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辞职预示的中国政治走向

经济改革结束了中国流血的混乱,但社会依然流泪。守旧的政治体制和激进的经济发展扭曲了社会,撕裂正义。政治改革如天边的惊雷隐隐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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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斋居士 江泽民最近辞去了中央军委主席职位,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了下来。这标志着中国政治终于开始走向成熟和稳定。这一事件可能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55周年的最好献礼。 首先,这标志着未来中国政治将逐渐稳定。江泽民辞职使中国最高权利交接方式形成惯例,巩固了邓小平为权利交替制度化的努力。回首毛泽东时代,中国一直没有权利交接制度。刘少奇被批倒了后,林彪急了,于是主动发飙导致身败名裂。毛泽东最后逝世在最高领袖的位子上。逝世前退而求其次地钦点了华国锋为接班人。80年11月邓小平将其赶下台,自任中央军委主席,又扶起了总书记胡耀邦;87年他在反自由化的口号中下了台,接着赵紫阳被树起,仅仅两年后就因为同情六四学生而被赶下台,江泽民被换上场。直到那时,新中国的国家权利交替无章可循,完全凭借个人权威和你死我活的权利争夺。难怪毛泽东满腹豪情地说,“与人斗,其乐无穷。”而结果是:国家衰弱,经济倒退,以及人民的饥谨和贫困。这种激烈的权利斗争并非共产党的专利,而是中国政治自古以来的专制形态直接导致的。专制社会崇尚枭雄,压制民意,人民对国家政治影响很小。推翻一个政权只要消灭了统治者的肉体就完成了,这就刺激了枭雄的揭竿而起,是国家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原因。现代的法制国家依赖法律治国,尊重民意,单纯的消灭最高领导人并不能消灭这个政权,国家机关依然会在法律框架中运行,同时新的领导人会按照法律程序产生。中国开始向法制国家靠近起源自邓小平倡导废除中央领导终身制,并以身作则的在1989年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这是国家权利开始受到法律限制的重要标志。江泽民也以辞职遵循了这一倡导,使其形成惯例,稳定的权利交接方式由此初见雏形。这一交接过程未来会被继续加以详尽的规范,中国政治最终将完全被纳入法律的轨道,平稳运行。 其次,江泽民辞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正在进行自身调整。随着国家日益开放,人民的权利意识逐渐生根,中国社会已经与55年前截然不同,共产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对中国的控制力不断下降。共产党自身腐败蔓延,社会逐渐向国际靠拢,各种社会问题严重,总之,国家越来越难管,人民越来越难控制。假如其顽固拒绝变革,倒台只是近在眼前的事情。这次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权利交替对其自身有重要意义。这基本形成了党内领导权的和平交接制度,无疑有助于巩固其自身执政地位和能力。未来的一、二十年里,共产党仍然有望保有其执政党的地位,继续带领国家稳定发展。共产党顺应时局作出的这一调整是必然的。长远来看,这个趋势会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共产党的在中国的影响力只会逐渐衰弱,其他政治力量也可能应运而生。 最后,国家权利使用和交接制度化的本身就是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也许已经对未来结构性的政治改革指引了方向。如果国家有幸,在将来的几十年得以保持稳定的政治局势,那么未来必然进行政治改革,改革后的架构也必然建立在当今政治基础之上。政治改革的方向是民主化,而民主的宗旨是尊重民意,重视民权,倾听每个人的声音。站在一党专政的土地上,顺着这一方向看去,未来的政治改革有两种走向,其一,象台湾那样通过开放党禁,国内百家争鸣各党竞选,走西方民主之路;其二,不开放党禁,但是共产党进行了自身改革,通过完善法律,加强人大,放松媒体,法律和舆论监督得以充分保障,腐败减少,推进了党内民主,落实了层层选举制度,共产党最终成为良性的统治集团。这种政治形态的特点是行政仍然是强权,从而保持了效率,但是统治集团的产生和监督过程中行使了民主,从而保障了有效。这脱胎于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传统,吸收了西方民主和法律的精髓,可能成为中国特有的政治方式。 总之,江泽民辞职是个好事。它巩固了中国法制化的努力,维护了中国政坛目前的稳定局面,从而保障经济继续快速发展。同时,国家权利交接的制度化也意味着中国政治的结构性改革开始萌芽。 23:50 0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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