中共干部，在文革初期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的指挥下被揪出来，打成反党黑帮；后来刘少奇被打倒，这位干部又被说成是刘少奇黑司令部的爪牙；林彪爆炸后，他被扣上林彪反党集团别动队的罪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来，他又被归为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组织基础；最后，华国锋登基，四人帮垮台，但是他依然不得翻身，这次，他又被说成是四人帮的同伙了，呵呵，历史被某些人无情的戏弄啊！ [1] 董保存：政治旋涡中杨成武 [2]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第1499页。 [3]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209页。 [4] 《超级审判――图们将军参与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亲历记》肖思科著第十九章 延长林彪之梦的人们（1980年冬•正义路一庭） [5] 林彪所说的“十二中全会讲话的那6个题目”是：“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中国革命在世界上的作用；今后怎么办张云生、张丛坤，《“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第463页。 [6]出处同上，第456页。 [7]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1988年，第211页；另见张云生、张丛坤的《“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第4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