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 “密电事件” 的几种说法
欧阳也
1935年9月9日，张国焘发电报给在右路军中的陈昌浩和徐向前。该电报导致陈、徐率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南下。在陈昌浩和徐向前南下之前，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和右路军中的一方面军部队突然北上，未通知陈昌浩和徐向前。右路军因此一分为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该电报在到达陈昌浩之手前，曾被叶剑英发现“语气很强硬”，因而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则由该电报判断，张国焘有可能加害于中央，于是立即带领中央机关和一方面军部队脱离危险。以后，毛泽东于1937年3月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到，电文中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至于“以武力解决” 的说法，不知最早起源于何处。
根据徐向前引用的张国焘电报全文，其中只有“南下”，而没有“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以武力解决”等字句。
根据叶剑英的说法,他自己看过电报。他只说了电报“语气很强硬”，没有说电报的内容。而且电报是交还给了陈昌浩的。这我们是否就可以认为叶剑英，毛泽东，陈昌浩，徐向前都在9月9日看到了张国焘给陈、徐的这份电报。同时也排除了9月9日另有一份电报，叶、毛看到了，而徐没有看到的可能。
以后，徐向前明确表示没有看到过“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而后，有人就电报内容向叶剑英求证，叶剑英一直没有作答。
这就是长征中 “密电事件”，以下是各方对电报内容的说法：
1）当事人徐向前的说法: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1987) 中,具体引用了张国焘电报全文：
(1935年9月) 九日，张国焘电复我们并转中央，再次明确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电文如下：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
1、向东突出蒙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
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六天行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户口，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卢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6．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
徐向前然后写道：“这时，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我不愿把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也只好表示南下。”
2）当事人叶剑英的说法:
叶剑英在>（1982年）写道：
(1935年9月) 九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我借故走出会场，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
这里：第一，没有提密电的内容，只是说“语气很强硬”。第二，证实陈昌浩收到了电报。
3）其他一些人的说法：
共青团中央，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档案局主办的网站“叶剑英纪念馆”中“大事年表”引用电报内容为“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此外，还列出了其他一些人对电报的内容不同说法：
3．1）唐维信 《叶剑英在长征途中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 》
9月9日张国焘在复电党中央之后，又背着党中央密电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这里和“大事年表”一样，内容含有“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3．2）闫保星 《叶剑英与中国民主革命的两次历史性转折 》
据当时担任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作战科付科长的吕黎平回忆说，一天午后，我去机要室看电报，值班机要组长陈茂生刚开始译一份从左路军总司令部发来的密电，是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复电。电报主要内容是：目前北上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望劝毛、周、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上，则以武力解决之。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迅速而巧妙地报告了毛泽东。
这里的措词有“以武力解决”的字句，其根据是吕黎平的回忆。
3．3）吕黎平 《非凡胆略功勋著》
9月3日，张国焘向党中央发电，不仅拒绝向班佑北进，而且提出“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的南下主张。9月5日，又电令尚在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后续部队停止北上。此后，张国焘不仅继续违抗党中央的命令，拒绝北上，而且企图分裂、危害党中央和红军。叶剑英同志同张国焘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勇敢机智的斗争，在关键时刻为党为革命立了大功。这一段历史情况，我已写了《严峻的时刻》一文，发表在1979年5月1日《解放军报》上，这里不再细述。
这里没有提到电报，只提到过去写过的《严峻的时刻》一文。但是，该网站没有收录该文。
4）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的说法：
廖盖隆等人于1982年8月14日访问徐向前，廖盖隆在1993年第1期《炎黄春秋》上登出《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一文。该文指出：
1977年9月，为纪念毛泽东去世一周年，《人民日报》发表徐向前《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一文。文章重复了延安时代以后对张国焘的三个主要指控：擅自决定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长征时发过“以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擅自命令四方面军渡河西征。1982年8月14日，徐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等人的访问，指出这三个指控与史实不符。“当时有当时的框框，当时有中央文件，有‘西路军事件’，有那样的传说。”“现在没有框框了，冲破了框框，就能得出正确的答案，提供正确的参考资料。”
徐向前明确说：“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时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
徐还说：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
当时主管四方面军电报的宋侃夫也向中央党史研究室说过没有发过要"武力解决"的电报，廖盖隆说："宋侃夫同志建议我们写信给叶帅，请他回忆这段历史。……我们已经给叶帅写了信。"是否收到叶的回信，廖没有说。
5）对此，《叶剑英传》的主编范硕的说法是：
“叶帅当时身体不大好，他考虑到此事不宜公开，回复说，还是免了吧。意思是历史问题自有公论，还是让别人去说吧。要照顾大局，以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为重，不宜激化矛盾。”（范硕： 《关于长征“密电事件”的几个问题》，载广东叶剑英研究会、叶剑英基金会编：《叶剑英研究》第2期， 2002年）。
以上4), 5) 两项转引自单世联的“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6）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的说法：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1986）中写道：
党史专家王年一在《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三年第三期中仔细分析了那份电报(但他显然没有看到电文)。他的结论是。没有确切证据表明张公开威胁要“军事解决”。但是他说，党内很多人都认为张确曾这样威胁过，或者说张的行动暗含着这样的威胁。毛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一个附注里强烈地暗示张打算“军事解决。”
王年一举出两位权威人士，他们曾绝不含糊地说张打算采取“军事办法”。一位是李安葆，他在《话说长征》中肯定地指出，张曾“秘密下令进行军事解决”。另一位是吕黎平，他在回忆录《严峻的时刻》中写道，当值班军官陈茂生在翻译那份“出名的电报”时，他也正在通讯室，并帮忙翻译了电文。他说，电报里有这样的话；“如果他们坚持错误思想，坚持北上，那就采取军事办法武力解决。”但是，经查阅所有的官方文件，王年一认为没有证据表明电文里确有这样的话。他指出，任何中央文件里都没有提出这种指控，延安开会期间或是张国焘逃离延安后的公报里也没有提到这种指责。
注：李安葆为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
后记:
当事人计有：张国焘、宋侃夫、陈昌浩、徐向前、吕黎平、叶剑英。
如果有关于“以武力解决”或“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电报，该电报的经手过程应该是：张国焘的电报，由宋侃夫发出，吕黎平接收后交给叶剑英，叶剑英看后转交陈昌浩、徐向前。
本文列举了宋侃夫、徐向前的说法，都认为没有“以武力解决”的电报；叶剑英的说法含混，只说电报“语气很强硬”；吕黎平则说有此电报。
