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早年，是否亲自参加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目前在学术届和历史研究上已经没有什么争论。但看到一些材料，质疑邓小平在红七军时期是否两次当逃兵，质疑邓小平是否参加了八七会议和遵义会议。还有人质疑邓小平早年的中央秘书长头衔，一次是中央秘书处处长 (1928-1929, 中央秘书长兼组织部长为周恩来, 后李立三任秘书长)，一次是中央直属队秘书长(1934-1935, 后来为刘英接替)。虽然皆一字之差，可作用就大不一样。
下面这个帖所持观点，就是质疑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和二次任中央秘书长的。
其实邓公，仅仅打开国门一项，就奠定了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地位。邓小平早年是否一定当什么中央秘书长，参不参加百色起义，都不会影响他的崇高地位。为什么一定要画蛇添足呢。
我们在历史研究中，或者会有一种为尊者讳的倾向，喜欢把领袖和英雄塑造成一个人包打天下和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自打娘胎里爬出来都是伟大的。岳飞如此，毛泽东如此，邓小平如此，其他的领袖和英雄也是如此。
这样打磨出来的英雄和领袖，除非让人摩顶崇拜外，没有任何正面的教育意义。
盲目崇拜英雄和领袖的结果，就是出现群众运动和信任危机。因为如果一件事不能自圆其说，会让人怀疑每件事都是编造的。
【文摘】 欧阳也: 邓小平是否参加过遵义会议？
“长征纪念馆”列出的 “遵义会议”参加者是：
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朱德(苏维埃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周恩来(苏维埃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王稼祥(苏维埃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闻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陈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刘少奇(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秦邦宪(即博古，中共中央总负责人)、邓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何克全(即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
还有：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林彪(红一军团军团)、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邓小平(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伍修权(翻译)。
总共是20人。索尔兹伯里的书列出相同的日期和名单。伍修权所著《我的历程》所列日期和名单相同，但更为详细地指出：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和凯丰是政治局 候补委员；李德和伍修权只是列席；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分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九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因部 队没有及时渡过乌江，未能参加会议。
对于“邓小平是否参加过遵义会议”一直是有争议的。
“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大字报曾指出：邓小平没有参加“遵义会议”。其理由是1965年9月以前，“遵义会议纪念馆”列出的会议参加者是18人，其中没有邓 小平。1958年11月，邓小平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说自己参加了会议，而且指出了当时自己坐在什么位置。为此，“遵义会议纪念馆”多次向中央去函 落实。195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回函说：“关于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遵义会议的问题，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无法证明。”1964年，毛泽东长 征时期的警卫员陈昌奉到遵义，据他回忆，遵义会议时他没有见到过邓小平。但是，“遵义会议纪念馆”还是在1965年9月把邓小平的名字加入了“遵义会议” 参加者名单。（这段大字保原载1967年第二期的《北京红卫兵》，转引自赵无眠《文革大字报精选》，164页）
当然，文革大字报的可信度不高。就是这张大字报中把“遵义会议”的日期写成了1936年1月6日至8日，显然是错误的。中央红军在1935年10月就到达了陕北。
索尔兹伯里的书认为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但此事是一个“历史研究的问题”。他指出：“秘书长的职责是整理会议记录、整理文件、文件归档、收发信件和 起草命令等。事实上至今没有发现邓小平以秘书长署名的电报或文件。” 同时，据后来接替邓小平的刘英说，她接替的是“中央直属队”的秘书长，而不是“中央委员会秘书长”。
索尔兹伯里的书又说：“杨尚昆出席了会议，但记不得邓是否也在场。七十年代初，杨曾问过周恩来总理。周说邓确实在场。后来，杨回忆起他看到邓坐在一个角落 里忙着记笔记——不是为了《红星报》，就是因为他是秘书长才记笔记的。不管多么重要，这些笔记也象有关遵义会议的几乎所有文字材料一样都丢失了。”
这个说法有明显的漏洞：“七十年代初” 杨尚昆已经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打倒，根本不可能和周恩来搭上话。说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还差不多。1997年的《杨尚昆回忆录》则明确说邓小平 参加了遵义会议，同时也明确地指出邓小平是“《红星报》主编，中央队秘书长”。
现在，参加过“遵义会议”的人已经全部作古。所有有关的材料都说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