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的历届省委书记当中,名声最好的是赵紫阳,名声最差的是李井泉。
客观地说，文革前的地方官员，尤其是各省委书记，在执行中央的过左政策中，有不得已的苦衷。但是，李井泉在一味取悦上司，罔顾民间疾苦这一点上是尤其过分的。
李井泉主政四川十七年（1949 – 1966），一贯极左。通常是在中央已经过左的政策上再加倍偏左。对此，白桦的评语是比较贴切的：“李井泉不仅不折不扣，而且变本加厉地执行极左的方针，硬是把一个天府之国治理成一个饥饿之乡，在四川，有口皆骂，实在是很不容易！很多四川人在“文革”中对李井泉有过冒犯，但至今不悔。”（白桦：《我所见到的胡耀邦》）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全国的“右派分子”人数是55万多人，占知识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十一，而四川被打成“右派分子”人数是5万余人，四川的知识分子人口比例低于全国，“右派分子”的人口比例则远高于全国。另外还有6万多人被打成“中右分子”。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李井泉是围攻彭德怀的最卖力者之一。其间有派系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派系的因素是李井泉属贺龙一派，贺龙因为与彭德怀有历史恩怨，在“庐山会议”上被老毛挑起攻彭，李井泉当然也得卖力。现实的因素则因李井泉治下的四川在“大跃进”中属“人祸”最重的几个省，出于自保也非得斗倒彭德怀不可。
从1958年到1962年，四川官方的死亡统计数字是812万余人。在中央已经开始纠正左的政策的时候，李井泉出于打击反对者的需要，还扣住老毛的《党内通信》不下发，致使四川的经济复苏晚于全国其他省份。丁抒的《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人祸》，东夫的《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 》对此有较详细的描述。当时死人最多的省份是四川、河南、安徽、甘肃、山东。除了四川以外，河南的吴芝甫、安徽的曾希圣、甘肃的张仲良、山东的舒同都被调离了省委第一书记的职位去任闲职。只有李井泉，不仅没调职，还被提升为西南局第一书记。
“七千人大会”上,中央收到了四川干部的检举信,检举李井泉欺瞒中央。同时, 李井泉受到众多与会代表的非难,还有人要求中央将李井泉调出四川。李井泉在邓小平的保护下过了关，回川以后不是认真改过，反而动用公安机关追查检举人，图谋打击报复。
李井泉最为人痛恨的事是在1959年宣布四川省粮票作废，使得许多人勒紧裤腰带积攒的一点存粮化为乌有。直到今日，四川的还有人提起此事就愤愤不平。（见 愚人：《大饥荒遗事》、何蜀：《为民请命的“萧李廖反党事件” 》）
李井泉最为人痛恨的话是当有人谈起“大跃进”饿死人的时候，李井泉说：“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完全没有把饿死人这件事当回事。（见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在说起河南饿死人的时候表示过：“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
当时分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廖志高（1965年接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后来也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四川省委包括我自己，在制定、执行有关政策或工作中失误主要有三条：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员的自留地恢复得迟了，这两条比全国其他各省市大约迟了半年到一年；特别是错误地搞反瞒产私分，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大、后果严重。这三条失误给群众带来更大困难，对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是我们应当记取的沉痛教训。”
不知李井泉对自己在大跃进中的所作所为有何感想，至今没见到这方面的材料。
李井泉是在南昌起义的部队撤出南昌的时候参加革命的。后来到井冈山、到中央苏区，一直作到红四军秘书长，所以文革前在四川有李井泉是老毛的秘书的说法。长征中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李井泉派到左路军，和四方面军一起南下。后来，二、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又在二方面军任职，从此以后一直在贺龙手下。两人关系极好，据龙门阵称是儿女亲家。贺龙与邓小平解放初期在重庆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关系，因而邓小平对李井泉也十分看重。
李井泉作风霸道，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四川文革前的老干部基本上是三个部分：跟随贺龙、李井泉南下的一野晋绥干部，跟随刘伯承、邓小平入川的二野干部，四川地下党干部。李井泉的做法是排挤二野，打击地下党。当然如果谁要是给他提意见，那就不管是哪个山头都得打击。以下是几个著名的冤案：
１９５８年１月，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文澄，只因对某上级领导人的不民主作风提出了批评，就被打成右派分子，并在宣传系统中
整出一个打击面很大的“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见何蜀：《红岩》
作者罗广斌在“文革”中）
1963年4月，重庆市委干部萧泽宽（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止舟（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廖伯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对西南局领导人李井泉的左倾错误提出批评，被打成了"萧、李、廖右倾反党集团"。（见何蜀：《为民请命的“萧李廖反党事件”》）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各地仿效北京“揪三家村”的
高潮中，又一批原地下党人被李井泉当作“黑帮分子”抛了出来。曾在四
川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原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张黎群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著名作家沙汀三人被打成了四川的“三家村”。（见何蜀：《红岩》作者罗广斌在“文革”中）
此外，还有在文革中影响极大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的案件。其实
刘、张二人亦属极左，因与李井泉不和，文革前刘结挺被撤销了宜宾地
委书记，张西挺被撤销宜宾市委书记。文革中刘、张起来造反，成
为全国知名的造反派干部，九大时分别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文革后被判刑，所以此案至今未见到一个公正客观的描述。
1966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以后，彭真和老毛对抗，一直拖到11月29日才在《北京日报》转载。李井泉对于是否在《四川日报》转载，也很伤脑筋。于是打电话给邓小平，恰好邓小平不在，于是又给贺龙打电话。贺龙明确回答说：不转载。这样一来《四川日报》一直拖到12月14日才转载。这一点后来成为红卫兵、造反派攻击李井泉的口实。
文革中，李井泉遇到了比他更左十倍的红卫兵、造反派，被斗得家破人亡：本人遭到造反派的绑架（见何蜀的《“红卫兵绑架李井泉”始末》）；
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含冤自杀；儿子李明清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致死。实在是很惨。
文革中，老毛还多次说李井泉的坏话, 例如 “四川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困难, 主要是刘、邓、李井泉搞的，他们把刘结挺打成反革命，把他开除党，这次才翻过来。”， “四川、贵州最乱，主要是贺（龙）、罗（瑞卿）、李（井泉）搞的”。
所以，李井泉不仅和各大局书记、省委书记一样受到打击，被定为“走资派”，而且还在《中共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中被定性为搞“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文革以前，每年的国庆节，成都市中心的明代皇城都要模仿北京天安门城楼的式样装扮起来，称为“小天安门”。这时候也成了“搞独立王国”的罪证。实在是很冤。
如果我们问他一句：“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冤死！”他又怎样想呢？
“林彪事件”后李井泉被解放出来，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直低调，直到1989年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